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们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调查并了解人们如何对各种风险经验和证据进行判断并纳入自己的决策。长期以来，参与风险分析的科学家们极少调查人们对风险的直接判断。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及其同事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些科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因此，本书中包括的这些创新性的研究将为处理威胁着这个星球的危险的公共行动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

本书的作者保罗·斯洛维奇教授是风险感知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他在近30年的研究生涯中，对公众的风险感知状况、影响风险感知的社会和个人因素以及风险感知研究对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意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虽然本书中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为背景的，但它们对于中国的风险研究和政策制定无疑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中国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快速的社会变迁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种“断裂性”特征：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社会仍表现出强烈的传统(前现代)特点，而从另一些方面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这一点只需想象一下贵州某个偏远的山村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之间的差异就可知道)。这一特征表现在风险领域内，就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极为复杂多变的，不仅有大量的传统风险，也无可避免地要应对一些现代风险的挑战。如何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和减少风险，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有助于中国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全面地理解风险的本质，更好地制定风险治理政策，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序言

致谢

导论和概览

一 决策过程、理性以及对自然灾害的调节

二 认知过程与社会风险承担

三 为高概率小损失投保的偏好：对保险业的意义

四 事故概率与安全带的使用：心理学视角

五 多安全才算足够安全?一项有关技术风险及收益态度的心理测量学研究

六 评定风险等级

七 权衡各种风险：哪些风险是可接受的

八 事实和恐惧：理解感知到的风险

九 风险评估中的反应模式、框架化和信息处理效果

十 技术危险的性质

十一 风险的公众知情与公众教育

十二 对汽车安全缺陷的风险感知

十三 风险的感知

十四 风险的社会放大：一个概念框架

十五 药疗风险的感知与管理

十六 辐射风险的感知

十七 感知到的风险、信任及核废料政治

十八 直觉毒物学：专家与外行人士对化学风险的判断

十九 感知的风险、信任与民主

二十 青少年中危害健康与增强健康的行为：对词语联想以及意象的研究

二十一 技术的污名

二十二 概率、危险与强制：关于精神卫生法中风险感知与决策的研究

二十三 青少年吸烟者知道吸烟的风险吗

二十四 对人类生命价值的不敏感：一项关于心理物理麻木现象的研究

二十五 信任、情绪、性别、政治和科学：对风险评估战场的调查

二十六 风险与收益判断中的情感捷思法

参考文献

索引

描述性的决策理论与有限理性

尽管前文介绍的最大化理论具有很强的规范性特点，然而围绕着该理论是否也能描述激励决策者的目标以及决策过程这个问题存在许多争论和经验研究。在对作为一种描述性理论的效用最大化理论进行批判的阵营中，西蒙(Simon，1959，p272)是一位领军人物，他认为：

在这种经典理论中，决策者是在固定已知的多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每一种方案的结果也是确定的。但是， 当感知与认知介入到决策者与其所在客观环境两者之间时，这种理论模型就难以胜任了。我们需要的是对选择过程的描述，在这个选择过程中， 多种备选方案不是给定的，而是必须去找出来的。同时还需要对另一项艰苦工作的描述，那就是确定与备选方案相对应的结果。

相对于最大化假设，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该理论认为，决策者认知的局限性迫使其构建了一个简化的世界模型来分析处理问题。有限理性的基本原则就是“满意”的观念，它指的是生物体为了取得满意的成就而不懈努力，但这个成就并不一定是最令人满意的。根据西蒙(1956)的推测，“无论生物体学习与选择行为的适应力有多强，它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学理论中所假设的‘最大化’理想。显然，生物体在‘满意’方面做得很好，但仍然没有实现最优化”。(p129)

西尔特和马奇(Cyert & March，1963)提出的“公司行为理论”详细阐述了有限理性在商业组织中的作用。他们主张，为了能充分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人们必须认识到多重目标的存在，必须了解这些目标的形成过程、公司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程序。他们描述了避免不确定性的方法，即尽可能地遵循固定决策规则(标准操作规程)，并且及时对短期反馈做出反应，而不是努力地去预测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公司为避免依赖于他人的不确定性，往往会与供应商、竞争对手以及消费者达成一些或明确或隐含的协议。当无法实现一个或多个既定目标时，公司会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方法，因此常常需要一场危机来引发纠错行动。西尔特和马奇声称，在复杂的环境以及决策者认知存在局限性的条件下，上述短期行为有很强的适应力。

几乎与西蒙、西尔特和马奇提出上述见解的同时，林德布卢姆(Lindblom，1964)基于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为了避免把各种重要因素全部考虑在内以及全面权衡各种因素的利弊所带来的诸多麻烦，行政官员通常会使用一种被林德布卢姆称为“连续地有限比较”(successive limited comparisons)的方法。该方法极大地简化了政策的制定，它只比较那些与现行政策差别较小的政策，因此不必对每个备选方案及其结果进行深入地调查。真正需要研究的其实只是备选方案及其结果中那些与现状不同的地方。林德布卢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主要的政党之间都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它们在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只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小有分歧。林德布卢姆称这种保守的“连续地有限比较”方法为“应付了事”，并为其有效性和效率进行辩护。尽管他自己也承认此方法可能会导致有益的新政策方案被忽视——甚至更糟，连提出新方案的机会都根本没有。

正如西尔特和马奇理论中的商业公司会基于短期反馈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一样，林德布卢姆理论中的决策者也认识到自己在预测政策运作的后果时无法避免地会犯错误，因此，他试图通过连续的小变化来一步步地着手行动，这些变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预定的目标，而是为了补救已被察觉到的不好的情况：功，另一个步骤就会快速跟上来……在向下一个步骤继续前进时，他实际上可以检验此前的预测。最后，他常常能够非常及时地补救过去的错误，如果政策的不同步骤之间时间间隔太大，那么纠错速度就不会这么快。(Lindblom，1964，p166)  两种理论的比较

虽然效用理论主要是规范性的，而有限理性学说有描述性的特点，但是从这个角度来区别它们其实并不完全准确。有学者认为，效用理论在描述如何制定决策时也有其实用性，而在后面我们将发现，有限理性概念不但具有描述性的涵义，还具有规范性的特点。

效用理论关注的是概率、收益以及这些因素的联合体——预期。在比较两种结果的价值时，必须直接面对如何将二者转化成共同的效用尺度来衡量的难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限理性学说假定决策者并不进行概率思考，他们会尽力避免直接面对不确定性。同样地，他们还会避免效用评估以及对一些无法测量的特征进行比较。决策者的目标被设想为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并不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决策者受到其感知与智力局限性的制约，这就迫使有限理性的他不得不通过反复尝试来逐步前进，修正那些不尽如人意的计划，同时维持那些当前令人满意的计划，直到它们不再适用为止。

有限理性与对自然灾害的调节

有限理性学说能够在对自然灾害的调节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限的备选方案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资源管理者无法拥有最齐全的备选方案，这就为决策增加了难度(White，1961；1964；1970)。一方面，当地规则或文化传统把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对备选方案缺乏足够的认识也使可供考虑的选项大大减少。以降低洪灾损失为例，早期有关个体决策与公共决策的研究发现：在美国，洪泛区居民的传统选择非常简单——要么承担损失，要么呼吁政府建设防洪设施。直到近期，少数管理者才开始实施一些新的方案，例如建筑的结构调整、土地使用的变化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新的方案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推广，它们在公共行动中往往被忽视。

对风险的错误认知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否认

大量的数据表明，人们对自然灾害风险的判断存在着错误。伯顿和凯茨(1964)曾指出，即使技术专家们在评估风险时也常常难以达成一致。举例来说，他们发现用三种已得到广泛认可的洪水频率分析方法来估算宾夕法尼亚州理海谷有记载以来的最大规模洪水的长期平均回复期时，得到的结果差别甚大(分别是27年、45年以及75年)。  在凯茨(1962)有关洪灾认知的广泛研究中，资源使用者对灾害的错误认知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访问洪泛区居民以及分析过去的洪水记录，凯茨发现，洪泛平原的居住者很难在一个概率性的框架内全面地认识灾害，他们与技术专家不同，技术专家从来不会从根本上否认洪灾在同一地点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而在216名洪泛平原的居民中，有84名认为他们将来不会再遭受洪灾。

对居民观点的深入研究还发现了以下几种消除不确定性的系统化机制。最常见的一种是把洪灾看作是反复性的，甚至是循环性的自然现象。随机性本是灾害发生的一大特点，但它却被确定的顺序性所取代，于是，历史被视为在有规律的间隔中自我重复(Burton & Kates，1964)。另一种很普遍的做法试图采用“平均法则”(law of average)来消除不确定性，居民们认为如果今年遭遇到一场严重的洪灾，那么第二年就会平安无事。还有一些洪泛区的居民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是干脆以各种方式否认它的存在。有的认为新的保护设施能够确保自己百分之百的安全，有的将早先的洪灾归咎于多种罕见的情况一反常态地结合在了一起，还有的拒绝承认过去发生的是洪水，只把它视为“高水位”。有些居民否认自然现象的可确定性，在他们看来，一切尽在上帝或政府等强大力量的掌握之中，因此自己没有必要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而煞费苦心。P5-8

卡特琳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性肺炎、“9·11”恐怖袭击事件……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不断出现的种种灾害和意外无一例外地警示我们：风险无处不在，一个以风险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正在来临!

为了更好地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cty)的概念。他们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们更难预测、更难捉摸，并且影响的范围更加宽广，带来的破坏性更为严重。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到来导致了社会理念基础和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必将被更加审慎和全面的发展观所取代；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成为当前行为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可以说，现代风险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这种别具一格的视角，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并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独特的参考价值。人们日益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文化科技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和系统的治理手段。而“风险社会”的来临，对传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建立符合风险社会需要的新型风险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此理念的指导下，许多西方学者就现代风险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对风险的预防、评估、识别和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作为一个处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大国，中国面临的风险管理任务更为严峻。首先，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现代风险成为超越国界的议题，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无可避免，但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必须面临许多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基本得到遏制的传统风险。其次，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紧迫的经济发展任务，但发展经济本身却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更有可能面临新的风险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同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控制风险的双重任务。

但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对于现代风险仍然缺乏足够的知识与管理能力。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风险的管理工作，并在各个专门领域都建立了针对重大风险(灾害)问题的管理和应对机制，但总体而言，我国现有的风险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难以满足新形势下风险管理的需求。

完善的风险决策和管理体制，必须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目前国内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多数相关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集中于对各类具体风险(灾害)问题的分析，而对现代风险的本质及其管理方法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特别是从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视角出发，研究风险的社会影响及其治理的研究尚不多见。

在我国科学技术部的支持下，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风险”研究课题组，致力于对现代风险和风险治理的总体性的研究。课题组认识到，现代风险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除了自然科学维度外，同时还关系到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心理问题和管理问题。因此，课题组希望发挥研究组的核心作用，同时利用国内外的学术网络，结合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力量，统合国内现有的专门领域的风险(灾害)研究，以把握现代风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和风险治理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并以此希望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特定的风险研究范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译丛的选编出版正是研究组尝试工作的第一步。译丛选编的书目涵括了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则正是对研究组上述认识的体现。我们希望本译丛的出版，能对推动我国的风险研究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对完善我国的风险管理体制有所裨益。

本书是《现代风险管理译丛》丛书第二批书目之一，如果说第一批书目的主题是风险的“理论”，那么第二批书目的主题应该就是风险的“感知”。

现代风险的研究者们一直强调风险的“建构本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种纯粹“客观”的、“外在”的风险，所有的风险都与人们的主观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风险的主观感知和认知。因此，对风险的心理学研究，特别是“风险感知”研究在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风险感知的研究是以风险建构特征为基础的，它认为风险的本性是主观的，是人们创造出来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有自己关于风险的主观认识模式和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往往与专家们使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出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也会对风险做出自己的主观理解。甚至连科学家对风险做出的“科学”评估也往往建基在一些带有主观成分的、有独特的预设(assumption)理论模式之上。不同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在定义风险时，总会受到各种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因素影响。因此，通过测量与人们风险感知相关的各种因素并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人和社会在面对风险时可能产生的反应。

风险感知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心理测量”(psychometric)的定量方法，使用各种心理测量和实验方法，并结合多变量统计方法来分析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认知结构。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已经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结果。

它首先对人们感知和判断风险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人们面临不同的风险信息时，不可能对每种信息都做出严谨的理性判断，因此常使用一些“直觉捷思法”(intuitive heuristics)来简化信息。但这些直觉捷思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认知偏见。例如：人们总倾向于认为马上能想到的事件比那些不容易想到的事件发生概率更大，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比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发生概率更大等等，而这些偏见明显不符合逻辑规则。尽管如此，人们在风险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对个人效用最大化规则的偏离，并不一定是无知或不理性的结果。研究发现，人们对风险概率有着不同的偏好：如果冒险的预期损失很大，则人们不愿冒险；如果冒险的预期收益大时，则人们更愿意冒险。也就是说，人们在冒险行为中追求的并非预期收益最大化，而是一个既能保证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又避免较大灾难可能的最佳风险策略。

研究还发现，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受到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这些背景因素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与风险有关的背景；一是与个人和社会有关的背景。与风险有关的背景变量包括：风险的预期死亡人数或损失、爆发大灾难的可能性、风险的性质特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对可能后果的恐惧感、对个人控制风险能力的信心、对风险的熟悉程度、对公平分享利益和风险的认知、将风险归咎于某些个人或组织的可能性和风险的公正问题等)；与个人和社会有关的背景变量包括：对风险管理制度的信任和信心、社会价值观、文化和政治结构等。对这些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们对风险的看法以及可能的行为倾向，从而在实际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风险感知的研究对制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风险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过去我们倾向于认为风险沟通就是一个以各种方式“教育”公众，将“正确”、“科学”的风险知识传达给公众的过程。而现代风险的建构性特征则提示我们：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家的专家知识具有同等效力的“合法性”，在风险决策中也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因此，风险沟通也不再是一种线性的单向过程，在风险治理过程中，公众固然需要治理者提供有关风险的知识，但治理者在制定有关风险的决策时同样也需要了解公众的风险感知。

本书的作者保罗·斯洛维奇教授是风险感知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他在近30年的研究生涯中，对公众的风险感知状况、影响风险感知的社会和个人因素以及风险感知研究对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意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虽然本书中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为背景的，但它们对于中国的风险研究和政策制定无疑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中国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快速的社会变迁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种“断裂性”特征：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社会仍表现出强烈的传统(前现代)特点，而从另一些方面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这一点只需想象一下贵州某个偏远的山村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之间的差异就可知道)。这一特征表现在风险领域内，就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极为复杂多变的，不仅有大量的传统风险，也无可避免地要应对一些现代风险的挑战。如何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和减少风险，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有助于中国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全面地理解风险的本质，更好地制定风险治理政策，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本书由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现代风险”课题组组织翻译，具体分工如下：导论和概览：赵延东；第一章：冯欣、赵延东、赵茜；第二章：冯欣、赵茜；第三章：林垚、赵茜；第四章：冯欣、吕增运；第五章：赵延东；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冯欣；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林垚；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赵延东、王佳佳；第十五章、第十六章：林垚、王佳佳；第十七章：冯欣、王佳佳；第十八章：林垚、王佳佳；第十九章：赵延东、范辉；第二十章：林垚、范辉；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林垚、郭梅军；第二十四章：林垚、李蕊；第二十五章：林垚、王佳佳；第二十六章：林垚、李蕊。冯欣、王佳佳翻译了全书的图表并制作了索引。最后由赵延东统一校阅和修订了全部译稿。感谢陈关君先生为本书前十二章的初译稿所做的审稿工作。

本书涉及了众多领域，实已超出译者的学识范围，虽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讹谬之处想必难免，还望读者多多宽容并不吝指正。

《风险的感知》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重要著作……它涵盖了众多领域……斯洛维奇(在书中)提供了许多对法律与政策都有重要意义的新奇发现……在一些最引人注目的章节中，斯洛维奇指出普通人会展现出一种对抗式的理性，对此人们应给予充分的考虑和尊重。斯洛维奇坚持认为：风险不是一种可以完全用数字说明的东西。他主张一种好的风险治理系统应该既是民主的，又是技术统治的——这种系统同时还应充分重视那些普通人的结构化的微妙思维方式……

——《哈佛法律评论》

桑斯坦因(Cass.R.Sunstein)

利维里恩(Karl N.Liewellyn)，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