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演讲·名家荟萃”丛书之《明清小说——刘世德学术演讲录》，该书收录了作者最近两三年在文学馆讲座所作的8篇演讲稿。具体内容包括《<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话说刘备》《吴承恩与<西游记>》《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等。他的“版本学”为研读明清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为研读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性。

各位老朋友、各位新朋友，大家好！今天来的听众比较多，不到9点就已经坐满了。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虽然也坐满了，但是这么早而且还有站着的，在我看来还是第一次。我想这可能因为《金瓶梅》有一层神秘的外衣，大家可能出于好奇心，要揭开这个面纱看看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所以它的吸引力可能反而比《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更大，我想是这么个缘故。

今天是《金瓶梅》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由我来打第一炮，但这个第一炮可能打不响。我讲演的题目是《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问句，但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这可能会使大家感到失望。

代序：大学者刘世德(傅光明)

《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三国志演义》的版本

话说刘备

吴承恩与《西游记》

《金瓶梅》的作者之谜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后记

我下边讲一下根据头骨怎么复原画像。

第一步，复原头骨。第二步，就请人根据这个头骨作一个画像。作一个最真实、最能够复原吴承恩整个形象的画像。

请的谁呢？请的是沈阳的一位专家。沈阳有一个学校，叫做中国刑警学院，有一位姓赵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刑事技术的。从2003年他就开始着手这件工作，最后他根据头骨各方面的情况把吴承恩的画像非常科学地、非常准确地复原了。

我介绍一下他的工作，他是怎么画这个画像的。

首先根据牙齿的磨损情况，估计吴承恩死的时候70多岁。

从外观上看，吴承恩的头骨很硬，牙床的空洞比较细，比较密，眼眶比较大，鼻子的骨头很直，于是他们推测吴承恩的身高在1.72米左右。总的来看，他的身材偏瘦，这都是根据头骨根据比例推算出来的，有一定的可信性，准确性。

根据这个完成了吴承恩的画像。在画像上，吴承恩穿了一件淡绿色的布衫，五官端正，神态很安详，一头白发，花白的胡子，有一种很独特的、很传神的文人气质。

这画像是怎么完成的呢？分了七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根据颅骨上下牙齿齿孔的位置、形状首先恢复牙齿，尤其注意上牙和下牙是不是重合，怎么咬合，然后进行修改，再根据眼眶和鼻骨的位置确定纵向的中心线，把这个线确定了，这整个的身体才能画出来。发际线即头发到边的线也能根据比例推算出来，眼睛还有个水平线，这专门名词我都不太懂，他们是根据这些东西进行了第一步工作先确定下来。

第二步工作确定眼睛的形状，因为考虑到他70岁，所以眼睛的形状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苍老目”，他的眼睛应该属于苍老目。

第三步，确定他鼻子的形状，确定他的鼻子属于高直鼻。

第四步，确定他的嘴，他的嘴用术语说叫“抿角嘴”。

第五步，确定眉毛的形状，眉毛他们认为是寿眉。

第六步，是皮肤的皱纹。

第七步是确定耳朵。

前后这么七个步骤，比较准确地把他的画像画出来了。

这是我讲的吴承恩的画像，在这里我要附带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曹雪芹的画像，一个是蒲松龄的画像，因为这都是小说家的画像。连类而及，我附带在这里跟大家谈一谈。

曹雪芹的画像流传下来的、不算我们当代入画的，有两幅，是清朝入画的。所谓曹雪芹画像，我认为都是假的，伪托的，但是有的专家认为是真的，比如周汝昌先生就认为是真的。所以他的书里便能看到这两幅画。

吴承恩的画像的的确确是他的像，尽管是现代人画的，但是它有科学的根据，根据颅骨一点一点比例推算出来的。曹雪芹的画像，一幅是王冈画的，王冈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江苏南汇人。那幅画实际上是一幅行乐图，背景是一排竹子，有一块石头，所谓的曹雪芹坐在那里。这是一幅。还有一幅是陆厚信画的，陆厚信是什么人，现在查不出来。

这两幅画都是假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曹雪芹的文物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制造那些假东西的人，不是为了出名，就是为了牟利。我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因为三四个礼拜前我去参加一个会，是胡德平先生主持的，就是涉及这些东西。在会上，只有我一个人对那些假东西发表看法。不去说它了，太远了。

王冈的画是一个叫李祖韩的人收藏的。解放以前，胡适去看过。胡适看过以后，认为不是曹雪芹，因为这幅画裱的周围都有一些名人的题词。胡适判断：那些名人都是翰林院做官的，跟曹雪芹是不搭界的，曹雪芹不可能有那些朋友。

这画只有胡适看到了，别人都没看到，只看到了这幅画的照片。可是照片上只有这个图，没有那些名人的题词。有哪些个名人题词呢？也传出来了。

但李祖韩始终不把这幅画拿出来。这就奇怪了，是真的，你为什么不拿出来让人看呢？真金不怕火烧。他是个民族资本家，在他死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巧的事。李祖韩的妹妹叫李秋君，是上海画院的一个画家，大概是红卫兵抄家还是个什么关系，她的一位亲属把这幅画周围的那些题词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了。文学研究所就请了很多专家来鉴定，发现不可靠，和以前说的都不一样，而且我们还查出来其中有一个叫谢墉的人的题诗，我们在他的诗集里查出来这首诗，有题目，题谁的照呢？不是曹雪芹，是另外一个名字，这就是假的。这幅画多少年来骗了红学界的多少人。王冈画的曹雪芹肖像是假的。是另外一个人。

再讲陆厚信。陆厚信这个画，为什么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真的？在陆厚信这幅画(是一个册页)的另外一面，有当时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题诗。这就符合了有的红学家的推测，有的红学家在曹雪芹和他朋友的交往记录中，发现乾隆二十四、二十五年他没有行踪了。于是推测他可能到了南京，做了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僚。那么，这个画的发现恰恰能够证明这一点，那是如获至宝啊。可是，我们马上就查到了尹继善的诗集，这首题诗有题目，叫题俞楚江小照。也就是说，画的那个人姓俞，叫俞楚江。我们又查出，这个俞楚江是绍兴人，绍兴师爷，是尹继善的一个幕僚。那么，这幅画也不是真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有个别的红学家死死地咬住了这两幅画，说是真的，不管你说什么证据，他都认为是真的。

再讲蒲松龄的画像。蒲松龄的画像是另外一个情况，是真的，今天流传下来的画像是松江一个有名的画家朱翔鳞给他画的，是蒲松龄的儿子托人请这位画家来画的。画像上，蒲松龄穿的是清朝的流行服装。蒲松龄有个题词，题词里有这么几句，大意是说，我作世俗装，我做了一个世俗的打扮，不是我的本意，恐怕要被后世人笑话。他穿的服装就是满清的服装，也就是说，蒲松龄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穿这种服装的，因为他是明末清初人，也就是说，这几个题字反映了他的民族思想，对当时的满清统治不满意，对满清服装很厌恶。

有一天，我看见香港拍的聊斋电视剧，电视剧的开头居然出现了蒲松龄梳着一个大辫子。我看了以后很反感，后来写了一篇杂文，叫《蒲松龄与辫子》，就引了这幅画像，蒲松龄不愿意做世俗装，你偏偏给他装一个大辫子，我想蒲松龄绝对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不了解蒲松龄的思想、不了解蒲松龄的为人，也不知道有画像这回事。

蒲松龄的画像是值得大家珍视、值得大家重视的，它反映了蒲松龄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思想，所以作家的画像大家不要小看，这对研究那个人很有帮助，蒲松龄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P106-109

大学者刘世德(代序)

傅光明

近年来的“红学”热，带动了“读红”、“研红”者数量的激增。无法否认，这是客观效果的现实存在，但同时，也令众多的“读红”甚至“研红”者感到“红”乱如麻般的困惑，有的已在未知觉间陷入谜局。这么说，好像是标榜在谜局中我自独醒似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红楼梦》的读者，都可以是一个解谜者。不过，如何划定学术解谜与胡乱猜谜之间的界限，又是个颇费唇舌的事。《红楼梦》本身留下的谜毕竟太多了，导致解谜的视角多也属顺理成章，且解谜者多能自圆其说，以致有谁给挑个刺儿出来，便会媒体左右，网络上下，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如此，在“红学”的江流里，似乎很难见“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了。

在“研红”的学者中，刘世德先生是方法、路径与众不同的一位，他从版本学的角度，以版本为切人点，不是单纯做版本之间的对勘，而是以此来探索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和艺术构思。这当然须以扎实、严谨、深湛的考据功夫作底子，非常人所能为也。

近年来，常见报道说某某破译、揭秘了“红楼”密码，喜欢弄噱头的媒体便趁势把“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对立起来，动辄就说某某的大作问世，即意味着“主流红学的全面破产”。好像主流红学家们早已经跑马圈地，霸道得眼里根本容不下嚼草根的；而“草根”又非要摆出跟“主流红学”对簿公堂的架势，看你还敢强龙压地头蛇。

在刘先生眼里，其实不仅“红学”，任何一门学问都分两个层面，一是大众的，一是学术的，正好比学者与明星，本属两类物种，各有场域，倒不必非人为弄成隔绝甚至对立。现在的许多情形，是运用简单逻辑把大众与学术搅得水火不容，好像一提学术就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大众只能悄然而悲，肃然而恐；而一说大众，学界又嗤之以鼻，以为其只会拿猫脚功夫混饭吃，大可不必理会。于是，学者与明星的混搭横空出世，却也常弄到一种尴尬境地，学界似乎矜持得对明星并不感冒，而明星却晕乎得乱了方寸，攀比出场费的高下暂且不说，有的竟会演算出自我认定为明星加学者等于“部省级文化名人”的荒唐公式。

刘先生是板凳坐得几十年冷的大学者，但只要走近他，会发现他自甘寂寞的学术研究，不仅不会“冷”得拒你千里，且会从中自然流溢出一种浓郁的亲和力。刘先生是有真功夫，有真学识的大学者，从不故弄玄虚，从不石破天晾。我想，这样的能力来自他天赋的学术才华。

想想能在近几年的时间里，通过邀请刘先生来文学馆做学术演讲，得以走近他和他的学术世界，实在是一份幸运。而带给我这一缘分的，是我的好友、《文学遗产》的竺青兄。当时请竺青兄帮忙策划，请学者们来文学馆“品读《水浒传》”，并请刘先生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刘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才华、学术功力，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那份强烈的学术自信，深深感染着我。他的治学精神，研究方法，使我获益多多。还记得当我问刘先生是否愿意在文学馆已经讲过两轮《红楼梦》之后再讲“红”时(前两轮讲“红”，刘先生刚好不在北京)，刘先生微笑着说：“我讲‘红’不用准备。”

他开始只准备讲四个题目，讲起来发现有的题目内容得两讲才容得下，便给我发来邮件，“申请”增加一讲。如此往来，最后一直增到七讲。再加上最近讲的“介绍一部新发现的《红楼梦》残抄本”，刚好以8讲“《红楼梦》之谜”单独成集。

刘先生所讲，多源自其学术著作《<红楼梦>版本探微》。竺青兄言，此书可以传世。我便向刘先生讨要，看后，以为然。同时，刘先生还一口气送了我他写的《红学探索——刻世德论红楼梦》和《曹雪芹祖籍辨证》。读罢，更由心底发出两个字：一为“叹”，二曰“服”。  说心里话，我虽然也忝列学界小有时日，做着令许多人羡慕的学术研究，但通过与刘先生的交往，才发现自己对学术二字，真是无从谈起呢！比如，在刘先生演讲“《红楼梦》后40回作者是谁？”之前，甭说别人，我都在心底问，难道这还有什么讲头儿吗？谁不知道《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是高鹗，书上不白纸黑字印着？不是高鹗，那会是谁？你要说不是高鹗，得以理服人嘛。刘先生不紧不慢、有条有理地以坚实的考据功夫，一条一条地举证，有内证，有外证，使听者，也包括我，不仅不觉枯燥，而且被带人了一种情境，会觉得离真实越来越近了，直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实证的学问，不见得没有索隐出来的故事好听、有趣。大众不就爱听个“故事”吗？单以刘先生为例，他以如此深厚、令人叹服的版本功力，随时随地以文本为依据，实证地破谜、解疑，没有空穴来风，没有捕风捉影，而是透过一个个的细节线索，缜密地考稽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的变化，探索曹雪芹可能的写作方式。

刘先生以他令人叹佩的学术功力，每次都给听者带来学术惊喜。还是拿《红楼梦》来说事儿，对于普通读者，最熟悉的莫过于以悲剧收场的宝黛钗的爱情故事，特别是那些当年看过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受众，以为这就是《红楼梦》的全部。而且，有人根本搞不清，也不想搞清那么多复杂的人物关系，(像刘先生讲到的“迎春问题”，从不同的版本看，竟有七种说法，)而愿意干脆把宝玉和元、迎、探、惜四姐妹，都一股脑看成是贾政和王夫人的亲生儿女。这样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简单了。我小时候，脑子里灌的就是母亲以越剧《红楼梦》为蓝本讲的故事。到我读原著时，才发现里边的人物关系怎么这么乱！根本理不清，想想头都大。慢慢地，又发现《红楼梦》还有那么多复杂的版本问题，真乃中国古代小说中之唯一奇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先生讲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般的《红楼梦》读者所忽略的，并非不经意间地忽略，而是根本就注意不到。每次听刘先生演讲之前，我也常在云里雾里，觉得这个题目有那么多可说吗？每次听到最后，又都是云开月朗。

比如，刘先生讲的“两个贾琮”问题。一般读者能有多少人会对贾琮留下印象？贾琮何许人？他跟邢夫人什么关系？他是贾赦和邢夫人的儿子，还是贾府的族人？刘先生以福尔摩斯式的“侦探”，结论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80回，实际上是由初稿和改稿两种成分组成的。在初稿中，贾琮不过是一般的族人。到了改稿，贾琮变成了贾琏的弟弟。由贾琮问题看出，标志着贾府败落的“抄检大观园”故事，是组成曹雪芹初稿的重要内容之一。换言之，《红楼梦》的素材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腐败、没落，一个是我们一般读者都熟知的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两者的合流，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红楼梦》的样子。

刘先生的学术自信，是建立在学术严谨之上。读《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时，见书中收录了一封致冯其庸先生的信《关于曹良臣的几个问题》，信写得干脆利落，没有寒暄，一上来就直陈冯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考证曹良臣的籍贯问题、归葬地点和他的儿子问题，结论甚有说服力”。然后笔锋一转，便说在某处结论上资料还需“有所补充和修正”。再然后，就把自己以前读《明太祖实录》时抄下的相关记载附于后，有14条之多。再再然后，不动声色地说“上述材料，惟有第四条曾被大著征引。其余均在遗漏之列”。最后，刘先生又将自己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几点事实表述出来。不温不火，不急不躁，考而有据，严谨扎实，真一派大学者的学养风范。

何以能如此呢？在刘先生看来，“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必要向读者们郑重其事地提出和推荐呢？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要苦苦地坚持和不断地重复呢？”

所以，他在从事曹雪芹祖籍问题的研究时，始终“努力以客观的证据为出发点、支撑点，并以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的推测为忌”。他非常清楚，在没有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的情形下，任何主观的推测都带有冒险性。他说：“你企图让大家接受你的结论，然而你的结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却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你立论的基础既然是薄弱的，对大家来说，你的结论自然也就缺乏最起码的说服力了。如果从一开始起跑点就错了，又怎么能够方向正确地、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终点呢？”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刘先生强调要有实证，他以为：“在考据中，在对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抉择时，如果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排斥其他的多种可能性，那就必须以另外的证据为支柱。否则，严肃的考据工作就有可能变成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了。……我认为，一个公开提出的结论之站得住与否，最起码的检验的条件就是看它是否经受得起来自别人的任何有理由的反问。”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做考据，立新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证据。而证据是不能自封的。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并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没有证据，考据就与儿戏无异，考据家也就沦为强词夺理的舌辩之徒。没有证据，新说就变成了臆说，并丧失了最起码的说服力。

“证据可以是多种的、多方面的。但以正面的、直接的证据为主，其他的都属于次要的、辅助性的证据。证据都以确凿可靠为前提。否则，将是软弱无力的、无助于解决疑难问题的。

“在立新说时，除了用正面的、直接的证据加以论证之外，还应当注意排斥反证。有反证存在，就说明新说的结论有着或大或小的缺陷。如缺陷过于重大，则会造成新的结论有被推翻的危险。”

邓绍基先生在为刘先生所著《曹雪芹祖籍辨证》所写序中说，刘先生的论文“注重实证，论析严密，即使有假设推论，也建筑在对文献材料作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万一材料不足，有的假设推论也注重情理逻辑，而不作无根无稽的和强词夺理的所谓‘推考”’。

跟随刘先生读过研究生、现在同样是知名学者的石昌渝先生，对刘先生身上体现出的“由郑振铎、何其芳所倡导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学风”深有感触，那就是“不盲从，不随大流，不尚空论，老老实实从大量可靠的材料中寻求事实的真相和文学发展的规律。这种学风看似平常，真正实践起来绝非容易，它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更需要多一些的学术定性”。时下惯于拿故事戏说学术的浮躁学风，与此相差霄壤，利欲熏心者当警醒。在学术的付出上，一分功力带来一分收获，任何的假冒伪劣，都不会有学术生命力。

刘先生的“红楼梦之谜”，好似为由繁复的《红楼梦》版本问题而探索目迷五色的“红学”，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红楼梦》中的众多谜团不再“不见其处”，而是变得清晰了一些。“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我想，这正是刘先生的学术贡献，他的“版本学”为研读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为研读其他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性。读者尽可以充分享受由刘先生的版本研究所带来的阅读快感。“研红”对刘先生来说，是精微之处见功夫；“读红”对读者来说，是精微之处见滋味。简单一句话，刘先生的《红楼梦》版本研究，无疑有助于读者更清晰地“读红”、“解红”。

刘先生第一次莅临文学馆讲“水浒”的那天，是2003年10月11日，大雨。到2007年10月14日讲《红楼梦》的“眉盦藏本”，几乎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在文学馆做过16场学术演讲，并由此成为在文学馆演讲场次最多的学者。我不揣冒昧，戏称他为文学馆的“演讲冠军”。现在来看，这16场演讲像事先分割好了似的，讲《红楼梦》8场，讲其他几部明清小说(先后依次讲的是《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恰好也是8讲。这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部学术演讲录的源与缘。

刘先生不计尊幼，嘱晚学作序。唐突学步，聊以代之。

2007年10月12  Et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这两本“演讲录”收录了我最近两三年在文学馆讲座所作的16篇演讲稿。演讲稿都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因此，无论是表达的语气，或表达的方式都和下笔撰写的论文有所不同。

我自1955年大学毕业后，即在文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50年以来，没有更换过工作单位。在所内，日常的工作则以看书和写文章为主。没有在大学里正式讲过课。所以一直认为自己不善于言辞，不掌握课堂艺术。后来，通过慢慢的学习和锻炼，逐渐地适应了演讲的要求和气氛。

我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辽宁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扬州大学、湖北大学、嘉应大学、温州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石家庄“燕赵讲坛”、哈尔滨师范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国家图书馆、成都武侯祠等处作过学术演讲，也在日本东京、仙台、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等地作过公开的学术演讲。

在我的学术演讲生涯中，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

记得是在1956年，也就是我到文学所的第二年，去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应邀发言，评议游国恩先生的论文。

事先，所内的几个人，包括何其芳先生、胡念贻兄、曹道衡兄和我，对游国恩先生的论文作了详细的、深入的讨论，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具体的看法，最后指定我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归纳出来，写出发言稿，前去发言。

说是评论，实际上是对游先生的论点进行批评性的商榷。游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何先生则是我所内的导师。那时，我才20多岁，不懂事，话又说得直率。我自己并不觉得发言的内容有什么问题，但在事后却听到了对我不利的反映。何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游先生是你的老师，我考虑不周，不该推选你去发言对他进行批评，客观上给人留下了你不尊重老师的印象；你和我今后都要对此多加注意。我接受了何先生的批评，并立即从哲学楼赶到燕东园游先生家中，向他鞠了一躬，表示深深的歉意。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我在以后的外出发言和演讲中就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份、措辞和方式了。

有一次，应北京大学中文系沈天佑兄的邀请，在他的《红楼梦》专修课上去做学术演讲，讲题和内容已经淡忘了，但唯一记得的却是：我拿着讲稿，一边念，一边讲。那时，我还不具备在讲坛上离开讲稿、信口而出的能力。

后来，到清华大学去作演讲，讲题依然是《红楼梦》，我勇敢地尝试着不写讲稿，不写提纲，居然侥幸成功。从此，我在演讲时就开始了不念讲稿的做法。

2005年，应马瑞芳教授的邀请，在山东大学又作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听说大厅里有多功能的设备。我事先把大量的引文用大号字体打印在纸上，当场用投影仪播放。操作时，发现很麻烦，我需要不时地停下来，去一页一页地翻纸。

于是我寻求改进，在女儿的帮助下，学会了在电脑上制作幻灯片。从此，在讲坛上播放幻灯片的时候，就再也用不着费力地翻纸了。在文学馆的演讲，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地进行着，既方便了听者，也方便了我这讲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两件和报纸有关的事。

2005年2月20日，我在文学馆讲《话说刘备》。一共讲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叫做“妻子如衣服”，讲了刘备有几个妻子。结果，次月3日的《北京青年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讲稿的部分内容，冠以“刘世德说刘玄德”的标题，转载的重点则是“刘备有几个妻子”。这倒没有什么。问题出在两年以后。

2007年6月22日晚上，在成都武侯祠举行“武侯祠夜话”的第一讲，由我开讲《三国志演义》。演讲之前，在当天的晚宴上，有几位记者向我询问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位特别提到了《北京青年报》上的那篇转载文章。我礼貌地随口应答了几句，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谁知第二天，这位记者先生(请原谅，我已忘记了他的尊姓大名)竟在他所在的那家报纸(再一次请原谅，我已忘记了该报纸的名称)上发表了一篇现场报道。报道的内容居然说，有听众向我提问，问刘备到底有几个妻子，我针对此人的问题，当场作了详细的回答。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天讲完之后，确实专门安排了听众提问的时间，听众也确实提了几个问题。但是，第一，现场并没有一个人提出那位记者所报道的那个问题；第二，在听众所提的问题中，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和那位记者所报道的那个问题扯上边；第三，在演讲中，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讲到过那位记者所报道的那个问题。

1950年，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我曾参加演出一个话剧。在剧中，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说假话的新闻记者，名字叫做“客里空”。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我竟然又遇到了一位“客里空”。只不过这次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生活中。

趁着“演讲录”出版的机会，我记录下以上几件事，聊以算作人生的轨迹吧。

我在文学馆的讲坛上，陆续地、顺利地讲了16个题目，并被戏称为“冠军”。我想，如果没有文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热隋支持，没有傅光明先生的鼓励，就不可能有这样圆满的结果。在这里，诚挚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2007年10月7日，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