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2006年文学批评》中的不少论文，都是一些会议的学术成果。比如，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讨论，关于贾平凹、莫言的研究等文章，关于媒体与文学教育的文章等。这些文章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值得我们关注：一、关于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二、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三、文学思潮与文学史研究。

《2006年文学批评》内容包括小说文体、当代作家批评、现代汉诗研究、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文学传媒研、海外汉学研究。都是一些会议的学术成果。比如，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讨论，关于贾平凹、莫言的研究等文章，关于媒体与文学教育的文章等。

序：回到问题，回到学理

小说文体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

 时光从我这里夺走的，你又还给了我

 长篇小说创作的几种尴尬

 面对新的愚民之阵

 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

 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

 长篇小说的关切与自由

 寻找小说的兴奋点

 对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反思

 想象、细节与说服力

 十遍重写金牧场

 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四个问题——从《笨龙》说开去

 《碧奴》自序

 心在千山外——在渤海大学的讲演

当代作家批评

 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

 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

 余华的惯性

 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信仰与写作——北村与史铁生比较论

 “契约时代”的江湖语境——读王安忆《遍地枭雄》

 城市与小说

现代汉诗研究

 为新诗辩护

 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

文学思潮与现象

 文学：梦游与苏醒——在首届上海大学文学周的演讲

 小资产阶级：压抑、膨胀和分裂

 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20世纪中国作家与民间文化关系的一种思考

 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

 “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

 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

文学传媒研究

 一个文学期刊主编的困惑与追问

 媒体时代文学教育中的缺失与文学期刊的可能性

 文学性与先锋性：纯文学期刊的坚守与追求

海外汉学研究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总序

 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莫言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彪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一个善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都是走的这样的道路。许多伟大的长篇小说作者，一开始上手就是长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罗贯中等。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否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粝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近几年来，“悲悯情怀”已成时髦话语，就像前几年“终极关怀”成为时髦话语一样。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前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人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那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长篇小说是包罗万象的庞大文体，这里边有羊羔也有小鸟，有狮子也有鳄鱼。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你不能说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他们残忍。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编造一个凄凄惨惨的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带给人的苦难，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基于上述论述，我要说：我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是一部悲悯之书，那些没在苦难中打过滚的人，那些完美无缺的人，那些不敢正视中国文化阴暗面的人，那些不敢正视人性之恶的人，那些拿肉麻当有趣的人，那些抡着鲁迅的牌位打人却忘记了鲁迅揭示的“国民性”的人，那些别有用心地把作品中的人物心态和作者的心态混淆起来的人，那些自己不动脑子、拾人牙慧、鹦鹉学舌的人，不可能理解它。这些人不仅不可能理解我的《檀香刑》，也不可能理解我的《丰乳肥臀》、《酒国》、《四十一炮》、《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欢乐》、《红蝗》……

关于悲悯的话题，本该就此打住，但总觉言犹未尽。请允许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报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总编辑退休之后在自家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悲悯问题有新的认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毙敌场面》，全文如下：

中外古今的战争都是残酷的。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讲人道主义，全属书生之谈。特别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下面讲述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毙敌场面，也许会使和平时期的年轻人，听后毛骨悚然，但在当年，我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然而，这个记忆，仍使我毕生难忘。

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顽军一五二师所属一个大队，瞅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北支”驻地大镇等处发动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后撤到驻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军将大镇潜伏的顽军侦察员(即国民党特务)四人抓走。其中有个特务是以当地医生的面目出现的。抓走时，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们知道我军撤走的路线)，同时绑着双手，还用一条草绳把四个家伙“串”起来走路。由于敌情紧急，四面受敌，还要被迫背着这四个活包袱踟蹰行进，万一双方交火，这四个“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队长邬强当即示意大队长郑伟灵，把他们统统处决。

郑伟灵考虑到枪毙他们，一来浪费子弹，二来会惊动附近敌人，便决定用刺刀全部把他们捅死。但这是很费力，也是极其残酷的。但在郑伟灵眼里看来，也不过是个“小儿科”。当部队撤到英德东乡同乐街西南面的山边时，他先呼喝第一个蒙面的敌特俯卧地上，然后用锄头、刺刀把他解决了。

为了争取最后机会套取敌特情报，我严厉地审问其中一个敌特，要他立即交代问题。期间，他听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惨叫后，已经全身发抖，无法言语。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脸上掴了一巴掌。另一个敌特随着也狂叫起来，乱奔乱窜摔倒地上。郑伟灵继续如法炮制，把勇外三个敌特也照样处死了。我虽首次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毫不动容，可见在敌我双方残酷的厮杀中，感情的色彩也跟着改变了。事隔数十年后，我曾问郑伟灵，你一生杀过多少敌人？他说：百多个啦。原来，他还曾用日本军刀杀了六个敌特，但这是后话了。P1-5

序：回到问题，回到学理

在《2004年文学批评》的序中，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离当代文学学科化的目标有多远?这自然是一个现在还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在阅读和编选《2006年文学批评》时，我回溯了前几年的编选工作，掩卷之余，不免有些兴奋。可以说，今年的批评选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选本。这样说，并非突出我所做的编选工作，而是指2006年的当代文学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最富成效的一年，它所呈现的状态以及由此预示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检讨的。

我做出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依据了我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期待，或者说是一种学术理想的选择。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是否能够面对文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以及如何在学理层面上阐释这些问题是不可缺少的两个“考核”标准。显然，我们不必过多地纠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或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西学”已经差不多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基本的知识背景和方法时，我们的文学研究无论如何也要警惕自己成为西方话语的转述。现在比较紧迫的任务是，批评家或者学者教授需要重视理论阐释“中国问题”的能力。所以，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去伪存真，在发现问题中，提炼出若干关键性的命题并且加以阐释，是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的一个趋向。以我自己的阅读来看，学术研究中的“伪问题”实在太多了。“伪问题”的存在和炒作，会制造许多热闹非凡的场景，也会制造出无数学术泡沫。为什么许多论文的意义会稍纵即逝，为什么许多论文在发表之初就失去了学术的意义，为什么许多论文的影响力难以持续?我想，这恐怕与问题的提出和命题的概括不当有关，“伪问题”和“假命题”自然与学术价值无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一样是需要沉潜的。“伪问题”的产生，自然不只是个学术研究的态度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的学术能力问题。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深究，今天的学术生产方式和学术评价制度也催生了学术泡沫化现象。当我们能够认真面对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时，我们究竟有怎样的学理背景又如何在学理层面上阐释问题，就会成为一个“焦点”。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变化，便是学院化学科化。逐渐形成的学术制度未必合理，但其中对文学研究学术化的要求应该不宜否定。我不赞成把学术与思想分开，也不认为一旦学术化就会放弃“问题”与“思想”，相反，我觉得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讲不清讲不透，正是因为缺少了学术的力量，或者学术研究的路径错位。

因此，文学研究的“内部”问题实际上是与学术生态的建设有关。如果从媒介的角度看，当代文学研究是与会议场景、批评杂志和大学的文学教育紧密相连的。我无力对这三个大的环节做出深入的考察，但我可以说些若即若离的话题。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学术会议几乎成为主渠道之一。今天的学人很少不是会议中人，这与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新特点有关。学术会议和新闻媒体的结合，一方面扩大了研究的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常常把文学研究“话题化”、“现象化”和“新闻化”。我也是个不断与会的人，而且通常是一个倾听者。从去年开始，我在思考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学术会议的有效性，即研究的对象是否有效，会议上的讨论是否有效。因为，只有把“有效性”的品格突出出来，才能有效地制止“泡沫化”现象，才能不是制造话题而是讨论话题。大学、杂志社、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通常是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也承担着有效性的责任。正是怀有这样的想法，我会拒绝一些会议，也会组织一些会议。以我自己的经验看，“会议”作为一种学术生产的方式或者学术研究的场景，正在朝一个有利于良好的学术生态形成的方向转换。收在《2006年文学批评》中的不少论文，都是一些会议的学术成果。比如，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讨论，关于贾平凹、莫言的研究等文章，关于媒体与文学教育的文章等。据我所知，关于《秦腔》、《碧奴》、《兄弟》、《笨花》等作品的讨论都有可观的成绩——这一现象传递了当代文学研究学术转向的部分信息。

收在《2006年文学批评》一书中的论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关于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如何看待长篇小说写作，是考察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视点，这个栏目中的文章，除了张承志、苏童、铁凝的外，基本上是渤海大学会议上的笔谈。当长篇小说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文体，也成为印刷数量最大的出版物时，它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几乎可以说我们需要关心长篇小说。其中多数文章又出自作家之手，因此更多地触及到长篇小说写作中的具体问题，更多地表达了小说家自己的甘苦、困惑和期许。由这些基于个别经验的论述，从不同侧面追问了长篇小说写作的普遍性问题。莫言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尤其值得一读，这是继当年“保卫先锋”之后的一次“捍卫”。

二、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这部分的工作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层面。本栏目中的论文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文学史的视野，如陈思和的《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孙郁的《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都体现了写作者在文学史论述中研究作家作品的学术个性；陈晓明的《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论述了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同时也有批评家自身的反省。二是多元的声音。关于王安忆《遍地枭雄》、余华《兄弟》和迟子建《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等作品都是引起关注而无定评的作品，本书中的几篇论文，呈现了批评家理解的差异。不少作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逐渐沉淀下来，应该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了。王安忆的文章总是有自己的看法和表述的特点，《城市与小说》亦然。王鸿生的论文是他的系列研究之一，其理论与方法的意义需要我们留意。

三、文学思潮与文学史研究。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的两个重点。韩少功的演讲录举重若轻，纵横捭阖，其穿透力再次显示了一个思想者的智慧和责任。他的每次发言，都让我们感叹有“想法”的作家太少了。南帆的论文把一个已经存在但始终没有说清楚的问题论述得周详透彻，作了系统的“知识考古”；王光东的论文深化了他在“民间”领域的研究；张清华以“时间修辞”论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其理论品格令人赞赏。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几篇论文，可以视为本年度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王晓明的论文是他的学术转向文化研究之后的力作，大气而深刻；陈平原在他的文学与大学研究之间找到了一个点，别开生面；郜元宝的论文带来的争议已经超出了他所批评的三本文学史之外。这些论文的价值是从不同层面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诗歌研究、文学传媒研究及海外汉学研究的论文虽然没有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但它们同样不可缺少。我在几年的文选中始终保持这几个栏目，是企图重视和强化这样的研究。和80年代不同，今天我们对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接受已经有成熟的学术立场。这次入选的《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当代文学”在“西方”。

回到问题，回到学理——这是我对2006年文学批评的印象，也是我对新一年文学批评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