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在政治文明或是在学术文化方面，唐朝犹如一个分水岭，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刘邦的“求贤诏”到宋太祖的“不杀士大夫”，中国封建社会在治国理念和政治实践上均走出了一个文治化的理路来，而唐朝便是文人政治的一个具体的大舞台。

前言……………………………………………………………1

第一章绪论……………………………………………………1

 第一节 儒家的文治理念…………………………………1

 第二节 由儒士到学士……………………………………11

 第三节 文“学士”取代了经“博士”…………………21

第二章秦府文学馆学士与唐初政治…………………………41

 第一节 隋末唐初天下文人的客游之风…………………41

 第二节 李世民的文治主张………………………………61

 第三节 秦府学士与玄武门之变…………………………71

第三章“弘文馆学士”与“贞观之治”……………………87

 第一节 弘文馆学士与东南文人…………………………87

 第二节 唐太宗的文化整合运动…………………………103

 第三节 崇文馆与贞观太子之争…………………………139

第四章“北门学士”与武则天革命…………………………145

 第一节 武则天的政治伙伴………………………………145

 第二节 “北门学士”及其命运…………………………157

 第三节 武则天革命的意义………………………………169

第五章盛唐时期的“集贤学士”……………………………177

 第一节 开元初年的修书运动……………………………177

 第二节 才俊荟萃的集贤院………………………………189

 第三节 集贤学士与大唐典制……………………………202

 第四节 集贤学士与盛唐文治局面………………………211

第六章翰林学士与中晚唐政治………………………………219

 第一节 翰林学士的产生…………………………………219

 第二节 翰林学士的选拔…………………………………236

 第三节翰林学士职掌与唐中枢体制的变化………………256

 第四节 翰林学士与晚唐科举及党争……………………276

 第五节 翰林学士与晚唐宦官专权………………………297

附录……………………………………………………………303

主要参考文献…………………………………………………324

后记……………………………………………………………337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产生于唐开国不太久的时期，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过去论者多半将武则天称帝的原因归结于她铁血人物的个性。不可否认，美丽、智慧、宏大的气质、过人的胆略，这些个人方面的品质固然是成就武氏事业的基本条件。但是，仅有这些个人品质还是远远不够的，武则天成功称帝还有重要的外因条件，，其中外因条件之一正是唐初以来作为非关陇贵族势力的新兴文人势力的发展壮大，过去人们习惯称这种新兴势力为庶族地主势力。武则天实际上巧妙利用了唐朝由贵族政治向文人政治机质转变的历史契机，换言之，可以说武则天是驾着唐初文人政治的劲风驰骋高宗朝政治舞台的，因而她是唐太宗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唐太宗文治事业的继承者。

唐高宗统治的中后期，特别是显庆以后的二十余年间，高宗皇帝“多苦风疾，百官表奏，皆委天后详决”。①由于唐高宗体质多病，武则天以“天后”身份临朝辅政，与号称“天皇”的皇帝共同执政，帝后并称“二圣”。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唐初以来的文治政策得到大力推行，由于彻底采取了文学取士的政策，大批非关陇集团的文人势力得到擢拔，从而打破了原来政治上的“关中本位政策”，唐朝政治主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人政治成为现实，这为随后出现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那样：“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擢拔之人。”①故此，有必要对武则天执政期间的政治主体变化做细致的分析。“北门学士”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氏执政时期的文治局面。

如前所述，唐初以来文人阶层是在与关陇贵族集团的对抗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武则天采取的“文学取士”政策，加速了旧贵族集团的解体。可是，面对日益崛起的新兴文人势力，关陇贵族集团始终不曾放弃“关中本位政策”。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唐高宗统治的最初几年，长孙无忌以国戚元勋兼顾命大臣身份执政，试图巩固朝中关陇集团的力量，由他擢拔的六名宰相中竟有五人是关陇集团成员，这说明关陇集团此时仍然有着很强的势力。旧贵族势力对武则天革命的顽强反抗，还表现在上元年间高宗皇帝欲逊位于武则天而遭群臣强烈反对这件事上，此事无奈只得作罢。武则天本以为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就可以过问政治，此时她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的记载，上元元年九月，武则天追复了长孙无忌的官爵，显示了未来统治者的大度，也缓和了朝中的不满气氛，为下一步大踏步改革赢得了时间。

另一方面，令关陇旧贵族势力无可奈何的是，在文学取士政策促使下，朝中的非关陇文人势力日渐增多。即使在长孙氏执政的最初几年，朝廷内外也已聚集了一大批不甘寂寞的文人势力，他们是太宗朝以来由科举登第的普通文人，多数来自山东、江南等非关陇地区，面对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垄断朝政的格局，这些文人学士仿佛感到了一种共同的责任，那就是支持武则天革命，推翻关陇势力专政，改变贵族政治机质，建立新文人政治秩序。  

P145-147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也以自身独特的面目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因而政治文明研究成了一门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科学研究门类。站在广义的角度上看，政治文明属于大的人类生态史的范畴，研究政治文明不能不首先考虑那些虽然在表面独立于政治现象，却对政治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文化及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构成了政治文明的外部要素。而那些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人”及其创造的各种组织机构、管理制度、思想意识、精神文化及政治活动等内容，构成了政治文明的主体要素，狭义的政治文明指的就是这些政治主体要素。

从学科角度而言，政治文明史属于政治文明研究领域的一门重要学科，它以狭义的政治文明为研究对象，着力于研究政治主体要素的发展规律，它也有丰富的研究内涵，政治思想史、静态的制度史和动态的政治史等分支学科便构成了政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分支学科中，静态的制度史研究着重于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及组织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动态的政治史研究则侧重权力的产生、运行及权力主体因素的变化。在各种政治文明主体要素中，“政治人”无疑处在主导的地位，是他们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政治文明现象。历史上，“政治人”总是指那些参与创造政治文明的少数人，他们决定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因此关于政治主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政治文明史的发展理路，有助于认识政治的本质规律。在未能取得广泛的研究共识之前，我们不妨将这方面的研究笼统地称为政治主体史研究，它构成了政治史进而构成了政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笔者所以持有上述学术主张，主要是基于考察历史后得出的如下理论假设：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一种稳定性，但是主持或操作国家政权的政治主体则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甚至决定国家命运。例如大家熟悉的20世纪的苏联苏维埃制度，由于操纵制度的政治主体的差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所谓列宁与斯大林模式。所以，研究政治史不能不首先关注政治主体的异质变化。历史上，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发生国家政治主体变异，这种变化不仅会发生在朝代鼎革的时候，也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不同阶段。以中国历史为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唐宋时期的政治面貌不同，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制度与原则的差异，而在于两个时期政治主体的异质结构，这种政治主体的异质决定了各自政治面貌的差别。所以，欲要理清政治文明的演变轨迹，理想的途径应该是在考察国家政权结构与制度演进的同时积极关注政治主体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揭示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

然而，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偏重于静态视角的制度史考察，它忽视了长期存在着的组织原理及结构上中央集权制原则这一客观事实，于是立足静态视角的制度史研究便显得不那么具有活力，胶柱鼓瑟的制度史研究缺乏应有的历史穿透力和思想张力，甚至与现实人们的需求不相适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统政治文明史对当代入的吸引力，历史学在20世纪日益沦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过去，在中国大陆一度很活跃的“政治史”研究多半是对单个政治事件的孤立研究，并不着眼于对政治主体变化的系统考察，所以以往“政治史”的概念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文明史”，它无法全面涵盖“政治文明史”的丰富内涵。

可喜的是，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立足动态视角的中国政治文明史的研究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充满活力的政治主体要素上，历代政治主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大大提升了中国政治文明史的学术地位，增强了人们对这门科学的认同感。为了真正弄清中国政治史演进的规律，人们日益重视立足动态视角对历代政治主体做纵观或断代的考察，这类研究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显著趋势，有关的研究活动方兴未艾，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针对历代官僚士大夫的研究便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

其实，关于中国政治主体的历史考察在华人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开端，早先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华人学者如萧公权、杨联■、张仲礼、许倬云、余英时及海外学者如何炳棣等人对中国古代政治精英及明清两代地方缙绅的研究开创了有关中国政治主体史的研究，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古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个政治精英阶层，拥有知识、参与政治是这个精英阶层的显著特征。何柄棣在50年代研究了明清时期的进士同年录以及大量的地方志、宗谱、传记、社会小说等资料，得出了具有吸引力的结论：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流动性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①台湾现代学者毛汉光先生进一步分析了公元3到10世纪的中古时期的政治统治阶层，他指出这个精英阶层主要靠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仁政、民本政策维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政治统治，而那些靠武力得天下的统治者最终还得靠“引用社会领袖参与统治阶层”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②确如海内外学者普遍认识到的那样，文治化特征是中国古代政治主体的最主要特点之一，这个认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政治文明史的主体发展史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再以本书讨论的唐朝政治主体史为例，近二十年来海外学者对此间政治主体的动态研究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美国学者戴维·麦克马伦及包弼德这样出类拔萃的研究者。国内学者黄永年、卞孝萱、傅璇琮、刘学沛、刘健明、田廷柱、何怀宏、黄留珠、阎步克、费省、辛德勇、袁刚、王素、杨友庭、杨希义、胡沧泽、徐扬杰、方北辰、刘跃进、程章灿、郭锋、陈爽、陈明、李浩、李浞、毛蕾等人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古时期的政治主体做了动态的历史考察，他们的论著已成了近十余年来中国学者有关中古时期中国政治文明史研究的力作。此外，日本学者池田温、气贺泽保规、都筑晶子、爱宕元等人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海内外学者丰硕的成果。

唐朝政治主体史所以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原因正在于它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用“分水岭”这个名词描述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位置，唐史的研究因而在中国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以至于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唐长孺、饶宗颐等学术大师将自己的研究兴趣放在了这段历史的研究上，唐史研究也因此成为大家辈出的学术领域。的确，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变的一个阶段，封建政治主体的机质性变化无疑是此间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然而若问唐宋政治主体面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迄今学术界似乎缺乏应有的概括。以往，国内许多学者习惯从静态角度“由理论到理论”地概括历史的主体面貌，人们接受了五种“社会历史形态说”后，用所谓“后期封建社会”的概念指称唐以后包括政治史在内的中国历史，这种简单化的“以论代史”的做法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研究视野，使得我们无法认清隋唐以来中国政治的生动面目。还有不少学者用所谓“强化了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来概括唐宋以来的中国政治史，这一概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唐宋时期业已变化了的政治主体机质的特征呢?上述说法能否真正将唐宋与汉魏时期的政治主体面貌区分开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实在令人怀疑。笔者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是因为有关这一时期政治主体变化的研究开展得不够深入细致的缘故。

几乎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唐朝政治主体史的研究方面，人们习惯停留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上，缺乏进一步的相对丰富的微观考察，因而有关唐宋时期政治主体面貌的宏观概括不够创新。尽管如此，在认识上对唐宋时期的政治主体机质作一番新的初步的把握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围绕这一主题陈寅恪、岑仲勉、牟润孙、黄永年等前辈史学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的《唐朝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部经典著作，为人们打开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使得我们对隋唐政治主体的研究在理论上有了可以参照的坐标。正是基于对陈寅恪等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并且在他们的启发下，本书笔者大胆假设：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封建政治主体到唐朝发生了一次机质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了中国封建政治主体机质走向性的改变，即由汉魏以来的封建“贵族政治”向唐宋以后的封建“文人政治”转化，陈寅恪先生发现的唐朝“关中本位政策”的瓦解便是这一转化的具体表现。由于贵族政治的瓦解，唐朝政治的主体面貌出现了空前的文治化倾向。详细说明这种变化，需要我们做具体而细致的微观研究，本书选择唐代学士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正在于此。

这里先要向读者做理论的交代。笔者摈弃“封建官僚政治”的传统概念不用，改以封建“文人政治”的概念指称唐宋以后的中国政治主体演进，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从古代政治主体的机质成分上看，“官僚政治”不能够准确地揭示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政治主体面貌，而且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唐以前不存在官僚政治。其实，贵族政治也是一种官僚政治，只不过那个时代的官僚成分多为各类贵族，那时选官的标准体现了贵族性质。使用“文人政治”的概念不仅可以避免上述这种误会，还能贴切地描述唐宋时期政治主体机质的时代特征。同样，笔者也不用“君主专制政治”的概念来代指唐宋以后的政治主体面貌，因为秦汉时代也曾有过君主专制主义，而那时的政治处于贵族政治时期。君主专制是一种权力结构及其运作上的原则，或者说是一种权力的结构模式，这条原则的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大一统的思想传统，这条原则下的国家权力的结构模式存在于周秦直至明清时期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所以，我们不能用“君主专制政治”这个笼统的组织原则概念来指称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主体面貌，毕竟政治首先是一种由人演绎的行为，它最大的特征是能动性，研究政治主体面貌特征有助于弄清政治的演进规律，也是提高政治文明史研究学科性的必要途径，而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概念只能说明政权的结构特征，无法体现政治主体的时代面貌特征。基于以上的考虑，笔者认为：政治制度史与政治主体史有着不同的研究范畴，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理论加以概括，从而建立各自不同的认识体系，尽管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考察历史之后，笔者认为“文人政治”正可作为与先前“贵族政治”相对应的概念来概括以唐代为分水岭的前后不同类型的中国封建政治主体面貌，它可以用来揭示唐宋以后封建政治主体结构的本质特征，反映出唐宋以来中国封建政治的文治特征。诚然，唐朝的文人政治仍然是以儒家封建论为思想前提的，这个前提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始终不曾发生动摇，自周秦以来这个前提始终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原则。儒家的这个理论前提强调的是君权至上和天下一统。周秦以来人们用贵族血统论来维系这个前提与传统，于是出现了恩荫、郎选及“九品中正制”等各色各式属于贵族政治范畴的选官制度。在唐朝，儒家这个前提被赋予了文治精神，强调人文价值。受这一精神的支配，唐朝的选官标准强调文学与才能，政治主体机质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呈现出崭新的文官执政的局面，中国封建政治主体面貌由此打开了新的一页，文人政治局面形成了。

唐朝的文人政治首先体现为一种以择官标准的更新为内容的思想变化，强调国家高级职官必须以文化才能作为进身升级的基础，舍此之外的血缘、门第、官亲等传统的身份条件开始让位于新的标准，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于是魏晋以来贵族政治时代的那种人品舆论渐渐淡出了唐朝择官用人的标准之外。文治精神是唐人治国和立身的思想核心，成了朝野上下普遍持有的政治理念。对此，唐人有自己的表述，正如刘肃在《大唐新语·总论》中所说：“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这里强调的以人为本、以文为先的理念，正是唐人新树立的政治价值观，文教治国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以人为本则是唐朝文治的本质所在。尽管中国文治思想的萌芽很早，而将文治主义精神确立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唐人的一大历史创新。有这样一个文治主义的政治理念，加上科举制度的制度保障，唐朝造就了一个富有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统治阶级，造就了空前繁荣与发达的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的文人政治否定了先前形形色色的以血统论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机质，是开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新纪元的显著标志，“文人政治”因此成为唐宋时期新l的政治主体机质的时代特征。

其次，除思想变化之外，唐朝文人政治在主体构成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如传统“士”阶级的身份变迁、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的解体、进士科的兴起等等，这些无疑是唐代文人政治主体结构的历史性变革的具体表现。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儒学地位的沉浮等方面感受到某种唐朝文人政治的政策气息。《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八月”条下面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秋八月甲申)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先是祀先圣先师，周公南向，孔子东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释奠用宫悬，追赠弟子，皆为公、侯、伯。”

另据《大唐新语》卷十一的记载，汉、魏以来历代封孔子后人或为褒城侯，或为褒圣侯。唐玄宗则在册封孔子为文宣王的同时，改封孔子嫡嗣褒圣侯为文宣公，①整整将孔子后人的爵位提升了一级，这件事情表明了唐朝实行文教治国的历史性决心。唐玄宗将孔子儒学提高到了“弘扬王化、启迪含灵”的政治高度。上述封圣事件发生在唐玄宗设置翰林学士的第二年，也在这一年中，唐玄宗命令天下各州县大兴文教，将学校建到了乡里一级最基层的单位。②唐玄宗时期接连发生崇儒兴学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它们标志着唐朝文治局面的形成。

勿庸讳言，全面而系统地揭示唐代文人政治的面貌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工程，需要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微观研究为基础。笔者认为寻找若干恰当的契入点，是揭开唐朝文人政治面纱的关键。在这方面，前辈学者牟润孙先生曾从官制史的角度选择了唐初中书省职责的变化及中书舍人遴选对象的变化为突破口，对糖初文人政治的形成做了颇具创新意义的研究。尽管牟润孙先生未能在概念上明确界定“文人政治”的理论内涵，但是他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文人政治”一词。③岑仲勉先生没有明确使用过“文人政治”的名词，但他对唐朝郎官石柱题名以及翰林学士壁记所做的“鞭辟入里”的考订和注补，无疑为后人研究唐朝文人政治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新史料，岑先生的研究成果收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他出版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中。循着前辈开创的研究道路，笔者选择了唐朝学士官作为考察的对象，研究之后令我惊奇的是：自唐初以来，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诞生了新的学士官群体，这种新政治职官的出现是唐朝政治活力的突出表现，更是唐朝政治主体变革的具体体现。伴随着以“学士”为代表的新政治主体的出现，唐朝文人政治的格局形成了。联系后来明清时期宰相终被殿阁大学士取代的史实，越发使人感到唐朝学士官的产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表明中国封建文官执政的局面始于唐代，终于明清，前后连贯了一千多年。学士群体出现在唐代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秦府文学馆学士，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置翰林学士，①唐代几乎每次重大政治事件都与“学士”有关。进一步研究后，笔者确信学士的产生是唐朝文人政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发现增加了笔者对唐朝学士与政治进行深入考察的兴趣，甚至促使笔者停下了原本由唐到宋做纵深考察的计划，而将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将近三百年的隋唐时期，于是以学士为典型代表的一个缩微的唐朝文人政治的轮廓呈现了出来。

如上所述，揭示唐朝文人政治必须从政治主体的研究入手，但是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职官制度史的研究套路，而应恢复职官作为“政治入”的能动的本来面目，从分析他们的身份构成到考察他们的行动作为，从中寻找政治主体史的演进规律。从身份属性上说，唐代“学士”首先是指那些在社会上被称为“文学士”或“文学之士”的文人，其次是指那些文人中被挑选出来做官的人，文学是他们身份的首要标志，官员是他们身份的第二标志，门第出身降至最低的标志，这便是唐代学士的身份属性的三个要素的组合特征。唐代学士的这种身份属性符合包弼德所说的公元600年至1200年之间，中国士的文化、出身和官位三种最重要的身份属性。

的确，唐代学士在文化传承和身份属性上源于古代的“士”，具有“学”与“官”的双重属性，所不同的是唐代学士降低了身份属性，从而成为新的文人政治的主体；另一方面学士增强了自身的文化属性，进而又改变了政治主体的传统面貌。从这方面讲，唐代学士源自于古代的士、儒士。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六艺在官”，只有贵族才配有学问，那时的“士”的贵族身份属性居首要地位，这应该是早期中国贵族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日后中国封建文人政治的历史渊源。春秋战国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养士风气盛行，“士”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属于社会的知识阶层。当代学者对早期“士”的理解有不同说法，但没有人怀疑其中必包含知识者的成分在内。知识分子在春秋时期已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阶层，这也为许多学者所认同。①但是，古代中国的文人阶层真正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在封建政治主体结构发生巨变的隋唐时代，确切地讲这种历史变革发生在封建文人政治开始的唐朝。大唐帝国的高级官僚明显具有文人的身份属性，并在王朝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产生于此时的“学士”官是一个重要标志。唐代学士的身份已经从魏晋以来的门阀贵族身份向新的学者型官僚转变，正如包弼德所指出的那样，在公元600年至1200年之间，使人成为士的三种最重要的身份属性是文化、出身和官位。①唐代学士官身上便具有这三种身份属性，他们既有门第的身份属性，又有学者的身份属性，属于典型的学者型官僚。造成古代“士”的这种身份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贵族政治自然瓦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推行科举制度的结果，唐朝的文入政治因科举制度而兴，自唐初开始日渐成为新的政治传统，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盛唐时期朝野间“大臣以无文为耻”的政治共识便是明证。

唐入的文治理念被此后的宋人所继承，宋代有学者总结了知识文人与王朝政治的关系，即所谓“天下之治乱，在夫人才之盛衰。国家之废兴，系于贤者之出处”②。

曾经何时，在去唐不太远的南北朝时代，人们还生活在贵族政治的笼罩之下。那时盛行血缘决定人生的政治法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们普遍被政治上血统论、宿命论的思想束缚着。《南史·范缜传》记述了一位王公贵族与出身贫寒的知识文人范缜的对话，当时范缜说出了如下这段名言：“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是一位不信鬼神的思想家，但他对因果之类的学说似乎并不反对，身处贵族政治时代的他面对现实有很多的无奈，人生如同游戏，他无法从理论深处认清贵族政治的本质。

隋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推行了空前公平的科举制度，更在职官设置与选拔上建立了有利于普通文人施展才能的机制，文学成为了选官的新标准，进士成为人们青睐的科举项目。盛唐以后，政府在进士等常规科举考试的基础上，还面向朝廷文官专门设置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书判拔萃等“科目选”，①旨在选拔更优秀的文官。这些由吏部主持的科目选每年录取的人数只有三名，却成为朝廷高级官僚的来源。晚唐时期，至少在白居易时代，帝国的文人政治局面已达成熟，朝廷高级官员的选拔遵循着白居易总结的路线：

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末尽是，十常六七。②这是唐代文官仕进的理想途径，其中处在最低层的秘、著、校、正、畿赤簿、尉等文职职位通常授予科举考试得中功名的新进士或明经，品秩虽然不高，却是前途无量的士林清选，一向为文人器重。

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翰林学士的出现，那些由科举入仕并做到相当级别的文官大多从充当学士官而升任宰相，这几乎成为盛唐及宋朝宰执官升迁的一种仕途公式。这足以说明唐朝初步形成的学士官制度是中国封建文人政治形成的重要标志。

“学士”一官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初的职掌主要是文学侍从，负责在皇帝面前的文学应答和诗书质疑，是皇帝的学习顾问，较少涉及王朝政治，体现了唐以前普通知识文人在政治中的较低地位。唐初以来，学士开始参政，并成了帝国最具有政治活力的文官之一。到开元二十六年翰林学士产生为止，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唐王朝先后设置有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崇文馆学士、集贤院学士、崇玄馆学士、翰林学士等六种学士官。另外还有一些被称为学士的文官差遣职位，如武则天时的“北门学士”等。唐朝学士官均由朝廷职官中有文学才能者兼任，不分门第和地区差异，惟以文学才能选拔，充当着皇帝政治顾问的角色，他们入为近侍，出为大臣，或制礼定乐，或运筹出令，在王朝政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曾使得中书省等中央中枢机关黯然失色。因此，循着历史的线索考察这些深刻影响了唐朝政治的学士官，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唐朝的文人政治局面。

2004年夏季的最后几天，忍着酷暑蛰居在上海近郊的陋室内，我完成了本书初稿的最后修改工作，距离事先约定的交稿时间已过了几个月。本人不才，忝为博士以来，常年奔波在大学的教学楼之间，除了吸食过量的粉笔灰之外，未能“著作等身”。其间曾得到过较为公正的学术奖项，自觉守住了严谨求实的学术底限。如今，多年来的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不禁悦然于心，搁下手中的笔，独自泡了一壶浓茶，自斟自酌，竟有些心神之远，后悔当初置心不谧，虚度了许多好时光。

回顾当年负芨沪上复旦园，往事历历在目。导师耳提面命，教诲之声常伴在侧——“文章千古事，不写一句空”。毕业多年来，自己牢记前辈教诲，正正直直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教书育人，从不敢马虎，授课讲义白纸黑字，字字句句有着落，写过的教案讲义累积达数尺之高，却不曾赶发铅字文章，这种“述而不作”的做法与当下高校单纯追求论著数量的时风格格不入。当年撰写博士论文及论文答辩期间，业师徐连达先生悉心指导，国内多位学术名家先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帮助，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祖德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方诗铭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黄永年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郑学檬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卞孝萱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龚延明教授，东北师大古籍所吴枫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修明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谢维扬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刘君德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简修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许道勋教授、吴浩坤教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李孔怀教授等，他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方诗铭、许道勋等几位先生已归道山，每当看到他们留下的批语，我便感慨不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复旦大学按照规定给每位博士论文评阅人的劳务费是三十元人民币，真为他们提携后进的人梯精神折服。

本书部分章节的文字曾用笔名(李浞)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和《学术月刊》等核心学术刊物上，受到了国内同行的肯定。其中《唐太宗与东南文人》一文发表在《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随后这篇文章的观点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8版)，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这鼓舞了我从事中国政治文明研究的信心。

在此，感谢齐鲁书社为我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特别感谢赵发国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没有他的鞭策这部书稿恐怕还在睡大觉呢。还要感谢多年来帮助和支持过我们的许多同行朋友。

最后，感谢我的夫人张晓哲女士，她多年来为我做出的牺牲和给我的鼓励是我取得哪怕一点点成绩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