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无法使我们变得完美，但能让我们说出痛苦，最后学会和欲望共处。作者从25年的治疗实践中精选了5个真实故事，描述的都是平凡的人，却能让读者隐约从他们身上看到部分的自己，在他们接受谈话治疗的过程中，读者也同时获得洗涤。

在寒冷的冬天，一群刺猬围在一起，为了取暖，它们越靠越近。可是太接近时会刺到对方，为了避免疼痛，又逐渐散开，却失去挤在一起的好处，而再度冷得发抖，于是又慢慢靠近。这个过程循环几次后，它们终于找到最舒适的距离，既不会太冷，也不会刺痛彼此。

现代人生活在刺猬的两难之中——不只是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所有的亲密关系中都需要对同一个人容纳对立的情感——爱中必然有恨。

如何才能收起身上的刺，协调出既能爱人，又能独立的适当距离？

序 爱中有恨

第一章 同床异梦

第二章 七月圣诞

第三章 现代唐璜

第四章 达尔文雀

第五章 食罪之人

两姐妹的情绪纠葛

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在1972年的经典著作《婚姻的未来》(The Future of Marriage)中谈到每一桩婚姻其实是两种婚姻，分别属于丈夫和妻子。

中国格言用另一种方式描述这种情形：同床异梦。

答录机的留言令我伤感，那对夫妻三年前接受我的治疗，结束治疗时，丈夫和妻子似乎都表现良好。答录机里略带希腊口音的留言是戴芬妮的话：“卡尔和我面临危机，星期五晚上我们都待在急诊室。我受不了了，我想离婚。请打电话到……”

我回电时，他们都不在家，我留言后，坐下来思考他们的情形。

急诊室？

他们之前不会暴力相向，也没有人提过自杀。他们最初的要求其实是家族治疗，包括戴芬妮的妹妹梅莉娜，她当时三十岁，与他们同住。

我记得第一次在教学医院候诊室向他们致意的情形(我当时在教学医院工作)，接待员窃窃私语说：“那个新来的家伙长得好像流行歌手法比欧。”她的同事回答：“太太就是电影明星雪儿哕。”

所以我毫无困难地认出了他们，先生卡尔是四十岁的建筑工人，留着一头金黄色的马尾，乌黑的双眼和细长的鼻子，壮硕的体格使椅子显得太小。卡尔健壮的手围着戴芬妮的腰，后者是三十六岁的纤柔女子，双眼湛蓝、一头长发，配上一对莱茵石耳环。一般人如果被人如此关爱地搂抱，可能会显得很放松，可是戴芬妮的姿势却僵硬紧张，她正以迅速的动作梳理妹妹的头发。长相甜美、一头红发的梅莉娜一只手推开姐姐，不让她帮忙整理仪容，另一只手正准备戴上眼镜。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梅莉娜。

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样子好像家庭结构的速写：卡尔无法亲近妻子，因为妻子的眼光都在梅莉娜身上，而梅莉娜却希望戴芬妮把手拿开。

我愉快、自信地走向他们。我当时三十二岁，有五年看诊经验，虽然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事，但越来越少的病人会看着我问：“你做这个工作多久了？”我作了自我介绍，请他们进办公室。

我认为这个小家庭的问题是互相使对方痛苦。梅莉娜的丈夫遗弃她和三岁的女儿莉莉后，梅莉娜请求暂住姐姐和姐夫家“几个月”，几个月一晃变成四年，梅莉娜一直努力重整生活。接着是母亲过世，使姐妹更为亲近。

戴芬妮是精力旺盛、条理分明、注重整洁的人，梅莉娜却是脾气随和、容忍凌乱的人。戴芬妮每天逼妹妹展现一点进取心，梅莉娜则反击姐姐“整天惹我生气”，却又常常用光汽油和金钱、找不到保姆，从而麻烦不断。卡尔一直扮演和事佬，但他已经厌倦了。战事在三星期前达到顶点，当时戴芬妮得知自己怀孕，她较晚婚，为了终于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而感到兴奋。她想在生下孩子前，把事情都安排妥当。

初期会谈很容易变成大声吵嚷，但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家人充满了爱，姐妹争吵的背后是浓郁的忠诚。虽然他们总是说无法忍受同住的状况，但我即使以最含蓄的方式询问梅莉娜搬出去的可能性，都会使两人泪流不止。

一段时间以后，三人开始了解自己如何在潜意识中处理当前的处境，以转移母亲死于乳腺癌所造成的痛苦。梅莉娜在四年内经历两次严重的打击，像孩子一样逃避独居的恐惧。戴芬妮虽然想要索回自己的空间，却喜爱有外甥女的陪伴，七岁大的莉莉带来的快乐可以减轻关于母亲重病和死亡的回忆。戴芬妮为母亲无法看见她腹中的孩子而哀恸不已。父母眼中最欣慰的事就是看见戴芬妮成为人母，可是两人都已过世。

姐妹两人逐渐了解到她们在重演过去的剧目，母亲和妹妹就像“强力胶”一样黏在一起，戴芬妮比喻说：“她们两人黏在一起的情形，好似一不小心就会撕裂皮肤。”

这种由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的相爱方式，被一些治疗师称为“情绪纠葛”(enmeshment)。哀恸的过程能释放她们的感情，以做好改变的准备。五个月的治疗过程中，三个大人(特别是两位姐妹)开始感受到真正的亲近，也允许各自的独立自主。

他们的目标是要继续住在一起吗？不。梅莉娜找到了好工作，然后搬出去，还为了孩子的抚养费把前夫告上法庭。

梅莉娜每周探望姐姐一次，两人相见甚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戴芬妮能告诉梅莉娜“我想念你”，接着是“我爱你”。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在彼此的生活缠黏紧密时，反而说不出这些话，他们之间已没有容纳“爱”的空间。

每桩婚姻其实是两种婚姻

梅莉娜和莉莉搬走后，戴芬妮发现自己和卡尔在一起并不快乐，因为姐妹之间虽然口角不断，但梅莉娜是个好伴侣，对家庭比卡尔投入更多感情。如果戴芬妮需要讨论假日的活动，或是和邻居发生争执时，梅莉娜都在场帮忙。卡尔不爱说话，他所谓的支持就是在看运动节目时揉揉戴芬妮的脖子，如果她看报纸时被某个新闻激怒，卡尔只会要她放轻松，强调世上的饥荒不是她的错。至于家事，她宁可把他分内的事一并解决，也懒得提醒他，免得还要听他的抱怨。她觉得好像和青少年同住似的，所以渴望有成人的陪伴。

现在只有两人同住，孩子再过几个月就会出生，戴芬妮要求卡尔继续治疗，以探讨彼此的关系。

卡尔并不介意，但他认为两人的婚姻“近乎完美”。相反地，戴芬妮却觉得她的不满与日俱增。他觉得两人气质相反，可以彼此互补；她却觉得工作过度、不被疼爱。他们正符合伯纳德(Jessie Bemard)的名言：“每桩婚姻其实是两种婚姻。”

戴芬妮的婚姻并不快乐，卡尔的婚姻除了戴芬妮的不快乐之外，一切都很美好。

梅莉娜搬走一个月之后，他们的问题已和原先大不相同。戴芬妮认为卡尔懒惰，建筑工作有季节性，在有了孩子之后，他应该再找别的工作。戴芬妮也不喜欢他的主要兴趣：摔跤节目，她希望周末一起去听管弦乐或看芭蕾舞。以她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想“改善自己”，造成她的不安。夫妻两人都来自劳工阶级的移民家庭，长大前都住在家中。她想办法完成两年专科学业，长时间工作、省吃俭用，以存钱买房子。相反地，卡尔奢侈浪费，二十多岁开始涉足赌场，经过十年赌博生活的“折磨”，他必须借高利贷偿还赌债，然后再借更多钱筹措赌资。他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幺，有一个经常咆哮的德国父亲，但受到操劳的波兰母亲的钟爱。她有时会借钱给他赌博。

卡尔初遇戴芬妮时，惊艳于她的美貌。他无意中听见她斥责同事，所以觉得她“半是希腊女神，半是街头恶棍”，两者的结合和他非常登对。

戴芬妮喜爱他的友善和幽默感，但不知道他是赌徒。

她说：“这不是你平常的样子，金发的建筑工人怎么会去赌博呢？可是赌徒其实没有固定的外型。”接着说：“他还有别的女人。”她被卡尔英俊的脸庞吸引，勉强承认极度美好的性关系是嫁给他的主要原因，还问我这种事听起来是不是很糟糕。

我冷不防听到这个问题，脱口而出说：“为什么？美妙的性爱非常重要，特别是有助于婚姻的维系。”

戴芬妮看着我，好像我刚刚吐露的是如何使原子分裂的秘密，她静静地重复我的话，显然松了一口气。较有经验的治疗师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她为什么觉得这种事很糟糕？她的想法是受谁的影响？所幸她对我的坦率回答感到受用。

他们的关系中，从来不会为性爱引发争论。到目前为止，所有其他问题(家事、休闲、工作和英文文法)都会引发争执。

卡尔和戴芬妮还不至于完全看不到彼此为对方做的好事，两人虽然迥然不同，但都知道自己把对方拉扯到情绪核心。戴芬妮逐渐学习不要过度强迫对方，卡尔也从放纵转而负起责任。

戴芬妮的结婚条件是要求卡尔戒赌，她找到匿名戒赌会(Gamblers Anonymous)，戒赌的模式取自匿名戒酒会的十二步骤计划。他同意参加，并决定照计划进行，也就是戒除所有形式的赌博。匿名戒赌会建议赌徒暂时不要带信用卡，身上的现金不要超过十元；已婚的人要由配偶处理财务，包括账单、报税、购物等等。这是非常剧烈的改变，但卡尔愿意遵守。

戴芬妮非常高兴能承担这个责任，因为能确保家庭财务得到妥善的管理。戴芬妮负责所有财务、保管信用卡、给卡尔“零用钱”，十年来买了房子、好几辆车，四年来还帮忙抚养外甥女。

就像所有维系关系的策略一样，这个方法一直有效，直至失效为止。戴芬妮开始抱怨独自管理财务过于麻烦，她觉得自己在金钱方面好像丈夫的妈妈。

谈话治疗果然有用，他们觉得治疗十六周之后，更能倾听彼此的声音，远多于过去数年婚姻生活的总和。到目前为止，发生了三件事：

1.卡尔宣称已做好再度管理钱财的准备，可以负责支付账单和申报税务。

2.戴芬妮郑重宣布不再当众纠正他。

3.双方同意晚上轮流安排活动，一天出门，一天在家看电视。

四个月后，这对夫妻决定结束治疗，因为他们觉得已做好付诸行动的准备，小婴儿随时会出生，他们将非常忙碌。两周后，他们寄来一张漂亮宝宝的照片，通知我婴儿已经诞生，取名叫萝丝。从他们踏进我的办公室以来，已经过了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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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中有恨

他说他的小雕像有助于留住逐渐消逝的想法，或是避免想法完全消失。

——杜莉德(Hilda Doolittle)

《向弗洛伊德致敬》(Tribute to Freud)

那是一个明亮的早晨，十一月的伦敦难得如此晴朗，我走向玛瑞斯园二十号的弗洛伊德纪念馆，我曾数度来此探访，但今天和以往不同，馆长答应让我穿过丝绒绳索，直接参观弗洛伊德的遗物。

能够独自欣赏世界级的伟大艺术品，我认为是很多人的梦想。从这些特殊房间里的物品，可以遐想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深思熟虑。对我这种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师来说，这种探访可说是特别深刻的经验。

戴维丝(Erica Davies)是威尔斯女性，有一双湛蓝的眼睛，以及对纪念馆内跨越两千年时光的物品的丰富知识。她告诉我许多物品的年代：希腊、伊特鲁里亚(Etruscan，意大利中西部古国)、古埃及、罗马等时代。我询问雅典娜女神的雕像在哪里，美国诗人杜莉德回忆弗洛伊德为她做精神分析时提及这个雕像。

“就在这里。”

戴维丝带着一股不拘礼节的敬意，轻拍一尊小雕像。她与神像十分熟稔。

“这只刺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指着一尊铜像，它背对着其他古物，蜷伏在桌子中央。

我的向导面露难色，她恐怕更了解古埃及的裸体雕像。这只刺猬是心理学家霍尔(G.Stanley Hall)在弗洛伊德唯一一次访问美国时(1909年)，送给弗洛伊德的礼物。根据一项记述，弗洛伊德宣称要到美国看看野生刺猬，并安排几场演讲。这个古怪的说法显然是为了转移演说的焦虑，但他为什么特别提到刺猬呢？我们只知道这位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把这只相貌丑陋的小生物放在书桌上，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我询问雕像是否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知名寓言中的刺猬有关，弗洛伊德在讨论团体心理学的书中喜欢引用这个故事。戴维丝对我的话题很感兴趣，于是两人坐下来喝茶，我向她讲述这个寓言：

一群刺猬在寒冷的冬天围在一起，为了取暖，它们越来越靠近。可是太接近时会刺到对方，为了避免疼痛，又逐渐散开，却失去挤在一起的好处，而再度冷得发抖，于是又慢慢靠近。这个过程循环几次后，它们终于找到最舒适的距离，既不会太冷，也不会刺痛彼此。

弗洛伊德谈界限时会引用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忍受与邻居过于亲密”)，也说明他相信爱在任何地方都是棘手的事。弗洛伊德写道：“精神分析的证据显示，几乎每一种亲密的双人情感关系(婚姻、友谊、亲子关系)，只要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反感和敌意，只是被压抑而毫无察觉。”弗洛伊德相信唯一的例外就是母亲对儿子的爱，这是“基于自恋”而有的爱。这种看法只能证明弗洛伊德是旧世界的父权主义者。

在20世纪40到50年代间，英国小儿科医师兼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细心研究亲子间爱与恨关系的主题，他在一篇经典文章中列出十八个原因，说明一般爱小孩的妈妈为什么可能恨自己的小宝宝，包括女儿或儿子(例如：小宝宝在怀孕和生产时会危及母亲的安全；婴儿可能整个早上都躁动不安、难以安抚，却在出门时“对陌生人微笑”)。温尼科特认为母亲如果能承认这个令人难堪的事实(爱是矛盾的，即使对小宝宝也是如此)，比较不会造成伤害，否认的人反而为害更甚。我想温尼科特可能会喜欢小说家魏尔登(Fay Weldon)的观察，他说：“不生小孩的最大优点，必然是可以一直相信自己是好人。一旦有了小孩，就会了解战争是如何引发的。”  不只是家庭关系，所有关系都需要对同一个人容纳对立的情感。就如诗人皮考克(Molly Peacock)所言：“爱中必然有恨。”

爱、攻击、亲密、隐私的定义会受文化、历史时代、社会阶级的影响，当然会有极大的差异。我们谈的不是普世共通的主张，而是针对当代西方社会(可能不包括住在修道院的僧侣)，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现代人活在刺猬的两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努力使隐私和社会需求达到平衡，既关心自我，也关心他人，既要拥有性爱的结合，又希望有自己的空间。

我写完上述内容后，过了一年，一位申请加入隐修宗教团体的年轻女子被送来接受心理评估。她看起来非常适合禁欲、沉思的生活，所以我照实记录，可是她的灵修老师看了报告之后，并没有如我以为的欢呼雀跃，她说这些女性的余生只会和共同隐修的人建立关系，所以需要非常好的社交技巧。我才知道隐修的人并不孤独，人人都是叔本华笔下的刺猬。

虽然我们知道这种两难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常常不知道自己身陷其中。例如，一位律师是三十五岁的离婚妇女，亲切和蔼，成长于收养家庭，养父母非常爱她，她因为抑郁症求诊。她喜爱工作和朋友，可是在亲密关系中长期不快乐。此外，她就像许多三十几岁的妇女一样，认为孤独是个人的失败，而不是典型的人类处境。

“我可能真的有什么问题，”她的语调好像为了开玩笑而抢劫孤儿院的人，“当我的生活没有男人时，就觉得空虚、不讨人喜欢，只能勉强从其他事情中寻找乐趣。可是，当我和男人亲近时，又觉得透不过气来，好像被过多的爱噎住似的，渴望有思考的时间、工作到很晚、深刻地感受事物、单纯地活着。我是不是有病？”我脑海闪过许多事，她的情况可能牵涉早年的依附、童年对收养的幻想、与男性相处的真实经历。基于某种理由，也许是因为她太容易怪罪自己，我决定告诉她刺猬的寓言，我永远忘不了她的反应：

“真令人感到安慰。”

其他人也说过相同的话。许多人原本以为是自己个性上的古怪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因为这个寓言才了解自己是正常人。

顺带一提，关于爱和联结，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故事，也是弗洛伊德曾引用的故事。这是柏拉图《宴会篇》(Symposium)的著名对话，谈到苏格拉底和朋友共进晚餐，讨论“爱是什么”。大多数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回答并不是出于苏格拉底，而是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他说太初之人并不像现在这样以单一的身体存在，而是成对的身体在肩膀处连在一起，包括三种配对：男女、男男、女女。这种双重形体的生物整日厮混、无忧无虑，当然也不会寂寞。有一天，他们得罪天神宙斯，于是被切成两半，作为惩罚。从此以后，他们寂寞地四处游走，不断寻找另一半。直到今天，人类仍终其一生到处寻找能使自己完整的人，因为人的真实本性不是单一的人，而是两个人。

不论是看过《宴会篇》或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大多数都相信阿里斯多芬尼斯对爱的看法。其实现代文化和许多行业的饭碗都有赖于人类一心想找到理想伴侣而使自己完美的期望，当我们感受到这种爱的那一刻(如果曾有过的话)，两人合而为一的故事会使我们非常感动。可是，当我们孤独或不觉得伴侣使自己完整时，文化的浪漫迷思就会使人产生极大的耻辱感。

此外，请看看周遭的事实：根本没有完美的配对！可是，浪漫结合的魅力依旧存在，而孤独的前景却令人望而生畏。许多西方社会的单身者认为独身是非常可怕的事，毫无快乐可言。对那些享受单身生活的人而言，孤独的乐趣会使人心怀内疚。还有人由衷渴望孤独，却因为工作和家庭的需要而无法得到，这种情形可能或多或少造成西方人对各种东方哲学的兴趣，无数美国人涉猎佛教、研习瑜伽或学习打坐，想求得心灵的平静。  叔本华(1788—1860)相信自己对人类的渴望和两难有重大的认识，他认为不快乐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处境。他所谓的“意志”(will)是不安的恒久来源，意味着生活必定有痛苦。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并不是个人主动进取的力量(“我想要什么”)，刚好相反，他是指一种盲目的努力，这是所有生物的特征。他说，这种情形在人类身上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性欲。叔本华的著作和18世纪“理性之人”的迷思恰恰相反，他认为理性永远和意志冲突，而意志的主导力量较强，只是大多数人不愿承认这一点，所以，使人感到满足的唯一机会就是根除或超越意志。圣人和伟人或许可以对此终身不渝，但大部分人只能偶尔通过审美经验，暂时逃过不断敲打心门的欲望。他说，全神贯注于艺术、文学或音乐时，才能脱离意志的牢笼。

“人生就是苦”的观点似乎很像印度思想，没错，叔本华是第一位研读佛学和吠陀经典的西方哲学家，他写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和后来广为流传的小品与格言，都受到这些宗教的影响。

《奥义书》(Upanishads，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作品)对叔本华个人的生活也很有帮助。据说叔本华是很难相处的人，他宁可和狗在一起，也不想和人共处；他脾气暴躁，曾把干扰他的邻居推下楼梯。他在孤独的生活中，以哲学之火和艺术之乐温暖自己。从心理学来推论，我们猜他的悲观可能是被生活富裕、学识丰富的父母训练出来的。他的父亲是焦虑而严厉的人，在叔本华十七岁时自杀。叔本华在二十六岁时和母亲吵架，被赶出家门，再也没有见面。我们很难判断他与母亲的关系是他厌恶女人的原因还是结果，只知道他有忧郁的倾向，曾写下：“我一直容易焦虑担心，这使我看见根本不存在的危险。”他把印度圣典视为“一生的安慰”。

我对叔本华的兴趣来自他在精神分析史上的地位，他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已粉碎启蒙时代把自我视为理性、统一的观点，他不但比弗洛伊德先看见潜意识和性欲的魅力，还谈到口误的意义和梦的解析。

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发明了临床方法：精神分析，以处理分裂的人性产生的痛苦。自从“安娜·欧”这个病人发明“谈话治疗”这个名称以来，世界各地有无数男女投入精神分析和各种衍生出来的疗法，包括完形治疗、婚姻治疗、团体治疗和家族治疗。

精神分析对西方心灵的冲击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弗洛伊德的影响遍及哲学、宗教、教育、法律、艺术、文学、电影，甚至爵士乐等领域。班杰明·史波克(BenjanlinSpock)所著《育儿宝典》(Baby and Child Care)是历史上销售数量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他承认此书“背后的心理学”就是“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1939年，奥登(W.H.Auden，1907—973，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毫不夸张地宣称弗洛伊德的名字不再是指一个人，而是“整个舆论风尚”。

美国人对谈话治疗仍抱持矛盾的态度。许多人被公众视为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时，都希望能除去这个污名。其实早在1956年，喜剧演员席德·西泽(Sid Caesar)成为Look杂志的封面人物时，就在内页描述自己多年来在治疗椅上获益良多。近来有许多前卫人士、知识分子和广受欢迎的艺术家，包括葛罗莉亚·史坦能(Gloria Steinem，女性主义作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女性主义作家、教育家)，西碧儿·雪佛(Cybill Shepherd，电影明星)和卡洛斯·桑塔那(Carlos Santana，摇滚乐大师)，都公开谈论自己接受谈话治疗的经验。可是，社会烙印显然一直存在，民选的官员向大众说谎仍可以存活，但只要躺上分析师的治疗椅，就表示政治生命画上休止符。这种禁忌反映出美国人“凡事靠自己”的价值观，造成我们迷恋药物、相信药丸的魔力。大约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服用百忧解或同类的选择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虽然数据显示长期使用此类药物有副作用，医师还是让五十万名儿童吃这些药。

如何解释药物胜过谈话治疗的现象呢？主要在于大众认知的落差，而不是费用的问题。药品公司花费几十亿美元教育(和误导)消费者，说明药品的潜在优势，可是，大部分美国人对心理治疗的认识多半来自电视节目和电影。这些节目把治疗师描述成好心但经验不足的人、对性爱巧取豪夺的人，或称职但无法拒绝暴徒的人。有些演出非常好笑，如《解构哈利》(Deconstructing Harry)，有些情节精彩，如《黑道家族》(The Sopranos)，有些则是陈腔滥调，如《浪潮王子》(The Prince of Tides)、《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所以才有这种奇怪却又真实的现象——大家虽然不知道心理治疗有什么用，却还是来接受治疗，并询问相同的问题：“谈话能有什么帮助？”我第一次接受治疗时也问了相同的问题。

许多实务工作者相信谈话治疗能提供“矫正的情绪体验”，为受虐或被忽略的人提供被尊重和认可的体验，建立新的心理事实。最近有些科学家主张心理治疗能改变大脑化学，就像药物提高血清素的作用。无论优点何在，光靠理论其实无法说明“谈话”和“治疗”的关联，必须靠病人的故事才能说明(包括治疗师或病人写的故事)。

第一本为一般大众而写的治疗故事是罗伯特·林达(Robert Lindner)在1954年写的《五十分钟》(The Fifty-minute Hour)，至今依然值得一读，封面写道：“我是个精神分析师，工作对象有杀人凶手、虐待狂、性变态，这些人站在暴力的边缘，有些人甚至已跨过边界。这些故事是他们告诉我的，充满人性的探索与启示，甚至令人震惊。”

即使林达言过其实，治疗身份好像英雄，但他所描述的治疗是明智有效的。他努力反驳精神分析只治疗富人精神官能症患者的看法(这种看法至今仍非常盛行)。他对病人充满热诚和同情，终结了精神分析师高高在上、不专心又打瞌睡的误解。

接下来十年出版的精神分析治疗故事中，苏茜·奥巴赫(Susie Orbaeh)的《不可能的性》(The Impossibility of Sex)可说是最细腻的一本，她从男女平等的角度非常精确地探讨反移情关系(分析师对病人产生的心理和身体反应)。奥巴赫的病例就像大部分治疗师写的故事一样是虚构的，创造“故事里的病人”可以解决隐藏身份和保密的难题，却面对许多其他困难，很多读者忍不住质疑：“这种治疗似乎很令人信服，可是病例是虚构的，我怎么知道这种治疗是否真的有效呢？”

这种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但若不这样做，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是非常危险的选择，因为界定疯狂、诈病和自杀可能性的权力握在保险公司的官僚手中。

我的解决方式是写下真实的故事，但小心掩饰病人的身份，并且得到病人的同意。我试着忠实描绘临床工作的要旨，但修改可能会使人辨识病人真实身份的资料。我也让病人自己选择伪装身份的方式，包括书中人物的假名。

我写本书的目的就像林达、奥巴赫与其他作者一样，想让一般大众有机会了解治疗室里发生的事，这里没有“杀人凶手或性变态”，也没有罹患奇怪的神经疾病的人，更没有人错把太太当成帽子。我描述的都是平凡的人，曾面对过绝望的婚姻、不美满的性生活，害怕接受治疗或者创作遇到瓶颈。书中人物有白人、黑人、混血儿、异性恋和同性恋；一位富裕，一位贫穷，其他则是中产阶级上班族。

这些病人的治疗时间短则几个月，最长的则达十四年，事先没有人知道后来会成为书上的故事。这种问题最好在治疗结束后才提出来，免得对治疗产生不当的影响。

在二十五年的工作中，有些人不满意我的治疗，也有人“过早”终止治疗(病人也许觉得“早该”结束了)，书中没有谈到这些人，事实上，不喜欢治疗师的病人多半不会同意成为书中主角。

读者可能会怀疑改变过身份的资料会不会变成虚构病例。在《我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中，作者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笔下的犹太小说家彼得·塔纳波(Peter Tarnap01)斥责精神分析师史毕渥杰医师竟然在专业文章中把他的身份更改为意裔美籍的诗人，塔纳波把任意更改种族的做法斥为“愚蠢”，至于职业的更动，更被如此斥责：“诗人和小说家的类似之处，就好像拿赛马骑士和卡车司机相比。”

我了解他的论点，也不喜欢为了保密而更改事实。(我们要如何掩饰被闪电击中的经历呢？)但是，我们也知道疾病是不分地点和财富的，小说家、诗人和卡车司机的抑郁症非常相似。

我的目的不是为病人写传记，故事的主角不是病人，而是谈话治疗的过程。我试图描绘周复一周展现的治疗：收费的背景、梦的解析、令人振奋的侦探工作、无法避免的冗长乏味、走错方向，以及抵达目的地时偶见的激动。传达这些治疗环节比实际的人口统计资料、事件和面孔更为重要。

本书的病例都不是古典精神分析的范例，第一个病例描述一对接受治疗的夫妻，第二个病例则是一个家庭。个别治疗的病人并不是每周四到五次躺在治疗椅上，而是每周一两次面对面坐着谈话。心理治疗中的精神分析(相对于行为或认知治疗)在定义上是指关注潜意识的过程，特别是移情作用和抗拒。弗洛伊德写道：“任何探索的路线，只要能辨识这些事实(移情和抗拒)，并以此为治疗的起点，就可以称为精神分析，即使得到的结果与我不同，也是如此。”移情的观念是指我们遇见别人时，以自己的童年经验去理解对方。弗洛伊德发现我们特别容易把精神分析师或治疗师当成父母的形象，同一位治疗师被一个病人当成禁止做许多事的父亲，却可能被另一位病人视为富于同情心的母亲。曾经有位病人在三次初步的会谈后，写信告诉我决定继续接受治疗，信中高度称赞我的热情和洞察力，我却在一个月后才收到这封信，因为她寄的是加州的邮递区号(而不是我所在的宾州)，甚至是她母亲在加州某个区域的邮递区号。她把母亲描述成吹毛求疵、冷淡漠然的人。这表示移情作用已经开始，也就是说，病人虽然由衷相信我和她母亲不同，但潜意识里却把两人混为一谈。病人发现这个错误后，承认担心成为我的正式病人后，就是被我控制的人，我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她，开始吹毛求疵。

童年时残酷(或是压抑、纵容)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心理治疗则提供机会注意这些预设的立场，并加以质疑。移情作用包括病人接触治疗师时所引发的所有感受、想法、幻想和行为；反移情作用则是治疗师接触病人时所引发的一系列感受、想法、幻想和行为。

弗洛伊德相信反移情作用会造成问题，可能是分析师本身需要更多精神分析的迹象。英国精神分析学派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反移情，视之为治疗中必然存在、又有用处的现象，是治疗过程的资料来源。如果我注意到自己与病人失去联结(或是感到厌烦，或心怀关切)，就要自问为什么在治疗的特定时刻有这种感受。我不见得需要向病人表达这些感受(只有极少数情况需要向病人透露)，可是治疗师如果没有注意这些感受的话，就会破坏治疗。

写错邮递区号的例子也涉及抗拒的问题，抗拒是指妨碍治疗的反应。抗拒不是坏事，也不是需要压制的现象，而是需要尊重和了解的反应。接受治疗的人不但希望改变，也想要保持原状，精神官能的症状虽然令人烦恼、痛苦，但大多已经习以为常。这些症状能说出我们说不出口的话，病人写错邮递区号可能是因为不敢说：“我已经看透了你”(原文为双关语，直译为“我已有了你的号码”)，这个错误可以让这位对治疗感到焦虑的年轻女子放慢治疗速度。

精神分析师的风格有很大的差距，也会因不同的病人而异。我对有些人很健谈，对有些人却较节制。法国精神分析师塞居·雷克莱(Serge Leclaire)认为“必须为每一个病人重新发明治疗方式”。

我的治疗深受许多创新的临床工作者和理论家的影响，书中不但会引用弗洛伊德的观念，也会谈到温尼科特、拉冈和许多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最著名的观念就是“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这种客体在生命之初可能是童年取得安全感的毛毯，长大后可能是音乐、艺术和各种形式的创作。

如果说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的目标视为使人能“爱和工作”，温尼科特就可说是加入第三项基本要素：游戏。我从他那里学到为病人创造“支持性环境”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安全和信赖的氛围，好像母亲为婴儿提供的环境，病人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才愿意脱下顺从或假我的面具，坦露更多的自我。

温尼科特还创造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够好的母亲”。许多追随者把这个观念误用为母亲可以做错每一件事。可是，温尼科特对“够好的母亲”的定义一点也不感情用事，他是指“母亲能与婴儿有一种明确的爱恨关系”。

拉冈是打破传统的法国精神分析师和哲学家，英文读者对他不太熟悉。拉冈的风格迥异于温尼科特，连精神分析师都很难了解拉冈。他毕生一直批判其他精神分析师希望病人符合中产阶级社会规范的企图，例如，拉冈认为英国分析师强调母婴之爱，却忽略了一般成人的性欲和情欲。如果说温尼科特的关键语是“母亲的照顾”，拉冈的关键语就是“欲望”。他认为欲望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色，又是使人无法完美的原因。当人渴望某件东西，就表示缺乏那件东西。温尼科特谈到“成长”、“发展”和“成熟”，比较倾向于用有机体进行比喻。拉冈的意象比较阴暗，拉冈学派的特色是“必死命运的密码”。温尼科特认为只有疾病才会使自我分裂，但拉冈却认为人的主体性因为潜意识的存在，必然是分裂的，不论我们多么成功、如何被爱，仍然容易有非理性的恐惧和最不利于自己的行为。就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永远无法成为“自己家的主人”。

拉冈认为家庭非常重要，但他认为人不止受到核心家庭的影响。在家族治疗师谈到“两代之间传递精神病理”之前几十年，拉冈就坚信精神分析师必须了解三代(不止两代)，才能领会案主的症状。

拉冈最著名的教导就是有如谜语的一句话：“性关系并不存在。”拉冈的意思不是指人不会恋爱或陶醉于性的欢愉，而是指大多数人渴望的理想性关系(阿里斯多芬尼斯所说分裂的人因结合而完整的关系)并不存在。从拉冈的观点来看，也许会认为《宴会篇》的浪漫故事相当于温尼科特的世界观(幸福的母婴合一)，因为拉冈认为母婴永远不会有完美的结合，所以浪漫的“重新寻获”只能得到不完美的满足，唯有知道自己有所不足的人，才更有爱的能力。

温尼科特和拉冈的观点不可能整合成一个理论，他们的方向是分歧的，甚至是不相容的。例如，拉冈坚信精神分析的目标不是“治疗”，而是让潜意识的主体说话，病人或许因此得到较好的感觉或生活，但精神分析师必须小心不要为了教育或安慰病人而脱离原来的立场。温尼科特并不轻视治疗，他根据病人的需要进行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也不反对提供安慰，他希望促进“有活力的体验”，培养病人在亲密关系中爱与沟通的能力。拉冈没有兴趣促进沟通，而是帮助人思考西方社会最受压抑的主题：我们必死的事实。

热衷于英国和法国精神分析传统的人会把矛头指向彼此说：“我们做的才是精神分析，你们做的根本不是精神分析。”  我大量学习温尼科特和拉冈的观念后，认为两者分别代表精神分析丰富、生动思维中的喜剧面和悲剧面，喜剧的结局是结婚，悲剧的结局是死亡(比如莎士比亚的剧作)。我们在温尼科特身上看见光明的世界观和将来会更好的信念：相信健康快乐的家庭是可能的，人类可以变得更好。拉冈则使我们遇见弗洛伊德式悲观主义：觉得人类的存在有某种根本无法控制的因素，使“健康”这种说法显得非常值得怀疑。如果不顾两者看似毫不相容的情形，硬将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将是徒劳无益的。

21世纪的实务工作者可能根据这些极端矛盾的理论做得更好，而我将以实例说明我在这方面的成功与失败之处。

回到我先前的问题：谈话治疗如何帮助人？

二十五岁的音乐老师因为恐慌发作而无法维持稳定的工作和关系，于是前来求诊，他迟疑要不要接受治疗，因为他认为治疗师会把他的不幸归咎于“正常、努力工作”的父母。他很少探视家人，因为只要探访一次家人，就要付出恐慌发作好几天的代价。

他小时和姐姐很亲近，现在却讨厌与她相处，两人会因不同的政治和宗教观点而争执，常在口角后互挂电话。病人力劝我不要太重视这件事，可是所有朋友都对他说同样的话：“你逃避他们就像躲瘟疫一样，直到内疚感和依赖感又把你送回家。”他被我的疑问激怒，答道：“少来了，既没有暴力，又没有对智障小孩的性骚扰，他们都是努力工作的父母，已经尽可能做好了。”

一年的谈话治疗都陷入这种单调的局面中，病人不愿把父亲形容成“暴力”的人，因为他从来不打孩子，就他所知，父亲只打过母亲三次。虽然母亲陷入抑郁，但他不愿说她“生病”。她曾习惯酒醉驾车，常常把孩子吓得大哭求她停车，这也是事出有因：她觉得被丈夫忽视，这是引起丈夫注意的唯一方法。病人十岁时有男性亲戚付钱对他鸡奸，这件事当然不能告诉父母，因为“让父母保持平静比较重要”。

他问：“难道不是每个家庭都有问题吗？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担心这些事吗？”

太多孩子把家称为伤害情感和身体的场所，但不能因此说这些家庭是正常的。这个男病人和前面提到的女律师不同，她面对的亲密问题是常态，只是她以为自己的问题奇怪而觉得可耻，但这个例子中的年轻男子却是把病态视为常态。

谈话治疗能帮助我们分辨特别悲惨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生而为人必然有的一般不幸(年老、死亡，以及叔本华寓言中描绘的亲密的两难处境)。

这位音乐老师和我谈过之后，又和姐姐详谈，结果他的生活开始改变，姐弟两人停止对立，最后彼此为可怕的童年相拥而泣。他们一起去找当年对他进行性虐待的亲戚(他正开始为下一代照顾小孩)，结果这些家族成员彼此之间发展出坦率的爱恨关系。不到一年，年轻人不再有恐慌发作，也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热情的性关系。

这种工作有极大的收获。我们关爱或虐待亲密家人的方式，以及让自己被爱和被虐的方式，都在潜意识中运作。处理一个家庭或只处理一个人的问题，都可能停止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至少可以减轻其力量)。

心理治疗无法使我们成为完人，但能让我们说出痛苦，最后学会和欲望共处。正如这些病例所显示的，心理治疗有助于把极度神经质的不幸转变成日常生活中类似刺猬的故事的一般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