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是中国古代史上三百多位天子级帝王中死后惟一被谥为“大皇帝”者。十九岁开始,掌权长达五十二年之久,是三国主要政治家中主政时间最长者。本书着力探求和展现了孙权的真实形象。
孙权年未弱冠而有江南,封王称帝。他善谋大局,是个很有作为的军事战略家;他善于用人,文武大臣愿为其用,甘为其死;他善于用威,专断大政,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用人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令人思考的东西。他拓疆土,开发经济,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立法严峻,刑杀有点过分,常为后人所非。晚年时“年老志衰”,政有多失,最终留下了一个很不稳定的政治摊子。
本书着力探求和展现了传主的真实形象。孙权年未弱冠而有江南,封王称帝。他善谋大局,是个很有作为的军事战略家;他善于用人,文武大臣愿为其用,甘为其死;他善于用威,专断大政,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用人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令人思考的东西。他拓疆土,开发经济,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立法严峻,刑杀有点过分,常为后人所非。晚年时“年老志衰”,政有多失,最终留下了一个很不稳定的政治摊子。
黄龙二年(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夷洲(一作夷州),即今我国台湾。
亶洲(一作澶洲)指什么地方?史无定论。有谓日本者,有谓琉球者,有谓吕宋者,有谓对于东海岛屿的称呼者,甚至还有认为是指美洲者。窃以为,既然兵出一路求两洲,必然是或大体是同一方向,如有其地,当在东海外域之大洋中。《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三国志·吴主传》都记载,亶洲在海中,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蓬莱神仙(山)及仙药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人民,常有到会稽交易者,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这些记载,写明了亶洲的方位,但并不是肯定的,而是将“传言”的故事记录在“传言”的地方上。事实上,直到孙权时代人们并不知道传说中的宜洲在什么地方。所谓“求”宣洲,即有寻找它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从东冶(今福州)船行东向,“流移”所至,似乎只能到琉球群岛南端诸岛,只有遇飓风而折向北上,才有可能性抵达现在的日本本土。所以,我认为,宣洲是传说中的地理概念,“其人民常有到会稽交易者”,可能是泛指东海外域大洋中列岛,其中主要是琉球群岛南端诸岛之民。论者,特别是讨论徐福为秦始皇求仙药而不敢回来的论者,多谓宣洲是日本。如果是那样,既然倭人早已同汉有所联系,甚至倭人女王还向魏“遣使奉献”,居地已很明确,(如:《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密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译通于汉者三十余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而《后汉书》作者就不会又在同传中把日本再说成是一个“所在绝远,不可往来”的“亶洲”。况且,那时候,既然人们已知“东倭重译纳贡”于魏的事实存在,孙权怎么又会把日本称作宣州呢。
孙权遣将“浮海求夷洲及宣洲”的决策,上大将军陆逊和卫将军全琮等都提出异议。《三国志·陆逊传》载,孙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今海南海口,此处泛指海南),皆以谘逊”,陆逊上疏说:“臣反复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说,“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进而讲述应当“畜力而后动”的道理,说“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州)一统矣。”《全琮传》说:“权将围珠崖及夷州,皆先问琮”。全琮认为:“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人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
陆逊、全琮的意见,从军事的角度看,自然很有道理。但他们没有理解或没有注意到孙权用兵的动机不在所获多少,而在于拓展封疆。因此,孙权没有听从武将们的劝阻。不幸的是,结局被陆逊、全琮言中。“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所谓“宜洲绝远,卒不可得至”,不外两种可能,一是船队绕过夷洲后没有把握好方向,迷途了,驶入夷洲以东、琉球以南的旷洋中,找不到陆地可靠;二是以亶洲命名的地方不存在。
此次出兵,得不补失,孙权“深悔之”,怒将卫温、诸葛直“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杀了。“违诏”,自然不是因为病死了许多人。这是非人为的因素。而是因为违背了孙权的出兵本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历史记载很明确,孙权的目的是“求夷洲及宣洲”。“求”,乃寻求之意,是求得其地,建立联系,求其内附。用陆逊的话说,是“远规夷洲”。“远规夷洲”就是试图将远方的夷洲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中。诏用“求”字,而不用“征”、“伐”或“讨”字。因为两者的意思,迥然不同。卫温、诸葛直,第一没有到达(说得确切些是没有找到)宣洲,是“违诏”;第二,他们虽然开通了大陆与夷州的水上交通,并在实际上把夷洲纳入了吴国版图,但没有建立起永久性政权,也没有有效地建立和加强同地方势力或民人的联系,是“违诏”;第三,孙权用兵虽然常常带有“强者为兵,赢者补户”的功利主义,但夷州用兵并不为此,他们掳掠了夷洲数千人,不符合孙权的本意,同样也是“违诏”。
孙权此次用兵,从军事上说,失多得少,不足为训。但加深了大陆与夷洲的交通和经济交流,扩大了两岸人众交往,使其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对于后世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
P320-323
《曹操传》、《刘备传》出版,一些重要的、广大读者感兴趣而涉及鼎足三方关系的内容,如赤壁之战、荆州之争、夷陵之战,以及相互的政治和外交斗争等许多内容都讲过了,所以,本来不打算再写《孙权传》了。然而,诸多老朋友和读者不断给予鼓励,认为应该对孙权的许多特有的事功做出述评,不能三缺一。自己也觉得,孙权是个很有作为的军事战略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上,以及用人等方面都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值得总结,即使一些消极的东西也可作为教训借鉴。三缺一,不便把握这个人才辈出、风云多变的特殊年代,更不方便读者对孙权的为人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于是又有了这本书。
三方鼎立的关系,讲述了两方,涉及到另一方的有关内容自然也就讲到了。因此,本书同另两本书的一些章节有一些重复。比如,赤壁之战,曹、刘、孙三传都得讲;夷陵之战,刘、孙两传都得讲。角度不同,但基本内容差不多。这种重复是不能避免的,理由有二:第一,读者读了一本,未必一定去读另两本;第二,三本书虽有联系,但它们是独立的,诸多重要内容是传主各自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了,作为个人传记就不完整了。
本书出版,同前两书一样,得到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和出版人员的支持,社长黄书元、副社长陈有和、副总编辑张小平、副社长任超都给了许多激励和帮助,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编审为本书的写作、编辑加工提了不少宝贵意见,负责设计、校对和出版的同志付出了很多辛劳。谨此一并致谢。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