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全部著作有洋洋数千页之多。这位毕生笔耕不息的人，终其一生，虽一直为健康烦恼所累，但始终给人一种充满活力、求知欲强而创作不断的形象。本书中作者以当事人、曾任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分回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发表评论，从而为后人研究1848年革命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同时书中也体现了托克维尔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敏锐目光和真知灼见，为后人研究托克维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中文版导言 (刘文立)／1

序言 “记忆之描绘仅为我自己” (克洛德·勒富尔)／12

第一部分／43

第一章 《回忆录》的缘起和特点——1848年革命之前那一段时期的

概貌——这场革命的预兆／45

第二章 宴会运动——政府安全——反对派领袖的忧虑——对大臣

们的指控／57

第三章 2月22日骚乱——23日会议——新内阁——杜弗尔先生和

博蒙先生的感触／66

第四章 2月24日——大臣们的抵抗方案——国民自卫军——贝多

将军／73

第五章 议会会议——奥尔良公爵夫人——临时政府／81

第二部分／95

第一章 2月24日事件起因之我见以及我对事件将产生的后果的

思考／97

第二章 2月24日的第二天及此后的巴黎。新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l04

第三章 旧议员在作决定时态度犹豫不决——我对欲做之事的思考

以及我的决定／112

第四章 我在芒什省的候选人资格——该省面貌——普选／120

第五章 制宪议会第一次会议——该议会面貌／129

第六章 我和拉马丁的关系——后者的踌躇／138

第七章 1848年5月15日／144

第八章 协和广场盛会以及六月起义的酝酿／155

第九章 六月起义／163

第十章 六月起义(续编)／181

第十一章 制宪委员会／192

第三部分／209

第一章 返回法国——内阁的组建／211

第二章 内阁的面貌-—至6月13日暴动企图之后内阁初期的行为／220

第三章 国内统治——内阁内部的争吵——内阁面对多数派及总统的

难处／234

第四章 外交事务／248

附录／277

第一章 古斯塔夫·德·博蒙眼中的2月24日／279

第二章 与巴罗的谈话(1850年10月10日)——巴罗眼中

的2月24日／283

第三章 1848年2月24日的印迹——杜弗尔先生及其朋友为阻止

二月革命所做的努力——梯也尔先生的责任，他使得这些

努力无济于事／286

第四章 对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之问的《回忆录》撰写提纲

(1851年4月)——对约从六月事件起至我的内阁生活止

这一部分的注解／289

第五章 对《回忆录》待写部分的几段笔记(1851年4月回国路上)／294

第六章 1851年5月15日我与共和国总统的谈话(我从意大利归来

后第一次见他)／300

第七章 宪法的修正——1851年6月21日我约贝利耶在家交谈。我

们俩都是修正委员会成员／303

第八章 罗马事件(立法议会1849年10月18日，会议报告)关于对

罗马远征特别追加贷款之拨付的相关法案的辩论／306

托克维尔年表／322

译名对照表／324

“十八年来第一次，”我说，“你们试图对人民讲话，以期在中产阶级之外寻求支持。倘若你们无法鼓动人民，我觉得这个结果可能性最大，你们在统治者和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支持统治者的——眼中，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可憎可恶，这样一来，你们反倒使你们希望推翻的政府变得更加稳固；倘若相反，即人民被你们鼓动起来了，那么你们无法比我更能预见这种风潮会把你们引向何方。”

随着宴会运动的继续，出乎我意料的是，后一个假设变得最可能实现。领导这场运动的人自己开始感到某种不安，的确，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掠过他们的内心，但却无法印在脑子里。博蒙，当时是他们的骨干之一，我从他那儿获知宴会运动在国内制造的风潮不但超过了其始作俑者的期望，甚至超出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不但不想再扩大而是想方设法去平息这场运动。在两院会议后，他们已有意让宴会不但从巴黎销声匿迹，而且在全国各地均不再举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千方百计想从他们误入的歧途中走出来。宴会运动最终是结束了，尽管这当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最后结果。此前，他们或出于被迫，或出于冲动，尤其是为了挽回面子，都参与其中。政府方面用激将法推动反对派采取这种危险的做法，以为这样会导致它的失败。反对派为了不表现退却，硬撑起这一局面，两翼互相鼓动，互相刺激，于是相互推搡着走向共同的深渊。深渊已近在咫尺，他们却视而不见依然亦步亦趋[4]。

我记得，二月革命爆发前两天，我碰巧在土耳其大使家的盛大舞会上遇见迪韦吉耶·德·奥哈纳[5]。我对他怀有敬意和友情，尽管党派思想所可能有的缺点，他几乎都有，但他在缺点之中至少还加入某种存在于真正的激情之中的无私和真诚，在我们这个人们除了狂热追求私利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激情的时代里，这是两种罕见的优点；我们的关系允许我亲热地对他说：“鼓起勇气，我亲爱的朋友，您在玩着一局危险游戏。”对此他毫无惧色，严肃地答道：“请相信，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再者，确实应冒些风险。不经受如此考验就没有自由的政府。”这个回答将这位果断但却思想狭隘的人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虽狭隘但却才华横溢，以他的才华他对所处环境内一切都看得既清楚又透彻，但却丝毫没有想到环境是会改变的。他博学，无私，热情，暴躁，报复心强，属那种博学但又褊狭的人，这种人通过生硬的模仿、靠对历史模糊的记忆来从政，他们常把自己的思想禁锢在单一的理念之中，在其中热血沸腾，不辨是非。

P58-59

“记忆之描绘仅为我自己”

托克维尔全部著作有洋洋数千页之多。这位毕生笔耕不息的人，终其一生，虽一直为健康烦恼所累，但始终给人一种充满活力、求知欲强而创作不断的形象。他关于印度的一部著作的计划就是他不倦创作的例证。诚然这一著作计划最终放弃了，但他仍然已就此作了开篇论述。我们似乎不能把他的游记、报告(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数关于废除奴隶制的那一篇)、在学院的演讲、在议会的演说、最后还有大量的书信，与他的专著相提并论。尤其他的书简，构成了他后世传颂的著述——两卷《论美国的民主》和一卷《旧制度与大革命》(后一部书中附有一篇关于法国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长篇论文)——的写作素材。即便对于一位并不是托克维尔著作的注释者来说，哪怕只是阅读这些伟大的著作，也足以激起他领略托克维尔浩瀚之作品的欲望。

然而，本《回忆录》不能归人我方才粗略划分的类型之中。诚然，托克维尔力图让本书的读者相信，在他看来这一作品除了让自己得到消遣之外，别无其他价值。即便如此说来也不尽然：甚至连读者，他也想排除在外。回忆他那一时代的事件，描绘他同时代的人物乃至他自己——他们既是事件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见证者，他视之为一种愉悦，他要把这种愉悦留给他自己。“这本书，”他开宗明义地说道：“将会成为一面镜子，我乐于在镜中注视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它绝不是我为公众创作的一幅画。对此，即便我的密友也将一无所知，因为我要自由地描绘自我和他们……”顺便指出托克维尔在书中所引以为咎的缺陷几乎不能使他的威信受到影响。这里的缺陷指的是，他在议会演讲中言词过于尖锐，结果使他失去了应该得到他绝大部分听众欢迎的说真话的优势；他与不熟悉的人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致使他的谨慎被误认为傲慢；他无法克服平庸之辈让他产生的烦恼，以至于忘记了他们的姓名及其相貌特征。我们对下述一点不能视而不见：即他喜欢自由地进行描绘，这难免会伤害他人。而且他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无论外表还是精神，不仅直言不讳，而且笔锋辛辣酣畅。因此，依他之见，不应将《回忆录》视为一部重要作品。

托克维尔不愿披露对他同时代人物中的某几位的评价，这点不难理解。直至他到达或者临近生命的尽头，他的态度虽已略有改变，但仍固执己见，禁止出版他的《回忆录》，最后在亲友们的一再恳求下，才勉强准许出版，不过条件是要等到新的一代占据公共舞台之后。这一点已在他的遗嘱中说明。让他们接受他的顾忌吧，但别忽略了他在《回忆录》开篇时的声明：“记忆之描绘仅为我自己。”然而，这是一个奇特的设想，作者并非想要进行内心的自我倾诉、思想的自我检验，而是要构思一部悉心撰写、以各种文献资料为基础的著作。这一著作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在于阐释两年期间相继发生的系列事件——七月王朝的崩溃、二月革命、六月起义、路易·拿破仑上台、各种政治派别间的斗争以及共和国的失败等；另一方面是想把这些事件重新置于民主的或法国大革命所造就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观照。最后，对于这一作品，作者意欲将其视为一部个人生活日记。别忘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自序结束之时曾声言：“本书不为任何人而作。”而现在，在他的《回忆录》的开场白中，他依然不改初衷，依然那样坚决。难道作者是出于不伤害他同时代的人这个动机吗?或者难道不能认为是另一种孤独，即一位脱离了公共事务的作者的孤独，已经取代了这位一门新的政治学的奠基者所想望的孤独?让我们暂且将这一疑问搁置一旁。最好还是去强调一下托克维尔与他这部著作之间所维系的关系之中的某些奇特之处。这种关系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他在诺曼底动笔，他当时将此称之为消遣时起就表现出来，而且在他于索伦托撰写第二部分，即他重新投入写作时亦有所表现。在一封致友人德·博蒙的书信中，他在对自己的新住地表示满意之后，似乎第一次提及了他的大计：“只是欠缺一点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智力娱乐而不是一项工作……我已经在托克维尔堡开始收集我涉足政坛期间的某些回忆，并趁此机会把我对当时的人和事所触发的一些感想写下来。我又重新拾起这一微不足道的工作，正如您的判断，此事无论是大肆宣扬或是在小范围内公开都是不合适的[1]”。他所使用的一切措辞都是为了贬低这部尚在撰写之中的作品：严格说这并不是一项工作，或者它只不过是“足以(让他)消磨早晨的时光”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或者是“一部俏丽的模特画出的平庸之作”，要不然干脆说它不是一项工作而是在“胡思乱想”。最后，托克维尔告诉他的朋友他远未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而是萌生了创作一部新书之意：“多少次我都在想，倘若我要在世上留下自己的某些痕迹，这主要得靠我的写作而非我的行动。”因此，他在寻找一个题材，这种题材可为他提供“将事件糅进思想，将历史哲学融入历史本身”的方式。显然，《回忆录》在他的心目中仅只是题外话而已。然而，托克维尔在书中详述的历史事件是如此重要、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他竟两度将它们称为无论在《我国年鉴》(nos annales)或在《世界史》(I’histoire du monde)中均属史无前例。在对二月革命的诠释中，他认定二月革命的产生乃为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相结合的结果。在他看来这些特殊原因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因为他在著作中指出，在君主或大臣们对现状的无知中存在着某种逻辑关系，尽管他们曾努力避免革命的发生。对于导致他们前任失败的决策，他们想反其道而行之，但恰好是这点招致了他们自己的失败。这里我需要及时指出的一点是，他在对事件的观察中，揭示了它的不可逆特性，显示了他杰出的洞察力。

托克维尔在指出2月24日前夜，大臣们的计划实质上在于支开军队，并“用国民自卫军淹没巴黎”时，他注意到当时负责阻止1848年革命的人正好是当年进行1830年革命的那些人。“当时军队的抵抗并未阻止他们进行革命，相反，若不是查理十世那样轻率地下令解散国民自卫军，那么它的出现定会让他们深陷困境，定能阻挠他们取得成功，对此他们依然记忆犹新。他们与波旁王朝长支政府的行为背道而驰，但却殊途同归。即便人还是那些人，但人民的倾向和历史事件则是变幻无常的。这是十足的真理。一个时代永远不会与另一个时代相吻合。强行将旧画嵌入新框，效果总是很糟糕的”，指出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他在书中第二部分又再次重复了这一观点并且对它的含义作进一步的延伸。他说“……只是往日的历史业绩把它的迷惑人的光芒投在了当今时代，让路易一菲利普感到失望，正如我曾经说过也让他的大臣们感到失望。如此产生但却互不相似的失误，一个接着一个，简直可以绘成一幅奇特的图画。那就是查理一世，在其父温和的统治时期，看到在英国反对派思想带来的进步，于是被推向专制和暴力统治；那就是路易十六决定容忍一切，因为查理一世因凡事都不容忍而送了命；那就是查理十世引发了革命，因为他亲眼目睹路易十六的懦弱；最后就是所有人中最有洞察力的路易一菲利普自以为要维持王位，只需曲解但不践踏法制……”单单这些评论就足以令人相信托克维尔不但没有拘泥于叙述者的身份(整部作品都显示了这一点)，而且他从这些事件中汲取出对历史的思考，这些思考超越了他先前的著作，后者只侧重于那些决定人类发展进程的重大变化。

（序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