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斯勒的这本书自1986年首此出版以来，一直被奉为该领域的圭臬。此书第一版就获得该年度美国政治学会最佳公共政策类图书奖。在全书中，戴斯勒将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将当代贸易—政治斗争置于广阔的历史观中进行了分析。该书采用了政治过程的分析方法，概括了美国贸易政策发展的线索，对不同时期之间的承接转折作了详尽的分析，突出了美国政策的政治逻辑。本书并非是只钻“象牙塔”的学术著作，而是一种关照现实的、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品，它是了解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贸易政治发展趋势与方向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作了系统、深刻的分析。它的主要关注点是贸易政治(trade politics)，不同于我们过去熟悉的套路，即对美国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及其特点加以概述，比如美国的保护主义及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美国对于多边贸易组织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双边贸易政策，等等。“贸易政治”重点研究的是一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整个政治过程，围绕贸易政策的出台不同政策主体或角色之间进行的竞争、斗争、折冲、协调与妥协等的过程。政策主体及角色既包括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及其同盟，也包括立法过程中的府院之争、国会内部不同派别的较量。贸易政治更多地属于我们现在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的研究范畴。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与生产等的政治过程，研究不同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事务的运作，以及政经两股势力的互动。与强调政策研究本身相比，对于决策过程的研究不仅使我们了解政策内容本身，更能使我们了解政策背后的故事、政策出台的政治动力与规律。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也。显然，我们对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刚刚起步， 《美国贸易政治》一书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导读：美国贸易政治逻辑的经典探索

中文版序言

序言

作者的话

第一部分 起源：1934—1970年

第1章 根本问题：政治失衡

第2章 1934年体制：保护国会

第二部分 弱化与调整：1971—1994年

第3章 更为严峻的世界：贸易政策背景的变化

第4章 自我保护能力下降的国会

第5章 四面受敌的行政机构

第6章 修改规则：政府贸易补偿措施的兴起

第7章 国内政坛：冲突出现新特点

第8章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了

第三部分 两极化：1995年至今

第9章 传统保护主义日趋式微

第10章 新问题，新僵局

第11章 新世纪的党派夙怨与贸易政治

第四部分 结论

第12章 使美国适应全球化

附录A

术语解释

索引

1934年体制的优点和缺陷

在上述大环境下运作的1934年体制具有很大的优点——不仅对贸易，也对主要政府成员。有了这个体制，总统通常可以把贸易问题作为支撑美国国际主导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处理。他也可以偶尔对具体行业所在选区的要求作出回应，并且能够避免作出许多不利于某些生产商的决定，除非这些决定是在能给其他生产商带来补偿性利益的更广泛的谈判中作出的。

如果说总统可以在贸易问题上作出选择，同时又往往倾向于自由贸易，国会成员则拥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随意制造噪音，发表“保护主义”演讲或提出得到某些选区支持的议案，心里则明白这样做不可能导致为此进行立法的后果。他们也可以对选民表示同情，向选民指出通过其他途径可能获得的所有救助方法．让他们“直接”去找关税委员会或特别贸易代表。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利用其对贸易立法的潜在影响力向行政部门施压，要后者为某些支持出口或进口的选区做些事情。他们全都能躲避就逐个产品贸易采取行动的最终责任，从而避免在他们觉得是好的政治与他们认为是好的政策之间作出选择。

对于行政部门的高级贸易官员来说，该体制在逐日实行当中麻烦、效率低并且令人气馁。要应付的利益集团没完没了，部门之间的扯皮无休无止，需要与外国官员讨论解决的技术问题层出不穷，而后者也有自己全套的政治日程安排和操作问题。可时间一长，这个体制“发挥作用”了：在这个体制下，贸易官员能够应付难题、进行谈判，以减少贸易限制。他们能优先就外国贸易壁垒讨价还价。如果国内某个行业保护主义游说活动的压力太大，他们可以利用与之抗衡的利益集团。通过时机得当的周旋，他们能够防止寻求史慕德一哈利式全面贸易限制的保护主义联盟的形成。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避免采取可能使不断发展、使全世界生产商获利的国际贸易出现逆转的行动。

最后一点是，1934年体制也得益于美国宪法中的各种制约和平衡原则。由于其主要目的是防止限制贸易的行动，它表明美国宪法中旨在阻止政府贸然采取任何类型之行动的许多内容都是有益的。三权鼎立和国会内部的分权制可以使不好的议案在好几个地方受阻。总统可以反对或否决立法。强有力的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可以使之胎死腹中。国会两院可能在细节上意见不一致。宪法的这一倾向在以下相对罕见的例子中显得尤其重要。比如1969—1971年的纺织品问题。当时，由于总统一心想实行一项具体的贸易限制，便对他提出的全面自由贸易体制作出了让步。因为这意味着，一位手腕高明的议员——如威尔伯·米尔斯——可以从中斡旋。

当然，该体制也有一些重大的缺陷。它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贸易”，其支持者也没有真正认为它实现过。他们寻求和得到的是相对的开放，而例外情况也可以证明其重要性和合理性。例如在纺织品问题上，从一开始的日本“自愿”限制其棉纺产品出口，逐步发展为错综复杂的双边协议，使来自任何有强大出口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或服装均受制于严格的配额制度。

该体制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显得也很软弱。在这一领域，抑制进口的立法得到了参众两院农业委员会的通过，而来自农业选区的议员们并不总是遵守同样的规则。尽管农产品的总体贸易顺差节节上升，美国仍然对糖类、奶酪和牛肉等产品的进口实行配额限制。实际上，为了使这些限制(以及范围更大的美国粮食生产项目)符合关贸总协定反对配额制的规则，美国在1955年设法得到了使这些限制措施暂时免受关贸总协定管辖的许可。后来，由于高额补贴和配额限制最终使美国农民失去了在欧洲和日本的广大市场，他们只能对自己开此先例而后悔，因为欧盟的贸易谈判代表一再援引此例来为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壁垒辩护。

另一个缺陷是，从国内和国际上看，该体制主要处理直接贸易措施，如关税和配额，往往会忽视涉及范围更广、对贸易有重大影响的各国政策。在这方面曾做过进一步的努力，即成立了“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ITO)。于1948年签署的《哈瓦那宪章》(Havana Charter)规定该组织不限于监管贸易壁垒，还要处理国际商品协议和国内充分就业政策等问题。但是，当该宪章提交国会批准时，它所涵盖的范围之大，不仅令国会中的保护主义者望而却步，也使主张自由贸易的“完美主义者”心里不安，他们担心这个宪章会鼓励政府采取妨碍商业发展的行动。国际贸易组织的宪章根本就没有被送交批准。因此，这些问题只能交给原先被视为临时安排的关贸总协定来具体处理。

该体制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对整个国家和具体行业都有利的经济环境。纺织品保护是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因为当时该行业的国内外需求不旺。要求贸易限制的呼声随着失业率上升和美元汇率高估而甚嚣尘上。

此外，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关键人物背道而驰，该体制就可能被动摇。理查德．尼克松在1970年“不情愿地”支持对纺织业实行法定配额后，众议院投票通过了这一法案。

           P32-34

    中文版序言

《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文版的付梓恰逢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多事之秋。鉴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在即，中国政府官员可以通过这本“速成教材”了解美国的贸易立场。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根据他在2006年2月发表的关于美中贸易关系“由上至下的回顾”，要求北京处理侵犯美国生产商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做法感到不满，如补贴、事实上的进口限制、歧视性法规等，并且要求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

在此同时，美国一直对人民币的定值明显过低表示关切。许多美国政界人物认为这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一再增加(同时也是使美国贸易逆差日益严重)的原因。国会议员由此要求美国财政部指责中国“操纵”其货币，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也造访北京，敦促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他们提出的备选方案是：要求国会运用宪法授予的贸易管辖权进行立法，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27.5％的附加税。

胡锦涛并不是第一位不得不对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对美国提出的贸易交涉作出决策的中国领导人。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快速增长的工业生产和出口，使它如同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国家和80年代的日本那样，成为最受美国贸易政治重视的国家。美国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反映出它对中国向市场经济进行令人印象深刻但仍不完善的过渡的担忧，认为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做到像美国那样开放。这种观点由于华盛顿认定美中进出口贸易高度不平衡而变本加厉。美国的出口额在继续快速增长：2005年的对华出口额为418亿美元，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却是2435亿美元的对华进口：它相当于美国对华出口的六倍，使双边贸易赤字达到了惊人的2000多亿美元，打破了美国与任何单个国家的贸易赤字记录。

美中贸易的巨大利益反映了两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也揭示了两国贸易问题的根源，从而突出了双方加深相互了解的必要性。我希望《美国贸易政治》中文版的发行能够多少有助于中国了解美国的贸易政策和制度。本书描述了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体制，该体制使美国经济得以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益，先是限制然后是降低和取消了美国大多数贸易壁垒。但是，它也是一个开放的、吵吵嚷嚷的体制，经常批评国内外贸易惯例和限制进口的行为。若要使美国市场继续开放下去，需要得到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如相互降低贸易壁垒，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调整汇率等。1985年，欧洲人和日本人决定使其货币升值，这对扭转美国强劲的贸易保护势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若能采取同样的行动，对确保2005年以及之后的美国贸易政治平稳也许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美国贸易政治》是本人与设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长期合作的成果，为此，本人对弗雷德·伯格斯滕主任的建议和支持深表谢意。自从本书第一版于1986年问世以来，书中有关对华贸易问题的篇幅一直在扩大——索引中的相关条目从最初的区区4条到2005年版增加为30多条。这些都是我在1986、1991特别是2001年多次访问贵国、与中国学者交流的结果。不过，我之所以越来越关注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因此，本人特别感谢中国市场出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翻译和出版该书。我希望贵国读者能从中获益，也希望中美两国之间继续保持互惠互利的良好关系。

                 I.M.(迈克)戴斯勒

                  2006年3月

《美国贸易政治》备受美国学界和政界的推崇，被公认为了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最权威著作。该书采用了政治过程的分析方法，是真正的贸易政治视角。它突出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逻辑，是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贸易政治发展趋势与方向的重要作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男博士

《美国贸易政治》一书紧贴现实，有关新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会两党有关对外贸易的政治共识的变化等的论述都对理解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很有帮助。本书对美国贸易政治和政策的论述系统，脉络完整清晰，确实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经济室 王荣军副研究员

要想了解美国对外贸易(包括对华贸易)的政治运作过程，就不能不了解美国的贸易政治；要想了解美国的贸易政治，就不能不读戴斯勒教授的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研究美国贸易政治最好的一本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胡礼忠教授

戴斯勒的《美国贸易政治》……一直被奉为该领域的圭臬……戴斯勒将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将当代贸易—政治斗争置于广阔的历史观中进行了分析。

     ——C.Fred Bergsten，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主任

该书迄今仍然是研究贸易政治的最好的单卷本成果，堪称真正的经典。

     ——Stephen Haggard，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