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三书(《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是张中行先生的代表作，有“当代的《世说新语》”之誉。作者以行云流水、自然冲淡之笔，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本书据1997年第7次重印本重新排校而出版。该书为《负暄琐话》的续书，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得辜鸿铭、张庆桐等五十余篇。启功先生本书作序。

这是《负暄琐话》的续书，作者取晒太阳时闲话之义，于八十年代前期著文，写三十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得章太炎、黄晦闻等六十余篇，于1986年出版。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因而笔下总是轻松中含有严肃，幽默中含有泪水。出版以后，国内外报刊如《读书》、《博览群书》、《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今晚报》、《青年报》，香港《大公报》、《东方文化》等，曾发表多篇评介文章，认为作者有卓识和深情，以行云流水、冲淡自然之笔写今世之《世说新语》，描画“逝者如斯”而寓悲悯人之怀，惜古怜今之趣，书格之奇，文笔之高，为近年所罕见。1988年秋日起，作者又写此类文，以人、地、事、意为次，得辜鸿铭、张庆桐等五十余篇，集为此续书。前有启功先生序。与琐话相比，续话少拘谨，广度深度有加而意旨更显豁。读过琐话以及喜读话一类书者都应一读。

读《负暄续话》(启功)

一 辜鸿铭

二 张庆桐

三 梁漱溟

四 张东荪

五 叶圣陶

六 俞平伯

七 孙楷第

八 赵荫棠

九 两位美学家

一零 再谈苦雨斋并序

一一 诗人南星

一二 李朝瑞

一三 张寿曾

一四 祖父张伦

一五 杨舅爷

一六 怪物老爷

一七 汪大娘

一八 柳如是

一九 顾二娘

二零 北在图书馆

二一 府院留痕

二二 我的琉璃厂今昔

二三 隆福寺

二四 农事试验场

二五 药王庙

二六 起火老店

二七 由太湖石说起

二八 彗星

二九 风雨

三零 物价

三一 老字号

三二 直言

三三 关于贤妻

三四 食无求饱

三五 犊车驴背

三六 集句

三七 记忆

三八 机遇

三九 身后名

四零 自嘲

四一 自祭文之类

四二 献丑

四三 脸谱

四四 真龙假龙

四五 代笔

四六 挥泪对藏书

四七 一本译著的失而复得

四八 前见古人

四九 闲话古今

五零 难得胡涂

五一 由吴起起的东拉西扯

五二 安苦为道

五三 梦的杂想

五四 蓬山远近

五五 无题

后记

再版说明

这一篇是《辜鸿铭》那一篇带出来的，因为辜鸿铭的经历，其中一件事也为人所乐道，是跟托尔斯泰通过信，张庆桐也跟托尔斯泰通过信，而且比辜鸿铭早一年(辜是公元1906，张是1905)，又辜是大名人，托翁给他的信不只一处刊录过，给张的信见到的人很少，就算作“大业拾遗”吧，总以费些笔墨，奇文共欣赏为是。但也有不好拿笔的情况，是写，就不能不恬然作一次坐享其成的文抄公。先解释坐享其成。有关张庆桐的情况，我的所知都来自张的著作《俄游述感》，而这本书是我的老友韩文佑兄收藏的。书不厚，前有《自叙》《后叙》，正文只有84页。开本比大32开高一寸，黑色硬布面。四号铅字印，文言，没有标点。无出版处所，推想是自印赠人的。无出版年月，《后叙》末尾说“民国元年十月朔张庆桐序于北京”，可证出版时间为1912年末或1913年初。写书时间较早，因为《自叙》末尾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四月张庆桐志”，《后叙》开头说“此书藏之箧中几及七年矣”．书第26页后有铜版影印插页四，一为托翁全身像，作农民装束，坐在长木椅上；二三四为托翁与作者信的手迹，字清丽熟练，横行笔直，间有修改处，可见是原稿。文佑兄何时买到，《自叙》题下方有记，是：“己卯年二月初一日，二十八年(公元1939)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北平)鼓楼前地摊。”价钱没记，估计最多一角钱吧。再解释作文抄公，因为四十多年前，文佑兄曾写长文介绍，文题是《俄游述感及其著者张庆桐先生》，副题是《第一位和托尔斯泰通信的中国人》，刊于1946年4月北平《新生报·学术周刊》第三、四、五期(分上、中、下)。

文佑兄文述说张庆桐的经历，到1912年(作《后叙》的时间)为止。当然想知道得多一些，更想见到这位老人以及他珍藏的托翁手迹。文献资料找不到，于是想询之故老。大概是四十年代晚期，由我介绍并陪同，访问张效彬先生，因为他在帝俄时代作过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领事。张先生说，他没见过张庆桐，但知道有这么个人，还健在，住在东城，有人曾见他在东城某地散步，有个吴君，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阅览室工作，跟张庆桐有关系，可以去问问。张先生还写了介绍信。文佑兄去了，第一次，吴君说自己年轻，详情要问问家里，第二次，不巧，吴君休假，不记得为什么，以后就没有再去，很遗憾，也就没有见到这位《俄游述感》的作者以及托翁手迹。以致作者的经历，所能知的不过以下一点点。《述感·自叙》开头说：“马关定约时，余方游学江阴。”那是青年时期在那里学举业，推想籍贯即使不是(江苏)江阴，也必离江阴不远。年龄呢，《自叙》说，他听从仲兄丹荣(时在天津)的劝告，弃举业，“乃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公元工896)春赴津，旋人京，五月投考同文馆，习俄文，从私愿也。其时年逾弱冠”。末尾说，“半老书生，请自隗始”。逾弱冠为年过二十，《自叙》作于1906年，假定是取七十为老之义，半老为三十五岁，依传统的虚岁算法，那就是生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关定约在1895年，其时他二十四岁，在江阴游学。次年二十五岁，到北京，考入同文馆学俄文。1897年丧母，曾请假半年回南。在馆，受到中国教习王季同、俄国教习柯壁确甫的教导，功课由坏转好。1898年，袁昶管理同文馆学务，冬天考试，1899年，保举成绩好的四人往俄国留学，期限六年，他考取，秋天由上海乘船赴俄，其时他二十八岁。到俄国后，住其时的京城圣彼得堡，先在艺文学堂，后在某大学，共学习六年。其间曾到国内多处游历，并到过国外伦敦、巴黎等处。1906年回国，其时他三十五岁。其后，1907年，他曾往海牙参加万国和平会议，1910年随载涛到日、美、奥、俄等八国(据《清史稿》本纪宣统二年事推知)考察陆军。1912年，他四十一岁，在北京作《述感．后叙》。以后，推想他年仅不惑，通俄语，通中事外事，思想通达，不会甘心在林下作遗老。可是是否这样，以及做了什么，只能“无”闻阙疑了。补说一句，假定张效彬先生说的有人看见他散步是在四十年代中期，那他就已经越过古稀，就是不想当遗老也将被人看作遗老了。           P11-P13

    读《负暄续话》(启功)

张中行先生比我长三岁，在科举制度时，相差一科，在学校制度中，相差一届。他的学问修养，文章识见，都不折不扣地是我的一位前辈。我们相识已逾四十年，可以算是一位极熟的神交。一般说，神交二字多是指尚无交往而闻名相慕的人，我对张老何以忽然用上这两个字？其理不难说明：住得距离远，工作各自忙。张老笔不停挥地撰稿，我也笔不停挥地写应酬字。他的文章出来，我必废寝忘食地读，读到一部分时就忍不住写信去喝采或抬杠。他的著作又常强迫我用胡说巴道的话来作“序”，说良心话，我真不知从何写起。“口门太窄”，如何吐得出他这辆“大白牛车”？但是翻读这部《续话》稿本未完，就忍不住要写信去喝采、去抬杠。罢了。就把一些要写信的话写在这里，算作初步读过部分原稿的“读后感”。还得加个说明，为什么用“感”字而不用“记”字，因为“记”必须是扎扎实实地记录所读的心得体会；“感”就不同了，由此的感受，及彼的感发，都可包容。也就是有“开小差”的退路而已。

张先生这部《续话》中有一篇记他令祖的文章，题为《祖父张伦》。文中开头即说世间有两种人，一是哲人，一是痴人。哲人如孔子，痴人如项羽。其论点如何，我这里不想阐发，所要引的，即因我对张老总想用“徽号”般的词来概括他，又总想不出恰当的字眼；现在得到了，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

哲人最明显，从我肤浅的理解中，作武断的分析：他博学，兼通古今中外的学识；他达观，议论透辟而超脱，处世“为而弗有”；他文笔轻松，没有不易表达思想的语言；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他的杂文申，常见有不屑一谈的地方或不傻装糊涂的地方，可算以上诸端升华的集中表现，也就是哲人的极高境界。

至于说他也是痴人，理由是他是一位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他在学校教书，当然是教育工作者，他后来大部分时间作教育出版工作，我读过他主持编选注释的《文言文选读》，还读过他的巨著《文言和白话》，书中都是苦口婆心地为学习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人解决问题、引导门径。那部选注本，从每个词的解释，到每个字的规范写法，以至每个标点的使用，可以说都是一丝不苟的。第一册刚出版，他手持一本送给我，一句自谈甘苦或自表谦逊的话都没说，回忆仿佛只说是大家的辛劳而已。我也曾参加过这类选注本的工作，出版后送人时就不是这种态度，对照起来，我只有自惭，想把书中所列我的名字挖掉。

再说一本题为《文言和白话》的巨著，这真可谓马蜂窝，一捅便群蜂乱飞，是个总也捅不清的问题。而张老却抱着大智大悲的本愿，不怕被螫，平心静气，从略到详，还把有关弄懂文言文的种种常识性问题一一传授。张老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雨，而这本书的文风却极似我们共同尊敬的老前辈叶圣陶、吕叔湘诸先生的著作，那么严肃，那么认真。

还有在解放前后许多年中，张先生曾主编过有关佛学的期刊，不难想象，在那个时候，这种內容的刊物，撰稿人和读者是如何稀少，而张先生却不惜独自奔走约稿，甚至自己化名写稿，以救急补充空白。据我所知，张先生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他又为什么这样甘之如饴呢？恐怕除了从传播知识的愿望出发之外，没法有别的解释。

他去年还写了一本《禅外说禅》，顾名思义，既在禅外，必然是持着旁观态度。虽未必全是从唯物论角度来作批判，至少也会是拿那些不着边际的机锋语来作笑料或谈助，谁知却有不尽然的。他在稿中仍是源源本本介绍宗门和教派的种种问题。其中有些是老禅和子也未必都知都懂的，而书中则严肃地、不涉玄虚地加以介绍。不涉玄虚恐怕就是“禅外”二字所由命名的吧？

从以上各点看，他的著作总是从教育的目的出发的。如果说有一种信念或说一种特别宗教的话，就可说他是“教育教”的虔诚信徒。这样虔诚，我无以形容，只可用张先生所提出的那个“痴”字来恭维他，此外别无他法。

现在该回到《续话》的本身上来了。张老在《琐话》中，对温源宁先生的学识文章都表示过赞扬，最近他亲自送来《续话》稿本，命我作“序”，同时手持一册题名《一知半解》的小册，即是《琐话》中提到的温氏那本作品。原本是用英文写的，《琐话》援引时是张老自己译的一段。现在这本是由南星先生把全书译成汉文，前有张老的序言。我一口气地读完全书十七篇，感觉到难怪张老那么欣赏这本书，除了原本英文的优点我不知道外，作者那种敏锐的观察，轻松的刻画，冷隽的措词，都和张老的散文有针芥之契。

我曾对观察文学艺术作品设过一种比喻，要如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现在还要加上两句，即是在一定空间里看他的神情，在一定时间里看他的行为。我觉得温先生这本书，写他所见的人物，可以说具备高度水平，而在我这个初学的读者，仍有一项先天不足处。温氏书中所写人物，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作者既没有交代，译者当然也无法一一注明。书中的人物虽然个个写得深能入骨三分，远能勾魂摄魄，但是捉来的这位鬼魂，竟使阎王爷也需要请判官查账。

张先生《琐话》、《续话》这两部书当然也具有那种勾魂摄魄之功，更重要的还有不屑一写的部分和不傻装糊涂的部分。这两部分是温氏所不具备的，因为这是哲人笔下才会出现的。或问：你有什么例子？回答是：孺悲要见孔子，孔子托词有病不见他，传话的刚出房门，孔子就取瑟而歌，让孺悲知道，这是不愿跟讨厌的人费话，岂不即是不屑一说吗？叉子贡方(谤)人，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不谤人是道德问题，而孔子以没时间来表示不愿谤人，多么幽默，也就是多么不傻装糊涂！

张老的《琐话》和《续话》里又有另一个特点不同于温氏的，就是写某人某事，必都交代清楚，使读者不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憾，这仍是“教育教”信徒的职业病，是哲人写书时流露出的痴人性格。为冷隽而冷隽，或纯冷无热的，当然可算纯哲人，而张先生却忍不住全冷、冰冷，每在无意之中自然透出热度。其实他的冷，也是被逼成的。所以纯俏皮的文章，是为俏皮而俏皮；冷中见热或热中见冷的文章，可以说是忍俊不禁。

有人看我写到这里向我说：照你所说的这位张先生可谓既哲又痴的完人了。我说不然，他实是痴多哲少，因为他还是一笔一划地写出了若干万字的著作！

“读后感”写到这里，还要加一句声明：这是读完稿子之后写出的，理应放在卷末，但我又无排版权，被放在何处，我是无法作主的，只有向我和作者共同敬爱的读者说：“我没敢作序！”

          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

几年以前，我忙里偷闲，写了几十篇记旧知见的文章，集为《负暄琐话》。1986年出版以后，有些相识的，有些不相识的，大概也是有时候难于消磨长日吧，说看了并没有感到厌烦，其中有几位并且说，如果写续话，他还想看看。这意外的奖掖使我忘其所以，去年秋天，面前有纸笔，想不好选个什么题材再涂涂抹抹的时候，忽然想到二十年前在朱洪武故乡看彗星的事，觉得有意思，惟恐交臂失之，就拿起笔写，写完一看，又是琐话一类，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决定不负奖掖诸公的盛意，写续话。由去年九月起，到今年五月止，断断续续，写了五十多篇，算算字数，已经超过琐话不少，该打住了。涂抹的用意，当然是萧规曹随，但也有需要向读者交代一下的，所以加写这篇后记。

先说说书之前，即书名。有不少人不知道“负暄”是什么意思，问我。我说，这仍是书呆子言必称尧舜的陋习，来自《列子》，《杨朱》篇云：“宋国有田夫，常衣媪□，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夏(大屋)□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煊(同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原意是嘲笑宋国的乡下佬，没有供暖的房子和羽绒衣服，只能靠晒太阳取暖。后来断章取义，成为寒士的一种享受，如韦应物诗，“负暄衡门下”，金圣叹冒充施耐庵的诗，“负曝奇温胜若裘”，都是。我用负暄为书名，断章之外还加点新义，是不只“寒”，而且“闲”，因为不闲，今事还自顾不暇，又哪里能想到旧事。这样，有闲，想想旧事，而且是在晒太阳感到暖烘烘的情况下，就大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但是也有不以我的得意忘形为然的，说书名不明朗，会影响销路。建议有上、中二策。上策是改书名。怎么改呢？名者，实之宾也，內容乱杂，求名实相副，总得用《杂纂》《杂事秘辛》之类，也好不了多少。中策是加个副题，比如“奇书”，“一看就发财，不看不发财”之类，也不可行，因为是妄语，犯了佛门大戒。幸而出版社有雅量，说赔点钱，关系不大，所以左思右想，还是取下策，仍旧贯了。

再说说书之内，即內容。本来是想也仍旧贯的，也许受了开放之声频频传来的影响吧，常常是说着说着就走了嘴。我自己观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琐话》大致是以外寓內，写人，写地，写事，由字里行间透露一点点思绪和情绪。《续话》不完全那样，有些篇像是外减少，内增多，甚至喧宾夺了主。另一方面，因为《琐话》大致是以外寓內，所以思绪和情绪的显露，也大致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续话》在这方面就常常出了圈，思绪和情绪直接出面，有时甚至像是动了肝火。当然，还希望本源不离开悲天悯人之怀。不过就文论文，温柔敦厚的诗教，总是退步了。说起来，这也是想写而不再写的一个小来由，因为想到，这已是道一变，至于鲁，再不收场，将成为鲁一变，至于齐，那就糟了。这退步会有些影响，影响之一是，以前来篱下听琐话，也许多半能带着微笑回去，听续话，大概不行了吧？如果竟是这样，我只好在这里向仍有雅兴来篱下听的诸公道歉。

启功先生是表示仍想看看《续话》的诸公之一。他是有大名的人，我说看不能白看，要写序捧场，于是他写了序。我谨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又，《琐话》重印，周汝昌先生写一篇长跋，早已出马捧场，我借这篇后记的一点地盘，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一九八九年夏日作者于北京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