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以其令人惊愕的流行程度，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榜首一年有余，印数达数百万之巨。这部悬疑小说节奏明快，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作者甫一开篇便声称：该书中的历史描述全都确有其事。是否果真如此？本书来自畅销书作家巴特·D.埃尔曼，《失传的基督教派》与《失落的经文》的作者，就来揭开这部惊人之作背后的真相，分清真实与虚构，分清历史真相与异想天开，见解深刻，饶有趣味！

《达·芬奇密码》以其令人惊愕的流行程度，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榜首一年有余，印数达数百万之巨。这部悬疑小说节奏明快，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作者甫一开篇便声称：该书中的历史描述全都确有其事。是否果真如此？

正如历史学家巴特·D.埃尔曼在这本信息广博、别出心裁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达·芬奇密码》涉及的历史知识中充斥着舛误。古代教会是否参与掩盖事实的勾当，让耶稣由凡人化为神圣？君土坦丁大帝是否确定了《新约》文本，从大约80种待选的福音书中只挑选出强调耶稣神性的4种？耶稣基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结过婚吗？教会压制了那些讲述他们秘密婚姻的福音书吗？巴特·埃尔曼彻底拆穿了所有这些说法的讹误之处。但本书并非仅仅罗列出丹·布朗对历史的误读，在整部书中，埃尔曼提供了大量有关早期基督教的背景信息，饶有趣味，且全都具有历史准确性。例如，他描述了《死海古卷》的发现(与《达·芬奇密码》的说法相反，《死海古卷》中并无基督教方面的内容)，言简意赅地概述了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学者是怎样确定最具可靠性的文献资料，并探讨了最近半个世纪发现的其他福音书。

埃尔曼区分了真实与虚构，区分了历史真相与文学幻想。若《达·芬奇密码》的读者想了解基督教起源与耶稣生活的真相，那么，他们将发现本书是一部令人爱不释手的佳作。

导言／l

《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概要／6

怎样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9

第一部君士坦丁大帝、《新约》和其他福音书

第一章 君士坦丁在早期基督教中的地位／4

君士坦丁的基督教／5

尼西亚会议／13

提彬对君士坦丁的看法／23

第二章 《死海古卷》与纳格·哈马迪藏书的发现／24

《死海古卷》／25

纳格·哈马迪藏书／33

结论／41

第三章 其他福音书／43

《多马的耶稣婴童福音》／45

《彼得福音》／48

科普特文的《彼得启示录》／5l

科普特文的《多马福音》／55

结论／65

第四章 君士坦丁与《新约》正典的形成／66

正典形成过程的开始／68  

编纂图书集的动机／7l

塞拉皮昂与《彼得福音》／73

爱任纽和“四福音”《圣经》／75

早期基督教正典名单／77

收录标准／79

尤西比乌与4世纪初的正典／80

君士坦丁下令制作50本基督教《圣经》／8l

结论：正典的完成／83

第二部分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

第五章 有关耶稣的历史文献／88

我们需要的资料来源／91

非正典文献／94

异教文献资料／94

犹太文献／96

基督教文献／97

正典文献／99

《新约》中的福音书／100

第六章 从文献中探寻耶稣的历史真面目／109

重建耶稣生活历史真相的方法／112

作为启示论先知的耶稣／116

耶稣的启示论教义／120

结论／127

第七章 耶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婚姻／129

耶稣信徒中的男性／132

耶稣信徒中的女性／134

耶稣结婚了吗？／138

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144

结论／147

第八章 早期基督教中的女性／149

早期基督教中的女性／150

早期基督教中的女性特质／164

对女性的仪式崇拜／166

结论／167

后记／169

注解／175

索引／182

君士坦丁的皈依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很不幸，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只有君士坦丁的宗教传记作者尤西比乌(Eusebius)所作的那种记录。尤西比乌是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作家，他有时候被称为“教会历史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详尽记录基督教历史的基督徒，从耶稣时代一直写到他那个时代，即君士坦丁时代。除了那本长达十卷的《教会历史》，尤西比乌还撰写了一本君士坦丁的传记。可以想像，这本传记带有尤西比乌个人对基督教的观点。尽管如此，尤西比乌仍然宣称，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若干年之后，他听到君士坦丁亲口讲述了那次著名的皈依。

不管怎样，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的历史背景平淡无奇。就在戴克里先于公元305年自愿逊位之后，君士坦丁取代他的位置，成为罗马皇帝。不过，就在罗马城，马克西米安却宣布自己有权获得皇位，直到君士坦丁在战场上将他击败。然而，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狄(Maxentius)随后控制了罗马城。君士坦丁想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那就意味着消灭马克森狄和他的军队。君士坦丁向罗马城进军，在台伯河上的米里维安桥发生了激战。君士坦丁后来讲述了那次战役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超自然征兆，那个征兆最终使他接受基督教为唯一真正的宗教。根据君士坦丁的叙述，他知道自己只有在神力的帮助下，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获胜；但是，在决定祈求哪个神灵在战斗中帮助他的时候，他却茫然不知所从。这时，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产生了幻觉。他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十字形的支架，上面写着“凭此征服”。

这个幻觉意味着什么，君士坦丁迷惑不解。那天晚上，他梦见基督手持同样的标志来到他身边，让他以此对抗敌人。第二天，君士坦丁召来工匠，描述了那个标志的样子，他们根据描述，用黄金和宝石制作了一个奢华的架子，呈十字形状，顶端刻着两个希腊字母——“X”和“P”，代表基督名字的头两个字母。根据尤西比乌的记载，君士坦丁召集了几个能够解释十字架含义的宗教顾问，他们告诉他，如果他能够献身于对基督上帝的崇拜，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会受到保护。

君士坦丁举着这样的标志，在米里维安桥上与马克森狄展开激战，赢得彻底胜利，确立了自己作为西部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另一位将军李奇尼乌斯(Licinius)是罗马帝国东部的皇帝)]。

雷·提彬指出，从那一时刻起，君士坦丁就不是虔诚可靠的基督徒，他并没有完全消除自身的异教徒特征。关于这一点，提彬是正确的。首先，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甚至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他似乎也仍在继续崇拜太阳神。例如，他在位期间铸造的钱币上，继续铸着“无敌的太阳神”画像，这样持续了长达9年的时间。也许君士坦丁将自己以前的宗教与对基督上帝的新信仰混合在一起。他决定把“太阳日”(星期六)作为礼拜基督教上帝的日子，并在冬至日庆祝基督的诞生。这很可能并非巧合。但不管怎样，与提彬的观点相反，从公元312年的那个转折点起，君士坦丁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把自己视为基督徒了。

第二年，君士坦丁与控制罗马帝国东部的同僚李奇尼乌斯协商，在全帝国范围内停止针对基督徒的迫害。在这场运动中颁布了一道法令，历史上称为《米兰法令》(Edict of Milan)，它为帝国内所有人提供了宗教自由，不管他们是基督徒、异教徒还是犹太人，都可用适合各自神灵的方式崇拜他们选择的任何神灵。正是在这个时候——而不是12年之后在尼西亚召开的会议上——君士坦丁结束了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迫害。

从颁布《米兰法令》那一刻起，君士坦丁就把自己视为基督徒了，别人也这样看待他。不过，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在此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看起来的确仍然崇拜以前的异教神灵。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20年代初，君士坦丁终于坚定地投身于基督教信仰中了。雷·提彬说君士坦丁直到临终前(公元337年)才正式受洗，这一点是正确的。但这一行为并非如提彬暗示的那样违背了君土坦丁的意愿。事实上，基督徒等到临死前接受施洗，这在当时并不罕见。不过，君士坦丁在受洗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广泛宣传他的基督教信仰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还对基督教教堂及其神职人员慷慨布施。P9-11

丹·布朗所著的《达·芬奇密码》一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我们的记忆中，最近的所有畅销书在它面前都相形见绌。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2004年6月14日)，该书已经跻身于《纽约时报》畅销书之列63周之久，并且仍然高居榜首。根据《出版人周刊》2004年2月9日的数据，在今年早些时候，这本书每周售出10万册，简直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天文速度。当平装版出版之后，我们可以期待出现另一个销售：“井喷”，超过其精装版已经创下的数百万册的记录。

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是通过口耳相传，第一次听说《达·芬奇密码》。那时我刚刚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撰写完《失传的基督教派：<圣经>经文之争与我们从不知道的信仰》，这本书讨论的是早期基督教中失败的教派，由于早期教会领袖决心建立一种正统的方法来理解基督教，因此就回避这些教派，宣布它们为非法，并对它们加以破坏。在我那本书中，对于早期教堂神父们禁止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书籍，我花了大量篇幅进行阐述。在形形色色的基督教派看来，这些书都是他们各自的福音书、使徒书和启示录，起着“圣经”的作用，但是它们却不入教会当局的法眼，而后者最终作出决定：什么该包括在正典经文之内，什么该排除在外。由于教会当局的排斥，这些书便逐渐散佚了——它们中大多数都散佚至今，只零零散散地找到极少数，其中许多都是在19和20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中找到的。

除了《失传的基督教派》，我还出版了一本《失落的经文：未能列入<新约>的书》(同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这些幸存下来的所谓的“异端书籍”。这两本书都不是为学者写的，他们已经对书中论及的内容耳熟能详；这两本书都是为普通读者写的，他们对这一切仍感到新奇。

当我听说《达·芬奇密码》时，这本书自然激起了我的兴趣。书中讲述了一件神秘的谋杀案，充满了复杂的情节和次要情节、阴谋以及从未公诸于世的真相。而我的兴趣在于：这部现代小说提到甚至基于早期基督教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散佚的经文以及它们对耶稣的描写。不过，根据小说的阐述，这些散佚的经文对耶稣的理解并非异端邪说，恰恰相反，它们描写的是有关耶稣的历史真相——尤其是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结婚生子并进而产生出一条延续至今的神圣血脉的故事。

我当然知道《达·芬奇密码》是虚构的。但是，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对于我，对于其他许多人，这本书都令人爱不释手)，我意识到，在有关耶稣、玛利亚和《圣经》经文的问题上，丹.布朗笔下的人物事实上正在作出一些历史断言。换言之，由于小说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因此读者会把其中描写的事情当做事实而非虚构。

然而，就像大多数毕生研究古代有关耶稣及早期基督教的资料来源的历史学家一样，我立刻看出书中那种历史断言存在的问题。这些断言有许多错误，有些错误愚不可及，不仅在专家看来是一目了然的错误，而且在情节构筑上，它们也并非不可或缺。作者只需稍微多作点研究，他就能够准确地展示历史背景，同时也不会对小说的艺术性造成任何损害。他为什么不完全弄清楚书中涉及的事实呢？

当我那本《失落的基督教》出版时，《达·芬奇密码》已经热销了好长时间。因此，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广告员塔纳·肯尼迪(1'ara Kennedy)与我的长期编辑和老朋友罗伯特·米勒(Robe~Miller)提出建议，让我列出有关该书的一些历史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单提供给推销人员，以备有兴趣的读者索要。就这样，我在简单地阅读了《达·芬奇密码》之后，迅速拟出一份问题单。后来这份单子被发到了互联网上，并且最终收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关《达·芬奇密码》的书中(我为此献上我的祝福，但却没能献上我粗略的审校)，该书题名为《<达·芬奇密码>的秘密》(Secrets of the Code：The Unauthorized Guide to the Mysteries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由丹·伯斯坦(Dan Burstein)编辑。伯斯坦是一名自由记者，他把专家们(和非专家)有关《达·芬奇密码》的看法汇编成一本有趣的图书，这些专家来自各个领域，从有关教会的古代史(我所在的领域)到列昂纳多·达·芬奇到罗马天主教中的秘密团体都有。这本书收入了我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10个问题，这个简单的问题单原文如下：

《达·芬奇密码》中的若干事实错误

1.绝对没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记录”耶稣的生活。耶稣甚至连成千上万名信徒都没有，更别提成千上万名有读写能力的信徒了。(第214页)[下引《达·芬奇密码》正文及其页码均据中文版《达·芬奇密码》(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个别地方稍有改动，下文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2.在挑选“《新约》考虑收入”的福音书时，有80种书可供选择(第214页)，这不是事实。这种说法让人觉得挑选福音书仿佛是通过邮局投递选票的比赛……

3.认为耶稣是在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之后才被奉为神圣，此前只被当做“终有一死的先知” (第236页)，这种看法绝对不正确。在早期的4个世纪中，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把耶稣视为圣人。(有些基督徒甚至认为耶稣是神而不是人！)

4.君士坦丁并没有下令编一部“新的《圣经》”，在其中删除涉及耶稣具有凡人特征的文字(第217页)。一方面，他根本就没有下令编一本新《圣经》；另一方面，《新约》收录的书里充满了有关耶稣具有凡人特征的文字(他的饥饿、疲惫和愤怒；他的烦躁；他的流血，他的死亡……)

5.《死海古卷》并不是“发现于1950年代” (第234.页)，而是发现于1947年。“纳格·哈马迪(Nag Hammadi)”藏书也根本没有讲述圣杯的故事。这两种文献都没有强调耶稣的凡人特征，事实恰好相反。

6.“犹太人的习俗”根本不禁止“犹太男人”不结婚(第228页)。事实上，与《死海古卷》有关的犹太教派中，大多数成员都是独身的未婚男性。

7.《死海古卷》并不属于“基督教最早的文献”(第228页)。它们是犹太教文献，根本与基督教无关。

8.我们对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直系后代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资料把她和“便雅悯家族”的人联系起来。即便她是便雅悯家族的人，这也不能说明她就是大卫的后裔(第231页)。

9.当耶稣受难时，抹大拉的玛利亚怀孕了？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第237页)。

10.“Q”文献并不是梵蒂冈隐瞒的文献中幸存下来的，也不是据说由耶稣自己写的书。这是一本假想的文献，学者们假设它是马太和路加能够看到的文献，主要是耶稣的语录，罗马天主教学者对此持相同看法，认为它不是天主教文献，关于这本书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第238页)。

除了提供这个简单的问题单外，作为古代基督教史方面的专家，我还在有关丹·伯斯坦这本书的问题上接受了采访。

我以为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罗伯特·米勒却越来越确信：在陆陆续续出版的有关《达·芬奇密码》的各种图书中，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欠缺。有些是将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书籍，例如伯斯坦的那本，编者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但他并非专家；另外一些书(显然数量众多)是宗教人士写的，他们想要“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以免他们的一些宗教家同行(主要是福音派基督教徒？)被《达·芬奇密码》中的一些说法误导。从他们的身份来说，他们作出这种反应并无不当。值是，作为这个领域内真正的专家，应该作出什么正确的反应呢？米勒使我确信：需要有一名历史学家来对丹·布朗的书作出回应。

我之所以对《达·芬奇密码》作出回应，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恰好对它感兴趣(我对许多书感兴趣，不过我并不打算对每一本都作出回应)，也不是因为我关心它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产生的影响。我关心的事情其实更为平淡无奇。我知道许多人通过小说或电影了解过去的历史。例如，就像《达·芬奇密码》获得极大成功一样，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电影《基督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Chijst)也开始崭露头角。这部电影是成功的杰作，其大多数观众既对耶稣故事感兴趣，又对福音书中涉及耶稣的阐述不甚了解。这样的人会怎样看待耶稣的最后时光呢(他们从电影中获得的看法也许会一直影响他们的余生)？他们会根据电影大屏幕上塑造的形象看待耶稣的最后时光。在关于耶稣之死的问题上，梅尔·吉布森对人们产生的影响会远大于马太、马可、路加或约翰——至少在下一代人中是如此。

电影导演和作家有能力影响公众情感，转变公众思想。这种现象无所谓好坏，它只是这个时代的现实而已。然而，如果他们为观众或读者创造的形象是错误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人们会误解历史真相，会用虚构取代事实。也许这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危害；但是，对于我们中那些毕生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却会让他们大为不安。

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回应丹·布朗的小说，不是针对其故事的性质(作为一本谋杀推理小说，我非常喜欢它)，而是针对小说中有关耶稣、抹大拉的玛利亚、君士坦丁大帝以及《圣经》正典形成等方面的历史断言的性质，对于布朗为我们创造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是基础问题。

作为本书的开始，我将简要地复述《达·芬奇密码》的情节，让读过该书的人们重温那段故事(据我估计，想阅读我这本书的人，大概都读过丹·布朗的小说)。

《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概要

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精心编织了一套复杂的情节，我只在此作简要的概括。在巴黎的卢浮宫内，德高望重的馆长雅克·索尼埃遭到神秘的谋杀。在案发现场，索尼埃临死前画了一些怪异的宗教符号，于是警方请来宗教符号学大师罗伯特·兰登协助调查，兰登是哈佛大学教授，其时正在巴黎讲学。与他一起调查的是警方的密码破译专家索菲·奈芙，她恰好是索尼埃的孙女，但与祖父已经疏远了10年。通过调查，兰登和奈芙逐步揭开他们起初没有意识到的事实：索尼埃是历史上一个秘密宗教团体郇山隐修会的领袖，这个团体一直在保卫有关圣杯真正本质和下落的秘密。

在一系列怪异的事件中，兰登和奈芙顺着索尼埃留下的线索开始调查，最终目的是找到人们长期以来苦苦追寻的神秘的圣杯；同时也寻找为索尼埃之死负责的人，显然，凶手是在试图了解圣杯的下落时杀死他的。这些神秘人物曾经利用狂热的天主事工会成员作为爪牙，在后者的帮助下寻找圣杯的藏身之处。

在兰登和奈芙的冒险过程中，他们偶遇了雷·提彬爵士，一位富有的贵族和圣杯专家。提彬讲述了神秘圣杯的历史背憬。圣杯并非基督用过的杯子，而是装着基督精液的容器——它事实上是一个人，即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耶稣的妻子和爱侣，她为耶稣怀孕并生下一个女儿。耶稣受难之后，玛利亚带着孩子逃到法国，使耶稣的神圣家族在此一直延续下来。

一些秘密文献记载了耶稣血统的存在。这些文献赞美了早期基督教中的女性本质，文献中包括早期的一些福音书——它们后来在公元4世纪时遭到了基督教的压制，明确地说，是遭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压制。君士坦丁破坏了八十余本希望在《新约》中争得一席之地的福音书，把耶稣从凡人提升到上帝之子的地位，并完全压制有关玛利亚和女神的传统，将基督教中的女性妖魔化，破坏其女神崇拜的真正本质。

但是，几个世纪以来，郇山隐修会都知晓有关耶稣和玛利亚的真相，并且，为了庆祝他们二人的神圣结合，并崇拜女神，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举行秘密集会。这个秘密的团体保存了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坟墓以及数百件论及女神真相的文献。而雅克·索尼埃就是该团体最近的领袖。

还有其他著名人物领导过郇山隐修会，赞美有关耶稣与玛利亚结合的真相。这些领袖中包括闻名于世的达·芬奇，他在著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中画出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并在他的其他多幅画作中暗示了关于耶稣和玛利亚的真相，以便让那些了解这一事实的人们去观看和欣赏这些艺术作品。

在雷·提彬爵士的帮助下，兰登和奈芙顺着错综复杂的密码迷宫，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直到他们获得圣杯及其最后藏身之处的真相，从而揭开了围绕着圣杯以及揭示圣杯真正力量的秘密文献的谜团。

小说引发的历史问题

甚至在我自己阅读《达·芬奇密码》之前，就已经有人向我提出有关这本小说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其历史背景的问题。小说对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叙述是否属实？真有秘密的福音书记载他们身体结合的秘密吗？他们真的结婚了？玛利亚真的生下过一个孩子并使神圣血统保存至今？君士坦丁大帝压制过其他福音书并创造了基督教的《圣经》吗？君士坦丁是否消灭了基督教中的女神崇拜，将男性耶稣提升到神的地位，从而永远地改变了基督教的发展进程？

这些就是我在随后的章节中将要谈到问题。我应该清楚地说明自己不探讨的问题：我不会探讨《达·芬奇密码》作为小说的价值——尽管我不得不说自己非常喜欢它，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我认为这是一本令人爱不释手的书；我不会探讨小说中有关天主事工会、郇山隐修会以及梵蒂冈地位的现代看法；我也不会评价达·芬奇的绘画和信仰。

相反，我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达·芬奇密码》的历史基础上：历史上的耶稣、历史上的玛利亚、早期基督教会的发展、早期的基督教福音书，以及对于流传至今的基督教信仰和经文，君士坦丁大帝在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小说依据的历史背景中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虚构？《达·芬奇密码》中存在多少事实成分？

从某种角度说，这个问题是由《达·芬奇密码》自己提出来的，因为它一开篇就列出一系列号称“事实”的内容(第l页，在序言之前)，其中包括有关郇山隐修会、天主事工会以及其他内容的叙述，同样也包括“本书中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都确有其事”的断言。

是否果真如此？我不会讨论书中对绘画、建筑或仪式的描述是否真实，我要探讨的是文献。我们将看到，尽管丹·布朗努力表现事实(并暗示他表现的事实确有其事)，但他实际上却在玩弄事实，因此，书中许多所谓的事实其实属于他的小说虚构。我讨论的目的，便是为任何有兴趣了解基督教历史起源的人们，尤其是有兴趣了解耶稣生活和《新约》文献构成的人们，分清事实与虚构，分清历史真相与异想天开。

怎样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

在开始本书的讨论之前，我应该简要地介绍一下我展开讨论的计划。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包括在《达·芬奇密码》这样的虚构作品中重述的远古时代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些人试图创造性地想像往昔的情景，他们的观点不(或很少)以任何可靠的信息来源为基础；有些人则表面上接受现在碰巧存在的任何资料来源，并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构思出某种假说。这两种方法都不够严肃，因为它们没有衡量与评价现存的证据。要了解过去，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研究那些能够向我们讲述历史的资料来源，而且我们不应该仅从表面上接受这些资料，因为它们往往互相矛盾，并且总是代表了作者的观点、偏见和世界观。因此，若想再现过去的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苛刻地使用资料——也就是说，进行苛刻的历史研究。

对苛刻的历史学家(或任何人)来说，再现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绝非易事，原因很简单：历史事件是无法证明的。因为某件事情一旦发生，它就会结束、成为过去，不可能再次发生完全相同的事情。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有时会把苛刻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与实验科学家的工作相对比。为了获得确证，实验科学家会翻来覆去地做实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想证明铁棒会在温水中下沉，而“象牙牌”香皂却会漂浮在水面上，那么我只需在100个温水缸中放人铁棒和“象牙牌”香皂即可。每一次铁棒都会下沉，香皂都会漂浮在水面上。这就预示了一种可能性，我们视之为证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再次做同样的事情，就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历史研究与这种实验科学不同，因为过去的事情无法像做实验那样重复发生。因此，要确定不同层次的可能性，就需要其他种类的“证据”，而不是控制下的重复实验。就像科学一样，所有的历史都是“可能性”的问题。有些事情实际上是肯定的(例如盟军确实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些事情很可能是事实，但并不完全肯定(例如乔治·华盛顿的确有假牙)；有些事情仍然有可能是事实，但更加不肯定(例如恺撒的确跨过了卢比肯河)；还有一些事情纯粹就是疑问(例如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不是耶稣的亲密伴侣？)。

为什么有些事情比另一些事情更肯定，至少更有可能是事实？这得就事论事。我们有数百万目击者能够证明二战中盟军的胜利，但我们有多少目击者能够证明华盛顿的牙齿健康和恺撒的军事行动呢？事实上几乎没有。那么，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与耶稣的故事，又有多少目击者呢？

结果证明，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有些信息来源于《圣经》。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在我们探讨《达·芬奇密码》的历史叙述中，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某种古代文献(如《马可福音》)出现在《圣经》中，这一事实会对该文献的历史可靠性造成怎样的影响？对苛刻的历史学家而言，对待《圣经》中的资料必须像对待其他所有历史资料一样——必须对它们加以苛刻的考察，看看它们是否可靠。此外，还要看看这些资料与同时代的其他资料相比会怎样——例如，看看它们是否与其他资料相冲突。如果各种资料之间存在冲突，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决定相信哪一种。要作出这个决定，历史学家就需要找到原因。认为出自《圣经》的信息都必然准确，这种看法还不够好。如果《圣经》作者在重述故事的时候，出于自己个人的原因，而在叙述中对历史事件加以改头换面，那该怎么办呢？另一方面——我需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果《圣经》之外的某种资料讲述了一个与《圣经》记载完全不同的故事(例如，《玛利亚福音》)，那种资料也不是必然正确的。这就需要对所有这些资料都加以评价，看看哪些更可靠、哪些不太可靠。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倾向于简单地相信任何出自权威文献的资料(不管那是尤利乌斯·恺撒、乔治·华盛顿的著作还是《圣经》)，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相信任何与权威文献相抵触的资料。那些为阴谋理论所吸引的人尤其青睐后一种方法；但那些对知识怀着好奇心的人也青睐它，这些人相信“胜者书写历史”的公理，因此会对此类文献产生兴趣，希望发现故事可能存在的“另一面”。苛刻的历史学家不能用那种方式对待资料来源，不能不加判断地喜好一方而反对另一方；恰恰相反，苛刻的历史学家必须仔细衡量和评价每一种资料。在后面的某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甚至在处理耶稣这样重要的人物时，这一原则也是正确的——耶稣的故事不仅出现在收入《新约》的著作中，而且也出现在未能收入《新约》的著作中(包括一些在《达·芬奇密码》里起重要作用的著作，如《腓力福音》)。苛刻的历史学家对所有这些资料都一视同仁，对它们加以仔细比较，决定哪一种可靠可信，哪一种需要有所保留。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应该指出，历史上的大多数记录——成千上万的记录，来自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早已散佚，没有保存下来。这其中就包括有关耶稣及其信徒的生活的记录。现在，与仅仅一个世纪前的学者相比，我们幸运地获得了更多有关耶稣的资料(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是以前的学者难以想像的。但是，与曾经存在过的资料相比，我们得到的又只是其中的极少部分。有些资料没有保存下来，无疑是受到了一些基督徒的破坏，他们发现这些文献中的教诲令人不快或执迷不悟；不过大多数资料没能保存下来，纯粹是因为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没有人再想抄写保存它们。

这最后一点也同样值得强调：在古腾堡于15世纪发明印刷术之前，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文字资料都只有手抄本。在古代，要让一种文献消失不是什么难事，只需不再为它制作抄写本便可达到目的。在有关早期基督教的阴谋文学(或者《达·芬奇密码》这样的历史小说)中，我们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暗示：古代曾大规模烧毁“危险”书籍；事实却恰好相反，我们几乎找不到证据证明大规模焚书。如果当权者认为一本书有问题，只需不再为那本书抄写副本即可。幸运的是，到了现代，这类“罕见的”书籍中有一些被发现了，感谢这样的发现——它们有时候是被偶然发现的，有时候则是被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发现的。

在后面的章节中，当我评价《达·芬奇密码》中的历史论断时，我将考虑现存的所有资料：既有来自权威文献的资料，也有来自非权威文献的资料；既有正统的资料，也有异端的资料，既有广为人知的资料，也有被人们遗忘的资料。只有对所有这些文献都加以考虑，我们才能够对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得出清晰的理解，包括在《达·芬奇密码》的情节中塑造得如此显眼的三个人物：耶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君士坦丁大帝。

在本书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像开头那样表述一下个人观点。1988年，我来到查珀尔希尔(Chapel Hill)的北卡罗莱纳大学，接受新教职之后，我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叫“神话、传说和历史中的耶稣形象”。幸运的是，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恰逢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上映。我想利用这次机会，便要求我的学生观看这部电影，并根据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写一篇评论。我来自美国东北部新泽西州的罗特格斯大学，在那里，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成问题。但此时我却在南部，在“圣经带”的带扣上教一门令我后悔莫及的课程。有一名矮小的学生站起来反对我的要求，因为有几个学生来自保守的宗教家庭，他们认为自己去看那部电影是渎圣行为。他们宁愿这门课不及格也不去看。

那时，我觉得他们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年轻人应该知道，不看电影就无法对此作出评论，正如不读书、不上课也无法对那本书、那门课作出评论。但他们对这部电影极其不满，拒绝观看。最后，我只好取消自己布置的作业(我认为，强迫他们做违背其宗教信仰的事情，很可能侵犯了这个或那个宪法权利)，让他们自愿选择是否去看：如果学生愿意，他们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然后我们边吃比萨边讨论电影。

结果，我头一次看的时候并不太喜欢那部电影(后来我越看越喜欢它)。我的许多学生也不喜欢。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由威廉·达福和巴巴拉·赫尔希分别扮演；我仍然认为赫尔希是最好的抹大拉扮演者)之间的性关系，他们认为这有点太过分了。但这一点倒没让我觉得烦恼——不是因为我认为耶稣和玛利亚确实有过性关系，而是因为这只是电影虚构故事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种虚构没什么关系。让我觉得烦恼的是对耶稣形象的总体塑造：他拿不准自己到底是谁，有时候认为自己是弥赛亚，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人子，有时候认为自己是神之子，等等等等。在我看来，那似乎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说明，斯科西斯(或卡赞扎基斯，他写了这部小说)无法确定耶稣是谁，于是便把自己的犹疑放到了剧中人物肩膀上。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们会以为耶稣真的像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他的性格完全反复无常——而我从一开始就非常了解他，因此我对他的看法大不相同。我猜正是这一点让我产生了不安的感觉。

当时，这让我回想起我对蒙蒂·派森(Monty Python)的电影《布莱恩的一生》(The Life of Brian)初次上映时的情景。我认为这部电影有些地方极其滑稽——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在最后的受难场面中，当我看见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齐声高歌“永远要看到生活的光明面”时，我不禁大笑，这让我感觉非常内疚。但是，影片把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描写为挤满了犹太启示论疯子的地方，他们都在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纪末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场面。我记得当时自己就在想，看了这部电影的人们或许以为那就是真实的历史环境，而对耶稣的“历史”理解可能也会受电影影响。  

我想我现在变得更成熟、更明智了，因为目前我差不多是毫无保留地喜欢《基督的最后诱惑》和《布莱恩的一生》，偶尔还会把它们放给学生看(出于某些原因，现在反对我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但是，就在两个月前，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基督的激情》再次让我不知所措，主要原因与前几次相同。电影赋予耶稣的基本寓意让我感到愤怒。这一次，电影表达的是某种类似于“痛苦越多，收获越多”之类的意思：人们需要为许多罪恶而赎罪，因此耶稣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我们眼前被打得血肉模糊。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他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的痛苦就是我们的收获。这与福音书对耶稣最后时光的描写不一致，让我震惊不已，我忍不住觉得这种寓意令人厌恶。不过，我估计自己最终仍会心平气和地看待这部电影。

我逐渐意识到，在上面的每一次经历中，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都担心电影的描写会不会给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留下错误的印象。也许这只是我作为历史学家的一种怪癖。然而，事实在于，历史题材的电影是人们了解过去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在罗马帝国早期历史方面，我被视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我却非常喜欢BBC电台广播的《我，克劳狄乌斯》(并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我还从考琳·麦卡洛的小说(《罗马第一人》等等)中描写的马略、苏拉和尤利乌斯·恺撒时代学到一些罗马共和政体的知识。尽管我的职业是历史学家，但甚至连我的历史观点都会受到我看的电影和书籍影响。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他们仅仅偶尔接触古代社会历史事件，通常不是通过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或学者的著作了解，而是通过小说和电影，他们肯定更会对其中描写的事情信以为真。

我有时候不得不提醒自己：我们历史学家是一个奇怪的群体。我们学习若干已经消亡的语言(我就很典型，我学了希腊语、拉丁语、古叙利亚语、希伯来语和科普特语)；我们详细地研究诸如《新约》或早期基督教神父著作之类的文本；我们把无数时间用来阅读其他历史学家关于这些文献的学术成就。显然，大多数人不这样生活。大多数人对古代社会顶多会有那么一点兴趣，而且只有极具冲击力的历史电影或引人人胜的历史小说才会激起他们的兴趣。

与近来出版的其他书籍相比，《达·芬奇密码》的确是勾起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书中的故事情节紧凑、复杂，引人注目，令人着迷。小说中对往昔历史(尤其是古代基督教)的讨论与虚构的故事如此美妙地交织在一起，人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顺便获得有关耶稣、抹大拉的玛利亚、君士坦丁皇帝、基督教《圣经》的形成以及非正典福音书的知识。这种学习历史的方法多棒——完全不费力气！

问题是，读者若是阅读这样一本书，他们就无法分清历史真相与文学虚构。作者自己不会帮助你走出迷宫，不会告诉你哪些历史观点和小说人物和情节一样只是虚构。在许多地方，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哪些是史实。他是小说家，不是历史学者。

因此，我们就回到了我最初的观点，那就是我撰写本书的原因。这并不仅仅是纠正小说中错误的历史观点、然后评价丹·布朗的创作等级的问题。这不是因为我担心信仰宗教的人们会与自己的信仰产生决裂——除非有人澄清事实。这当然也不是对这部虚构作品提出严厉批评。作为一部虚构作品，我确实很喜欢它，并把它推荐给我的朋友(以及其他大约800万读者)。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在有关早期基督教的一系列问题上，《达·芬奇密码》如此成功地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而这恰恰是职业历史学家们没有做到的事情，真令人可悲。我对小说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很感兴趣。谈论《达·芬奇密码》就使我获得谈论这些问题的机会。我对它们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嗯，它们很有趣。对有些人来说，通过阅读《达·芬奇密码》，可以知道过去的历史中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它不仅是为那些靠阅读死语言为生的乏味学者而写的，而且也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他们也许会发现，了解一些有关耶稣、抹大拉的玛利亚、君士坦丁皇帝的知识，或者我们所说的《新约》是怎样形成的，是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丹·布朗讲述的都是历史真相，那我就用不着撰写本书了。但是，他没有说出真相，因此有些读者或许认为，可以(且应该)为了小说中错误的历史观点而指责他：花不了多少时间(也许几个小时)就能了解《死海古卷》不包括任何基督教文献，了解《腓力福音》不是用亚拉姆文撰写的，了解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成千上万种资料记录他的活动。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一再强调：丹·布朗是在写小说。尽管他声称自己“关于……文献……的描述都确有其事”，事实却并非如此。结果我们发现，有关文献的描写也是虚构的一部分。从某种角度说，认识到这一点会让小说显得富有创造力、想像力，而且，(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不用拘泥于历史真相，这样小说读起来会更有趣。但是，这部小说仍然为那些有兴趣了解过去的读者打开了一扇门，使得他们希望了解基于历史记录的圣杯故事，而不是基于虚构描写的传奇。

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历史记载确实很重要。这也许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历史就像其他任何好故事一样有趣。历史就是我们一再讲述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我们能够产生共鸣的人物，充满了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令我们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故事中可以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目前的生活。历史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利于我们认识自身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其他原因)，我们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就显得很重要了。事实上，这正是《达·芬奇密码》中的人物所持的历史观。因此我们就更需要知道这部小说对过去的描写是否具有历史准确性，知道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是忠实于历史的事实还是异想天开的文学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