本书是讲述隋亡唐兴的两代帝王父子的通俗历史著作。杨广与李世民，他们都是王朝的第二代君王。他们都早慧聪明，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在辞赋文章方面都是高手。他们都是老二，次不当立，都是靠阴谋手段篡位坐上龙椅的。甚至就连他们的岁数也差不多，李世民活了五十二岁，杨广活了五十岁。两人如此相似，怪不得后人评价说两人就像是对方的影子。但结果却是，一个成了著名的暴君，一个成了著名的圣王。为什么如此相似的两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如此不同？本书就是了解决这一历史谜团，对两个王朝的两对父子进行的比较研究。

这是一部关公战秦琼式的作品。作者在隋亡唐兴的大背景中，将隋文帝、隋炀帝与唐高祖、唐太宗这两对父子，尤其是唐太宗与隋炀帝这对历史上好坏皇帝的典型，做一番对比阅读，别开生面。

勤政而多疑的隋文帝杨坚为何改立次子杨广为储君？唐高祖李渊在建国过程中的作用为何受到遮蔽？从心怀鸿鹄之志的大业天子。变成受后世唾骂的隋炀帝，是怎样的心结令杨广沉沦下去？挣得天下的玄武门之变，又给唐太宗李世民心里留下了怎样的死结？隋炀帝的臭名背后，他的丰功伟绩如何为人忽视？被奉为好皇帝样板的李世民，怎样利用对-历史书写权的控制，来达到流芳百世的目的？

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本书既有对历史事实的拨乱反正和对人物心理的深刻剖析，又有对历史独具一格的反思，在探求历史真相的同时，启迪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关公战秦琼(自序)

卷一 开皇、武德初年纪事

 第一章 杨隋李唐：两个王朝的建立

 第二章 晋王秦王：两家皇王的崛起

卷二 开皇、武德末年纪事

 第三章 祸起萧墙：两起以次夺嫡的宫闱之变

 第四章 殊途同归：两位高祖的夕阳晚景

卷三 大业、贞观纪事(上)

 第五章 大业宏图：杨广的执政生涯

 第六章 贞观之治：李世民的巅峰时刻

卷四 大业、贞观纪事(下)

 第七章 难解难分：两个王朝的关联

 第八章 大相径庭：两个榜样的造型

历史给了我们第三只眼睛(后记)

第一章 杨隋李唐：两个王朝的建立

开皇之前——麻秆打狼两头怕——昏君暴死国丈乐——挟天子以令诸侯——大隋是这样诞生的——李渊其人——韬光养晦——审时度势，举兵晋阳——“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老调重弹成新曲

开皇之前

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一个年号，用了二十年，开皇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

在这之前，杨坚的身份还是承袭父爵的隋(随)国公、北周太子宇文■的老丈人。随着北周武帝逝世，太子即位成为周宣帝，身为太子妃的女儿杨丽华顺理成章被立为皇后，杨坚因此由大将军之上的柱国晋位上柱国，从南兖州总管任上调回京师任大司马。紧接着，又成为宣帝新设的位在百官之上的四辅官之一的大后丞；刚过半年，再跃升为大前疑，成为四辅官之首。这时候的杨坚还不到四十岁，可谓是恩宠连连飞黄腾达，但杨坚自己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那个当了皇帝的宝贝女婿，杨坚是既反感又蔑视，但因为在南北朝众多荒淫暴君中，宣帝的凶悍实在名列前茅，让他心惊肉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微妙又紧张。甚至皇后杨丽华与皇帝的关系也是这样。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宇文■就是个不务正业刚愎自用的纨绔子弟，武帝生前对其颇不放心，但由于其他诸子或年幼或更加不才(例如次子宇文赞)，现在的太子哪怕是摊狗屎也得硬往墙上糊。因为将来要托付大任，所以武帝对太子管束极严，痛加捶打的事情时有发生。除了精挑细选太子身边辅臣之外，他还派人在东宫记录太子言行，逐月奏闻。在如此管束之下，太子不得不在人前装模作样，“矫情修饰”，内心却咬牙切齿，巴不得老皇上早日升天。

北周武帝是公元578年年中，在征伐北齐的路上一病不起、赍志而殁的。这边老皇上刚咽气，那边即位的宣帝就抚摸着被父皇教训留下的杖痕，冲进殡宫，大骂其父死得太迟，当晚就在其父后宫撒野逞泼为所欲为。

接下来就是改元建号，先叫“大成”。可宣帝真正的爱好在于声色犬马，既想独裁，又不耐烦处理日常政务，不到一年，就将皇位交给七岁幼子(是为静帝)，改元“大象”，自己二十岁就自称天元皇帝，当起太上皇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好像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新皇即位，首要的大事就是去掉那些自己看不惯的老家伙，安插自己的心腹。自称天元皇帝的宇文■更是变本加厉，对武帝朝的重臣大开杀戒，腾出的位子则由自己的亲狎侍从出任。一时间搞得满朝文武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开始重找靠山另谋出路。

杨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升再升，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明星的。也许是在武帝朝中窝憋太久的缘故，眼看着自己的女婿皇帝挥舞屠刀，将那些前朝重臣诛杀殆尽，早有不臣之心的杨坚刚开始还窃喜不已，以为自己可以从容进行政治布局。一次在和自己的亲信交谈时，他曾这样说道：“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

但杨坚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原因在于天元皇帝虽然没有政治远见。不懂得积德树恩邀买人心，但在铲除异己方面却目光如炬不择手段，只要一发现谁的势力坐大，就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天元皇帝心黑手辣，因为有了变魏为周、功勋殊伟，同时又骄横跋扈、视皇上为手中玩物的权臣字文护的教训，北周的皇帝对权臣的出现都非常警惕，天元皇帝只不过行事更坚决，目光更敏锐罢了。即位之后，他一方面把武帝朝掌握实权的大臣尽加清除，同时命令宗室亲王各就封国赴任，以免留下隐患；另一方面则重用身边那些无资历威望也不见有什么能力的人，以便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即使如此，天元皇帝还不放心，经常派人秘密查访，将朝臣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奏报，略不顺眼，辄加其罪，甚至对大臣鞭笞捶挞，号称“天杖”，每次行杖，起码是百二十下，朝臣几乎无人幸免，直打得“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  对颇具实力的老丈人杨坚，天元皇帝自然是不能掉以轻心。“必族灭尔家！”他就是这样在自己的皇后杨丽华面前发誓的。那是大象二年(580)五月的一天，天元皇帝和杨皇后生气，气冲冲地说完这句话后，就派人召杨坚入宫，并吩咐左右，只要杨坚神色有异，立刻就将他砍了。那一次杨坚举止合礼，神情自若，所以脑袋也就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杨坚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P3-6

关公战秦琼

没错，单凭这种极不规范的书名你就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本非驴非马、能将学院里一派端庄的老先生气得吐血的关公战秦琼式的书。

“你在唐朝我在汉。你我交战为哪般？”相声里的人物都如此这般发问了，笔者就是再“无知者无畏”吧，也决然不敢拿历史当玩笑。更何况前几年戏说成风，有关影视剧乃至图书都已经臭了街，这才有了新一轮捧着正吏正襟危坐的“正说”之风。

物极必反。一切发生了的都是该发生的。

但仅仅正说就够了吗？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置身事外，就故事讲故事，就人物说人物，除了能满足一点好奇心外，也依然是所获不多。

在如今这个物质空前丰富、科技空前进步、信息空前发达、每一天都日新月异的时代，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对过去的人物和事情抱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因为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人们明白，历史和我们其实是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的。我们的昨天决定了我们的今天，甚至还要影响到明天。哪怕真的已经“幸福像花儿一样”了，现代人血管里奔腾的，哪里真的完全就是全新的、不带一点昔日印痕的红、白血球和血小板？现代的DNA检测可是能通过从我们身上抽出的血，将我们压根儿就没见过面的老祖宗描绘得八九不离十呢！

所以，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读书的乐趣全在于琢磨。古人爱说“功夫在诗外”，其实，不但作诗如此，读诗读史读书莫不如此。之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比前人强，是因为前人的肩膀垫起了我们。

如果在读史时再加以对照和比较，那就更是乐趣多多收获多多。

这本书就是如此情境下的产物，主要目的是想对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和唐太宗作一番带有实验性质的拼贴比较。道理既简单又充分，同时还很有趣。因为不管是在正统的官修史书还是在偏爱信马由缰的民间野史中，他们都是形同水火、判若云泥。尽管同是名垂史册，却分别作为坏皇帝和好皇帝的样板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甚至就是唐太宗自己，也动不动就以“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来说事儿。有意无意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和隋炀帝的区别。这当然没错，尽管都是皇帝，也尽管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之父李渊的表弟，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表叔——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或万世唾骂，或千秋颂扬，这可是马虎不得。只是过犹不及，一个人若是总忘不了撇清在外人看来原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也就多多少少有了种欲盖弥彰的尴尬。

好皇帝李世民没法儿不尴尬。

曾是大隋第二代帝王的杨广，死后被大唐君臣追谥为“炀”。这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评价了。《谥法》是这样解释的：“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炀”，就是既昏庸又残暴的意思。这本身又成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炀”字作为一个糟到不能再糟的谥号，本是隋炀帝自己最早发现，并加之于陈后主这样贪图女色、醉生梦死、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的。加给别人的谥号转眼间又成了别人加给自己的谥号，杨广若地下有知，还能说些什么呢？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取代大隋而崛起雄立的大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前朝君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隋炀帝的恶名遗臭万年。

这时候的李世民是坦然的，因为他还只是父皇李渊册封的秦王。

后来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那当然是在李世民自己也当了皇帝之后。

汉承秦制，隋唐一家，这原本没什么好说，但这却成了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的心病，尤其是当他回首往昔，检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帝王宝座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因为那竟是一段和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隋炀帝杨广大同小异的喋血之路！  他们都是老二。次不当立，都是靠阴谋手段篡位坐上龙椅的。

为了那把椅子，杨广弑父屠兄囚弟。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

为了那把椅子，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杨广就在经略江都的过程中，结党营私大肆活动，刻意培植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也早在还是秦王的时候，就一边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一边罗致了大批武将，为日后发难未雨绸缪。

他们都是王朝的第二代君王，也都文武双全，身兼创守，功业卓著，声名远播。

他们都早慧聪明，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在辞赋文章方面都是高手。

他们都想建立不世功业，成为千古一帝。

甚至就连他们的寿命也差不多，杨广活了五十岁，李世民活了五十二岁。

两人如此相似，怪不得后人评价说两人就像是对方的影子。

但结果却是，一个成了著名的暴君，遗臭万年；一个成了著名的圣王，流芳千古。

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隋亡唐兴，从杨广的大业到李世民的贞观，也不过一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何以会出现，两个既惊人相似又反差极大、好坏都达于极致而堪称“样板”——好样板与坏样板——的皇帝？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就是为解答这个疑问，才有了这本将两个朝代、两代父子放在一起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的书。因为没有面面俱到的企图，也就没有正襟危坐按部就班，而是采取了一种剪贴拼图的写作方式，叙述上也显得跳跃不定，所以就有了那样一个不无拗口的副标题。如此写法为的只是方便比较及显示效果，并不全是为了标新立异。

但愿读者能喜欢。

愿识者有以教我。

历史给了我们第三只眼睛

第三只眼睛的说法也许真是算不得新鲜了，但若不如此表述，又的确无法说清在对历史的阅读中曾经有过的那种如同醍醐灌顶的大彻大悟，获得天眼的感觉在我真的像是睁开了第三只眼睛。

都说是文史不分家，但学中文的我在三十岁之前，除了《史记》和一些古代文论，对前人留下的真正的史学著述却一直兴趣不大。记得那本比砖头还厚许多的《旧唐书》放在书桌上长达半年之久，读了还不到十页；父亲书橱里有一套二十本的《资治通鉴》，我曾打算一本一本看完的，但一次一次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在厚今薄古、将文明世界的许多成果和遗产一概斥之为“封、资、修”的年代里长大成人，突然有一天身处改革年代，那感觉真的是八面来风应接不暇。于是我就以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往的历史真的已经成了历史，真的已经成了只该躺在图书馆里蒙尘蒙垢的前朝典籍；我以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进行，将要降临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上空的，一定是一轮全新的红彤彤的太阳，我以为空前绝后的新纪元从此真的开始啦！

但我很快就不这样想了。

因为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娘胎里孕育成形。靠的是那根输送养分的脐带；落地后那根脐带是剪掉了，但那个标志性的印痕却从此牢牢地跟定了我们。历史与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这种关系吗？

就是为了搞清楚我们将要往何处去，我们也有必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现在的共和国是上世纪40年代末宣告成立的。她的第一代领袖-曾经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不管别人对此如何理解，我认为他其实是在对自己一生的业绩进行定性——

在秦始皇的故乡移植马克思主义。

这才叫任重道远呢。甚至就是在今天，关于这个任务，我们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唐朝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而持久影响力的朝代。贞观盛世、大唐雄风之类的说辞在今天仍然耳熟能详，不少侨居海外的同胞直到现在还以唐人自居，而作为一种国粹的象征，改进后的花团锦簇的唐装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在由我们做东的亚太地区首脑峰会上也是大放异彩。

关于这个朝代，有多少文人墨客讴之歌之吟之颂之舞之蹈之赞之扬之了啊！

关于这个朝代，有多少专家学者写出了多少专著专论多少皇皇大作了啊！

但我依然有话可说，而且自认并不是在炒冷饭。

是历史给了我第三只眼睛，这第三只眼睛让我看见了以前视而不见的许多东西，同时也就让我找到了将这一切表述出来的最适合的方法：就事论事，就唐朝说唐朝。作为历史的门外汉我能说的也许极其有限，但历史既然是一条有因有果环环相扣浪浪相叠的长河，那么，为了搞清楚某一段河面的水情水文水质，与此相互关联的上下游的信息又怎能视而不见呢？同时，将隋唐两朝放在一起说，也并不是我的发明，《隋唐演义》虽然不如《三国演义》那么著名，但也成书甚早，在时间上并不输于后者。

作为真正的后来者，笔者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捡拾前人牙慧的尴尬，就在于如今已是21世纪，而国内八面来风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啦。

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三十年的时间实在是算不得短，更何况对我个人而言，这又是一段从二十岁到五十岁的人生最为重要的三十年。

时代待我等不薄，我等能不能真的无愧于这个时代呢？

前后用了开皇、仁寿、大业、义宁四个年号的大隋从始至终由盛而衰前后还不到四十年，与国祚绵延近三百年的大唐相比，它真可以说是一个短命王朝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两个前后相连的王朝如此天上地下判若云泥？将它们放在一起来一番比较，在比较中来一番重新认识，我们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早就不是前人写《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的时候了，也早就不是闭关锁国自说自话自成一体的时候了。经历了长期的进化演变磨合震荡之后，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社会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真的开始彼此认同携手并进了。

在以过往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领域，也有一种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这种随着人类文明而进步发展完善的规则不仅让我们加深了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了相当程度的把握。

由西方人编纂的以东方中国为对象的分朝断代的“剑桥中国史”是这样，汤因比研究比照几种文明撰写的《历史研究》是这样，美国人丹尼尔·布尔斯廷撰写的《美国人》三部曲还是这样，甚至就是问世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法国人勒尼·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也是这样。正是《草原帝国》的作者这样说道：“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

幸运就在于有这样一些前辈和他们的书在。

幸运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能看到这些书。

哪怕就是照猫画虎呢，我们的眼光、胸襟甚至是笔触也和往日大不一样啦。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和贞观之治一样，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迄今为止许多国人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的我们历史的黄金时代。可是，你一旦看过那本出自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笔下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旦你知道就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我们的祖先面对睽违已久的异域文明，竟会表现得如此左支右绌大失水准，你就会明白。总是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只会让我们自己和文明世界渐行渐远南辕北辙，直至丧失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坦白地说，我的这本小书想要表达的思想其实只在一点——

纯粹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完完全全就是撞大运般撞来的一个难能可贵的好皇上李世民，带给我们的贞观之治早已结束，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有坚实的制度作保证的永不凋零无法逆转的贞观盛世才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所在！

本书是我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讲古堂”系列写的第二本书。如果说第一次是误打误撞狐狸碰上了猎人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心甘情愿地刻意为之。原因当然也很简单，那就是这家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尤其是我的责任编辑表现出的职业素质、敬业精神以及工作效率，令人感佩万分。自觉还算满意的书稿要是不交给他们，会让我觉得不但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自己。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出版社和这样的编辑，应该说，不但是广大作者的幸运，也是更为广大的读者的幸运。

2007年8月9日于京东一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