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遍访世界各地存世的《水浒》罕本，通过版本的比勘，厘清了水浒故事演化的若干关键问题，并对《水浒传》的谋篇布局、情节、场面及一些人物也都有精彩的分析与点评。

本书共分“考据篇”和“论析篇”两大篇，通过本书，相信读者对《水浒传》会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水浒名家马幼垣的研究论文结集。以其精湛的考据功夫、深厚的学养和不凡的见识，通过遍访存世的《水浒》罕本，在做足了版本的精细比勘之后，为我们厘清了水浒研究中的多个关键问题，如：《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它成书于何时?与水浒杂剧及话本有着怎样的相互承接或影响?数种不同的版本(繁、简本系统)之间又是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考据之外，作者亦对《水浒传》的谋篇布局、情节、场面和人物有着精彩的分析与点评。

三联版序　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

自序

考据篇

　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

　影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

　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

　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

　影印评林本缺叶补遗

　影印评林本缺叶再补

　《水浒》书首资料六种(外一种)——兼论编辑资料集诸问题

　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简介

　从招安部分看《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混沌乾坤：从气象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

　《水浒传》与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

　流行中国大陆的水浒传说

　附录　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马泰来)

论析篇

 排座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人物安排

 《水浒传》战争场面的类别和内涵

 梁山复仇观念辨

 鲁智深亡命的时空问题

 鲁智深的语文程度

 梁山好汉一百零九人

 《水浒传》中的蔡京

 李逵的武功

 桃花山究竟在哪里?

 刘唐传书的背后

 女将一丈青扈三娘

 面目模糊的梁山人物

 土豪恶霸穆弘穆春

 生辰纲事件与《水浒》布局的疏忽

 施恩图报的施恩

 架空晁盖

欧西名词对照表

索引

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

谈到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的版本，问题没有比《水浒传》和《红楼梦》更复杂的。这两本小说当中，《红楼》的情形要比《水浒》为佳。这并不是说《红楼》的版本问题不及《水浒》的艰难，而是说探研《红楼》版本，不论谈的是客观研究环境和条件，还是研究结果的幅度和深度，《水浒》都相差一大段距离。

二十年代以来，《红楼》版本的研究，何止代不缺人，实在是人多势众，蔚然成流分派；各种脂评本和其他重要本子影印行世的，在种类方面，在刊行数目方面，早很可观。现在进行编辑的汇刊本，集各种本子，分行列出，更是功德无量的大事。这种情况跟地理环境关系很大，除列宁格勒藏本和现在康乃尔大学(comell university)的胡适(1891—1962)旧藏十六回残本外，重要的本子不仅全在中国，而且还集中在北京区。胡适的本子纵然在海外，也早有了按原物大小影印的复制品，还用不同的形式刊行过好几次。

研究《水浒》的哪有这份福气。重要的本子，就算仅限于已知者，分散得很，中国、日本、欧洲平分春色，每一区域当中又散存好几处。能够充分利用大部分《红楼梦》重要本子的专家为数不少，这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红学家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但在《水浒》研究来说，能够掌握半数重要本子的究有几人?郑振铎和孙楷第这两位开拓疆域的功臣，他们分别接触过的本子着实不少，但往往是在走马看花、时间紧促的环境下匆匆翻一次，记记卷数、回数、行款、内容概要而已。郑振铎在巴黎，孙楷第在东京和大连，读书所得，均很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先天性的缺憾。他们以后凭记忆，靠笔记，所做出来的报告，自然无可能跟红学家把各种本子同时打开，逐字校读，那种优越条件下做出来的成绩可比。

时至今日，各种复制技术的进步，绝非六十年代以前的学者所能梦想。但是，要汇齐重要的《水浒》本子仍是困难重重，绝不容易。图书馆不一定合作，甚至诸多刁难，曾经外出访寻古籍者都会尝过这种人为困难的滋味，治《水浒》的怎会例外?况且以《水浒》而言，涉及的不少是善本书，图书馆同意复制的时候，所提供的也绝大多数是显微胶卷正片(白底黑字)。因为图书馆代复制善本书公例是制好的黑底白字负片留在馆内，以后不必再用原书拍摄，仅给要求者一份翻制出来的正片，而要求者得付整个过程的全部费用。如果是逐个本子单独看，不牵涉校勘，只要把得来的胶卷正片装在阅览机上便可细读，虽因灯光等等说不上舒服，严重的技术问题尚不存在。两三个本子分别装在阅览机上，围着自己，逐行去读，苦是苦了，勉强还可以应付。但如要六七个本子，甚至十来个本子，同时进行校阅，即使阅览室有足够的机器，每卷一机，也绝不可能把自己重重围着，每机看一行，再详细记下各本异同。恐怕校勘未到一半，眼睛早瞎了。

唯一解决之法，是先把胶卷正片冲成负片(黑底白字)，再用负片制为电子影印。至此离原物已是第五代了，清楚程度自然打折扣，幸好一般来说，尚不致看不出是什么字。有了这样一张张的复制品，才能达到红学家的基本条件——能够把各种本子同时展读，逐字校勘。

这样的步骤，每一次都非巨款不成，没有几人能应付这种负担。《水浒》是大书，本子数目又多，要达到对红学家来说仅是个开始的地步，时间和金钱的消耗几乎是无从估计的。这大概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红学家总是比治《水浒》者为数多出好几倍，交出来的研究成果一般来说也扎实得多。

除这种客观环境的难题外，《水浒》还有它的内在难题。《红楼》是一人一时之作(指现有前八十回而言)，《水浒》则是经过长期演化交融而成的(以《水浒》版本系统的复杂，内容文字的分歧，说它是一人一时，或二人异时之作，是很难理解的事。当然这并不否认会有一个或者多过一个卓越的编辑总其成，定取舍，排次第，甚至增删其述事，使《水浒》达到明中叶后广为流通时的状况的可能性。但这不是我们一般通用的著作权的定义，也不能抹杀最后定型前的长期演易过程)，整个成长沿革如何发展，经过多久的时间，多少个阶段，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不仅如此，许多基本观念还是众讼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繁本和简本的先后，互相的关系，正代表意见分歧的程度以及其严重性，也反映出我们对《水浒》认识的肤浅和研究不从根底做起。

繁本(文繁事简)和简本(文简事繁)是两个比较性的名词，无繁本，即无简本可言，反之亦然。一般读者看的是繁本(绝大多数还用金圣叹的腰斩本)，小说专家用的也是繁本。连语言学家想通过《水浒》去研究明代语法，分析的同样是繁本。除了田虎、王庆两部分为繁本所无外，繁本和简本的主要分别不在述事的歧异，而在交代同一情节用字的多寡，多者称为繁，寡者谓之简。假如一段故事，繁本简本都有相应的部分，繁本用的字数通常比简本多出两三倍(甚至倍数更高，得视涉及的简本而定)。(P29-31)

孩童时读《水浒》，只管故事，休闲与幻想兼而有之，每恨晚生八百多年，没有给逼上梁山的机会。

人中年，重温《水浒》，情节早知道，不再是废寝忘餐地追读，而是为了解答问题去选看，感受自是不同。求真的志诚代替了浪漫的情怀，《水浒》的瑕疵，以及环绕着《水浒》的种种怪现象，观察起来，障碍反减轻不少。当看到别人竭力替《水浒》护短，或汲汲营营去写《水浒》无处不美的喝彩文章，也难免觉得学术研究有时确够杀风景，只有期期自勉，探讨与欣赏是需要保持平衡的。

如是转眼十年，成绩尚足结集，不妨算作初步的检讨。

这些文章长短不一，文体和格调又多决定于属稿时的客观要求，不免杂些。幸而归纳起来，不外考据与论析，就按此分为前后两组。每组所收，依话题和写作前后排次，以期增加各文之间的连贯性。

舍弟泰来熟读《水浒》，研究热情尤盛于我，只因工作繁忙，着墨不多。然苟发为文字，多影响深远。他考得历史上的宋江确曾投效赵宋，一扫聚讼不已的论战，正代表他的功力和贡献。现在征得他的同意，收此文为考据篇的附录，使本集的讨论范围多照顾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自己写的各文，话题不少可以续谈下去，文章本身则应视为定稿，以后不必添枝增叶。唯一的例外是《混沌乾坤：从气象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那篇。见于《水浒》的证据文内已说得差不多了，科学的根据还是文章发表以后才陆续找齐的。将来添补这些资料，篇幅和组织必然会有很大的更动。收入本集的不妨视为希望引起大家注意这问题的尝试。

集中所收各文都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赶稿以致既漏且误的经验人皆有之，独立发表的文章之间又难免有重复的地方，结集正给作者难得的更改机会。

这次修订确实很费时，重复的话，疏误之处，分歧的辞汇都作了一番补正。为求简便，不逐一注明。凡遇前后两稿有别，均以本集所收者为准。

这样一改，讲我搜集《水浒》罕本经过的《梁山聚宝记》一文便收不进集内。此文前半讲主要的版本，所说的话不少原亦见有关各文，现在把余下来的消息悉数散入这些篇章，理所当然，处理起来也不算困难；后半谈些较次要和较杂乱的本子，资料却无法拨归别处，整篇文章也因而放不入这本集子内。对那些次要版本有兴趣的朋友，要找此文不难，因它分别在港台刊登过——《明报月刊》，19卷5期(1984年5月)，和《中外文学》，13卷9期(1985年2月)。

收入集中诸文虽然多有相当的更动，发表后的新发展，基本上还是不渗入文内，以免道出属稿时无可能说的话(显著的例外是石渠阁补刊本一词的前后统一)，而用后记、补记的方式去处理。

生卒年的增订，情形亦如此(各文原先发表时，注明生卒年之处不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年研究《水浒》颇见成绩的聂绀弩(1903—1986)。集中有两文和他最重要的《水浒》论著深有关系，发表时聂氏尚健在，要是现在加上他的卒年，时间观念就给颠倒了。俞平伯(1900—1990)、牟润孙(1908—1988)等之不书卒年，以及西德、东柏林等历史名词的保留，道理相同。

参考书籍偶然前后采用不同版本，原因亦是一样的。

其他因结集而更改的地方，多属通行的体例规则，不用多说。至于《水浒》回数的次序以及引录的原文，除了声明依据某本者外，悉从容与堂本(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不逐一注出。

倒是集的书名有解释的必要。虽然《水浒研究》、《水浒新议》一类泛而尚准的名称早已有人用过，找一概括性的书名并不算难。但既视《水浒》为长期研究对象，以后写下去，还得再合集，书名若预定系统，总比临时随意选用为佳。

赵景深(1902—1985)为数不少的集子可用来说明随便命名的毛病。赵先生一生献身小说戏曲研究，勤于著述，按期结集，有时还出集子的合集，书名却从不系统化，以小说戏曲而论，书名从别致得很的《银字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到区别性甚低的《小说论丛》(上海：日新出版社，1947年)、《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读曲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明清曲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读曲小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戏曲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曲艺丛谈》(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式式具备(后列五书，单凭书名，实难道出其分别)。连别出心裁的《银字集》(语出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银字儿)，到1950年出第三版时竟易名为既俗且泛的《中国小说论集》!

这还不算，赵景深晚年所刊诸书中，书名竟有意想不到的《中国戏曲初考》(洛阳：中州书画社，1982年)和《曲论初探》(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前者为壮年作品的终结性汇辑(按写作时期的年纪，算是少作已颇勉强)；后者收六十岁以后之作。不论从整体学术的发展去看，还是从赵景深个人的治学历程去看，这种晚年所出的集子怎也不能来些像是牛刀初试的书名。假如他早年稍事计划，上述的混乱和颠倒都极易避免。

高中时开始接触小说研究专书，即觉得阿英(钱杏■，1900一1977)的《小说闲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和《小说二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内容和前后相应的书名同样新鲜可喜。

阿英逝世后才出版的《小说三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内容的最后取舍虽出他人之手，书名以及基本拟目还是阿英生前已安排好的，故作风与前两者无异。后来他的亲友又替他续出性质一致的《小说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这几部独立而连贯的集子(四书又有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精装合订本，确是便人)，别具一格，既富弹性，复成系统，与赵景深各集命名之漫无章法，临时应付过去就算了，刚刚相反。

阿英不单是我敬佩而无缘求教的前辈，他的首两部“谈”系论集确实对我起过相当的启蒙作用。如果我用不算太笼统的《水浒论衡》为本集之名，以后续有所得，再按《水浒二论》、《水浒三论》等下去，固属东施效颦，积极意义应还是有的。

学术活动亟需家庭的支持。内子吕承瑞在持家理务、相夫教子、内外奔劳之余，代我把集中各文凌乱不堪、别人无法卒读的原稿，誊抄得字正句齐，井井有条，报刊编辑恒誉为殊不多见。送这本集子给她，为多年的辛苦稍存鸿爪。

1991年3月2日，时客居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