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晋朝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风靡于世，被后人尊称为“书圣”，他的《兰亭序》更是家喻户晓。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与父齐名，人称“二王”。本书对王羲之、王献之的生平、书法艺术、政治思想、美学思想等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此外还对大王、小王书法的异同作了深入的比较。

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尽人皆知、唯一被誉为“书圣”的书法家。他书法艺术的极高水平和巨大贡献，后泽一千多年。

本书在叙述王羲之一生行迹之后，对其政治思想、哲学观点、美学思想等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特别是作者在旁征他说的基础上，联系经学向玄学转变的文化背景，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和书学理论，比较了大王、小王书法的异同。对于有关的争论问题，本书汇于一章，存疑于正文之末，便于读者参与思考、讨论。

附王献之评传

王献之是与王羲之在艺术上难分上下、自树旗帜的书法家。他才高识远，情驰神纵，其作品为历代书家宗尚。

本书对传主生平、创作思想、书法艺术等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对于“二王”书法的比较以及他们的影响亦作了必要的阐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1)

王羲之评传

第一章 生平概述(3)

一、生活的时代(3)

二、家世(11)

三、少有美誉(15)

四、婚姻佳话(19)

五、经历两次叛乱(21)

六、仕途(24)

七、告誓辞官(28)

八、隐居的晚年(32)

九、轶事(37)

第二章 政治思想(42)

一、重民爱民思想(43)

二、进言改革(46)

三、反对愦愦之政(51)

四、政治理想(53)

五、审量彼我的决策思想(55)

第三章 哲学观点(67)

一、儒道并综(67)

二、怀向平之志(75)

三、生死观(78)

第四章 美学思想(82)

一、崇尚自然和虚静无为的审美理想(82)

二、名士风流与人格美的追求(86)

三、书法美学思想(102)

第五章 书法艺术(117)

一、书法的鼎盛时代(117)

二、师承(121)

三、成就与代表作(125)

四、造就书圣的主要因素(142)

第六章 关于王羲之的书论(149)

一、《自论书》(152)

二、题卫夫人《笔阵图》后(154)

三、《笔势论十二章》(160)

四、《记白云先生书诀》(172)

第七章 文学方面的成就(176)

一、《兰亭序》的文学价值(176)

二、关于《兰亭诗》(184)

第八章 有关争论的问题(188)

一、关于生卒年(188)

二、《兰亭序》的真伪问题(192)

三、关于帐中遇险(197)

四、王羲之是否有代笔人(199)

附：王献之评传

第一章 生平及其思想风貌(205)

一、少有美誉(205)

二、工草隶善丹青(207)

三、婚姻与仕途(210)

四、思想风貌(215)

第二章 创作思想及书法艺术(222)

一、变通古法的创作思想(222)

二、书法艺术(227)

三、代表作(232)

第三章 二王书法比较及影响(237)

一、二王书法比较(237)

二、二王书法之影响(244)

附录(249)

王羲之·王献之年表(249)

王羲之家族世系简表(260)

笔阵图(261)

王羲之·王献之主要书迹目录(263)

兰亭宴集四十二人名单(267)

关于《兰亭序》真伪的笔战(269)

索引(279)

人名索引(279)

文献索引(289)

词语索引(297)

后记(303)

《兰亭序》的真伪是一宗历史公案，历来争论很大，从分析的角度，否认“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为王羲之的思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相反这一言论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作为艺术家的王羲之的思想。

“晋人喜述老庄”，王羲之信奉道教，骨子里是儒教，不少人都认为他是儒道合一的思想。王羲之反对庄子上述的观点不等于否定老庄的全部思想，反对庄子的全部学说。庄子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生死观取消死、生、夭、寿这些对立概念，将它们合二为一归于本体，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区别，这是非常荒谬的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人们不难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加以否定。“生死”是有根本差别的，“彭殇”也不能等量齐观。王羲之面对良辰美景友好相聚，感受到人生乐趣，但“盛事不常”，生命有限，不胜感慨!由此想到古人的话，“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联系生与死的问题发表对庄子生死观的看法，对“一死生”、“齐彭殇”观点开展了批判，认为是“虚诞”和“妄作”，从文章看这是符合逻辑的，是在情理之中的。一个坚信庄子的生死观的人应该是对死和生是无所谓的，有的甚至是厌世的；对于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王羲之来说，他是确实不会信奉和接受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死生”、“齐彭殇”如果真是王羲之的人生观、世界观，他又为什么要服食养生，依托药物以求长寿呢?思想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是复杂的，某一种思想属于哪一“家”不是绝对的，一刀切的，有时几种思想交融在一起。思想有继承性，在继承过程中往往有扬弃，这对王羲之来说也同样是如此，他崇尚道家的任自然的思想，反对“一死生”的观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说一个人的思想总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延伸，客观存在起了变化，人的思想也往往发生变化，有的人在爱情等方面受到挫折以后，出家进入佛门，佛教思想成了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在较短时间内思想也会发生变化，或者产生激烈的变化，产生的新的思想与原有的思想相悖。“情随事迁”就是这种情况的概括表述。杜甫在《醉时歌》中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甫一贯“奉儒守官”，对照他的这一诗句判若两人，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往往自相矛盾，这不足为怪。特别是环境突变，人的喜怒哀乐感情必然随之而突变，文人和常人莫不如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同的则是文人把一刹那感情之变化，笔之于书，流传后世；常人则把一刹那感情之变化，形之于色，事过境迁而消逝。纵观文人作品，早期、中期及晚期之思想，往往不一，甚而至于大起大落。有时同一时期之作品，思想内容亦有柢牾。人为万物之灵，思想感情，随着特定环境发生而发生，变化而变化，消失而消失，史不绝书，有目共睹，这是人类思想变化的必然规律。

P80-81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有关王羲之、王献之的文献材料太少，何况其中还存在很多疑窦，撰写他们的评传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有位同志曾对我说：“写‘二王’的评传，带有拓荒的性质……”鉴于自己的学识能力，担当拓荒重任是超负荷的。几年来我总是奋力笔耕，从不敢懈怠，但终不知收成如何?收获那怕是一颗一粒，我想都是应该珍视的，因为其中不仅有我的汗水，还有同仁的关切、长者的劳动。

拙著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书法家黄悖先生、南京大学出版社左健副编审的热情支持。余清逸教授、江苏古籍出版社王春南编审在百忙中审读了整部书稿，悉心帮助，多有勖勉。译林出版社王理行同志为本书的某些内容做了翻译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拓荒是一种尝试，委实不易，但决不意味可以原谅错误，故恭请方家、读者赐教。

郭廉夫

1995年9月20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