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山地，这是一种幸福。在没有污染也没有干扰的地方，你才能看到这种幸福。它透明得像空气，让你能够呼吸到，但你无法抓住它，因为它只属于他们。当时间跨越这一秒时，一切都变成了回忆。

作者在红军走过西部山地70年后，以山为主，探访重点从“胡焕庸线”以西的石棉县切入，对沿途邛崃山、贡嘎山、夹金山、梦笔山、鹧鸪山、查真梁子、红原草地、岷山、俄界、腊子口、甘肃中部高原、六盘山等地的沧桑巨变和生存问题，给出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总有一种精神曾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曾让我们信心倍增；总有一种人格驱使我们不断寻求自我完善……  

红军长征胜利70年了，他们当年在西部山地播下的种子，今天结出了怎样的果实?山地人民在怎样生活，他们取得的成就、面临的困惑、解决的办法等，无不留给我们悬念。我们走近他们，会感受到一种辽阔亲切的心灵震动。

作者历时数月、行程上万里，采访了长征山地数以百计的老红军、老干部、农民、牧民、专家、学者等，融合人文、地理、经济、历史等，写出这本气势磅礴的长征新读本。

自序 我不懂幸福，因为我还不懂山

第一章 大渡河谷：五月的急流与山风

安顺场

磨西石镇

泸定桥

岚安乡

丹巴·中路

第二章 邛崃茶马古道：地理分界线上的魅力

二郎山

蜂桶寨·邓池沟

宝兴

硗碛

第三章 雪山草地：七十年绝响荡气回肠

夹金山 

小金县

抚边乡

两河口

卓克基

马尔康

红原日干乔

瓦切乡

若尔盖唐克

松潘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干旱的土地长出新绿

俄界

腊子口

哈达铺

会宁

六盘山

吴旗

后记

咆哮的大渡河在横断山东部大峡谷中折腾够了，到石棉后突然来个90度大转弯，掉头向东，将川西高原的深峡甩在身后。大渡河的粗犷烈性一直在乐山附近才静下来。

要去大渡河谷，必须翻越大相岭。大相岭，古名邛崃山，是大渡河与青衣江的分水岭，也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当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从海拔3000米的大相岭公路盘旋而下时，我的耳膜一直嗡嗡作响。这是气压反应。车窗外是绵延的山脉和云雾。这段路上，我一直想弄清一个问题，大渡河谷作为藏彝大走廊的主要通道，当年从凉山过来的彝人为什么到石棉后就不再北进了?凉山是我国彝族最集中的聚居区，彝族人口近200万。其实，并非彝人不想北上，而是为横断山峡谷错综复杂的自然区域所限定。因为从石棉北上即泸定，泸定作为茶马古道的咽喉，自古为汉人控制，岂容他人染指?从泸定再往北或往西，乃强悍的吐蕃势力。因此，虽说彝人的祖先能顺这条河谷向南控制大小凉山，并通过金沙江峡谷一直延伸到云南大理甚至哀牢山区，然而其北进的脚步，却只能在石棉田湾乡停止。

安顺场是藏彝交界的结合点，也是从川西南的凉山进入川西北高原的重要渡口。

5月的阳光下，我眼前的安顺场一片葱郁，静谧的远村，高大的山岭，树却不多。大渡河在镇外匆匆流着，河滩上，几台挖掘机正卖力地挖着鹅卵石。我行走在安顺场惟一的老街上。其实它并不老，因人们的豪迈干劲，这条街与川东农村任何发达的乡镇已无大的差异：水泥地、磁砖房、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和成群结队的豪华轿车不时穿街而过。惟有镇中心的一二十问铺面还保留着原始风貌，古朴的木柱、木墙、木板门，30年前的标语和领袖语录赫然入目，只是涂抹的红漆太艳，有点弄巧成拙。

在这里，我只能眺望它远远近近的背影了。

安顺场在藏语里叫“紫打地”，意即“适合种蔬菜的地方”。以食肉和青稞为主的藏人，数百年问在这里种了多少蔬菜，不得而知。但作为兵家要地，百余年来发生的两次大仗，使这里声名远播。一次是翼王石达开兵败，另一次是红军强渡大渡河。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军直抵安顺场，适逢河水猛涨，只得搭棚驻扎。21日，石达开出兵四五千人强渡，遭清军炮轰，伤亡惨重。旋西渡支流松林河，又遭土司王应元阻截。29日，退路被土司岭承恩切断，全军陷入绝境。6月13日，石达开携4岁幼子自投清营，想舍身保全部众，结果被解成都凌迟处死，子入大狱，待成人后处决，其余部属全部被杀害。

红军要想强渡大渡河，首先得找到安顺场。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是1935年5月22日，两天后，红一团将士就赶到80公里外的大渡河边，是谁带的路?

P7-9

       我不懂幸福，因为我还不懂山

长征的书籍汗牛充栋，但还没有谁像我这样详尽地解读过长征西部的边缘山地。

我的长征山地之行，缘于我被它深深吸引，缘于我对它的爱恋与敬重。

我不懂，但我爱。

2005年5月25日下午6点半，我从四川若尔盖县唐克乡向东急驰200公里，经瓦切、麦洼和黄胜关，赶到松潘县川主寺元宝山下。

我在追赶黄昏。如果从江西瑞金于都算起，我的行程已近8000公里。但我最不能割舍的是这个黄昏。

总算赶上了。黄昏，占地20万平方米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园沐浴在夕阳下，元宝山顶高达40多米的长征纪念总碑上，铜像上红军的双手呈“V”字形高举，一手持步枪，一手执花束。亚金贴面的碑体呈三棱柱，每一面镶嵌着一颗闪闪红星，象征红军三大主力。纪念碑背靠海拔5588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面对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岷江从山下匆匆流过。由1300多块浅红花岗石塑造的人物群雕气势宏大，在夕照中静静伫立，无声、寂寥，却让人震撼。总碑落成于1990年，由邓小平题写碑名，被誉为“中华第一金碑”。

运气实在太好。在海拔3104米的元宝山上，我不但看到“金碑夕照”的壮丽奇观，同时看到金碑后深蓝的天幕竞高悬一轮明月。我屏住呼吸，不敢声张，生怕惊扰了正在安息的英灵。夕阳缓缓两下，金碑犹如正在锻烧，耀眼炽烈。川西高原黄昏的天空监得透亮，你能感受到太阳、月亮与生命在这一刻凝聚成永恒，你能听到70年前那一代人激昂而沉重的呼吸。

在世界军事史上，曾有过马其顿亚历山大远征、中世纪十字军尔征、十尔扈特蒙古人从欧洲重返中华的远征等，但这些都不能与中国红军的长征相比，恰如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评价，“红军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则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件。”

没有亲身经历长征，你无法体会外国人这句话的分量；没有亲身寻访长征之路，你同样无法体会它的重量。5月，鲜花盛开、青草茂盛的季节，穿行在西部辽阔寂静的山地间，我被一次次感动。是的，在一个容易遗忘的时代，随着历史证人的相继逝去，我们对过去的淡忘加速了。70年前，在西部边缘山地走过的那一批热血青年，如今大多己作古，但他们肯定留下了很多。那些越来越稀缺的民族苦难与抗争历史的参与者们，其血肉之躯的行动比汗牛充栋的文献更能刺激你我。无论他们存在还是离去，都让我们感到“历史”仍活在我们身边；解读西部山地曾经的岁月，将增添健康的民族主义的重要内涵。

……

提起名山，人们往往会想到泰山、庐山、黄山、五台山……但它们若与西部大山比，就显得太低和太小了，特别在川西横断山区，南北向纵横着一系列大山脉：岷山、邛崃山、大雪山、沙鲁里山……这些山脉的主峰雪宝顶、四姑娘山、贡嘎山、磨尔多神山等，雪峰巍峨，直逼云天，其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都超过了传统主流文化所欣赏的那些名山。

这些山，与70年前红军长征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他算过，红军长征翻越了一千多座山。但湘黔境内的山并有没像西部大山那样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红军越过岷山进入甘肃境内时，他写下了《七律·长征》，紧接着在1935年10月，又写了《念奴娇·昆仑》。

红军长征在川西一共翻越了8座雪山。这些山至今仍不是名山。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它们很多还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了，那时的人，甚至不知道这些山的存在。

今人能责怪古人看山的形而上吗?或许不能。  其一，古人没有海拔概念及与此相关的绝对高度概念。这让古人对山的欣赏主要着眼于其相对高度，对大量分布在西部的绝对高度惊人、相对高度不那么明显的山，则难以感其壮观。

其二，他们没有垂直地带分布等近代地理学观念，不能从植被、气候、地质构造等方面来对山进行欣赏，他们赏山主要还停留在对山的形态、气韵、山势等感性层面。

因此，即便是曾深入到西部大山中的法显或玄奘，他们翻兴都库什山前往印度，再沿喜马拉雅山脉南坡一路东行，沿途的高大雪峰一定进入过他们的视野，但在他们的著述中却几乎无一记载。对那些曾与西部山地擦身而过的古人来说，高山只是他们诗文中的背景或借喻，李白、杜甫、陈子昂、白居易、陆游、苏轼、黄庭坚等，他们都经蜀道沿横断山边缘走过，但他们视而不见。最有希望进入西部大山的徐霞客，也只在云南鸡足山上打住了。

宗教意志让取经者翻越高山，伟大的诗人们不理会高山，因此，在无数讴歌名山的诗篇中，西部山地长期被边缘化。直到今天，这些壮美的大山仍静悄悄伫立那儿，它们没有黄金周，更没有蚂蚁般爬上爬下的人群，在近年国内的名山推荐评比中，它们无一折桂，依然寂寞。

我这次走访的长征西部山地，正好在“胡焕庸线”的分水岭上。作为青藏高原的东缘、横断山系的中北部，这里多为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山，遍布湍急的河流、深邃的河谷，其气温和降水情况，决定这里只能是游牧人的天下。70年前毛泽东与张国焘在这里发生的“北上南下”之争，抛开政治学意义，单从地理学上说，毛泽东也是正确的。因为红军在这里只能是借道，不可能长久生存，更不可能影响全国。

因此，在这支伟大军队走过西部山地70年后，我以山为主，探访重点从“胡焕庸线”以西的石棉县切入，对沿途邛崃山、贡嘎山、夹金山、梦笔山、鹧鸪山、查真梁子、红原草地、岷山、俄界、腊子口、甘肃中部高原、六盘山等地的沧桑巨变和生存问题，力图交出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为使读者有一个清晰脉络，我在走访这些山地的25个节点上，都有史实交待和自己的观察思考，希望读者能有所收获，甚至也走进这一片大山，自己亲身去感受……

从这个意义说，认识的山不在多，在于你是否用心读过。

懂不懂幸福已无关紧要。

最炎热的重庆8月，我在写这本书。

此时，我已走完长征山地，正在重庆晚报上陆续推出长征系列专稿。但还没有要结集出版的想法。一天几个朋友聚会，席间，有人问起西部的山，我顺便讲到了大渡河、磨西、抚边、红原和达拉沟的现实与困惑。恰好有一出版社编辑坐在旁边，起初他是一言不发，双目炯炯，似陷入了沉思。散席时他突然举起酒杯对我说，我应该把它写成一本书，“对于昨天的历史，特别是今天西部山地的种种变化与困惑，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呀!这是一本很有意义、同时很有价值的书。”

此公语调不高，让我有点发愣。不是酒精作怪，而是我还没敢往那方面去想。说实话，在我出发之前，连报社内部都有种种议论，最关键的一点，怕我发回来的报道是一组读者“厌恶的左倾题材”。我当时真想长出一百张嘴来分辩。但没法分辩。因为我找不到对手，只能意识到自己正在与习惯拔河，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习惯性思维——总以为一谈主旋律，肯定以乏味收场。事实上，出发前我心里就明白，如果我的长征山地依然去重复别人嚼过百十遍的馍，那我宁愿放弃。之所以不放弃，就在于我知道应该去求证红军为什么要走这样的山地?他们走过70年后，这些山地收获了怎样的庄稼、面临怎样的问题和困惑、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与策略等等，这是许多读者比关心重走长征山地本身更关注的一桩事情。现实确实如此。

行前，惟姜春涌先生始终支持我。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在西部山地沉下去采访了数以百计的老红军、老战士、老干部、工人、农民、牧民、专家、学者等，记下了数十万字的笔记，拍下了五六千张照片。我想自己的诉求应该在文字中得到回应。让我没想到的是，文章见报后，引起热烈的反响，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问有没有书出版。新闻报道和结集出书还有很大的不同，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没往心里去。一天，报社同事江波对我说，他父亲将我写的长征报道全剪下来贴成册，“说是要好生保存，慢慢看。”我心里很感动。所以这位编辑的提议突然让我有了出书的想法。

我对出书不懂。但我相信这位编辑的判断。

于是我开始了重新整理和写作。许多因报纸篇幅所限没能用上的素材、许多更深入的观察、思考和求证，都涌至笔端，它们那样鲜活地闪动着灵性之光，让我欲罢不能。当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竟久久无语。那些在西部山地中游走的灵魂，仍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它们真的让我感动不已。它们对今天的中国，仍有一定的教益。

还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众人的支持和帮助，这本书是出不来的。

摄影师冉文，带上自己的相机和上1OG的内存上路。为一个镜头，他敢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跑来跑去，那一刻，我已累得气喘如牛、脸青面黑，挪不动步，他却行动自如，甚至在夹金山顶还来了一个飞跃之跳。

驾驶员刘英努，也是一条硬汉。在去岚安的盘山路上，山下300米宽的大渡河细得像一根筷子，山风大得似要将人吹到悬崖下。我眩晕，浑身直冒冷汗。刘英努却挥洒自如，面不改色。没有他，西部山地的许多旮旯我根本去不了。

邹蓉，一位我过去的好同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为我提供了重走长征路的部分资金，令我感动。

还想说的是，这本书对于许多喜欢西部山地的朋友，有一定实用价值。因为我在西部山地行走时，看到无数的自驾游们像蚂蚁一样地乱撞着，对那儿的历史和现实均一头雾水。这本书，对于这些朋友的出行，可能有较大的帮助，至少能成为比较有益的一份参考。

                    作者 2005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