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由当年的亲历者讲述了一段血泪历史。
这套五卷本250余万字的史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的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中国劳工为 对象选录的。在近十年间,编者走访了国内12个省市的46个档案馆文献部门,收集资料1000多万字,实地考察了20多个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走访战俘劳工1000多人,整理访谈口述资料400多万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从中选取了600多人的访谈资料,编辑成书。
此书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种种残酷、卑鄙手段对中国物资和人力的疯狂掠夺。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强掳劳工上千万,驱赶中国民众强制劳动达数千万,先后将4万名中国人强行抓到日本当劳工,并施以非人待遇。这部口述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
本书为第二卷血洒九州岛。
这套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劳工为对象选录的。第一卷《雪没北海道》是掳往北海道煤矿24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二卷《血洒九州岛》是掳往九州岛煤矿1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三卷《矿山血泪史》是掳往日本本州金属矿业2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四卷《冤魂遍东瀛》是掳往日本各地土木建筑36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五卷《港湾当牛马》是掳往日本各地港湾装卸及造船29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在每卷前面有个“卷首语”,在每卷后面有反映本卷各作业场劳工数字的附表,对本卷收录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被俘后的劳工经历
——关桂生访谈录
我叫关桂生,现年8l岁,家住在河北省邢台任县岭南乡关庄大队。
1941年,我参加八路军,在交通站担任站长,主要任务是保护附近十个村庄的安全,打击土匪恶霸,攻击日本岗楼,为村庄之间送信、送鞋、运送伤员提供便利条件。1942年,由李振刚、刘波和闰水浦介绍,在罗家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阴历十一月初三,当时,我和关仁生、关书文、关振岭在屋里正在睡觉,半夜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外面敲门,于是我们赶紧起床,才发现屋外已经被日本人和张桂林带领的皇协军包围了,这其中有三个日本人和一个穆翻译带兵闯进我们的屋里,将放在屋里能证明我们身份的党员证和一些文件,还有一支手枪和20支大枪都拿了出来。日本人看到这些就要拷打我们,先将我的上衣扒掉,准备打我,这时听见有人打了几枪,听见枪响,不明原因的张桂林带领着皇协军和日本人把我们捆着押上了马车仓皇逃跑了,车上还装着抢来的文件和枪支。
日本兵把我们押送到邢台宪兵队,关进了阴暗潮湿的木笼里。一个木笼关押有五六个人,里面爬满了虱子和臭虫,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在这里有一个姓张的翻译对我们进行了过堂审问,问我们一些八路军的情况,问到我时,我就编了一些谎话将他蒙骗过去了。在这里日本人很少让我们出去放风,记得只有一天晚上让我们出去了一次。日本人对我们十分凶残,我们随时都有被枪杀的可能,与我们同在一个木笼里的老王就被他们杀害了,原因是他们认为老王偷了他们的棉花。
大约关押了40天,就把我们两人一组,捆着押上火车(票车)送到邯郸。这里关了很多人。把我们都关在平房里,一天三顿窝头,一顿一个,没有水喝,只给喝一点汤,其余的什么也没有了。关了6天,又被押上一列专用火车到石家庄,到后没有让我们下车,只是调换了一下车头,就又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后接着又调头到了塘沽。
正月十五到了塘沽,把我们关在海边的一个木板房内,屋里没有床铺,只在地上铺了一张草席子。屋外四周围着电网,稍不注意就会被电网电死。到了塘沽以后就开始死人了,因水土不服,有很多人开始拉肚子,生病了日本人根本不管,死了就拉出去扔到海里。
呆了几天后,我们被押上货轮到日本当劳工,船行驶了15天,只让我们吃一点大米面窝头。在船上晕船、生病的很多,生病死了就被日本人扔到海里了。在船上有一个人跳海自杀了,听说是忍受不了跳海自杀的。货轮行驶了15天。到了日本门司下了船,下船后没有洗澡,只是把我们穿的衣服拿去消了消毒。然后坐火车到了熊本县万田坑。
刚去时没有让我们下煤窑干活,先让我们学日语报数,学不会就用棒子打,学会了就奖励烟抽,之后给每人发了一件从中国带去的绒衣绒裤,到下窑时才给我们发了一双牛筋底的水袜子。
我们住在煤窑外面的山沟里,那里日本人临时搭建了一排排木板房,名叫华工寮。每天,我们都由高丽人带领着步行到工地干活。我在风钻班干活,我们先打眼,接着高丽人放炮,然后我们再将打下来的石头运出山洞。一天三顿饭,开始吃的是大米饭,没过几天就改成高粱米、大麦米,直到最后就只让喝一点萝卜汤了。
一天工作8小时,三班倒,干活时经常会有事故发生,我记得李山义在山洞里支木头时,被上面掉下来的石头砸死了,当时我们听到消息都跑过来看,可日本人却不让我们过去。还有孙僧海被石头砸伤了腿,他是八路军七中队队长。他受伤后日本人只给简单包扎了一下,给了一点药就不管了,我们把他背回住地,利用休息时间轮流照顾他,后来他才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在这里干了一年零六天,这期间生病死的人很多,死后就被日本人火化放入骨灰盒里了,直到解放回国时才被同乡带回了国。
日本投降时,我们都不知道,仍然干着活。一开始,日本人还让我们看他们的报纸,突然有一天,就不让我们看报纸了,并把报纸藏了起来,后来被我们一个天津劳工把报纸偷了出来,大家看了报纸才知道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之后我们就不干活了,日本人也不敢管我们了。后来,我们大家就相互之间奔走相告,我们跑到四山煤矿时,他们那里还没有解放,我们就拿着棍棒把那里的日本人赶跑了。
解放后,我们坐火车到日本门司,在门司上美国军舰回国,走了四天到了中国塘沽下了船。下船后坐车到了天津,那里有国民党正在挑兵,我们没有当兵都跑了,坐火车到了元氏,又被那里的国民党兵扣下了,我趁乱偷跑出来,随身带的行李也没有取出来。出来后,我没有回家,就直接到高邑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我才回到家中。
文化大革命时,因我去过日本,说我是叛徒,我的孩子们也因此被停止了上学。 P30-32
2002年5月,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何天义研究室签订合作协定,对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进行采访、录像、资料整理和光盘制作。2003年4月,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参加合作计划。由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资助经费,何天义研究室组织人力物力继续进行何天义先生所建立的这个项目。这套口述史书就是三方合作的成果。
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是美国华裔人士成立的民间团体,与何天义先生分处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素不相识,能够这样进行合作的唯一共同基础就是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抗战史的关心和兴趣。何天义先生在他的序言和编辑说明中对实际工作的缘起和经过有详细的说明,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则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参与和支持这一工作的动机和背景。
参加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的成员,多半是二战之后到美国求学然后就业、定居的华人,我们的童年或青少年生活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或者做过难民,或者成为流亡学生,或者逃避过日本人的轰炸炮击,或者家庭的房屋财产毁于战火,或者亲戚朋友遭到日本人杀害。年幼时的颠沛流离、挣扎奋斗深深铭刻在记忆之中,难以磨灭。因此,虽然我们多半已经取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国籍,但对所来自的母国或出生地有一份无法割舍的感情,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更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注。
不过,由于我们身居海外,比较能够接触到不同观点的信息和报道,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往往希望能够超越党、摆脱政治或民族情绪,采取较为客观理性的立场。不幸的是,二次大战之后,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世界局势下,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的状态。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抗战史的整理、撰写和保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使人们难以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认识。
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也帮助我们认识现在,并决定未来的走向。多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不时出现纠纷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近代史的解释和认识有极大的差异。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如日军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以活人做实验、慰安妇、奴役劳工等暴行,以及日本在战后不承认侵略暴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占领钓鱼岛和拒不赔偿等问题,都是最明显的例子。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政治保守势力固然是他们要淡化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罪行的基本原因,但中国方面也应该对抗日战争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提出更为详细充实、令人信服的资料和数据,才能在交涉谈判之中,居于不败之地。
何天义先生和他的同事在调查研究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方面做出了最具体的贡献,我们深感荣幸能够参与推动这项工作。
唐德刚教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开拓口述史的园地,誉满海内外。他在20世纪50年代便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计划,先后访问了李宗仁、顾维钧、胡适等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
唐教授撰写的口述史著,不但文采飞扬,而且勤查史料,甚至置疑口述者的主观说法,力求符合史实。在跟张学良商讨做口述史的时候,张学良说,“我说你写就行”。唐先生说,“那不是口述史”。口述史是历史学者的研究项目,必须对历史和对读者负责,绝不是抄写口述者的自传。
唐教授在80年代邀集好友和学生在纽约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事关于抗战时期的口述史工作。以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官兵为访问对象,以求保存那个大时代的普通大众的第一手史料。
被掳去日本奴役的劳工,大多数是华北平民,他们在敌人的枪刺棍棒下,在暗无天日的矿场中泪洒扶桑。这许多惨痛的真实故事,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情控诉,也正是唐教授要记录而保留的抗战血泪史的范畴。因此,我们敬以此书作为他八十五华诞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