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本书，首先便是一伙身份不明的人袭击了一座女修道院的情节。但读者很快就发现，以这样的场面开篇的《天堂》并不是什么惊险小说，而是一部内容深刻、技巧娴熟的长篇巨作。

故事的发生地孤悬于美国南方，在方圆九十英里的范围内只有彼此相距十七英里的两处地方：一个叫鲁比的黑人聚居的小镇和一个俗称女修道院的有天主教背景的妇女避难所。作者娴熟地使用意识流和多角度叙事的手法，独特地把神话色彩和政治色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在关注美国黑人民族命运的同时，呈现出瑰丽的传奇色彩，实现了经典与通俗的完美结合。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天堂》是她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本书讲述了一个黑人城市白1890年以来直至1976年九个男子袭击附近的修道院的故事。其中隐含了一条暗线：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争取天堂般的前景的斗争。作品探讨了生与死，男与女的重大问题。作者娴熟地使用意识流和多角度叙事的手法，独特地把神话色彩和政治色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在关注美国黑人民族命运的同时，呈现出瑰丽的传奇色彩，实现了经典与通俗的完美结合。

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于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一座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

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的数量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满足任何要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掌心小十字架、手铐、梅斯催泪毒气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

他们从来没进到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过。其中一些人把“雪佛莱”汽车停在了前廊，摘下一串辣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了几座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座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何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却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里的一天凌晨，他们如何猜得到这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服衫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德”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而未能完成的住宅。这是一座淡褐和玫瑰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迅速换成柚木地板的大宅邸。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且可以消除痕迹之处，便是原先的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①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

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由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莱芒式火花枝灯旁边的房间；以及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的房间。圣十字女修道院的姐妹们凿掉了所有的山林水泽女仙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人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及黄油气味。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他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极宽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了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一个认为自己梦想去地下室的人。

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他们此行的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琐碎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已经对付得了毒物了。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

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的彩虹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了，太阳会照出成亩的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

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货架比爱斯记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始料未及。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一堆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整个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问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在巨大的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

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摩它那肿胀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壳的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卟卟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旁视无它。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他那个在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俩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清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不消说洗刷了。

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不如这个汤锅大。她在老家出生的那栋房子简直是个豪华奢侈的住宅。他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的繁华程度与他的出生地堪有一比，从脚到肚皮足足走了五十年。从俄克拉何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到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座鬼域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在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了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会造成一座黑人城镇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自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相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二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JTA-VA。作为一个大家庭所需的惟一补助的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农业，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到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是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

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到关岛，从琉黄岛到斯图加特，决心再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二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的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参与了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上面的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如果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的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了，与他们所曾承受的同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逼使他们不使黑文从土地中崛起，他们深知要把他们的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这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和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高大宽敞；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部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从桶板和裂轴，从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二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大车里的床上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他们；后来是诅咒他们；最终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

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冬青油的味道。P1-5

天堂安在上下求索

——《天堂》译本序

展开本书，首先便是一伙身份不明的人袭击了一座女修道院的情节。但读者很快就发现，以这样的场面开篇的《天堂》并不是什么惊险小说，而是一部内容深刻、技巧娴熟的长篇巨作。

故事的发生地孤悬于美国南方，在方圆九十英里的范围内只有彼此相距十七英里的两处地方：一个叫鲁比的黑人聚居的小镇和一个俗称女修道院的有天主教背景的妇女避难所。

鲁比住着九户几十个黑人。他们这些被称作“八层石头”(即煤矿最底层的又黑又亮的煤块)的黑人个个高大英俊。从一七五五年被贩运到美国南方为奴以来，他们历经荣辱，始终保持着纯净的血统，而且“随着一次次厄运而更倔强，更自豪”。他们的祖辈多曾于南北战争后在南方政府中任职，但在一八七五年却遭到清洗，从政府中被逐之后生计无着，便于一八八九年离开俄克拉何马的菲尔立，赤脚徒步，历尽艰辛，才在一八九O年抵达黑文。后来又于一九五。年集体迁居到此，重新建镇。在一次次的苦难和迁徙中，他们由千人之众减少到五百人、二百人，直至八十人。二百年的岁月造成了他们极强的凝聚力，而沿途遭遇其他黑人拒斥的经历，也使他们变得狭隘排外。这个聚居区中的黑人以摩根一家为核心，从“老爷爷”撒迦利亚开始到双胞胎兄弟斯图亚特和第肯已经三代。连鲁比这个镇名部是以他们已故的小妹命名的，足见其影响力之强。鲁比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着有限的几家商店，经营现代社会最低限度需要的外界产品。他们甚至有自己的集股银行，解决公共事业之所需，并满足各家的借贷。这里不通公共交通，没有外来游客，连白人制订的法律和行政机构都鞭长莫及，俨然一个世外桃源，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性宗法社会。但是由于在美国历次对外战争中的牺牲，这里的男丁骤减，加上世代近亲结婚，十五户人家已经剩下几户，而且有些孩子多病甚至夭折，显出种族退化的迹象。尤其是镇上的年轻一代，早已不满足于这种固步自封的状态。在青年教士理查德·米斯纳的鼓动下，正在跃跃欲试，想和老一代的保守势力决一高下；眼看摩根兄弟一手遮天的现状就要失控了。斯图亚特们虽然精明强干，却缺乏开阔的胸襟和睿智的决策。他们错误地认为，不远的女修道院是罪恶的渊薮，于是便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

如果说作者用纵剖面的笔法叙述了鲁比人二百年的历史，她在描写女修道院中各个妇女的经历和命运时则采取了横剖面的手段。

那座女修道院原本是一个贪官为自己建造的豪宅，本想在里边享受骄奢淫侈的生活，不料刚开过一次盛宴便案发被捕。这座宅邸也就成了教会为本地姑娘设的“教化”印第安女孩的“基督王学校”。在这里，由嬷嬷负责教授土著女子，要她们讲英语，信耶稣，忘却本族的语言和传统。后来学生走散，捐赠又难以为继，只有被尊为“母亲”的嬷嬷玛丽·玛格纳和从九岁就被她领来的孤女康妮(康瑟蕾塔)以出租土地和出售菜圃中特产的黑辣椒及其它自制土产来维持。后来由于种种个人不幸来到这里避难的妇女有：因为无意中使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婴儿窒息死于车中而逃出家庭的玛维斯，有因为反抗社会而落得浪迹各地、玩世不恭的吉姬(格蕾丝)，有自幼就是孤儿，成长道路坎坷的西尼卡，有遭遇婚变而悲苦不能自拔的帕拉斯(第外因)。她们虽然性格各异，玛维斯和吉姬甚至始终不和，但她们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处避风港，安分守己地凭自己的劳动度日，与鲁比人原也相安无事。实际上，连鲁比的女人在无奈时也曾来此求得一时的解脱：未婚先育的阿涅特到这里l临产，为病儿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斯维蒂在这里得到救助，遭母亲痛打的比莉·狄利亚来这里暂避一时。而索恩更因为康妮救了她儿子感激不尽，遂捐弃了前嫌(其夫与康妮曾有一段私情)，两人成了闺中密友。但已经近乎偏执狂的斯图亚特和第肯却不这么看。第肯对那段私情始乱终弃，斯图亚特更认定女修道院是威胁他们鲁比遵循旧规矩生存的邪恶之源。试图用“一致对外”来转移内部岌岌可危的矛盾。

鲁比人曾经因为他们在二十五年间没有人死在镇中(这期间死去的居民都殁于外地)而执迷地认为镇上人是不死的。但这一神话在故事结尾处弗利特伍德家杰夫与斯维蒂久病孩子的葬礼上彻底破灭了。而女修道院横遭洗劫更证明那里连妇女避难所的资格都不保了。那么作者为本书赋予的书名——天堂，到底在哪里呢?

小说在追忆鲁比人的苦难史和列举女修道院诸女的不幸时，其实隐含着一条不易觉察的暗线：美国黑人从未放弃的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最初他们“以智取胜”，即以他们的狡黠战胜蠢白人。后来便有了以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依斯分别代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随后又发展成马丁·路德·金牧师和黑豹党的两种主张。而投身这一人权斗争的书中人物如米斯纳神父和吉姬后来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米斯纳决定留在鲁比，以有所作为；吉姬则与从湖中出现的同伴会合。这样的结尾虽然并不明朗，但至少暗示我们：这一斗争还在继续，只要黑人坚持前赴后继，哪怕有什么曲折反复，以他们天然的禀赋而论，终有一天会建起自己的天堂。如此看来，本书的主题恰恰是原有的虚假天堂的蒸发和对未来的可以争取的天堂的展望。恰如作者在早年所说：“如果我的小说中有什么连贯的主题的话，我想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怎样学着认真并美好地生活。，’本书所指的天堂，正寓于美国黑人的前景之中。

熟悉托妮·莫瑞森这位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人们都知道，她从一开始写作就独特地“把神话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她的作品始终以关心美国黑人民族的命运为主题，并在她的作品中时时插入带有黑人色彩的神话人物或传奇故事。在本书中，老爷爷撒迦利亚在抵达黑文前遇到的那个忽隐忽现的奇人——上帝的化身?索恩的那个来去无踪的朋友——她想象中的知音?弗利特伍德家似有似无的熊，只唱不说的神秘形象派达德，自动扶梯上的女人，以及娄恩教康妮的救人魔法——“迈步进去”等等，都给人以亦真亦幻、似假又真的印象，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

当然，作为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又曾任过编辑并在大学教授文学的托妮·莫瑞森对美国文学传统自是了然于胸，对霍桑一亨利·詹姆斯一福克纳的技法传承融汇贯通，运用娴熟。

由自称善写“心理罗曼史”的十九世纪中叶浪漫主义大师霍桑所开创的象征比拟手法被莫瑞森女士发挥得淋漓尽致。

应该说，鲁比镇和女修道院这两处“国中国”本身便是一种象征，而最突出的意象便是大炉灶。这座大炉灶是当年迁徙的黑人在黑文落脚后修建的。最初的用途兼有为新生婴儿洗礼和集体(或供各家)炊面烤肉的双重用途。后来，黑文人集体迁居鲁比，他们认真地拆卸搬运了大炉灶，并在新址草创之时，即一丝不苟地将大炉灶重新砌起。但由于三处教堂都有了洗礼设备，各家各户也都有了足敷使用的炉灶，大炉灶已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成为人们聚会的场所：青年人在那里狂欢，成年人在那里密谋袭击女修道院。而且对于大炉灶口上已经模糊不清的原铸铭文也发生了争议：老一代认定是“当心他皱起眉毛”——警告人们不可违背上帝的意旨，而年轻人则猜测该是“(是)他皱起的眉毛”——上帝已然对现状不满。这一争议实际上体现了保守与改革两种观念的分歧。由此大炉灶的存留也就成了对待精神遗产的态度问题。

罗杰·贝斯特由于娶了白肤的黑人混血女子为妻，在镇上备受歧视，连皮肤色浅的女儿帕特及外孙女比莉·狄利亚都抬不起头。(不过比起被迫与白肤未婚妻离散的米努斯以酒度日要好多了。)罗杰把新买的汽车用来当救护车和灵柩车，把救生和送葬两件截然相反的功用结合在一起，巧妙地影射了新旧力量的生与死。  故事结尾处，深受良心谴责的第肯身穿齐整的三件头西装，脚上却不穿鞋袜。从结构上讲可以说是与其祖先的赤脚徒步跋涉前后呼应，但从其象征含义来说，是不是对传统的回归和表面上新旧一体(西装光脚)的不和谐呢?

不过，托妮·莫瑞森最直接师承的还是威廉·福克纳。这首先是因为美国黑人文学是扎根于美国南方的，而福克纳正是美国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

托妮·莫瑞森虽然出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的罗伦，却自幼在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歌声中长大，在浓郁的黑人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熟悉家中祖辈北迁的历史。在首都华盛顿专为黑人开设的霍华德大学就读期问，参加暑期演出队，趁巡回演出之机，来到南方故土，亲身体验了南方的黑人文化氛围。后来在出版社又编辑了文献资料极其丰富的《黑人全书》，熟谙了详实的历史。这一切都对她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福克纳的创作手法除去紧密的结构和带有寓意的姓名之外，向以意识流和多角度叙事法著称。关于意识流，我们不拟在这里做理论上的探讨(本人另有专文《吴尔夫·(海浪)‘意识流》)，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在涉及某个人物或事件时做出由此及彼的联想或勾起对以往相关或相反的回忆，本来是很自然的。这和传统手法中的追叙、插叙、侧叙都是打破时空界限的，所不同的只是意识流是主观心理上的而不是客观叙述上罢了。至于多角度叙事法，则是亨利．詹姆斯创造的以主要人物为核心，向四外观察的辐射式叙事法的发展，即对同一事件通过不同人物从各自角度来叙述，从而避免了一个人物的主观镜头而使叙事更加客观。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事对人的了解(包括有目的的调查研究)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兼听”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我们在阅读时虽然开始会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必然会渐进渐明，直到最后便会真相大白。如摩根家人讳言的“茶”。

托妮·莫瑞森对福克纳的作品有过深入研究，硕士论文即与此有关。她对他的写作技巧不但有独到的心得，而且随着她的一部部作品的创作，福克纳式的结构、人名、意识流和多角度叙事法运用得愈发得心应手。

如果把莫瑞森的黑人小说列入南方文学，与福克纳的系列应该就是相映成趣。因为福克纳以一个南方式微豪门的既骄傲又沉痛的心理和对家乡的炽烈感情，表达了对南方大家族的悲剧感及对种族问题的负罪感，流露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疏远与陌生。而这部《天堂》则从黑人的视角审阅南方历史，她对黑人祖先的心理同样骄傲(为其自尊自豪)又沉痛(哀其故步自封)，感情同样炽烈，但更以蓄势待发的姿态迎接融黑白文明为一体的天堂。因此，本书的故事虽然压抑，批判尽管深沉，却让人看到了光明。在美国文学史上，评家多认为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土长的儿子》(1940，中译本名《土生子》)是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1925)的黑人版，且较之更为深刻。如果我们就此类比，可以说托妮·莫瑞森的这部《天堂》至少是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南方世家小说的补充与丰富!

也有人把托妮·莫瑞森的作品列入妇女文学，从她笔下无数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和她对黑人妇女命运的由衷关心来看，是有道理的。在本书中，不但女修道院中诸女都有不幸的经历和不同的性格，即使在以男性为核心的鲁比，也有几位闪现光彩的女性。这里仅举三例：帕特(帕特丽莎)因为从母亲遗传来的浅色皮肤而在镇上受尽歧视。她是镇上少有的知识分子，除去在学校教授黑人史外，还在业余时间研究鲁比诸家族的谱系，从中发现了许多疑窦。但她为了改变在镇上的社会地位，嫁给了一名“八层石头”，比丈夫早逝更令她伤心的是，女儿比莉·狄利亚竟然仍是浅肤色。正是这样一个心理情结使极具母爱的她，多次痛打女儿。小比莉自然对此不解，反而与母亲结怨。但个中的哀婉委实震撼人心。而从底特律归来因发式为鲁比所不容的安娜则是在外面闯过的鲁比人，她起初仍想再次出走，但在继承了父亲的爱斯记杂货店后却自然做了一些改革，新商品颇受顾客欢迎，最后和米斯纳的神父双双留下来，准备为新鲁比献身。

托妮。莫瑞森虽然和霍桑一样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严密逻辑，但她在细节的准确性上却有着辛克莱·路易斯式的一丝不苟。即在大处落墨中不忘记细部的画龙点睛。可以说，没有细节就构不成小说，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感人力量。正是通过种种细节，《天堂》探讨了生与死、男与女等重大问题。

尽管《天堂》中的世界离我们十分遥远，但认真回味仍对我们多有启迪。那种有待开放的封闭小镇，那种沉湎于往日辉煌不思进取的心理，……难道不令我们感到熟悉吗?这又一次验证了“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这样一条真理。

二十多年前我初试拙笔翻译和研究托妮·莫瑞森时，她还只是一颗上升的新星，但这块“黑色的宝石”(我初次把她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所写的论文标题)当年已掩盖不住她的作品的灿烂。《天堂》这部长篇发表于一九九七年，是她于九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小说。她在文学上的孜孜以求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正因如此，她的遣词造句，尤其是类似偈语的宗教喻理(这一点也与福克纳可以相比)，都较原先的作品有很大变化，当然也给翻译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当我以惴惴不安的心情结束译稿时，我要向读者及文学界的朋友竭诚声明：译文中的不当之处，万望指明，以待改进。

胡允桓谨识2004．7．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