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都不明白？对于我，这是幸福……可怕的……疯狂的幸福。

一个堪称当代法国文化骄傲的作家，一个引导世界文学时尚的作家，一个坦荡走入通俗读者群体的严肃作家，一个与昆德拉、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并列小资读者时尚标志的女作家，一个富有传奇人生经历、惊世骇俗叛逆性格、五色斑斓爱情的艺术家……

本书是其长篇小说之一。

父亲常在郊区火车上拾到些书，也在垃圾箱旁边拾到书，它们仿佛是在有人去世或搬家以后白白赠送的。有一次他找到了一本《乔治·蓬皮杜传》。这本书他读了两遍。在普通的垃圾箱旁还有成捆的过时的技术书籍，但他不去拾。母亲也读了《乔治·蓬皮杜传》。他们都对这本传记感兴趣……

父亲常在郊区火车上拾到些书，也在垃圾箱旁边拾到书，它们仿佛是在有人去世或搬家以后白白赠送的。有一次他找到了一本《乔治·蓬皮杜传》。这本书他读了两遍。在普通的垃圾箱旁还有成捆的过时的技术书籍，但他不去拾。母亲也读了《乔治·蓬皮杜传》。他们都对这本传记感兴趣。在这以后，他们寻找“名人传记”——丛书的名字——但冉也小曾找到像乔治·蓬皮杜的传记那么有趣的，也许是因为这些传主的姓名对他们来说很陌生。他们在书店前的旧书摊上偷这种书。“传记”是很便宜的，书店的人也就随他们去了。

父亲和母亲喜欢读乔治·蓬皮杜的生平故事，甚于所有的小说。他们对这个人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他名气大，而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按照普通人所共有的生活逻辑来讲述乔治．蓬皮杜的生平的，虽然他出类拔萃。父亲仿佛成了乔治．蓬皮杜，母亲仿佛成了蓬皮杜的妻子。那种生活对他们并不陌生，甚至与他们本人的生活也有某些联系。

孩子们除外，母亲说。

对，孩子们除外，父亲说。

他们乐于阅读传记是因为从中看到人的一生在做什么，而不在于知晓某些使命运变得幸运或不幸的特殊意外事件。何况就连这些命运有时的确也何其相似。在读这本书以前，父亲和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竟如此相似。

所有人的生活都一样，母亲说，孩子们除外。对于孩子，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对，父亲说，对于孩子，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父母一旦开始读一本书就一定读完，哪怕它很快就显得枯燥乏味，哪怕它用去他们好几个月的时间。爱德华·埃里欧的《诺曼底森林》就是一例，书中没有讲到任何人，自始至终只有诺曼底森林。

父母是外国人，来到维特里近二十年，也许二十多年了。他们在维特里这儿相识、结婚。他们一次次地换居住证，如今仍然是暂住者。从那时起，是的，很久以来就是这样。他们这种人找不到工作。从来谁也不愿雇用他们，因为他们本人也不太清楚自己的来历，又没有专长。他们呢，也就不再强求了。他们的几个孩子也出生在维特里，包括夭折的老大。多亏有了这些孩子他们才有了栖身之处。自第二个孩子出生起，他们分到一套拆毁了一半的房子，等着迁入低租金住房。但是那座低租金住房一直没有建成，于是他们仍然待在原处，两间房，一为卧室一为厨房，直到后来——他们每年添一个孩子——市镇让人用轻型材料盖了一间宿舍，通过走道与厨房相连。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两个，冉娜和欧内斯托睡在走道里。剩下的五个孩子睡在那间宿舍里。天主教救济会送给他们一座完好的柴油炉。

孩子们就学的问题从来就不成其为问题，无论是对市政厅的职员、对孩子还是对家长而言。有一次这些家长竟然要求派一位老师去他们家里给孩子上课，回答是：多么狂妄，还会提什么要求。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在市政厅有关他们的全部档案里都提到这些人缺乏诚意并且不可理喻地顽固到底。

这些人读的书或是从火车上，或是从书店的旧书摊上，或是从垃圾箱旁边拾到的。他们的确申请过进入维特里市立图书馆，回答是：太过分了。他们不再强求。幸好在郊区火车上可以拾到书，幸好有垃圾箱。父母亲生了许多孩子所以领到免费的乘车证，可以经常往返于巴黎和维特里之间。特别是在他们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乔治·蓬皮杜的传记以后。

在这个家庭里有一次还发生过另一个有关书籍的故事。那是初春时发生在孩子们中间的。

当时欧内斯托的年龄大概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欧内斯托不识字也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他只知道自己的名字。  事情发生在隔壁房屋的地下室里，它可以称作棚屋，它的门总是为孩子们开着，每天太阳落山以后或在寒冷或下雨的下午，他们可以在等待晚饭前进去避一避。在这间棚屋里，在中央暖气管的通道下，小弟弟们在瓦砾中找到了那本书。他们将书带给欧内斯托，欧内斯托久久地看着它。书很厚，黑皮封面，厚厚的书前后都被烧透了，不知是被什么工具烧的，但肯定是威力强大的工具，例如喷火枪或者烧红的铁棍。烧坏的地方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圆洞。洞周围的书页完好无损，完全看得清。孩子们曾经见过书店橱窗里的书，也见过父母那里的书，但从未见过被如此横加践踏的书。年岁小的弟妹们都哭了起来。

在这本烧坏的书被发现后的几天里，欧内斯托进入了沉默状态。整个下午他把自己关在棚屋里，与烧坏的书单独相处。

然后，欧内斯托突然记起了那株树。

那是位于柏辽兹街和卡梅利纳街交叉处的一座花园。卡梅利纳街上几乎总是空无一人，街的坡度很陡，一直延伸到下面的高速公路和维特里的英国港。花园四周有用小铁桩撑住的栅栏，一切做得很完美，就像那条街上其他的花园一样，它们和这个花园一样大小，形状也一样。 

然而，这座花园单调之极，没有任何花坛，没有任何花朵，任何植物，任何树丛。只有一株树。孤单单的。这株树就是花园。

孩子们从未见过这种树。在维特里，也许甚至在全法国，它是唯一的一株。它可能显得平凡无奇，不引人注意。然而一旦人们看见了它，便终身难忘。它不高不矮。树干像白纸上的线条那样挺直。圆盖形的枝叶浓密而美丽，仿佛是刚出水的美发。然而在这些枝叶下，花园是片沙漠。由于缺乏阳光，那里长不出任何东西。

这株树的年龄不知有多大了，它对季节交替、温差变化无动于衷，处于绝对孤独之中。在这个国家的书籍里也许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可能在哪里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在发现那本书几天以后，欧内斯托去看那株树，他在树近旁的山坡上，面对树周围的栅栏坐着。后来他每天都去。有时去那里待很久，但总是独自一人。看树这件事他从未向任何人说过，只有冉娜除外。奇怪的是，只有在这里，弟妹们才不来找他。P3-8

一九八四年由于文化部长雅克·朗对我个人的资助，我写了一个电影文本，取名为《孩子们》。

《孩子们》是与让·马斯科洛和让·马克·蒂里合作拍摄的。同样，演员也是共同挑选的。其中有塔蒂阿娜·穆基、达尼埃尔·热兰、马尔蒂娜·谢瓦利埃、阿克塞尔·博古斯拉夫斯基、皮埃尔·阿尔迪蒂、安德烈·迪索利埃。摄影是布吕诺·纳伊滕及其小组。

在好几年里，这部电影一直是我叙述故事唯一可能的方式。但我经常想到这些人，这些被我抛弃的人。于是有一天我根据维特里的拍摄现场去写他们。在几个月中这本书叫做《雷雨的天空·夏天的雨》。我保留了后一半：雨。

在写书期间，我到维特里去了十五六次。几乎每次我都迷路。维特里这个郊区令人害怕，它不同一般，也难以界定，我开始爱上了它。这是难以想象的最缺乏文学性、最缺乏个性的地方。我臆造了它。但我保留了音乐家的名字，街道的名字。还有这座容纳好几百万居民的郊区城市向四面八方延伸的规模——我在电影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也保留了父母的小屋。小屋被烧掉了。维特里市政府严肃地称这是意外。我忘了：我保留了塞纳河，它一直在那里，一直在场，漂亮之极，顺着此后光秃秃的河岸流淌。荆棘烧掉了。沿着塞纳河的公路很完美，三车道。外国居民消失了。企业的总部成了宫殿。《世界报》的宫殿放在巴黎是装不下的，它比博菲尔在塞日蓬图瓦斯修的宫殿还大。夜里人们感到害怕，因为河岸上荒寂无人。我还忘了：那株树还在那里。花园的围墙换成了钢筋水泥，高高的，再也无法看到整株树了。我知道，我本该去维特里阻止他们建水泥围墙的。可是没有人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呢……从此人们只能看到枝叶的上部，因此再不会有人去看它了。它似乎被照料得很好，树枝被修剪过，树干更高更壮。它像以色列王。

我还忘了：孩子们的名字不是我杜撰的，书中自始至终的爱情故事也不是杜撰的。

我还忘了：那个港口的确叫英国港。七号国家公路就是七号国家公路。那所小学确实叫布莱斯·帕斯卡尔小学。

被烧毁的书是我臆造的。

玛·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