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国内外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组织、制度环境及慈善事业等方面的理论为基础，对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C协会的成立背景、组织形式、运作方式、与政府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能会同时出现，从而使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失控，对此，通常的思路仅仅只是从两个方向展开，即完善市场机制的功能和提高政府组织的管理效能，这也是经济法研究过程中的常态思路。但是仅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

当代的政府改革已经为政府治理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路。从根本上来讲，重塑政府治理结构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价值取向，在于重新审视和调整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以及政府组织内部层级之间的种种关系，其目的在于改变政府作为社会唯一权力中心的格局，通过授权和分权将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民营市场组织和公民自主组织等多中心的组织制度的安排引入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之中，使它们与政府组织共同承担起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

非营利组织是市民社会中最为活跃的重要的角色之一，它在维持自主与独立的前提下，与政府在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目标上享有共同的利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有利于纠正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出现的制度弱点，从而能够有效地填补它们两者之问在功能作用上的空白。

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活动通常都是其他市场主体和政府不愿做、做不好或者不能做的事情。这是因为政府不仅要受到资源汲取能力的约束，而且它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庞大而多变的社会需求。随着政府治道变革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趋势的加强，非营利组织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原来由政府部门履行的诸如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发展基础教育、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以及关注边缘弱势群体等方面公共服务职能。非营利组织的这种作用，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制约政府权力、弥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足和防止公共服务的官僚化，因而它的发展受到了各国政府及其公众的广泛的重视。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发展，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目前，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为我国未来的非营利组织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然而现在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更多地是侧重于从组织理论和行政管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实证性分析，而从法学视角对其进行的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有关非营利组织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还远远滞后于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作者能够对非营利组织的许多法律问题进行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这既是对经济法的主体制度研究的一种拓展，也是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一种丰富，同时也是作者对现实要求作出的一种回应性的努力，这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作者站在充分肯定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的立场上，以建构一个独立、专业和运作透明的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环境和强化非营利组织自律规范为宗旨，对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诸多基本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通过对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大和自治能力偏弱的现实，指出了相关制度环境的滞后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探索了促进我国非营利组织进一步发展的路径，进而对我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的框架结构进行了设想，无疑这些研究可以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方向与其制度构建提供有益的参考。面对本书作者的论述，人们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国现在的非营利组织多带有“半官半民”的色彩，然而本书作者在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定性分析和制度设计的时候，却是以纯粹的民间性的非营利组织作为其假定的规范对象的，那么这种立论与我国现今的体制改革的实践以及正在进行了“政府治道变革”方向是否相符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我国现实的非营利组织的“实然”状态出发，本书的许多论证确实与现实相距甚远；但是，如果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应然”状态出发，则本书的许多观点显示了作者的前瞻性的思考，这一点恰恰是我所看重的。在我看来，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非营利组织必将朝着民间化、独立化方向发展。当然，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进程必须与我国社会改革发展进程相协调，因此如何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还须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希望作者在已有的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作为蔡磊的导师，他的博士论文能够出版，感到十分欣慰，是为序。  李昌麒

2004年10月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