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编者收录了20余位药理学家的文章，概要地写出了20世纪初迄今中国药理学的历史进程。从这些老一辈生理科学专家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治学之道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乐于奉献甘当人梯的学者风范，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他们在中国药理学创建和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努力促进药理学的定量研究、药理学科研和培养人才的经验和体会、回忆我五十年的科研生活、一个生化药理工作者的回顾、“十字路口”选择去向的感受、学海求索、人生七十忆往事、科研历程回顾……本书收录了20余位药理学家的文章，概要地写出了20世纪初迄今中国药理学的历史进程。

努力促进药理学的定量研究

药理学科研和培养人才的经验和体会

在两种医学思想下探索我国药理学的道路

回忆我五十年的科研生活

我所走过道路上的轨迹

我终于为世界留下了一点脚印

一个生化药理工作者的回顾

贵在坚持

药理教师生涯回顾

创新求实，艰苦奋斗，报效祖国

回忆摘录

我与药理学结缘

一个新现象发现的故事

“十字路口”选择去向的感受

时代、环境造就的药理学杂家

执著，才能走向成功

一辈子热爱药理事业

从事药理学研究四十余年的回顾

学海求索

奋发有为 追求超越

科研历程回顾

人生七十忆往事

为药理学事业奋斗的一生

在机遇与挫折面前

把握机遇执著追求

教学相长：怎样做学术领导人

纵观近五十年来药理学的发展，有一个趋势甚为明显：数学、物理学和化学向药理学的渗透不断增强，药理学已从描述性的定性研究向精确的定量研究迈进。

1926年Clark提出了原始的受体占领学说，乃是药物作用机制的定量研究的开端，有力地刺激了关于受体的实验研究，以及受体学说的理论探索，促进了药效动力学研究的进展。1937年，Teorell首先把室核型的研究方法应用到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动力学过程的研究中来，代表着药物动力学的出现。随着而来的是生物药剂学、临床药物动力学的崛起。1964年，Hansch首先提出关于研究药物的结构与活性关系(即构一效关系)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使药物设计成为引人瞩目的新学科。六十年代以来药理学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而前进，运用了现代生化的分离和测定手段以及核磁共振、X线衍射、圆二色性、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而得到飞速发展，分子药理学便应运而生，并且正在蓬勃地发展。总之，药理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成就，是与数理化密切相关的。一个药理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数理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我们只有努力学习数理化，学习各种新技术，才能适应现代药理学发展的需要。这是我从事药理工作几十年来一个深切的感受。

我于1916年毕业于中国哈佛医学校，曾赴美进修病理学一年。在长沙湘雅医学院一边教病理学，一边当内科医生的工作中，感到自己不善于用药，乃于1923～1925年到美国西馀(Western Reserve)大学，在著名药理学家苏罗门教授指导下，进修药理学，并从事离子对心脏影响的研究。回国后任湘雅医学院药理学副教授，这是我从事药理学工作的开端。1927年，湘雅医学院停办，我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当时，见到陈克恢先生发掘麻黄碱，感到研究中药大有前途；但麻黄碱的作用常不一致。以后由赵承嘏发现一种假麻黄碱，将其剔除后，麻黄碱的作用便一致了。赵承嘏在工作中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钦佩．1929年，我到上海医学院任教务主任。当时，李石曾和蔡元培二先生要我在上海筹建一个药物研究所(属北平研究院)，我便推荐赵承嘏为所长，去完成这项工作。解放后，上海药物研究所改属中国科学院，成为我国药学(包括药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从1937年至1953年，我任上海医学院院长。我在主持上医工作期间，切实加强了基础课的教学，高等数学一直列为必修课，经常亲自找数学、物理学的教师了解情况，督促他们给学生打好数理基础。即使在抗战期间，上医迁到重庆，办学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我还特意批准买了一套物理仪器，聘请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教授周同庆来上课。我一贯认为，根深则叶茂，源远则流长。从事医学事业的人才非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不行。

在培养药理学人才方面，我特别器重张毅和张昌绍。张毅于1932年毕业于上医，留校任药理学助教。三年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当研究生，1938年返回上医任药理学讲师。张昌绍原在北京工作，1930年来信要求到上医任药理学助教，经我同意，培养三年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抗战胜利后，我把药理学科主任职务让给他。张毅和张昌绍虽都已作古，令人怀念，但他们都为我国药理学的发展作出过出色的贡献。

1953年，我被调到浙江省卫生厅任技正，两年后转到浙江医学院(现浙江医科大学)任药理学教授。从此，我就集中精力学习数理化，探讨现代科学与医学、药理学的关系。1957年，我首次在浙医开设生物统计学课，着重讲解生物鉴定中的统计学方法，反响良好。同时，我在指导研究抗血吸虫药物的药理时，运用数学方法对血锑浓度的动态变化作了初步的定量分析和处理，计算了血锑浓度的半衰期。1959年，我在《浙医学报》上发表了“高等数学在医学上应用的我见”一文，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数学方法在现代医学，尤其是药理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切不可漠然视之。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曾两次派人来访，要我把这篇论文整理补充成书，供大家学习。不幸的是，在这部书行将付印之际，遭遇“十年内乱”，一番心血便付之流水。

六十年代，我钻研关于药理作用的受体学说，更深切地感到数理化是研究药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强有力的工具。于是，我自修了信息论、控制论、统计力学、量子力学。我相信量子力学发展为量子化学、量子生物化学，最后成为量子药理学是大势所趋。1963年，我把学习心得整理成“药理学中量的问题”一文，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生理科学会学术会议上宣读。我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药理学中的许多问题如药物的吸收、分布、排泄和代谢，药物的作用机制，药物中毒的处理，药物剂量的调整，药剂的稳定，以及药物检定等等，越来越多地用‘量’来处理。用‘量’来处理也就离开不了动力学、热力学及统计学”。我着重谈了动力学、热力学和量子力学在药理学中应用的问题。当时，不少人感到模糊，不好理解。现在，量子药理学已经确立为药理学的一个分支了。至于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近几年来在我国药理学界开始推广和普及。1982年10月召开的全国首届数学药理学学术会议，中心议题便是动力学和电子计算机在药理领域中的应用。我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我国定量药理研究的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

我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研究是向“无穷远”和“无穷小”进军的时代。没有过硬的本领怎么能搞现代化呢?所以，我常常对一些中青年医药研究人员说：“现代科学的基础不光是数理化，还要加上生物学，应该说是：生、数、理、化”。为了强调学习新技术的迫切性，我于1980年亲自去参加浙江省药学年会，并在会上作了“怎样向现代药理学进军”的发言。要进军，就要掌握武器，这些武器就是核磁共振、X线衍射、圆二色等技术．为了帮助大家尽快掌握这些新技术，我写了介绍这些新技术的长达几万字的讲义。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活到老、学到老，为我国药理学的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P1-4

我十分喜爱读《生理科学进展》的“刊头专文”，从这些老一辈生理科学专家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治学之道的文章中可以学习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也可以了解中国生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刊头专文”设立至今，已刊出20余篇药理学家的文章。每当我收到刊有这些文章的新刊时，我都要认真阅读，并有收获。为了编辑本书，我又重新阅读了每一篇文章。重读不仅使我进一步感受到老一辈药理学家的爱国主义情操、勇于探索科学真理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科学作风、乐于奉献甘当人梯的学者风范，也使我更加认识到他们在中国药理学创建和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把中国药理学的历史纪录下来，流传下去。现在不做，再过若干年，就不是简单的回顾，而是要去进行药理学史的“考古”研究了。借编辑此书的机会，我尽可能搜集资料，概要地写出20世纪初迄今中国药理学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初，由于生理学和化学特别是有机化学相结合而形成并发展了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随后，药理学在我国也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等校均开设了药理学课程，著名药理学家朱恒璧教授(1890～1987)、周金黄教授(1909～1999)、张昌绍教授(1906～1967)、张毅教授(1902～1980)、吕富华教授(1907～2000)曾先后在这些学校授课。

我国早期的药理学科研也始于此时，1924～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陈克恢博士(K.K.Chen，1896～1988)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科工作时，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碱，并在药理实验中发现它有拟肾上腺素作用，证明麻黄碱是麻黄止喘的有效成分，这是第一个采用现代科技方法阐明中药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并成功地应用于临床的范例．此后不久，陈教授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药理系任主任教授，并兼任礼莱(Eli Lilly)药厂药理部主任，还担任过美国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会主席。1984年，在参加美国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会年会时，我与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有幸与陈教授会面并合影留念(见附照片)，当时他在会上讲话时，还提及了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和发现麻黄碱的始末。

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的植物化学家先后从中草药如莽草、延胡索、贝母、钩吻、细辛、曼陀罗、防己、雷公藤、三七、蚯蚓、常山、使君子、鸦胆子中提取出生物碱、皂苷、油类等化学成分。由于当时处于战乱年代，条件艰苦，仅有少数进行了药理活性的测定，如延胡索的中枢作用和毒性、防己的降压作用、使君子的驱虫作用、常山的抗疟作用、鸦胆子的抗阿米巴作用等。这些工作指出，我国早期的药理学研究已把中药作为研究的重点，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中药的药理作用，为以后的中药药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26年生理学家林可胜教授、生化学家吴宪教授、药理学家朱恒璧教授等14人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随后，《中国生理学杂志》创刊，刊登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和营养学的研究论文，前述的许多早期药理学研究论文均刊登在该刊上。许多老一辈药理学家多是中国生理学会的成员，并在生理学术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这也为20世纪50年代建立中国生理科学会(由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生物物理学及营养学6个学科共同组成)奠定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医药院校及研究院所均设立药理学科。50年代初从国外归来的药理学家如金荫昌、宋振玉、雷海鹏、周廷冲、丁光生、罗潜教授等均成为各单位药理学科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他们与50～60年代前后国内院校毕业的药理学家也包括从苏联留学归来的药理学家共同成为20世纪中国药理学的骨干队伍，为20世纪中国药理学的发展和新药的研究与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1964年在大连召开中国生理科学会全国代表大会时，参会的药理学家曾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合影(见附照片)，展现了当时我国药理学的骨干队伍。时隔40余年，再看这张照片上一张张前辈的面孔，倍感亲切，并由衷地感谢他们为新中国药理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干扰，我国药理学工作者在药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仍取得了很大进步与发展。本书作者在文章中均讲述了这一段时间中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及其成果。如重视医学院校的数理化基础教育，推动定量药理学的研究(朱恒璧)；反对大学教学的“满堂灌”方式，提倡“青蛙游水”的人才培养方式，并提出中药药理研究中学习中医经验与多指标实验相结合的重要性(吕富华)；抗血吸虫病药葡萄糖酸锑铵毒性及药物代谢的研究(宋振玉)；带领科技人员研制成功了速杀性神经性毒剂的治疗药物，并进一步研制出多种抗神经性毒剂和失能性毒剂的药物和复方(周金黄)；硫芥与乙烷二硫代磷酸二钠相互作用的毒理学研究及有机磷酸酯类中毒防治的生化药理学研究(周廷冲)；阐明速杀性胆碱酯酶抑制剂梭曼膦酰化胆碱酯酶的老化机制，为梭曼中毒的防治指明方向(孙曼霁)；指导山莨菪碱的抗胆碱作用研究及新药654—2的发明(金荫昌)；麻黄碱作用机制及快速耐受机制的研究(杨藻宸)；强心药羊角拗苷的效价、吸收、蓄积、消除与毒性的研究(江明性)；研制成功新型铅、汞、砷、锑等重金属解毒药二巯基丁二酸钠(丁光生)；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发现延胡索镇痛作用的有效成分延胡索乙素(金国章)；喜树碱、羟基喜树碱、三尖杉酯碱和高三尖杉酯碱等抗肿瘤药的研究与开发(胥彬)；蛇毒毒素对乙酰胆碱受体作用的研究(李镇源)等。此外，发现吗啡镇痛的有效部位是在第三脑室和大脑导水管周围灰质(邹冈)；治疗血吸虫病药物——锑剂的药理、毒理研究(张昌绍)也是此时期我国药理学家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60年代中期，我国药理学研究与国际上的差距并不很大，但10年动乱期间拉大了差距，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药理学的发展。1970年前后在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和针灸麻醉的口号下，一些单位局部地恢复了药理学研究，主要是从中草药中筛选镇咳、平喘、祛痰药或仿制国外的此类药物。另外，从针灸麻醉还派生出中药麻醉的研究．多年停止招生的高等医药院校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三年制)，药理学教学也开始恢复。但此时国家仍在动乱之中，教学、科研经常受到运动的冲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我国科技工作者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药理学工作者也全面恢复了教学、科研以及学术交流活动。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一大批中青年药理学家出国进修学习，学成归国后均成为80～90年代我国药理学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并带领青年药理学工作者跨世纪，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本书的一些作者即是这些药理学家的代表，他们的科研工作理论联系实际，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如五味子及其有效成分抗肝损伤作用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新药联苯双酯和双环醇的研制成功(刘耕陶)；白芍总苷抗类风湿关节炎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及新药开发(徐叔云)；中药淫羊藿、枸杞子、何首乌及其有效成分延缓衰老的机制研究(周金黄)；脾胃虚实证本质研究以及调理脾胃方药的实验药理和临床药理研究(王建华)；抗肿瘤抗生素的研究与开发(甄永苏)；人参皂苷可促进动物神经组织的发育和神经可塑性和(士)黄皮酰胺促智作用的研究(张均田)；甲状旁腺激素的活性与钙的关系(王振纲)；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作用和人参皂苷保护心肌作用及其机制研究(陈修)；活血化瘀中药的抗血小板作用和对花生四烯酸代谢的作用(金有豫)；党参及其有效成分的药理研究(刘干中)；提出阿片类化合物在控制戒断症状方面可互相替代，但依赖性不叠加的梯度脱毒假设(秦伯益)；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的研究(王永铭)；灵芝的中西医结合药理研究与产品开发(林志彬)；吴茱萸及其有效成分的药理研究(陈介甫)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抗疟作用及新型抗疟药的开发也是此时期的重要研究课题。

为了表彰老一代药理学家对20世纪中国药理学发展所作的贡献’1999年10月，在中国药理学会世纪之交学术会议上，表彰了吕富华、金荫昌、雷海鹏、杨藻宸、吴秀荣、宋振玉、景厚德、丁光生、王振纲、王浴生、叶雨文、宋书元、胡崇家、韩哲武、王懋德、冯高闳、曲本钤、李希贤、赵延德、江明性、赵更生、刘干中等22位资深药理学家。尽管其中的一些人现已作古，但他们的科学贡献和学者风范仍铭记在我们心中。

中国药理学会从筹建到成立经过了20年历程。1956年7月在第13届中国生理学会会员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生理学会更名为中国生理科学会，刘思职(生化)任理事长，赵以炳(生理)、周金黄(药理)、杨恩孚(营养)、刘永(病理生理)任副理事长，金荫昌任秘书长，下设6个专业组，包括药理专业组。1961年10月中国生理科学会全国药理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翌年，在上海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和生理专业联合举行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药理学进展(1962)》(张昌绍、丁光生、胥彬主编)，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反映国内外药理学研究的《药理学进展》’也为以后出版药理学进展丛书开了先例。1964年第工4届中国生理科学会会员代表会议在大连召开，有50余名药理学家参加会议并进行了药理学术交流，出版了论文摘要。1978年10月在第15届中国生理科学会会员代表会议(青岛)以及同年11月中国药学会学术会议(上海)上均进行了药理学学术交流。会后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组选录了两会的有关论文，编辑(编委会成员：周金黄、金荫昌、丁光生、王振纲)出版了《药理学进展(1978)——受体·分子药理。中西医结合研究》。此后，于1979年9月、1981年10月和1984年9月先后在成都、北京、九江举行过三次全国药理学术会议。成都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学会，选举张毅、金荫昌、宋振玉为名誉主任委员，周金黄为主任委员，周廷冲、丁光生、吕富华为副主任委员；北京会议后出版了《药理学进展(1981)》(王振纲、李文汉主编)。在此期间，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药学会药理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经过协商讨论，一致同意成立统一的中国药理学会，并于九江会议上选举出中国药理学会理事会，由周金黄任名誉理事长、王振纲任理事长，王建华、王浴生、叶雨文、李家泰、邹冈、宋书元、谭友庄任副理事长。1985年报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中国药理学会正式成立。

迄今中国药理学会已设立了18个二级组织(专业委员会)，包括：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抗炎免疫药理专业委员会、数学药理专业委员会、心血管药理专业委员会、生化与分子药理专业委员会、神经精神药理专业委员会、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药物代谢专业委员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药物毒理专业委员会、化疗药理专业委员会、药理学教学与科普专业委员会、制药工业药理专业委员会、药检药理专业委员会、生殖药理专业委员会、海洋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抗衰老药理专业委员会和药学监护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了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

1984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药理学联合会(IUPHAR)会员国代表会议上一致通过接纳中国药理学会为IUPHAR的正式成员，而中国台湾的药理学会以台北药理学会的名义参加IU-PHAR。

中国药理学会成立后即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除组团参加第10、11、12、13、14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等国际会议，第6、9届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药理学家大会和第3届欧洲药理学术会议之外，还积极在我国举办国际会议或双边学术会议。中国药理学会先后主办了国际传统药与现代药药理学术会议(1986年10月，北京)、第5届东南亚与西太平洋地区药理学家大会(1988年7月，北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主办中日、中法、中俄双边药理学术会议，延续至今。这些活动推动了国内外的药理学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药理学会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促进了我国药理学走向世界。为了加强海峡两岸药理学和相关学科的合作与交流，还多次主办或参与主办海峡两岸三地药理学术会议和海峡两岸心血管学术会议。

中国药理学会曾三次在IUPHAR会员国代表大会上申请在北京举办世界药理学大会，前两次均失利。1998年7月，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第13届世界药理学大会期间召开的IUPIHAR会员国代表会议上，中国药理学会以多数票赢得2006年第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的举办权。经过长达8年的筹备，2006年7月2日至7日第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3200多位国内外代表出席此次盛会，其中我国代表约1100人。300多位国际著名学者在大会和专题报告会上围绕会议的主题——“21世纪的药理学：连接过去与新分子时代的桥梁”作了精彩的演讲，反映了当前药理学领域的最新成就。值得高兴的是约十分之一的演讲人是我国学者，这也反映了我国药理学在赶上国际水平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大会期间展贴的2600余篇学术论文(POST)更细致地反映了药理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新进展。总之，我们成功地举办了第15届世界药理学大会及其相关的多数卫星会议，给世界药理学者及相关学科的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难忘的回忆。前任IUPHAR主席Vanhotltte教授评价会议时说“这是以压倒优势召开的IUPHAR大会”，新任主席Sue Dackles指出“此次大会的成功是IUPHAR历史上的里程碑”。

会议期间召开的IUPHAR会员国代表会议上，选出了2006～2010年IUPHAR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秘书长、司库，我有幸连任IUPHAR执行委员会委员，继续参与IUPHAR的领导工作。目前我国药理学家在IUPHAR分科学会担任职务的有：曾繁典(临床药理分会)、周宏灏(遗传药理与药物代谢分会)、张岫美(药理学教学分会)、文英强(中国香港)与张永祥(天然产物药理学分会)、曹之宪(中国香港)(胃肠药理学分会)。以前曾任过工UPHAR分科学会职务的有宋振玉(药物代谢分会)、李家泰、桑国卫(临床药理分会)和韩启德(受体和药物命名委员会、IUPHAR提名委员会)。

综上所述，中国药理学至少已经历了80余年的漫长岁月，而中国药理学会如从其前身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组算起也已满5。周年。在逝去的岁月里，几代药理学家为我国药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衷心地希望本书中作者的自传体文章将作为20世纪中国药理学发展历史见证的一部分，留传于世，并激励后人。

承蒙各位作者对《生理科学进展》刊出的刊头专文原文作了认真的补充、修改，也包括几位作者应邀专为本书撰文；《生理科学进展》名誉主编韩济生院士和主编范少光教授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