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句的翻译，洋典故的翻译，俏皮话的翻译……如何做到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本书翻译茶座之十五，以“信达雅”为理论指导，提出解决翻译障碍的根本途径，并以大量的实例展示了“信达雅”的理想境界，是一本令人信服的学习英语及汉英翻译的读物，对英语学习者和翻译学习者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学习价值。

“翻译茶座”系列读物，由精彩短文组成。是奉献给广大翻译学习者的又一精品！翻译，英语学习之至高境界。思维训练之理想途径，语感培养之最佳砥砺。

“信达雅”，翻译的原则与标准。作者的永恒追求，译事之理想境界，本书收文章39篇，分3部分：经验谈、译作选摘、附录。全书以“信达雅”为理论指导，提出解决翻译障碍的根本途径。并以大量的实例展示了“信达雅”的理想境界。

出版说明

序

前言“信达雅”的理论与实践

一 经验谈

“归化”还是“洋化”

——翻译工作中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

英汉翻译中的一些难点

二 译作选摘

孙中山的性格

译余漫谈：译文的修辞要符合作者身份地位和发表场合

孙中山在海外

译余漫谈：原文是地道的英语，译文应是地道的汉语

回忆周恩来

译余漫谈：长句的翻译

宋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合

译余漫谈：翻译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传的特殊感受；日文姓名的翻译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

译余漫谈：“虚”比“实”难译

外国作家笔下的宋庆龄

译余漫谈：语言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问题

两件小事

译余漫谈：俏皮话的翻译

关于新闻工作

译余漫谈：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差异

阎锡山将军的奇妙山头

译余漫谈：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

新民主主义的人民自治

译余漫谈：要注意译出细节

在敌后

译余漫谈：要适合译入语使用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

童年往事

译余漫谈：最难翻译的是最明白的最短的句子

我同中国的结缘

译余漫谈：只有原作的风格，没有译作的风格

我遇到了“孔二小姐”

译余漫谈：表现原作的素描手法

欧洲的各大强国

译余漫谈：Uncle和Cousin造成了大麻烦；洋典故的翻译

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历史的终结

译余漫谈：越通俗越难译

历史是一种武器

译余漫谈：再谈保持原作的风格一

美国黑人如何看待他们同非洲的渊源关系

译余漫谈：使译文像是用中文写作的

国际宣传的条件和方法

译余漫谈：语言无先进与落后之分

“二战”统帅对宣传工作的评价

译余漫谈：长句的分解和重新组装

世界银行的贷款方式

译余漫谈：如何引进或创造新词

中国采用“国际竞争性招标”

译余漫谈：翻译的桥梁作用

企业家精神

译余漫谈：解释性翻译

汽车收音机的发明

译余漫谈：科技翻译中的“雅”

1984年阿富汗边境见闻

译余漫谈：再说“细节”的重要

重访开罗

译余漫谈：“归化”又一例

一位埃及老作家

译余漫谈：再谈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差异

列车上的劫案

译余漫谈：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要讲“信达雅”

督察长的奇遇

译余漫谈：语言艺术的保持

黄山“四绝”

译余漫谈：中国成语的翻译

黄山的云

译余漫谈：中国或东方特色事物的翻译

宋庆龄颂

译余漫谈：诗可译而又不可译

三 附录

译学探索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评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

翻译应与创作同酬

——不是为了金钱，是为了尊严

翻译如何才能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翻译批评与翻译界的团结

后记

要注意译出细节

这篇报道的特点是浓厚的现场感，包括对场景、人物、气氛的描述，通过这些描述，使读者对陕甘宁边区独特的政治有较具体的了解。译文注意并力求体现这一特点，所以对各种细节都做到无一遗漏。例如：

·开会的地点是一个很大的、类似谷仓的大屋……“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同室外的一片农村气氛倒是很协调的。

in a huge barn-like hall...Sparrows flew in and out of the hall through open transoms,in keeping with the general rural outdoor atmosphere here.

·委员中有两名大地主、六名较小的乡绅(来自共产党宣布统一战线政策后才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那里不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 2 big landlords,6 minor country gentry(from districts which Communist troops reached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and where estates were not confiscated or divided)

·大胡子、大个子的穆斯林毛拉……的发言提纲中，所有汉语词汇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The bearded，large．featured Muslim Mullah...made his speech from not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ords were written phonetically in Arabic characters.

·与会者……松开上衣领子，分散到屋后的方桌旁边，有的喝茶嗑瓜子，还有一拨人拿出一副本地制作的扑克牌来，开始聚精会神地玩一种很像“兰米”的牌戏。

The conferees...opened their collars and dispersed to the square tables set at the back of the hall，where some drank tea and ate melon seeds while one group pulled out a deck of local made cards and began,with great concentration,to play something that looked mighty like Rummy.

由此可见，“信达雅”标准中的“信”既是指“信”于原作的每一细节，也是“信”于原作的整体风格，两者是一体的。没有细节，就没有风格。在“信”的前提下，求其“达、雅”。如上例中，somedrank tea and ate melon seeds，译作“有的喝茶堕瓜子”，这个“嗑”字就是“达”“雅”的功夫。P90-91

七年前，有机会读到沈苏儒先生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有感于沈先生敏锐的学术目光、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中西译论应交融互补”的富有建设性的观点，曾撰文一篇，题为《译学探索的百年回顾与展望——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就该书的主要内容、研究路径和理论特色作了评价。我清楚地记得，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书始终体现了一种开放的精神。从对‘信、达、雅’之说的历史渊源的追溯到‘信、达、雅’之说的学术内涵的发掘，从‘信、达、雅’之说与外国译论的相互参照与阐发到对‘信、达、雅’之说合理内核的探幽与价值体系重建，作者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开阔的。”同时，我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沈苏儒先生在整个研究中，“始终注意两点：一是现在的世界已随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成为‘地球村’，翻译已渗透到人类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精神生活的诸多领域，所以‘必须从广阔的视野来看翻译，而不能仍然只在语文学或语言学的框子里打转。翻译的原则必须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翻译，才能真正具有普遍意义’。二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所以理论应该密切结合实践和实际。”回头检视自己对沈苏儒先生的这些评价，我感到欣喜，因为七年后的今天，我又有幸捧读沈苏儒先生的新作《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的书稿，而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七年前作出的评价是经得起时间和实际的检验的。

读沈苏儒先生的新作，心中陡生感慨，同时也对沈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感慨的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翻译研究界在借鉴与吸收西方翻译思想和翻译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有一些学者似乎对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和原则越来越不屑，对严复的“信达雅”之说更是持批判、否定的态度。有的学者甚至把前些年中国译学研究的相对滞后归咎于严复的“信达雅”这一“三字经”，认为是这一个“三字经”束缚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还有的学者不敢甚或羞于提起“信达雅”之说，生怕被人视为译学观点的老套或落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译学研究界的一些新锐学者批判或摈弃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之说时，它却被国外翻译研究界的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奉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译论而受到关注，足见其生命力之强；同时，除翻译界之外的国内学界一提起翻译，往往会推崇严复的“信达雅”，足见其影响之大。两者之间强烈的反差，值得译界的同行深加思考。

对沈苏儒先生的深深敬意，源于我的这份感慨，也基于沈苏儒先生在理论追求上的独立和执著。长达60个春秋的翻译实践和伴随其漫长翻译生涯的不断深入的思考，使沈苏儒先生的这部新著的份量显得格外的重。《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单凭这一书名，就可在一定意义上透现出作者理论上的执著追求和实践上的自觉要求。如果说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思想研究》，是沈苏儒先生对闪烁着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光辉的“信达雅”之说所进行的一次深刻而系统的研究的话，那么《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则是以“信达雅”为理论指导进行自觉实践的一次自我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信达雅”为标准，对自己漫长的翻译生涯的一次检视和反思。沈苏儒先生在系统研究“信达雅”之说的基础上，有了对“信达雅”之理论内涵和指导价值的深刻理解，认为它“至今仍然是最为人知，也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原则或标准能够取代它”(参见该书“前言”)。我们有理由相信，沈苏儒先生对“信达雅”之说的这份笃信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沈苏儒先生在其著作的前言——《“信达雅”的理论与实践》中说的一段话为证：“‘开宗明义第一章’，我先要对这本集子的书名作一点说明。书名中用了‘信达雅’字样，只是为了想表示我奉‘信达雅’作为我从事翻译工作的信条，而不是表示我完全掌握了这一原则和方法，我的译作可作为‘信达雅’翻译的范本。”细读这一句“开宗明义”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奉“信达雅”为译事之信条，指导翻译实践，反过来又以自身丰富的翻译实践和经验为基础探讨“信达雅”之说何以有“如此坚强而持久的生命力”，验证“信达雅”这一“最具有影响力的翻译原则和标准”的指导价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互动，如此又构成了这部著作的基调。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沈苏儒先生撰写这部著作的理论追求和学术期待，我们有必要认真地了解一下这部著作的基本构架和主要内容。该书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经验谈”，二是“译作选摘”。然而若细细阅读和体会，可以发现第一部分的“经验谈”，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之谈，而是基于对翻译的本质的清醒认识，探讨翻译活动过程中所存在的基本障碍，揭示出跨文化交流中“归化”与“洋化”这一“古老而现实”的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以“信达雅”为理论指导，提出解决翻译障碍的根本途径。第二部分，由32篇不同类型、相对完整的译文片断组成，名日“译作选摘”，但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向读者展示他尽可能向“信达雅”靠近的精彩译笔，而是以这些富有代表性的译文为例，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体会，以“漫谈”的形式，有的放矢地从各个角度来探讨涉及翻译活动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翻译本质与功能问题，不同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差异问题，语言的社会心理与文化背景问题等等。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对于一个具有60年翻译实践经验的老一辈翻译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是他在漫漫译道中探索翻译之真谛的心灵轨迹。除了译道层面的探讨之外，每一篇译作后所附的“译余漫谈”还涉及诸如风格的传达、译语的品质、语言艺术的处理、“雅”的再现等翻译的艺术层面的问题。至于“俏皮话的翻译”、“中国成语的翻译”和“中国或东方特色事物的翻译”等篇，则直指语言转换层面中“异”之因素的处理原则与方法，具有可借鉴性，而“诗可译而又不可译”、“‘虚’比‘实’难译”、“越通俗越难译”、“要注意译出细节”这些包含哲理的经验之谈，则富于启迪性。读着这一篇篇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有针对性、启迪性和可借鉴性的精彩而生动的“经验之谈”，我仿佛在细细聆听一位译界老者充满智慧的教诲，眼前浮现出了一位自觉地信奉“信达雅”，努力实践“信达雅”，在译道上不懈探索的老翻译家的亲切面影。我与沈苏儒先生虽尚未谋面，但我们神交已久。蒙先生厚爱和信任，让我有幸先大家一步，读到他的新作，在感慨与欣喜中，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文字，权充作序，以表我对这位译界前辈深深的敬意。

许钧

2005年2月16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信达雅"的理论与实践

“开宗明义第一章”，我先要对这本集子的书名作一点说明。书名中用了“信达雅”字样，只是为了想表示我奉“信达雅”作为我从事翻译工作的信条，而不是表示我完全掌握了这一原则和方法、我的译作可作为“信达雅”翻译的范本。按我的观点，就译作而言，不可能有范本，甚至于不可能有定本。关于我的这个观点，下文还会阐释。

为什么我信奉和研究“信达雅”？

我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4～1921)的《天演论·译例言》始刊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在这篇译论名著中，他提出了“信、达、雅”说。百余年来，我国翻译界将“信达雅”奉为圭臬，至今它仍然是最为人知、也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原则或标准能够取代它。我国最大的外文翻译出版专业机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翻译协会、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均由该局主管)在1962年拟订的关于翻译工作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以“信达雅”作为鉴别译文的标准。最近，在2004年10月发表的一篇论述对外宣传翻译的专文中，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黄友义再度重申，“信达雅”是“所有翻译工作者都需要遵循的标准”。(《对外大传播2004年第9期)①

为什么“信达雅”有如此坚强而又持久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它以最简洁、最具体的语言揭示了翻译的本质、过程和目的，从而富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这里应该说明，我们现在所说的“信达雅”比当初严复在《译例言》中所作的诠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充实。②我们现在的理解是：

(一)“信”——译文须忠实于原文的内涵(意思、事实、语气、风格等)。

(二)“达”——译文须尽可能充分地、明白晓畅地表达原文的全部信息。

(三)“雅”——译文须用规范化的语言，并达到尽可能完善的文字(语言)水平，还要适合译人语使用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以使译作为其受众所便于理解、乐于接受或欣赏。

在这里，我对“雅”字说得较多，因为“雅”曾被许多人所误解，以为是要求译文的文字须“文雅”、“典雅”、“风雅”，也有人因此而主张把它从翻译原则中排除。其实，即使严复本人当初提出“信达雅”时，“雅”的涵义也并不如此狭隘。“雅”是说译文的文字水平要高，为了(一)“刻意求显”(实现“信”和“达”)、(二)“以期行远”(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信达雅”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翻译(Translation)的三要素是：(一)原文(及原文的作者)，(二)从原文到译文的转移(及完成这一转移的译者)，(三)译文(及译文的接受者)。与三要素相对应，翻译实践过程(Translating)有三阶段，即：理解原文——用译文表达——使译文完美。“信达雅”正是本着这翻译三要素，以最精炼的语言提出了对翻译实践三阶段的指导原则。

原文是翻译之本，原文与译文、原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主次关系。因此，正确地、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原文的全部内涵，务使译文不背离原文，乃是翻译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信”。

我们知道，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要用另一种含有不同文化因素的不同语言来表达原文的全部内涵，就得克服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办法，因为如果一切服从原文，译文将背离译人语的语言规则和文化背景，则将无法为其受众所理解；如果一切服从译文，则势必背离原文，从而不能达到翻译的交流目的。因此，解决这个矛盾只能用沟通的办法，即：使译文既合乎其语言规则和文化背景、能为其受众所理解，而所表达的内容又完全来自原文，这就是“达”。

用译人语把原文的内容表达出来还不能说已完成了全部翻译工作。试举一例：

His pronounciation is nO better than mine．

这句英文至少可以有以下三种译文：

(A)他的发音和我一样糟。

(B)他的发音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C)他的发音并不比我好。

这三句译文从“信”和“达”来说，几乎难分轩轾，但最终必须从上下文(context)来选定一句——对整个译品来说最为适宜或恰当的一句，这就是“雅”的功夫了。“雅”一方面是提高译文的文字质量和水平，提高译文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特别是文学翻译)；另一方面是提高译文对其受众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消除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障碍，解决新词的引入、专名的创立、注释的编写以及其他由于可译性的限度而产生的问题。因此，“雅”是一个最后的、重要的阶段。香港中文大学《译事参考手册》中说：“有职业责任感的翻译工作者花在文字加工上的力气会三倍于初译。”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工作，所以对翻译的指导原则只能是描述性的，而不可能是规定性的。有人提出以“等值”、“等效”作为翻译原则，且不说这个“值”和“效”如何去规定，即使规定了又如何去衡量，更何况古今中外一切翻译实践都证明，绝对“等值”、“等效”的翻译是不存在的。“等值”、“等效”也许在某些有限的范畴内或个别词句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但就翻译的整体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外许多翻译大师都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因此，把“等值”、“等效”作为翻译原则(标准)对翻译实践没有实际意义和指导作用。同理，“神似”说、“化境”说也是如此。至于近年来关于“全息翻译”、“变译”等理论，实际上是对翻译本质所作的探索和讨论，而“信达雅”则是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因为提倡：“全息翻译”或“变译”又把“信达雅”训斥一番，实在令人为严老先生抱屈。

如果再往深处探究，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从绝对意义上说，翻译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再好的翻译也不可能在译入语中百分之百地表达出原文的全部内涵、全部意义、全部信息，也不可能使译入语接受者的感受和反应完全等同于原文接受者的感受和反应。关世杰先生在所著《跨文化交流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翻译完完全全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中进行的。”

由此可见，翻译的指导原则既须有理论意义，更须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即适用于任何一种翻译工作或翻译文本。“信达雅”以其理论上的高度概括性，使之在实践上有广泛的普遍性。

我自1945年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一直没有离开过翻译或外语工作，至今60年了。从职业上讲，我在新闻出版界工作的时间最长，这方面翻译的东西因此也最多，但我也翻译过不少别的东西——学术著作、旅游书籍、短篇小说，等等。我还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做过三年编译顾问。我甚至于还曾在一家华侨进出口公司和一家中外合资建筑设计公司帮过忙，又审校过世界卫生组织一些材料的中译稿。所以在翻译界，我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个“杂家”了。我不是在这里卖弄什么，我只是想说，像这样的“杂家”经历对我的翻译工作来说益处很多。一是开拓知识面。吕叔湘先生曾说过“杂学”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所谓“杂学”就是“上白天文，下至地理，人情风俗，俚语方言，历史上的事件，小说里的人物，五花八门，无以名之，名之日杂学”。①二是使我认识到“信达雅”作为翻译原则(标准)，无论翻译什么都适用，在具体的掌握上则须“因地制宜”。比如一份官方文件和一篇幽默故事，前者必须在力求百分之百“信”的前提下做到“达”和“雅”，决不能为了“达”和“雅”而损害了“信”；后者则可以在总体上保持“信”的前提下，力求“达”和“雅”，否则达不到交流的目的，这样的“信”也就失去了意义。范存忠老师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把“one boy is aboy ,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译成汉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得水吃”，“可说是一个有趣的相当的翻译”。②反过来，如果机械地求“信”，照英文字面译出，“一个孩子是个孩子，两个孩子是半个孩子，三个孩子没有孩子”，中文读者将莫明其妙，更不用说会感到幽默了。

为了探索“信达雅”的学术价值，我在忘年交罗新璋兄的鼓励和支持下，于1998年写成《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一书，作为十余年来学习翻译理论的一个总结。①其后，我曾想就我按照“信达雅”的原则从事翻译工作的心得体会，再选一些各个门类的译作，编一本书，作为前作的补充和印证，因为任何理论的研究都是为了实践，理论是否正确也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当然，我决不是以为我这些译作都是“信达雅”的完美体现，可以作为“信达雅”翻译的样板。在本文开头我已提到，翻译没有范本，没有定本。世界文学名著几乎都有很多不同的中译本(如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最早于1922年由林纾译介给中国读者，其后各种中译本多达十余种，其中四种全译本迟至1978年、1995年始先后出版)，学术名著也有不同译本或在不断地修订。这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自诩为或被认为百分之百地通晓和掌握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原作的全部内涵和作者的全部思想，以及译人语受众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准。翻译的高低优差只能从相对意义上去理解。我所选的这些译作都只不过是我按“信达雅”的原则去实践的结果。如果读者认为我是在认真地这样做，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

翻译工作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更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比照原文，阅读别人的译作，不失为一种提高水平的好方法。我这里选摘的译作和两篇经验谈，当然也只是供青年翻译工作者和同学们参考和借鉴。在选摘译作时，我尽量求其多样性，以显示“信达雅”在各种不同场合的不同体现。但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工作有关的译作一般都不署名，所以除个别例外，都无从稽考和寻找了。现在选摘的大多是80年代以后并能找到原文的译作。我力求摘出一些较完整的片断，这样可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点兴趣(不像读翻译教科书中枯燥乏味的例子)，并较易于推想整个译作的风格。每个译例后就“兴之所至”，写一点简短的译余漫谈，作为同读者的交流和两篇经验谈的补充。

人生有限，学海无涯，“活到老”就该“学到老”。我的译作必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甚至可能还有错误，如蒙赐教，我将十分感谢。

翻译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人类文明之所以有今天，翻译所做出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翻译是一种既艰苦又愉快的工作。在工作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接受挑战，一词一句，都会成为一座座大山挡在面前，需要用勇气、智慧和知识去越过它，而每次越过它便是生命价值的一次实现，这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满足感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比拟的。

祖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新时代。翻译和外语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它为我国通往现代化开辟通道、架设桥梁。①时代在呼唤一支人数众多、年轻有为的翻译和外语工作大军。希望青年翻译工作者和有志于翻译和外语工作的同学们，成为这支大军中的新生代成员，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架桥铺路!

沈苏儒

本书作为拙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的续篇，如“前言”中所说，是想总结一下我在60年翻译实践中运用“信达雅”学说的点滴经验并由此而来的对翻译的总体认识，供翻译同行——主要是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参考和借鉴。本书从2002年开始编写，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其间得到译界贤达李景端、林戊荪、黄友义、罗新璋、汤博文和陈廷佑的鼓励和支持，许钧教授还在百忙之中看了书稿并热情赐序，在此对他们谨致衷心谢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总经理吴希曾、副总经理贾砚丽和编辑部章婉凝、韩建荣同志将本书列入颇受读者欢迎的“翻译茶座”丛书，并精心编印，深感欣慰。翻译需要理论指导，但更需要的是实践经验的积累。观摩他人译作、参考前人经验，从中汲取营养，也是一种十分有益的翻译实践，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本书如能在这方面对读者有所裨益，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沈苏儒

2005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