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说明风险感知研究能够为政策制定者、风险专家和对此感兴趣的群体提供多么丰富和有价值的理论洞见。全书以导论开篇，总结了风险感知研究的“当前发展水平”，简要回顾了不同国家风险感知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风险感知的跨文化特征也更加引人注目，对此有两种对立的假设：一种假设认为人类的认知结构基本相似，因此对风险感知的加工方式也应基本相同，另一种假设则认为人类的风险感知深深地嵌入于文化意义的体系之中，因此不同文化的风险感知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书的各项研究正是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基础展开的。对于中国的风险研究和政策制定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编者和撰稿人目录

中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风险感知研究：导论

第二章 核风险与公众：法国与美国风险感知的比较研究

第三章 危险感知与评价的跨文化研究

第四章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风险感知

第五章 风险的认知构架

第六章 跨文化风险感知研究：现状与挑战

译后记

以下部分描述了那些塑形着风险评估的方向和强度的主要因素，可以认为它们是在复杂感知过程中的自变量。这里只着重说明了一些主要的因素，包括信任、社会价值、文化和政治结构以及放大过程。

5.1 制度性信任与信心

在塑形风险感知和反应的最重要因素之中，社会网络和参照群体的判断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有关风险的信息并非来自个人经验，而是来自“第二手”信息。当前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科技方法发展到可以探测出哪怕是最小量的有害物质，伴随着这一趋势，个人对风险的经验日益为有关风险的信息所取代，而个人对风险的控制则日益为制度性风险管理所取代。这样的后果就是，个人比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那些为他们提供风险信息的人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因此，对制度绩效的信任也成为了风险反应的关键因素。

个人水平的信任是一种主观的期望，期望某人不会采取一些可能伤害那些信任他的人的行动。信任一定包含着某种程度的风险，但与预测潜在后果可能性的科学方法所不同的是，信任暗示着选择行动的权利已经授予了那些被信任的人或制度(Luhmann．1980；1973)。这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在更为集体的层面上，信任代表了社会分化和劳动分工的一种更一般化的媒介(Parsons，1960)。特定的经济制度和政府制度的绩效如何，取决于那些得到这些制度的服务者或资助其运行者过去对这种制度的信任投资(Durkheim，1933；Luhmann，1973)。

很明显，现代社会在提供足够的信任以达到对其复杂而分化的行动的共识这一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在过去20年里，几乎所有的公共制度机构(除了新闻媒体外)的信任度和可信度都在下降(Lipset & Schneider，1983；Peters，1991,1999)。

信任度和可信度下降得最为厉害的制度机构是产业界，政治系统和许多政府部门。科学的可信度相对较高，尽管较之20年前也有了明显的下降。多数社会学家们认为，对公共制度机构信心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公众教育水平提高的函数，同时也是公众对公共资源和公共福利占有份额的热情提高的函数(]Renn & Levine，1991)。此外，社会议题的复杂性以及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可能提高了对实际制度绩效的不满程度(Renn，1995)。

尽管信任程度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任与现代社会治理和技术风险管理的关联程度有所降低。恰恰相反，技术社会对其子系统之间信任关系的依赖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但是，这样一种需求使得人们对自己在信任上的投资是否被误导变得越来越敏感。实施合作努力或解决社会行动外在性问题时所需要的信任越多，人们在将自己的信任交付给那些他们应该信任的人的时候就越是小心翼翼。

这一点对于风险议题尤为重要。因为风险概念喻示着随机事件可能导致事故或损失，因此风险管理机构总是不得不为自己面临事故时的行动(或不行动)寻求合法化理由。一方面，他们可以援引事故的随机性质(将事故标识为不可预测的后果或上帝的安排)来掩饰自己的管理失误；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因一些实际上不可能事先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的事故而饱受责难(Luhmann，1986)。风险的随机本性要求风险管理者与风险承担者之间存在着信任联系，因为尽管单一事件并不能说明管理的失误，但同时它会引发怀疑和忧惧。

在风险的争论中，信任的议题围绕着机构及其代表而发展。人们对风险的反应部分地取决于他们对创造风险和管理风险的机构的信心。处理风险的是私营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对于解释动员个人参与行动的比率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如果更多的人们相信风险(不仅有威胁，而且)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人们积极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消极的态度是行为反应的一项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诱发行为反应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公众对制度机构绩效的信心。

5.2 价值承诺

人们针对技术或人类行动导致的风险的立场，会因其对那些通过为生产、消费或分配提供与风险有关的技术想要达到的价值和目标的看法不同而有所差别。在社会科学中，一般认为价值会形成彼此联系的价值“簇”(cluster)，尽管多数人的价值体系其实是混杂的(Fiorino，1989)。这些簇在表1-8中得到了总结。

与许多流行观点相反，在西方社会中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转变(Klages，1984)。这些价值的确变得更重要了，而且可以在几乎所有个人的价值优先选择中观察到，但声称出现了一种新的后物质主义人格则完全是一种神话。多数人的价值体系是一种所有价值簇的混杂体，它因不同的背景和社会关系而变化。绝大多数人仍然有意获取更多的个人收入(即便他们在个人志向量表中将此列为较低的志向)。甚至连一些不太时髦的美德——如守纪律和效率等也在多数人的价值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许多传统的与工作相关的价值已经从它们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领地中淡出了。这一点在许多技术中得到体现：它们曾经被认为是工作伦理和享乐主义价值(生产与消费)的体现，但现在却更多地与后物质主义关注相联系。这一价值转变应部分地为模棱两可的感知负责，后者在针对技术的现代态度中是再典型不过了。

由于价值对技术评估有影响，对技术的反应就依赖于一种要求，即它们在除传统价值之外的每一价值簇上都有较高负荷。传统价值一般与技术使用没有联系。对风险相关的技术的积极反应，依赖于评估者在三种价值簇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或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技术设计和发展必须承认并包含新技术或新工艺对三种主要的价值簇的影响的原因。如果感知到的影响符合这三种价值簇，技术传播过程中就不太可能出现能否被接受的问题。

5.3 文化群体的归属

风险感知研究的第一次浪潮——至少隐含地——建基于一个预设之上，那就是风险判断和评估是一个“一般化”的过程，它独立于诸如社会地位、职业归属、意识形态、民族遗产等其他文化背景。然而，我们很容易从概念和经验的基础出发来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

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已经在理论上论证了某人对风险的评估和接受程度受到他/她从属的特定文化中的社会群体的影响——这种文化(子文化)的“世界观”据认为决定着人们对风险情境的反应。这一视角主要有两个差别相当大的研究潮流，一个建基于“文化”类型学，另一个建基于职业或政治群体的归属。

建基于网格/群体(grid/group)分类学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路径：以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Douglas & Wildavsky，1982)、雷纳和康托(Rayner & Cantor，1987)、汤普森等人(Thompson，Ellis and Wi|davsky，1990)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和文化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包含四到五种模式的文化簇，这些文化簇将不同的文化群体彼此分离开来。研究者们假定这些文化群体在风险问题上形成了特定的立场并建立起相应的态度和策略，这些群体在群体团结度(某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认同程度)和网格度(某人承认或尊重一个正式的科层制系统或程序规则的程度)上都存在着差异。主要的原型可描述如下：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四种可能涉足风险领域的主要群体，分别是企业家(entrepreneurs)、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s)、科层主义者(bureaucrats)和分层个体(stratified individuals)。有的研究者还提出了第五种群体，即“自主个体” (autonomous individuals)，他们在数种风险文化中都是自由的(Schwarz & Thompson，1990)。所有这五种群体都可以放入一个群体/网格的空间之中(参见图1.4)。在那些属于企业家原型的组织或社会群体看来，冒险是一种在竞争性市场中获得成功并实现自己个人目标的机会(Rayner，1987)，他们的特征是低度等级制和低度团结；与这一群体形成最鲜明对照的是属于平等主义者原型的组织或群体，后者强调的是合作和平等，而非竞争与自由，平等主义者同样有低等级制的特征，但他们建立起了强烈的群体团结感和内聚力。在面临风险时，他们倾向于关注人类行动的长期效应，更可能放弃行动而非抓住机会，即使他们认为行动可能对自己有利时也是如此。P26-30

卡特琳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性肺炎、“9·11”恐怖袭击事件……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不断出现的种种灾害和意外无一例外地警示我们：风险无处不在，一个以风险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正在来临!

为了更好地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cty)的概念。他们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们更难预测、更难捉摸，并且影响的范围更加宽广，带来的破坏性更为严重。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到来导致了社会理念基础和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必将被更加审慎和全面的发展观所取代；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成为当前行为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可以说，现代风险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这种别具一格的视角，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并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独特的参考价值。人们日益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文化科技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和系统的治理手段。而“风险社会”的来临，对传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建立符合风险社会需要的新型风险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此理念的指导下，许多西方学者就现代风险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对风险的预防、评估、识别和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作为一个处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大国，中国面临的风险管理任务更为严峻。首先，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现代风险成为超越国界的议题，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无可避免，但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必须面临许多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基本得到遏制的传统风险。其次，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紧迫的经济发展任务，但发展经济本身却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更有可能面临新的风险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同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控制风险的双重任务。

但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对于现代风险仍然缺乏足够的知识与管理能力。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风险的管理工作，并在各个专门领域都建立了针对重大风险(灾害)问题的管理和应对机制，但总体而言，我国现有的风险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难以满足新形势下风险管理的需求。

完善的风险决策和管理体制，必须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目前国内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多数相关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集中于对各类具体风险(灾害)问题的分析，而对现代风险的本质及其管理方法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特别是从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视角出发，研究风险的社会影响及其治理的研究尚不多见。

在我国科学技术部的支持下，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风险”研究课题组，致力于对现代风险和风险治理的总体性的研究。课题组认识到，现代风险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除了自然科学维度外，同时还关系到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心理问题和管理问题。因此，课题组希望发挥研究组的核心作用，同时利用国内外的学术网络，结合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力量，统合国内现有的专门领域的风险(灾害)研究，以把握现代风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和风险治理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并以此希望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特定的风险研究范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译丛的选编出版正是研究组尝试工作的第一步。译丛选编的书目涵括了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则正是对研究组上述认识的体现。我们希望本译丛的出版，能对推动我国的风险研究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对完善我国的风险管理体制有所裨益。

本书是《现代风险管理译丛》丛书第二批书目之一，如果说第一批书目的主题是风险的“理论”，那么第二批书目的主题就应该是风险的“感知”。

现代风险的研究者们一直强调风险的“建构本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种纯粹“客观”的、 “外在”的风险，所有的风险都与人们的主观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风险的主观感知和认知。因此，对风险的心理学研究，特别是“风险感知”研究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风险感知的研究是以风险建构特征为基础的，它认为风险的本性是主观的，是人们创造出来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有自己关于风险的主观认识模式和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往往与专家们使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出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也会对风险做出自己的主观理解。甚至连科学家对风险做出的“科学”评估也往往建基在一些带有主观成分的、有独特预设(assumption)的理论模式之上。不同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在定义风险时，总会受到各种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因素影响。因此，通过测量与人们风险感知相关的各种因素并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人和社会在面对风险时可能产生的反应。

风险感知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心理测量”(psychomctric)的定量方法，使用各种心理测量和实验方法，并结合多变量统计方法来分析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认知结构。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已经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结果。

它首先对人们感知和判断风险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人们面临不同的风险信息时，不可能对每种信息都做出严谨的理性判断，因此常使用一些“直觉捷思法”(intuitive heuristics)来简化信息。但这些直觉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认知偏见。例如：人们总倾向于认为马上能想到的事件比那些不容易想到的事件发生概率更大，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比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发生概率更大等等，而这些偏见明显不符合逻辑规则。尽管如此，人们在风险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对个人效用最大化规则的偏离，并不一定是无知或不理性的结果。研究发现，人们对风险概率有着不同的偏好：如果冒险的预期损失很大，则人们不愿冒险；如果冒险的预期收益大时，则人们更愿意冒险。也就是说，人们在冒险行为中追求的并非预期收益最大化，而是一个既能保证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又避免较大灾难可能的最佳风险策略。

研究还发现，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受到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这些背景因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风险本身有关，一类与个人和社会有关。与风险有关的背景变量包括：风险的预期死亡人数或损失、爆发大灾难的可能性、风险的性质特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对可能后果的恐惧感、对个人控制风险能力的信心、对风险的熟悉程度、对公平分享利益和风险的认知、将风险归咎于某些个人或组织的可能性和风险的公正问题等)。与个人和社会有关的背景变量包括：对风险管理制度的信任和信心、社会价值观、文化和政治结构等。对这些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们对风险的看法以及可能的行为倾向，从而在实际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风险感知的研究对制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风险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过去我们倾向于认为风险沟通就是一个以各种方式“教育”公众，将“正确”、“科学”的风险知识传达给公众的过程。而现代风险的建构性特征则提示我们：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家的专家知识具有同等效力的“合法性”，在风险决策中也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因此风险沟通也不再是一种线性的单向过程——在风险治理过程中，公众固然需要治理者提供有关风险的知识，但治理者在制定有关风险的决策时同样也需要了解公众的风险感知。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风险感知的跨文化特征也更加引人注目，对此有两种对立的假设：一种假设认为人类的认知结构基本相似，因此对风险感知的加工方式也应基本相同，另一种假设则认为人类的风险感知深深地嵌入于文化意义的体系之中，因此不同文化的风险感知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书的各项研究正是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基础展开的。在本书的第三章中还有专门涉及中国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容，这对于中国的风险研究和政策制定无疑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中国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快速的社会变迁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种“断裂性”特征：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社会仍表现出强烈的传统(前现代)特点，而从另一些方面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这一点只需想象一下贵州某个偏远的山村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之间的差异就可知道)。这一特征表现在风险领域内，就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极为复杂多变的，不仅有大量传统风险，也无可避免地要应对一些现代风险的挑战。如何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和减少风险，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有助于中国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全面地理解风险的本质、更好地制定风险治理政策、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本书的主编之一奥尔特温·雷恩教授是国际知名的风险研究学者，他对中国的风险管理事业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在2005年北京举办的“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年会”期间，他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并欣然为中文版写作了序言。

本书由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现代风险”课题组组织翻译，具体分工如下：序言、第一章、第六章：赵延东；第二章、第三章：赵延东、张虎彪；第四章、第五章：张虎彪。最后由赵延东统一校阅和修订了全部译稿。

本书涉及了众多领域，实已超出译者的学识范围，虽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讹谬之处，想必难免，还望读者多多宽容并不吝指正。

本书通过对欧美发达地区、东欧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亚洲中国和日本、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关于自然、技术风险感知的共同特征及其独有特点的分析，概括了当代世界不同国家对风险感知比较研究中的最新建树，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显然，这一研究对于理解冈险感知过程、解释不同地区人们对风险的反应机制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它还向社会政策的决策者、管理者和风险生产者提供了一种“反思性”知识，强调知道人们关心什么以及人们的价值和立场是决策和管理的前提。对风险感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可以把更多反映多少带有普遍性过程的风险(不确定性)应对机制的感知和评估过程，与那些某种文化或亚文化所特有的风险应对机制区分开来。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风险应对机制中能使谦逊与僭妄、审慎与勇敢并行不悖、有机地协调起来，这对于引入新技术，建立风险规章和组织风险沟通计划，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读者可以在本书中获得有关风险感知问题的多方面的教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苏国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