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为《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作者在本书中一气呵成又多所发明、自成一体地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比如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为己之学”为什么反而是成己之学、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修己与待人的区别何在、道德要不要形而上预设、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等等。本书既承袭了梁启超从《新民说》到《德育鉴》的转向，也发挥了作者在《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中的主张．从而在“有限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回应着国际学界有关世俗主义的最新论辩，重返了孔子早在轴心时代就已提出的最独特又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生解决方案”。

刘东 (1955—)，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曾先后任职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曾主持恢复了清华国学院。发表了《西方的丑学》《理论与心智》《道术与天下》《悲剧的文化解析》《思想的浮冰》《天边有一块乌云》《自由与传统》《引子与回旋》《前期与后期》《我们共通的理性》等三十余种著作或译作。主编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等十几套学术丛书，并创办了长期由哈佛燕京学社赞助的《中国学术》杂志。

小引
题解一（序言） 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题解二（序言） 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
题解三（辨术第一） 儒家德教有何重要性？
题解四（辨术第一） 为什么反是成己之学？
题解五（立志第二） “先立其大”有多重要？
题解六（立志第二） “无用之用”能否成立？
题解七（知本第三） 德育也属于通识教育吗？
题解八（知本第三） 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
题解九（存养第四） 佛学如何影响了心学？
题解十（存养第四） 有无属于自己的时间？
题解十一（省克第五） 修己与待人区别何在？
题解十二（省克第五） 道德要不要形而上预设？
题解十三（应用第六） 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
题解十四（应用第六） 有多少取决于当下一念？

大约是在去年年底，
我刚调来浙江大学不久，
译林出版社的负责人就造
访杭州，跟我商讨下一步
的合作。考虑到正要为筹
办中的中西书院准备通识
教育的教材，我就顺口推
荐了《德育鉴》。
其实在多年以前，我
便已经在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里，从梁启超文集中
发现它，为它写了篇新版
的导言，推荐给了北京大
学出版社，作为院里指定
的“德育教材”。然而这一
次，译林出版社的编辑读
罢还不解渴，又希望我接
着再为该书的各章，分别
写出它们的“题解”来，以
帮助读者们更好地掌握。
于是，我又从头把它
重读了一过。梁启超当年
选编的这本书，原有一篇
例言和六章正文，加起来
总共有七个部分。那么这
样一来，我也就打算为它
的每个部分，都分别写出
两篇“题解”来，所以随手
就写下了十四章的提纲，
而随即便埋头一口气写了
下去。
不过，尽管提纲还是
这个提纲，可写着写着，
却发现情况并不如此简单
。虽然说，那都是些考虑
已久的问题，可等到真要
把它们给铺陈开来了，却
发现远比预想的要费力气
。——由于我在这里要讲
述的，都不是学术界的现
成结论，那就需要像写“
论文”那样，去引证、去
立论、去驳议，所以等杀
青以后再来点算，这些“
题解”本身竞已相当不薄
了。
这就不免让人有些挠
头了。如果把这次写成的
文字，孤立地拆分成十四
个单元，再塞到只有几万
字的《德育鉴》里，那就
显得太过“喧宾夺主”了，
会比原书整整多出三四倍
来。由此看来，也就只好
让它独立出来，另作一本
专门的著作了。——不知
这算不算得“好事”，反正
我近来总是这样，一不小
心就脱离了原定计划，顺
手写出一本“意外”的书。
不过转念想想，也许
这样反而更好。将来我们
在中西书院里，也就有了
两种“通识教材”，一本可
以当作初始教本，另一本
则可以当作参考读物。也
就是说，可以安排同学们
先阅读《德育鉴》，然后
再来读这本《德教释疑》
，乃至于，他们还可又回
过头来，再从头温习一遍
《德育鉴》。
本书既然取名为《德
教释疑》，自是要围绕着
儒家的“德教”，去解开一
些缠绕着的“疑团”。不过
又应该声明，书中进行的
这些“释疑”，却首先是冲
着我本人的。也就是说，
心头确实有很多的“疑难”
，当初在读书时就已经“
起疑”，而再查询固有的
注疏，也还是感到同样“
可疑”，可充其量也只写
了点批注。——那么这一
次正好，就干脆抖擞起精
神来，分别对之进行清洗
和剥离了。
当然同时也可以说，
这些“释疑”也是写给读者
们的，说不定自己的这番
努力，也能帮他们解开某
些“疑团”。毕竟，充满了
腐恶的当今学术界，已经
太惯于陈陈相因、以讹传
讹了，由此造成了太多的
“云山雾罩”，使得孔子思
想中的很多精义，都跟人
们长久地隔膜了，使之就
算想要找回“文化自信”，
也并不知那“文化”意味着
什么。
具体而言，如果我在
《天边有一块乌云》中，
已经从比较哲学的宏观角
度率先提出了，先秦的儒
学思想，既不是“伦理本
位”，也不是“天人合一”
，又不是“儒道互补”，更
不是“内在超越”；那么，
眼下也正好循着这种“范
式更新”，来从头梳理儒
学的思想体系，从而对由
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
基于自己提出的那四个要
点，去进行势在必行的洗
牌与重组。
正因为由此带来的难
度，我在前边已经讲到了
，居然是写着写着，就被
迫改变了写作风格。毕竟
很多关键性的话题，都是
在这里头一次提出的，容
不得只以教科书式的笔法
，一带而过地进行轻巧的
处理。——当然了，即使
如此也还是要坦承：由于
本书中一再碰触到的，都
是极为吃重的学术话题，
而且笔者也总是自出机杼
，所以，或许光靠本书中
的文字，仍可能论证得不
够充分。
也正因为这样，即使
还在撰写这篇短序，自己
的心思却已跳人另一本书
了，而如果没什么心血来
潮的改动，它的标题将会
是《孔子十章》，也就是
说，还是要去阐发相关的
话题。——求学的生涯坚
持到了现在，之所以一直
都让我兴趣盎然，恰是因
为自己的动笔写作，正好
比带一点风险的“征服”；
所以，只有闯入尚且有些
生疏的领地，从“已知”向
着“未知”发出挑战，才会
诱发自己内在的写作冲动
。
而沿着连绵不绝的运
思，自己的写作也是越到
了晚期，就越表现出一种
“自我互文性”来，或者用
晚近另一本书的标题来说
，这些文字总是在演奏着
“引子与回旋”。——在这
个意义上，就像马上要交
出的这本书，是在延伸着
以往著作中的思路，今后
还会接续写出的著作，也
将会勾连从这里发出的思
绪，而构成彼此连接的“
网状结构”。
但不知，这样的著作
究竟还有多少。虽则说，
这次颇费力气地移家杭州
，在我就好比是在围棋盘
上，又朝“天元”方向延了
几口气，所以也肯定为今
后十几年的工作，带来了
很多亟欲写出的腹稿；只
是，且不说终究能否“天
假以年”了，就连头脑中
能否总这样充满灵感，也
只

公德私德之分真的可能吗？
修己与待人的区别在哪里？
道德真需要形而上预设吗？
作者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沿循梁启超对道德本心的叩问与修持，解开围绕着传统“德教”的“疑团”，重新激活儒家伦理的公共价值。

题解一（序言）
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一上来就要来追问：梁启超当年为什么要编选这本书？
这无疑意味着，就在1905年的前后，他的立场又发生了陡然的转变。有学者详细地统计过，在仅有五十多年的生涯中，梁启超的立场即有“十变”。这曾引起过外间广泛的物议：“因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当时便遭对立方面和自己营垒的种种非议。孙中山痛斥其‘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指责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骂他是‘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严复批评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罪人。曾经热烈赞扬梁启超的黄遵宪，隔了两年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流质易变’。”而他当年的学生郑振铎，也曾经未置可否地对此总结道：“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
可无论如何，我们又必须同情地理解，这种“善变”却未必就是缺点，相反倒可能是梁启超主动追求的。——他在早岁就已自觉到了这一点：‘《语》日：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而到了梁启超生命的后期，他更在对比中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
正因为这样，针对梁启超终其一生的追求，我们就不能只盯住他的这种“善变”，或者说是“太无成见”，还应当更深一层地去考察：在那些富于戏剧性的转变中，他的思想是不是越变越丰富了，他的立场是不是越变越稳固了，他的环顾是不是越来越周全了，他的见识是不是越来越可靠了？——而一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就需要先来回顾一下，弄清他在转变前的思想和立场。
这就要先来回顾梁启超的“新民说”了。——想当年，为了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他曾率先提倡过“道德革命”，其逻辑可以简明地总结为：想要“新国家”就先要打造“新国民”，而想要“新国民”就先要倡导“新道德”：“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澳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这样一来，他就此所提出的“道德革命”，也就不言而喻地要求着他，必须对传统的“旧道德”大加讨伐，而这样的批判，还必须尽可能地全面开花，不留死角。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结，尽管他在《新民说》的前几节中也曾说过，“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可在细思之下，正如一位当代学者就此所总结的，他当年发出的批判却谈不上“平心之论”——“西人说中国‘野蛮’，梁启超持之以为绳尺，作《中国积弱溯源论》，从历史的中国里搜寻爬梳，翻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切割支离之词，用来说当时中国的‘病源’。论其字义，这些词汇虽各示诋抑，而相互之间其实并无一定的联结。以数千年中国的漫长和复杂作对照，它们被梁启超大而化之地编连为一体，显然并不全是出自中国历史本身和真能统括中国历史全体。但从二十世纪初年的思想背景求因果，则梁启超之所以选定这些词汇，正在于由此编成的大而化之鲜明触目，能够一一对应地描绘出时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反面，以此为‘野蛮’作佐证。然而历史的中国既可以操弄，真实的中国也因此而成了一种越来越远的东西了。”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