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清理和方法论省思。作者利用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对马克思手稿、笔记、藏书的保存、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从“书志学”方面对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和书信进行了统计，对其写作与出版情况进行了考证。同时，作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做了分析预判。本书的学术性、严谨性将使其成为广大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书是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清理和方法论省思。作者利用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对马克思手稿、笔记、藏书的保存、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从“书志学”方面对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和书信进行了统计，然后，从中选取了53部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著述，对其写作与出版情况进行了考证。此外，还对“通行本”研究中的遗漏、经典研究中的空白、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几种类型，以及近年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提法所表征的新的研究动向和目前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这一焦点问题，对文本研究所关涉到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以及 “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比较的前提、比较的态度与比较的逻辑等进行反省、思考和分析，进而形成了作者所理解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当代方式”。

引 言 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意旨与界域／1

一、回到学术层面／1

二、填补研究空白／3

三、客观把握思想／5

四、公正评估价值／7

五、制约与界域／9

第一章 马克思文稿的构成及其命运／12

一、马克思文稿的组成及其保存与流传／12

二、马克思全集有独立价值的五种版本／14

三、马克思重要文本的刊布情形／19

四、马克思文本流传和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21

第二章 马克思著述知多少——从“书志学”(bibliography)方面所进行的清理与统计／24

一、这一问题探讨的意义、难度与可能的途径／24

二、恩格斯和列宁文章中所罗列出的马克思著述／27

三、几类语种的马克思全集的编辑、出版历程及书目统计／29

四、几种马克思著述的综合性“书目志"／34

五、MEGA2已经出版的卷次及其收文情形／38

六、单独统计、剔除重复者之后的统计及其结论／42

第三章 马克思的文本世界——对马克思53部重要著述的写作与出版情况的梳理、考证／47

一、按题材、专题分类与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47

二、少年习作(5部)／51

三、笔记世界(10部)／57

四、时事评论(17部)／79

五、思想创构(8部)／114

六、写作《资本论》的历程(13部)／138

第四章 马克思文本的研究现状／175

一、“通行本”研究中的遗漏／176

1．非“经典”著作／176

2．时事评论／178

3．笔记／179

4．书信／180

二、经典研究中的空白／181

1．《共产党宣言)／181

2．《资本论》／182  

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184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6

第五章 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五种类型／188

一、战友和学生的阐释和宣传／188

二、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191

三、文本研究中的“苏联模式”／193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嫁接”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现”／195

五、“马克思学”的归旨和MEGA版的编纂原则／196

第六章 前苏联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特点——以《共产党宣言》为例／199

一、资料的收集、出版与考证／199

二、写作过程的梳理与甄别／205

三、文本结构的探析／212

四、重要思想的提炼和分析／219

五、从对《宣言》的探讨看文本研究中“苏联模式”的特点与得失．／228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一个新的研究动向／231

一、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231

二、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类型／232

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235

附录：《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恢复马克思》／236

第八章 目前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250

一、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疏离／250

二、从文本学研究的视角看《回到马克思》／253

三、方法论上的三点疑虑／257

四、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研究／260

第九章 文体、文本及其相关问题／262

一、目前我国哲学研究中的文体问题／262

二、西方文体学理论在本质上并不排斥哲学文体／265

三、西方一些哲学派别所涉及到的哲学文体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268

四、哲学文体问题研究的一般图景／273

第十章 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275

一、近年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场争论／275

二、历史性与现实性／277

三、学术性与思想性／279

四、本真性与主体性／281

五、公度性与个性化／284

第十一章 哲学教学中的文本问题／289

一、从网上的讨论谈起／289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现状／290

三、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水平提高的内在阻障／293

四、探求一些可能的思路／298

第十二章 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定位／302

一、关于马克思哲学地位的两种极端的评论／302

二、“比较研究”与“文本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306

三、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吗?／308

四、比较的前提、比较的态度与比较的

逻辑／311

参考文献／313

后记／321

6．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总体评价

在前苏联，列宁、斯大林对《宣言》都做过大量的论述，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认为它是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原则性的和策略性的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真正结合，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争取彻底解放的方向和道路；它以鲜明的旗帜、犀利的笔触，划分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和这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本质区别等等。总之这是一部划时代的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前苏联学者们也基本上是以列宁和斯大林的这些评价为准则来展开对《宣言》的研究的。

但是，任何一部历史名著都有自己的缺陷，《宣言》也不例外，它也有失误，有它自己不符合当时实际、不符合今天现实之处。简言之，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前苏联学者对此也做过探讨。比如，认为它对资本主义延伸能力估计不足，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估计偏高，而对其扩展能力估计又太低。《宣言》所指的时代无疑有生产力反抗生产关系的一面，但那时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时期，正是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产业革命在英国取得胜利并向其他国家推广的时期。显然，这段历史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而且这方面是主要的。还比如，《宣言》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估计也有偏差。它认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这一论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对于各民族融合的影响，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融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当时的英、法、美、德诸国来说，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联合是存在的，对于四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却很难谈得上“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可能正是对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高度重视，《宣言》往往把革命和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这正确地反映了相当长时期的实际情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看法就要做适当地修正了。从总的倾向看，它对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估计过快。因而把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还有的学者指出，《宣言》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个别原因和个别论断也并非都正确，今天也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局限性呢?其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正是产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完成，法国还处于产业革命之中，而德国则刚刚进入产业革命的时候，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它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特点，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其二，《宣言》主要是以欧美国家，特别是英、法、德三国为对象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是个国际性的组织，但其盟员则主要来自德、法、英等国家。《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某些论述，虽然带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也不能不指出，有的论点就带有明显的英、法、德的特点，而对英、法、德以外的国家，没有涉及或涉及不多，即使涉及到了，也不能每个问题都论述正确。其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此之前最高的理论成就，但是不论整个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到它就结束了。写作这部著作时马克思才29岁，恩格斯才27岁，距离他们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仅三四年，理论和实践活动都难免有不足之处。其四，《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用来“对抗关于共产党幽灵的神话”的。这种写作意图使它不能不面对当时的现实，不能不考虑“共产主义者同盟”全体盟员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不能不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和各国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态度。党纲的写法也限制了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论证。

前苏联对《宣言》文本和思想的这种解读与分析，长期支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后果。P.226-228

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意旨与界域

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已经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显然绕不开20世纪所奠定的基础和积累。然而，在穿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已经为数不清的人们所翻译、注释、解析和宣传之后，我们今天仍感到有重新研。究这些文本的必要，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过去的文本研究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或者说它尚有诸多需要改进、添补、转换和突破之处，需要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超越。学术研究是一个积累与超越的过程；今天的研究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取决于我们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超越到怎样的程度。鉴于过去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特殊情形，这里拟对今天重新解读的意旨做以下初步的梳理。

一、回到学术层面

首先提出“回到学术层面”，并不意味着认定过去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丝毫没有学术意味或专业成就；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就20世纪而言，大多数论者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的。我们可以在对马克思思想毁誉不一的、往往是极端对立的不同的评论者那里看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相同的方式：解读者往往根据当时现实状况生发、概括出的观点，从既有的政治立场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然后又借助这些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强化对自己观点和策略的信念；这种情形下，解读者不仅不可能以文本本身为本位，而且必然会肢解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契合或相近、疏离或相违的部分和思想，而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这时文本实际上已成为他论证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这样，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必然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性考量。不只是在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那里亦是如此。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极端重视和突出强调，着眼点其实并不是这部著述本身，以及从中所体现的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演进历程中特定阶段的思考，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模式”的强烈不满；而那些对马克思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论者，更是动辄从特定的思想构架和政治观点出发，做出情绪化的评判，而不可能是在对马克思文本全面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公允而客观的见解。

考虑到20世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马克思学说的特殊性质，这种解读、研究方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且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指出，这种政治性和学术性纠缠不清的状况，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危害性也是极为明显的，它使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政治游戏。比如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冷战时期将它的主旨意图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和“两个不可避免”，现在又从中“读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抑或全球化思想。这些对立的观点由同一文本中生发出来，严重割裂和肢解了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真实内涵，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

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今天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必须首先强调要回到学术层面，也就是说，要真实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必须把他、他的文本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不应当人为地回避、舍弃某一部分，或过分突出、张扬某些方面。我们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先把评判“悬置”起来，不预设结论，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来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我们只遵从逻辑和理性，而不趋同于权威和时尚，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上不定于一尊，允许有多种观点和论断。

二、填补研究空白

尽管研究马克思的著述确实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可能只有专业研究者知道，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俄文版50卷、中文版50卷、德文版41卷其实并不“全”，这些版本的编辑原则很明确，它“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它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版本”，特别是马克思辞世时留下的数千页亲笔手稿、笔记和书信，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等，还没有全部整理出版。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力图“按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以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的“历史考证版”上马后，便命运多舛，第1版只出版了12卷13册就夭折了，第2版在70年代中期着手编辑后，也历经坎坷，到现在为止只出版了50多卷，完成量不及计划的一半。马克思原始手稿相当部分没有面世，这意味着文本研究中尚存在不少的空白需要填补。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于通行本，过去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成型的著述中，而对大量的笔记、札记、提纲、书信等研究得非常不够，或者有的仍是空白点。举例说，马克思的著述中，三分之二强是笔记，它们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著作的准备稿、过程稿和补充稿，要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离开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特别是正式稿与过程稿的比较，是不可能达到对马克思思想全面、准确而深刻的把握的。仅就笔者有限的了解，诸如1839年的7本“博士论文”笔记，1840—1841年的8本“柏林笔记”、1841年的5本“波恩笔记”、1843年的5本“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1845年的7本“巴黎笔记”，1844—1845年的黑格尔现象学提纲、1845年的3册“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的9本“曼彻斯特笔记”，1851—1853年的24本“伦敦笔记”，马克思晚年的7册《编年摘录》和《印度史编年稿》等等，国内学者对这些著述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甚至是没有涉足过的。

再退一步说，即便是对于那些曾经着力研究、宣传过的著作，也还有一些理应加以梳理、探讨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过。比如，马克思文本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共产党宣言》，我们过去关注的主要是它的思想和策略，但对它的创作过程、对它的四个部分的文体结构等的研究就非常不够，而离开由这些方面构成的当时的特定语境，孤立地阐发其思想，是极易造成误读和偏差的。再比如，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表征的文本，迄今为止也没有一部全面解读的著述出版，国内外学者都把注意力盯在该书的第一卷关于费尔巴哈的论述部分，而把占全书十分之七篇幅的《莱比锡宗教会议》，特别是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解读的部分和第二卷“搁置”起来存而不论，而根据我自己的初步研究，后者无论就思想的容量还是就论证的方式，都是前者替代不了的!还比如，《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毕生心血之所在，对它的研究国内学界下的功夫最大、取得的成就也较为显著，但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成型的第一卷，而对该卷的不同版本、第二、三卷的正式版(即恩格斯整理过的版本和前苏联文献专家整理过的版本)和手稿本(马克思)、作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正式版(即考茨基整理过的版本和前苏联文献专家整理过的版本)和手稿本(马克思)的比较，尤其是把透露马克思长达40余年艰辛创作历程的重要心迹的书信纳入《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中等工作，我们基本没有触及，而这些是文本研究的内在要求。

由此可以知道，那种断言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已经过多、过时的论调，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就是一种极端无知。尚有如许的空白需要去填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这本书是我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清理和方法论省思。较之于同类性质的论著，它格外注重资料的收集、细节的考证、过程的甄别、类型的划分以及相关问题的辨析，而尽可能把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解读、阐发、概括和评价留待我另外的著述去处理。之所以在这本书中采取这样一种方式，除了题旨本身的要求，在我也是有意为之。

对于历史，我持一种“温情主义”的态度，特别反对利用“时间上在后”的优势任意臧否前人，或者凭借潮流和时尚全盘否定或颠覆传统。基于这种考量，我觉得，如果把在当代新的境域下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性研究，那么它自然就应当是一个积累和创新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一片“废墟”中起步的，并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相反，应当首先考虑到的是，这种研究已经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诚然有种种误读、曲解，但毕竟也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和经验；对于前者，我们当然要批评，而且必须纠正和超越，而对于后者，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必须有足够的了解，应当保持应有的尊重。因此，近年利用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购买图书和积累资料的便利，我就格外用心于已有的学术基础的清理工作，其中特别是关乎马克思的手稿、笔记、藏书的保存、流传，马克思重要文本的首次刊布，马克思全集有独立价值的各种版本，马克思文本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通行本”研究中的遗漏、经典研究中的空白、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几种类型以及近年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提法所表征的新的研究动向……我都一一做了梳理和分析，更不用说对目前我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现状和哲学总体研究中的文体问题的分析了。

当然，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来说，进行学术基础的清理是必要的，但仅限于此又是不够的，清理的目的是为了超越。我非常清楚，在穿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已经为数不清的人们所翻译、注释、解析和宣传之后，我们今天仍感到有重新研究这些文本的必要，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过去的文本研究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或者说它尚有诸多需要改进、添补、转换和突破之处，需要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超越。甚至可以说，今天的研究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取决于我们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究竟能超越到怎样的程度。这样，我近年在注重资料收集的同时，自然也十分关注文本的阅读和解释方式。我对西方文体学理论以及西方一些哲学派别所涉及到的哲学文体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跟踪，进而勾勒出哲学文体问题研究的一般图景；围绕“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这一焦点问题，我对文本研究所关涉到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以及“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比较的前提、比较的态度与比较的逻辑等进行了反省、思考和分析，进而形成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当代方式”。

把上述清理和思考累积起来，写成文字，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此外，还想说明的是，按照我自己的研究计划，这种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仍然属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此后的研究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本的个案解剖或微观透视；二是文本的总体观照和宏观把握。这两项工作我已经交错展开了。前者我选择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进行全面性研究，依据原始手稿、历史考证版(MEGA2)编辑的最新进展和研究动态，从文献学的角度、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初稿。后者是在经过本书悉心梳理而统计出来的马克思1974部(篇)文稿，按照年代、思想、类型等归为53部并对其写作过程和出版情况进行了考证的基础上，我将对这些文本一一进行新的解读，已经完成的包括对马克思中学文献、文学作品、博士论文、《共产党宣言》创作史和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新的阐释与分析等。

可以说，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耗费了近年我几乎全部的科研精力，而且还将持续下去。

借此机会，在这里我还想表达一下近年从事这项研究所经历、体味到的复杂的感受和心绪。

我发现，把自己所属研究领域、学科放在当代社会变动和哲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进行比照、反省和评判，已经成为我一种经常性的思维路向。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之谓欤?我并没有这样的自觉和自信，只是养成了一种习性。

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和巨大的发展时期，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晚近以来地位又非常离奇的社会意识形式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而在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又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尴尬的。用不着我来具体描述，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是一种怎样的境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起码现在还不打算离开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一代的研究者，虽然新的学术环境、系统的学业训练和展宽的知识背景已经使我们较之前几代学者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其他学科的同代学人看来，我们仍然显得非常“另类”，我们的成果很少得到公允的评判，很多论者单纯根据研究对象来确定研究水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这样，在宽容的期待和执著的坚守、理解的渴望与变革的意向之中，我们这一群体所经历的内心的磨难就格外多一些。

按照我的性格，在遭逢困境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我感到，我们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但从我们学者自己角度考虑，学术性不强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迄今为止，很多人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很多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研究并不是学者的作为，这些都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从这一点上说，虽然受到别的学科的朋友的奚落，内心不大痛快，但我实际上是认同他们对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判断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没落到退出学术舞台、不再具有研究价值或没有资格成为学术对象的地步?我想，绝不是!在这点上，我则又对那些单纯根据研究对象来确定研究水准、看到马克思主义就很反感的论者，尤其有的据说还是其他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非常不以为然。不要从很功利的角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恐怕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就是从弄清作为19世纪中、下叶对世界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向的一个深刻思考者的原始思想的角度，马克思研究仍有非常多的工作，甚至诚如本书的梳理所表明的，他的作品的全集尚未完全编就，对他的思想的把握还谈不上客观和准确，怎么能说对他的研究就该结束了呢?孔子的时代距今多少年?朱熹是什么时候辞世的?柏拉图、康德呢?这些人物及其作品、思想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有复兴之势；为什么马克思辞世才一百二十余年，他的思想参与甚至一度主宰了20世纪世界的变革和发展，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不再具有学术价值了呢?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确实不高，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状况不可以改变；学者的研究经常是一种个体行为，怎么可以把抱有不同态度、方式和意旨的研究者统统视为“另类”?

当然还必须看到，即使从学术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看，“现实问题研究”和“比较研究”是热点，而“文本研究”就显得相对冷门；即使是“文本研究”，人们对做版本甄别、史实考证的兴趣也不大，很多学者更看重用新的思路、方法、术语“挖掘”、“阐释”和“发挥”马克思的思想，以彰显其当代意义。我已经见到有的论者用讽刺的口吻，指责我的这种研究方式是“拿着显微镜的旁观考证活动”、属于马克思研究中的“文献考古”学，认为其“价值不大”；还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的文稿大多数是用德文写成的，因而文献研究工作就应该由德国人来做，“作为中国人，我们无法直接考证马克思的文本的真伪”，只能“通过方法论的自觉来提高理解原著的水平”。

我决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因而同样认为“现实问题研究”和“比较研究”很重要，我自己也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但我觉得，既然前面有“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定语，那么无论是什么类型和方向的研究，都不能没有文本的基础、不能没有原始思想的支撑；而离开对版本、过程、细节的详尽考证和分析，对思想能有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把握吗?我们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经典作家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引证过，但大多是离开这些话语产生的具体文本环境，或者把不同文本、不同阶段中的论述不加区别地提取出来，直接套用，这样的研究方式还能继续下去吗?而那种按照研究对象所属语种来界定研究范围和研究水准的说法，俯拾就会被思想史上的一系列跨国度、跨语种的卓绝的研究成果和事例所证伪。即使就马克思文本研究史来说，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工作、最重大的成果其实还是前苏联学者用俄文研究论著来体现的。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在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英·陶伯特的文章中一再提到日本、韩国学者的新看法，而后者的文章也都是用各自的母语发表的；那么，作为同样处于东亚国家、而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立国基础的中国的学者还要继续放弃文本研究中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吗?

老实说，做版本考证的工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研究者费时甚多而成果却可能并不显著。即如本书从“书志学”方面对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和书信所进行的统计，耗费了笔者几个月的时间、翻阅了几十种书籍、编制了长长的书目清单，最后将重复者剔除，再进行计算的基础上才得出现在这样的结果，而且我随时准备根据新的材料进行修订和补充；至于对其中53部重要著述的写作与出版情况所进行的考证，其资料搜集工作更是贯穿了我数年不间断的教学和科研的全部历程，真正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成。在这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放弃，但确有孤独之感。最终给我鼓励的是梁赞诺夫的传记作者提供的一个情节：为了考证马克思一篇文章中一个标点的有无，患着感冒的梁赞诺夫连夜从维也纳坐上没有暖气的火车前去伦敦查阅原稿，隆冬的车站上留下他提着皮箱、蹒跚上车的身影。那是八十余年前的事情了，那时马克思主义还不是“显学”，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者的梁赞诺夫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显得非常慎重，没有文献依据是断然不敢做推论的。而今很多人认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阐释则可以凭借一种外在的“方法论自觉”，仅靠灵性、思辨和演绎就可以了。我们是在进步吗?

以上的思考提醒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学术的态度、文本的基础、比较的视域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文本研究中则一定要注重资料的全面性收集，原著思想的客观、准确性把握，以及属于自己独特的阐释和评论。

当然，尽管有上述内心的波澜与曲折，应该说，我的研究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受到很多老师、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完成之际，谨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之情：

我应当感谢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领导。他们一直公正而热情地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高瞻远瞩地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尽管中心成立不过五年时间，许多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或尚待展开，图书资料也远谈不上系统和完备，但毕竟我们有了一个平台，也有了一些基础。我自己只是部分地参与了中心的工作；但离开中心，我的上述研究工作大部分却是无法进行的。

我应当感谢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来北大工作以来，我一直受到各位老师的关心、帮助和提携。虽然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员并不都是专门以马克思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但在各自不同方向的研究中注重文本的基础意义却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想以所谓“学派”的大字眼来自我标榜，但在多年来的研究中，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有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它不以新潮和时髦取胜，而以扎实的文本功底、平实的研究风格、稳妥的研究观点见长，特别是我们中的部分成员几次联袂发表的笔谈，向学界展示了我们的观点和意向。

我还应当感谢“青年哲学论坛”的朋友们。这个由在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共同组织的系列学术沙龙活动，2002年9月正式启动以来，除特殊情况外，大致每月要开展一次活动。朋友们视域宽泛，态度认真，善于自我反省，又充满创新意识。无论是在国内时积极参与，还是一年来阅读朋友们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新的讨论稿，我都从中收到多方面的教益。

我还应当感谢那些刊登我的论文的杂志、报纸的编辑老师们。本书中的一些内容曾经刊登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北京大学学报》、《国外理论动态》、《学术研究》、《学术月刊》、《教学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求是学刊》以及《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上，老师们的提携使我这些不成熟的肤浅之论有了问世的机会。

本书为我所承担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方法论反思》(批准号：02BZX004)的结项成果，同时得到了教育部重点学科基金以及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责任编辑胡利国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亦把这本书作为我所承担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The Kre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国际学术交流项目《哲学文本的解释方法研究》的最终成果。受财团的资助，2003年9月一2004年8月我来到成均馆大学访学。这使我有了一个非常集中的研究和写作的机会。在韩国，我度过了一年平静、充实而愉快的时光。在此，谨让我对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各位成员以及与我同时赴韩的三十余位中国大陆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向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幼子抚育的妻子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感念。

我还要特别感谢成均馆大学东ASIA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的各位教授。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儒学研究重镇，但他们宽容地接受了我这个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并且给予我的研究和生活十分周到的关心和帮助，还先后多次安排我做讲演，介绍中国目前哲学研究的总体概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史”及其我自己的看法。这里的环境也让我很愉悦，平时不外出时，我早晚都要从我所居住的GINKGO HOUSE出来，沿着校园逶迤而上，直至汉城城墙遗址，有时则会走得更远；而当在研究中思路不畅、笔端滞涩时，我会去文庙古址，在“明伦堂”和“大成殿”之间的空地上徘徊，特别是那棵有五百余年树龄的银杏，令我遐思无限。

在这一年时间里，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我还与韩国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除成均馆大学外，还应邀在多所大学做过讲演和出席学术会议。通过与韩国同行的交往，使我对韩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哲学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此我要真诚地感谢那些邀请我讲演和出席学术会议、担任我报告的评议人和翻译的韩国同行和留学生们。

在这一年时间里，在财团和韩国教授的安排下，我还多次外出，凭吊历史名胜、皇宫帝陵，游览名山古刹、湖泊滨海，参观战争遗迹、大型企业。这些活动使我体味到这个民族自古所遭受到的多重苦难、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感受到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迄今为止挥之不去的隐痛与影响，更赞赏其在自然环境并不优越甚至可以说有点恶劣的条件下经济上能够崛起，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传统的礼仪、秩序等所表征的文明价值。当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韩国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和艰难选择。联系到在现代化道路上正迅速发展而问题和困难同样层出不穷的我们国家的情形，我对“东亚的价值观”这一词汇的意义似乎有了更深切的体悟。

聂锦芳

2004年8月5日于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