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前的一秒钟，我们会看见什么？

“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只有和平、舒适，安详……”

“我进入水晶一般明澈的光，很美，很亮，非世间言语能形容，散发着无限的爱……”

本书是一部极为畅销的医学科普著作，自出版以来，就创下了全球销量1300万册的记录，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一般人的死亡观念，还掀起了一股探索生命科学的热潮！

临死前的一秒钟，我们会看到什么？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博士在研究过150个濒死体验者（经历过“ 临床死亡”后复生的人）的案例之后为人们揭开了死亡的迷人真相：

“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只有和平、舒适，安详……”

“我进入水晶一般明澈的光，很美，很亮，非世间言语能形容，散发着无限的爱……”

“在一刹那间，我快速回忆起这一生从小到大每一件事情，清晰异常……”

这些“ 复活” 的人从此不再恐惧死亡他们亲身体验到死亡是通向……

《死亡回忆》一书彻底改变了一般人的死亡观念掀起了探索生命科学的热潮，本书自1975年上市以来创下了全球销量1300万册的记录, 仅在中国台湾就销售了100多万册。

最新版序

初版序

第一章 死亡现象

第二章 濒死体验

 无以言表

 亲闻死讯

 平静安详

 噪音

 黑暗通道

 脱离躯壳

 相遇

 光的存在

 回顾

 界限

 归来

 倾诉

 对生活的影响

 对死亡的看法

 确证

第三章 类似现象

 柏拉图

 伊曼努尔·斯韦登白格

第四章 问与答

第五章 解释

 超自然的解释

 自然（科学）的解释

 心理学的解释

第六章 个人感想

 作者手记

 致谢

何谓死亡？

自从人类拥有自我意识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无数次地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过去的几年里，我也曾经面对为数不少的听众抛出这个问题。他们的身份形形色色，有研读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学生，有教会组织、电视观众、市民俱乐部成员，也有医学界的同行。每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强烈反应，尽管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和个人性格迥然不同。

但是，兴趣，也仅仅是兴趣而已，尽管人们对死亡有一种无法掩藏的好奇心，然而大多数人仍然无法正常地谈论死亡。这当中至少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其一、来自心理和文化上的阻碍：死亡是禁忌的话题。我们从潜意识里认为，与死亡的接触——甚至是间接的，都似乎昭示着自己死亡的命运，使死亡的味道越来越真实，使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举个例子，大多数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进医学院后第一次参观尸体解剖时都会感到莫名的不安，而那不过是遥遥面对死亡。对我而言，当初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显而易见，虽然眼前的死者与我几乎毫无关联，但是总会感受到一点预示或者暗示的意味。我当时在解剖台上看到的正是自己死亡命运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这是一种被预先植入的意识：“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在我身上。”

基于类似的原因，人们在心理层面七也会把谈论死亡认为是间接接触死亡的方式。毫无疑问，虽然死亡的命运不可避免，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谈论死亡，会招致这种命运。所以，既然这种心理创伤使人恐惧，人们L￡L就自然而然地有意绕开这个话题。

难以探讨死亡的第二个原因则更具隐蔽性，它基于语言自身。人类语言中的绝大部分词汇都是能够通过感官认知的经验。但是，死亡却超越了这种范畴，因为我们当中的多数人都未曾经历过死亡，这让有关死亡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要真正地谈论死亡，就必须设法超越某些社会文化禁忌，以及缺乏体验所带来的语言交流障碍。所以，我们往往采用最委婉的方式来提及它，将死亡或者濒死比作生活中轻松愉快的某件事，至少是我们日常所熟悉的某件事。

这类比喻最常见的形式莫过于将死亡比作沉睡。我们告诉自己，死亡的过程就像是去睡觉。这种说法频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即便在古希腊时期，这种比喻也很常见。比如，《伊里亚特》中，荷马将睡眠称为“死亡的姊妹”；又比如，柏拉图在其《对话录·申辩篇》中就曾借其师——刚被雅典陪审团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之口，这样说道：

现在，如果死亡仅仅是一场无梦之眠，它必是一种绝妙的收获。我想，无论是谁，如果经历过一个睡得无比香甜、彻夜无梦的夜晚，然后将它再与其他普普通通的夜晚白天相比，哪一个更美妙更愉快？如果死亡也是这种沉睡，我愿意把它称作是一种恩赐，而之后所有的时间流逝，都已囿于这一夜的寂静中。

在当代的日常语言中，这一比喻也不罕见，比如“让死者安眠”之类的字眼。你把家中奄奄一息的小狗带到兽医那里“让它安眠”，或者把你失眠的妻子带到麻醉师那里“让她美眠”，两者之间的含义可大不一样。

有些人则更喜欢另一种比喻方式：“遗忘”，死亡就伤永久的遗忘。死亡的过程就像记忆遗失的过程，而死亡后所有烦恼、不快、遗憾都一股脑儿烟消云散。

尽管“沉睡”、“遗忘”之类的比喻由来已久，但是都无法从根本上宽慰你我内心的不安。即使它们多少迎合了我们的心理，透过更委婉和间接的方式来宣告死亡，但是，它们仍然认为死亡就是意识体验的湮灭——永远的消灭。如果真是如此，睡眠和遗忘中所能获得的任何满足感对死亡而言还是等于零。睡眠之所以是一种积极愉快的体验。无非是由于醒来后焕然一新的感觉。安逸甜美的睡眠让人们在第二天醒来时心情更加愉快，精力也更加充沛：而如果沉睡以后不再醒来，这一切岂不是又归于虚无？同样，记忆的淡忘不仅仅是所有痛苦经历的消逝，同时也抹去了所有愉快经历的痕迹。所以，这两种比喻都无法让我们在面对死亡时完全坦然而不丧失希望。

其实，还有一种更为积极的观点：死亡并不是意识的湮灭。这一观点或许在更古老的文化中存在过。即使肉体在物质层面消失后，人的某一部分仍然会延续下来。而关于这继续存在的部分有多种称呼，比如灵魂、灵体、精神、原质、意识，等等，不管人们怎么称呼它，人在死后进入另一种存在形态的说法自古有之。在土耳其，考古学家们发现了1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坟墓。他们发现，尼安德特人将死者葬于鲜花丛中，这也许表明，他们将死亡看作是一种喜庆的事情，或是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的方式。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古墓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做法，在葬礼中试图重现死亡后的世界。换句话说，死后存在灵体的信仰十分普遍。

简而言之，关于死亡的本质，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它们都渊源悠久，而且流传广泛。其一，死亡即意识的消弭；其二，死亡是灵魂进人另一世界的通道。我无意对任何说法给予坚决的否定，只是想略微介绍一下我亲自做的一项研究。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曾遇到过大量具有所谓“濒死体验”的人。但遇到他们的时机各不相同。最初完全是巧合。在1965年，我认识了一位医学院的精神分析学教授，当时我还在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起初，我只是被他的热情、善良和幽默所吸引，但当他谈起他的独特经历时，我大吃一惊。他说他曾经死过，而且是在10分钟内连续死了两回，他栩栩如生地讲述了自己的奇妙经历，在场的所有学生都感到不可思议。他的叙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我当时对这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也无法从他的叙述中做出更多的判断。

几年之后，我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开始在北卡州东部的一所大学执教。在某门课程中，我指导学生们阅读柏拉图的《斐多篇》，永生不灭是该书的主题之一。在授课时，我将重点放在了柏拉图所论及的其他学说上，而未特意提及死后生命的问题。然而在一节课后，有个学生留下来和我讨论，他问我是否可以研讨一下死亡之后生命的存在性问题。他之所以对此充满兴趣，并希望与我探讨，是因为他的祖母曾在一次手术后死而复生，并与家人分享了她令人震惊的经历。不过，更让我惊奇的是，他所讲述的事情与几年前我从那位精神学教授那里听到的，几乎完全一致。

从此。我开始更主动地去收集这些例子，并在我的哲学课上略微提及生理死亡后其他的生命形态存在的可能性，但我特意未曾提及先前所接触到的两例濒死体验。我实际上只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如果那种体验足够普遍，那我就可以期望在课后讨论中获得更多有意思的信息。令我惊讶的是，在每个大约30人的小班里，都有至少一名学生在课后主动找上我。坦承自身或周围最亲近的人所经历的濒死体验。

当我发现不同的人陈述的经历却如此类似时，不由激发了更浓厚的兴趣。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注会地位和教育背景跨度极大，甚至可以说很难找到关联点，却提供了具有极大相似性的内容。到1972年，我真正进人医学界后，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体验报告。我开始向周围的同行提及这项业余研究，受到他们的鼓励之后，我给一家医学协会作了一次半正式的报告，之后便是多次面向大众的演讲。而每次演讲结束后，都会有人留下来告诉我他亲身经历的濒死体验。

当我的这项“兴趣”为人所知后，越来越多的医生愿意给我提供便利，他们将一些刚刚从死神手中挽救回来的病人介绍给我，让他们提供给我不寻常的体验。而另一些人在阅读了报刊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后，主动给我写信提供线索和资料。  现在。我手里有大概150份有关这种现象的案例。我将它们分为三类，以便进一步钻研：

1．被诊断或宣告为临床死亡而又随后返生的人的体验。

2．在事故、重伤或者重病的过程中非常接近死亡的人的体验。

3．濒死体验者在死亡过程中讲述给当场人的经验，再由那些在场的人转述给我。

当然，我要对这150个案例进行遴选。有些选择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比如，虽然我发现第三类叙述虽然较好地补充和印证了前两类体验，但是我还是有意剔除了大部分内容。这样做基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样做有利于将研究对象缩小到一个可以操控的层面，方便我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细究：其次，有利于我尽量贴近第一手资料，不会受到转述者不可避免的细节修饰的影响。在这些事例中，确实发生临床死亡的第一类案例，比起仅仅是掠过死亡的第二类案例，更富有戏剧性。而这也是公众更加感兴趣的部分，“死亡”的“噱头”总是最吸引人的。所以，新闻界的报道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我研究的所有案例仅限于第一类。

然而，在为本书择取材料时，我已避免仅仅采用那些确实发生临床死亡的案例。实际上，第二类案例与第一类案例并没有本质区别，正如书中将阐述的，它们是第一类案例的延伸。而且，虽然濒死体验本身极为相似，但是它发生时周围的环境以及亲历者叙述或关注的侧重点则完全不同。所以，我希望能从尽量多的方面努力地呈现濒死体验的全貌。P1-9

这是一部极为畅销的医学科普著作，出版以来，创下了全球销量1300万册的记录，仅在中国台湾就销售了100多万册。

《死亡回忆》涉及的是人类生命中最神秘的话题——死亡，但本书畅销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本书的作者穆迪博士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濒死现象的人。

近代濒死体验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的瑞士地质学家阿尔伯特·海蒙(Albert Heim)。在经历了一次“死”而复生后，海蒙开始对众多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产生了兴趣。他研究了30名幸存者，包括战争中受伤的战士、从建筑物上掉下来的建筑工人、差点被淹死的渔夫等等。他发现，30名坠落幸存者中，95％的人说在濒死过程中感受到平静和快乐。

海蒙的研究吸引了很多后来者。1903年，英国作家F·W·H·麦尔斯完成两卷本的《人性及其在内体死亡时的存留》；1907年，詹姆斯·H·海斯洛波在美国发表论文《垂死者的幻觉》，影响很大。1926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巴雷特出版了《临终幻觉》。这个时期，濒死研究得到了广泛支持。

1959年，美国精神研究会的卡里斯·奥西斯(karlis Osis)通过分析详细记录病人死亡过程体验的几百份调查表。继续海蒙的研究。1972年，他还在冰岛心理学家厄兰德·哈拉德桑（E. Haraldsson）的帮助下，跨越种族和文化界限。把研究扩展到印度。

20世纪70年代,依阿华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拉赛尔·诺依斯和罗伊·克莱蒂一起，对个别人的自传性陈述也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著名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泰斗卡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 G. Jung)。

雷蒙德·A·穆迪算是后来者。他最初研究的是伦理学、逻辑和语言哲学，后来兴趣转向这一领域。l972—1974年间,医学博士雷蒙·穆迪收集了150例濒死体验的实例，从中归纳出濒死体验最一般的要素：飘离身体；通过黑暗隧道；朝一束光升去；与朋友亲戚相会；一生的全景回顾；不情愿返回身体；对时空的非凡洞察力；被救治后的失望感。《死亡回忆》便是这一研究的成果。

《死亡回忆》一经出版，便以其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态度赢得了医学界同行的认可。穆迪博士列出的要素在后来的濒死体验报告中都有类似描述，从而证实了海蒙、奥西斯、诺伊斯和克莱蒂的研究。而且，穆迪博士的研究也改变了这一领域相对零散的状况，使濒死现象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濒死现象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医学的视野，濒死体验(near death experl ence)开始作为一个概念流行开来。

穆迪的研究还启发了新一代濒死体验研究者，其中最杰出的有：肯耐斯·瑞恩(Kenneth Ring)博士，麦克尔·B·萨鲍(Michael Sabom)博士，麦尔文·莫尔斯(Melvin Mores)博士等。

如今，濒死体验已经越出了学术研究的圈子，开始进入普通人的视野。研究表明，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遍布世界不同地域、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据美国著名的统计公司盖洛普公司调查估计，仅在美国就至少有1300万至今健在的成年人有过濒死体验，如果算上儿童，这个数字将更加可观。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我的生活》中自称经历过濒死体验。在接受ABC《黄金时间》记者黛安·索亚采访时，克林顿这样说道：“在黑暗中，我看到了黑黝黝的面具迎面而来，就好像是一面死亡面具想要罩在我的脸上。就在这时，我又看到了许多巨大的光圈，在光圈里我看到了希拉里的身影，好像还有我女儿切尔西。就这样那个死亡面具被驱赶走了，随后她俩的身影也渐行渐远，最后隐没在黑暗中。”

在国外科学家对濒死体验展开研究几十年后，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介绍濒死体验的文章。例如，《中国青年报》在2000年6月7日，就曾刊出了系统介绍濒死体验的文章《人是如何辞世的》。2006年，《北京科技报》也刊出专题文章《唐山大地震濒死体验调查》，并有多家报纸和网站对这一文章进行了转载和报道。

还有一些科研工作者开始了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天津安定医院院长、精神医学专家冯志颖，以及其合作者、天津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刘建勋对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进行了采访和研究，并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和《大众医学》等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濒死体验引发人们兴趣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它将对精神病学临床治疗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意义，而且对于人们的生活哲学、死亡态度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引进《死亡回忆》一书的初衷。

当然，本书并没有证明死后生命的存在，只是对濒死现象进行了科学的研究。而且，所有的采访对象并没有真正的死去，作者只是研究了这些人的濒死体验，他的著作也只能算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独特解读。因此，死亡窑竟是怎样的。仍然是一个谜。正如天津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教授所言：“国内外对濒死体验现象提出了很多解释，但这种现象的生理机制仍然没弄清楚。研究这种现象也需要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参与。”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阅读这本书。

这是一部极为畅销的医学科普著作，出版以来，创下了全球销量1300万册的记录，仅在中国台湾就销售了100多万册。

《死亡回忆》涉及的是人类生命中最神秘的话题——死亡，但本书畅销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本书的作者穆迪博士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濒死现象的人。

近代濒死体验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的瑞士地质学家阿尔伯特·海蒙(Albert Heim)。在经历了一次“死”而复生后，海蒙开始对众多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产生了兴趣。他研究了30名幸存者，包括战争中受伤的战士、从建筑物上掉下来的建筑工人、差点被淹死的渔夫等等。他发现，30名坠落幸存者中，95％的人说在濒死过程中感受到平静和快乐。

海蒙的研究吸引了很多后来者。1903年，英国作家F·W·H·麦尔斯完成两卷本的《人性及其在内体死亡时的存留》；1907年，詹姆斯·H·海斯洛波在美国发表论文《垂死者的幻觉》，影响很大。1926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巴雷特出版了《临终幻觉》。这个时期，濒死研究得到了广泛支持。

1959年，美国精神研究会的卡里斯·奥西斯(karlis Osis)通过分析详细记录病人死亡过程体验的几百份调查表。继续海蒙的研究。1972年，他还在冰岛心理学家厄兰德·哈拉德桑（E. Haraldsson）的帮助下，跨越种族和文化界限。把研究扩展到印度。

20世纪70年代,依阿华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拉赛尔·诺依斯和罗伊·克莱蒂一起，对个别人的自传性陈述也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著名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泰斗卡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 G. Jung)。

雷蒙德·A·穆迪算是后来者。他最初研究的是伦理学、逻辑和语言哲学，后来兴趣转向这一领域。l972—1974年间,医学博士雷蒙·穆迪收集了150例濒死体验的实例，从中归纳出濒死体验最一般的要素：飘离身体；通过黑暗隧道；朝一束光升去；与朋友亲戚相会；一生的全景回顾；不情愿返回身体；对时空的非凡洞察力；被救治后的失望感。《死亡回忆》便是这一研究的成果。

《死亡回忆》一经出版，便以其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态度赢得了医学界同行的认可。穆迪博士列出的要素在后来的濒死体验报告中都有类似描述，从而证实了海蒙、奥西斯、诺伊斯和克莱蒂的研究。而且，穆迪博士的研究也改变了这一领域相对零散的状况，使濒死现象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濒死现象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医学的视野，濒死体验(near death experlence)开始作为一个概念流行开来。

穆迪的研究还启发了新一代濒死体验研究者，其中最杰出的有：肯耐斯·瑞恩(Kenneth Ring)博士，麦克尔·B·萨鲍(Michael Sabom)博士，麦尔文·莫尔斯(Melvin Mores)博士等。

如今，濒死体验已经越出了学术研究的圈子，开始进入普通人的视野。研究表明，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遍布世界不同地域、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据美国著名的统计公司盖洛普公司调查估计，仅在美国就至少有1300万至今健在的成年人有过濒死体验，如果算上儿童，这个数字将更加可观。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我的生活》中自称经历过濒死体验。在接受ABC《黄金时间》记者黛安·索亚采访时，克林顿这样说道：“在黑暗中，我看到了黑黝黝的面具迎面而来，就好像是一面死亡面具想要罩在我的脸上。就在这时，我又看到了许多巨大的光圈，在光圈里我看到了希拉里的身影，好像还有我女儿切尔西。就这样那个死亡面具被驱赶走了，随后她俩的身影也渐行渐远，最后隐没在黑暗中。”

在国外科学家对濒死体验展开研究几十年后，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介绍濒死体验的文章。例如，《中国青年报》在2000年6月7日，就曾刊出了系统介绍濒死体验的文章《人是如何辞世的》。2006年，《北京科技报》也刊出专题文章《唐山大地震濒死体验调查》，并有多家报纸和网站对这一文章进行了转载和报道。

还有一些科研工作者开始了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天津安定医院院长、精神医学专家冯志颖，以及其合作者、天津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刘建勋对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进行了采访和研究，并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和《大众医学》等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濒死体验引发人们兴趣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它将对精神病学临床治疗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意义，而且对于人们的生活哲学、死亡态度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引进《死亡回忆》一书的初衷。

当然，本书并没有证明死后生命的存在，只是对濒死现象进行了科学的研究。而且，所有的采访对象并没有真正的死去，作者只是研究了这些人的濒死体验，他的著作也只能算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独特解读。因此，死亡窑竟是怎样的。仍然是一个谜。正如天津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教授所言：“国内外对濒死体验现象提出了很多解释，但这种现象的生理机制仍然没弄清楚。研究这种现象也需要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参与。”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阅读这本书。

既然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人类一员，那么，作者的背景、观点和偏见都会无可避免地对成书有一些影响。所以，尽管我已尽可能地客观坦率，但是一些关于我的个人资料或许有助于你判断书中一些特殊情境下的表述。

首先，我本人从未有过濒死体验，我记述的所有内容绝非本人亲身体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由于我已全身心投入到这项研究中，所以我也不敢保证书中的表述是完全客观的。当聆听过大量关于濒死状态的奇妙体验后，不由自主地让自己留恋在那个由无数奇遇构成的世界中，甚至几乎认为我早已经历过这些。我只能希望这种情绪未曾过于危及研究的理性和公允。

其次，写作本书时，我对那些浩瀚繁杂的非常规现象和神秘现象并不完全了解。当然，我并不是存心远离那些记录，相反，如果能够通晓更多的知识，我之前的研究可能会更加深入。而且，目前我正在努力研读这方面的文献，以便理解我与他人的研究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互相印证。

第三，我的宗教背景。家里的长辈都参加了基督教长老会派，但是我的父母从不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晚辈。在我威长的过程中，他们鼓励我自由发展兴趣，并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所以，我长大后所信仰的“宗教”，并不是冗长的教规教条，而是一种在精神上对宗教的信条、教义和其他问题的关切。从教派组织而言，我属于卫斯理会。

最后，用点时间来说明一下我略显繁杂的学术和职业背景。在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我主攻哲学，并于196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哲学领域，伦理学、逻辑学和语言哲学都是我相当感兴趣的分支。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一所大学里教授了三年哲学课程后，我决定转攻医学，立志成为一名精神病医学家，并开始在一家医学院教授医学哲学。所有这些经历和兴趣都是我踏上这条研究道路的必要铺垫。

我对这本书的期望无过于让大家重新关注一个曾经广为人知、却又神奇而隐秘的现象，同时让公众面对这种现象时态度更加平缓，甚至欣而接受。因为我坚信，这一现象对于众多学术和实践领域——诸如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哲学，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相当大的意义。

在后记里，我需要再一次说明的是，我本人并不想去证明死亡之后仍有生命，具体的理由在前面已解释，我也不认为这种证明业已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在书中的大部分材料中我都避免使用真名，并且对事例中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细节进行了删减，当然前提是不影响整个陈述的连贯性和真实性。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受访者的个人隐私，另一方面，也使得本书的出版更加顺利——这是主要原因吧。

许多人会觉得书中的陈述难以置信，第一反应就是把这本“胡编乱造”的书扔到窗外。对这些人，我不会有丝毫的责怪，因为，要是换成几年前，我也会这样做。我更不想让任何人仅仅基于我的权威而承认和相信本书的内容。我对这些读者惟一的期望就是，留心观察一下周围，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多次提出这一要求，而接受建议的人，很快就像我一样对这种现象感到迷茫了。

另一方面，许多人在阅读本书后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们发现有相同体验的人大有人在。对于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很少对他人提及这种体验的人，我只是衷心地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他们鼓起勇气，更自在地讲述自己的濒死体验，讲述人类灵魂最具魅力的一面。

这既是一部高质量的、激动人心的科学专著，又是通俗的、极受欢迎的科普作品。

——复旦大学教授 罗汉

《死亡回忆》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灵魂．将我们重新连接在一起，并提供给我们一种理解自己生命的精神工具。这注定是一本不朽的著作。

——医学博士 梅尔文·摩尔斯

穆迪博士在《死亡回忆》中的研究启迪了许多人，一则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老传言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医学博士 伊莉莎自·库伯勒·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