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嬴政为什么要“焚书坑儒”？惯常醉汉刘邦为什么能从项羽手中夺取天下？武则天的淫乱缘自早年的男性崇拜心理？为什么说明太祖朱元璋是“受制于悲伤记忆的嗜血狂”？光绪皇帝又是怎样成为恋尸者阴影下的萎缩生灵？“嗷嗷待哺”的末代天子博仪身后，为何长起一条像狐狸一样象征个人命运的长长的“尾巴”……作者以精神分析理论和心理历史学的方法，倾心打造国内第一部“散文式”的皇帝心理传记！

这是一部抒情散文体的历史人物心理传记。作者对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7位帝王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心理分析，探幽索微，不满足于历史事件表象，将触角伸向人物的社会心理后面，深刻地剖析导致他们心理病案的所有隐秘，巧妙地解答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谜团，创造性地打破历史人物传记常规写法，通篇洋溢着迷人的气质。《帝王的隐秘》是继二月河、黄仁宇的著作之后，又一书写历史题材的重大突破之作。

自序

情感紊乱的抑郁人格者——赢政

顺“天”化心的庸常醉汉——刘邦

性角色困扰下的激情女皇——武则天

悲情勃发的感受性沉人格者——李煜

受制于悲伤记忆的嗜血狂——朱元璋

恋尸者阴影下的萎缩生灵——光绪

“嗷嗷待哺”的末代天子——溥仪

多余的告白（代跋）

头一个撞在他刀口上的家伙不是别人，就是缪毐。这位从吕不韦裤裆底下爬到王太后床上的公牛，是一个卑贱的小人。王太后对他的宠爱和纵容，使他的贪心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他似乎觉得这个世界征服起来太容易了。

不是吗?

他原来不过是一个劣迹斑斑的盗贼，一次非同寻常的艳遇，就把他带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他被封为长信侯，河西太原郡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作为他的封国，由他自由支配。他依山傍水建起豪华的住宅，广收美女，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当时王宫里的车马、苑囿、宫室，王室成员外出狩猎、游玩等事皆由他来决定。可以说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他的权力还得到他行为后果的支持——他与王太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那两个秦王政的小兄弟如今在雍都宽厚的宫墙里嗷嗷哭叫，不时扬起红喷喷的小脸，有滋有味地吮吸乳母丰盈的奶水。

嫪毐被突然降临的权力和他与王太后非同寻常的关系冲昏了头脑，不免飘飘然，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对自己的言谈举止逐渐失去了控制。

一次，他和侍中等左右贵要在宫里下棋，由于多喝了一点酒，双方都略有醉意，为一着棋发生了激烈争执，缪毒看说服不了对方，便拿出了杀手锏。他瞪大眼睛，冲对方说道：“你他妈的什么东西，我是秦王的假父，你竟敢和我论理!”对方被他吓跑了，将他的话悄悄告诉了赢政。

几年舒适、显赫的宫廷生活和对绝对权力的滥用，使得专横跋扈的嫪毐尝到了做主子的滋味，对继续充当奴才失去了耐心。他不再甘心屈居人下，即便对手是全知全能的天帝，他这类亡命之徒也打算徒手格斗一番。何况站在他对立面的并不是天帝，不过是他情妇的儿子——一个徒有虚名、长相凶恶的新国君罢了。他与太后密谋“王即薨，以子为后”，并顺利借得秦王御玺和太后玺发兵作乱，企图推翻刚刚加冕亲政的秦王，另立新主。

赢政对此早有准备，他立刻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统率大军平息叛乱。

P10

本书确切地说是抒情散文式的心理传记。“抒情”一词说明我无论在谈论谁或谈论什么，表达的都是私人的观念。我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一个独特的人，即便他起草一纸公文，宇里行间都有独到的韵味；反之，一个大众社会趣味的受害者，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体裁，表述的都不会是私人的东西，他的感觉是普遍的，观念是流行的，因而他们的作品在我看来就算不得抒情散文。我有心成为写抒情散文的作者，并以此估量自己的成就。本书即是我在写抒情散文方面的尝试。

这本书的写作，借鉴了心理历史学的某些方法。心理历史学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一种史学流派，它旨在运用心理学的各种学说，尤其是以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历史进程、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七十年代，心理历史学的研究达到全盛时期，大量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如艾里克森对路德、甘地，弗兰克·曼努埃尔对牛顿，多丽丝·卡恩斯对约翰逊，彼得·洛温贝格对海因里希·希姆莱，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以及许多人对希特勒的分析研究。还有人把一些当代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等也作为研究的对象。

心理历史学热衷于传记研究的倾向，显然与弗洛伊德对莱奥纳多·达·芬奇的传记研究有关。弗洛伊德的《莱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文至今仍被视为心理历史学的杰出范例。在该文中，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以往有关达-芬奇传记中的一些极为零碎的材料进行了研究：没有父亲的童年时代，对母亲的感情依恋，一生中无恋爱记载，喜爱漂亮的男性学生，不厌其烦地记录开支账目，尤其是他对童年的回忆。通过分析，弗洛伊德断言：莱奥纳多·达·芬奇有同性恋情感。他的结论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因而文章一发表就招来众多的批评。但是，该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提供的结论是否有效，而在于它所提供的方法是否可行。弗洛伊德方法的意义在于深信历史人物的无意识内容总会通过各种零散的历史痕迹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学家只要像考古学家那样把这些散乱的碎片收集、拼凑起来，就可能恢复历史原貌。。因此，弗洛伊德开创了将精神分析学引入历史研究的先例。后来，在艾里克森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史学流派——心理历史学。

美国心理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指出：心理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历史动机的科学，“它所关心的可以是成文历史所记载的相同事件，但它的目的绝不是报流水账”，“心理历史学将永远是一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而历史学却始终以时期为中心，两者的任务迥然相异”，“心理历史学有必要在过去和现今社会中亲自搜集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资料。历史巨著的价值对于心理历史学是微乎其微的，而那些被历史学家所冷落遗忘的旷野，诸如童年历史、昔日意象的内容分析等等却一反既往地从外围迅速伸展到心理历史学家概念世界的中心”④。

关于心理历史学的范型和方法，劳埃德·德莫斯指出：“可以认定，‘心理历史’的内涵不比‘心理一社会’狭窄。‘心理一社会’其实是个冗词，因为这个‘社会’并不‘外在’而只‘内在’于人的头脑中。那种说心理历史学把‘一切都归纳为心理学’的指责，从哲学角度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就‘归纳’这一点来说，心理历史学确实是归纳主义者，因为它所研究的一切，就是历史动机。只有当‘社会的’成为‘心理学的’一部分时，心理历史研究才能成为如下范型的心理历史学：

……

心理历史学的另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时至今日才初露端倪。最突出的是，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历史学的研究过程不是从耐心积累资料开始，而是先确定对自身发展有关的问题，然后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大胆的假设，寻找问题的答案，最后用经过努力获取的新证据来检验和反证(不是证实——证明是中学化学课的事)假设。事实上，心理历史学担负着双重的检验任务，它不仅必须同所有历史研究的一般标准相吻合，还必须在心理学上站得住脚……和一切科学一样，心理历史学的成败在于概念的明确性和可靠性，在于理论的广博和简约性，在于经验证据的广泛性，等等。心理历史学真正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是它的发现方法学(methodology of discovery)。这种方法学力求独特地熔历史文献、临床经验和研究者个人情感于一炉，并用以浇铸‘发现’的钥匙，从而打开历史动机这扇锈锁禁锢的重门。”⑤

在心理历史学的研究中，劳埃德·德莫斯着重指出研究者个人的情感因素，也就是体验所起的作用。他说：“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分析学一样，研究者个人的情感是等同或胜过眼睛和手的工具。情感如同眼睛，不可能绝对正确无误，常常会出现畸变。但是，由于心理历史学关注的是人类动机，由于发现和估量复杂动机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人类行为者的角色，因此，多数‘科学’所提倡和遵循的压抑一切情感的研究方式，极大地束缚了心理历史学家的手脚，其严重程度等于不准生物学家使用显微镜。所以，心理历史学家的情感发展与他的智力发展一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运用心理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撰写心理传记，在国外虽然较为普遍，但在国内，孤陋寡闻的我一直不曾见到。我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一向很有兴趣，又兼自己是学历史的，不安分的天性使得在学习的过程中疑问丛生，不再满足于对历史事件表面现象的了解，倒有心把探索的触角伸向事件的背后，伸向人物和社会的心理层面。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心理奥秘，有一种经受不住诱惑的探求冲动。因为，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帝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随处可见；而且，相对于其他人，有关他们生活的资料较为丰富；再说，虽然同为天子，开国皇帝和守成之君迥然相异，女皇又独树一帜，每个人出身不同，早年生活环境的差异，构成帝王种类繁多、彼此分隔的心理行为类型。这真是一个万花筒一般的大千世界。于是，一半出于兴趣，一半出于门外汉不知深浅的莽撞，根据自己在阅读史书(中国史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涉及心理行为描述的文学作品)时产生的印象，融会自我的情感和体验，采用人格心理学各流派的成果。，对几个有重大疑问的帝王进行了大胆的假设，确立了他们的人格类型，并通过努力获取证据来检验和反证假设。例如，我将赢政确定为抑郁人格者。这位千古一帝困扰我的问题是：他非凡的独创性和极端的冷酷是如何形成的?他究竟为什么要“焚书坑儒”?通常的解释过于笼统，也过于简单，不能尽如人意。在我看来，这与他早年的心理创伤有关，比如丑陋、孤僻、招人非议，进而导致退守自我，崇尚孤独，以施展雄伟抱负克服自我贬值，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他漠视人类为暴力付出代价的心理基础。“焚书坑儒”则是他吞噬“窃窃私议”的一次重大努力。至于汉高祖刘邦于平凡中建立伟业，一举击败绝代英豪楚霸王项羽的谜底，则只有到他与时代、民众的特殊关系中去寻找，他深深地潜入时代和民众文化一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他们最基本文化形态的代表，达到“天人合一”、难解难分的地步，必然会创造出“庖丁解牛”般的奇迹——变劣势为优势，变一连串的战败为最后决战的胜利。对武则天前后矛盾的行为模式的研究，使我发现这位丰盈、残酷的女皇内心自始至终充满了困扰，这种困扰源于她早年性角色混乱的遗产——男性崇拜心理。对李煜的人格确定想必会引起争议，这是因为我强调了出生创伤对他的重大影响，但我也没有忽略后天的生活环境对他人格形成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作品中“血”的成分，绝哀的人生慨叹所达到的生命本体的深度，都反衬出前者影响的巨大。我认为，朱元璋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经历的自我同一性危机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他以后的作为。大饥荒的记忆，难以忘怀的卑贱和耻辱，终于使他成为人世差异的残忍扫荡者和复仇狂。他狭隘、封闭的道德观念和生活理想对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庞大、先进的中国变成了一只举步维艰、夜郎自大的乌龟，开始落后于突飞猛进的西方。19世纪下半叶，在列强炮火的轰击下，这只乌龟幡然猛醒，掀起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国又有了一次复兴昌盛的良机。然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光绪，却是一个在恋尸者(慈禧)阴影下苟且偷安的萎缩生灵，他热切而稚嫩，只知咄咄逼人地一味蛮干，将变法维新运动作为挽救他失败人生的孤注一掷的赌博，结果不免惨败，自己也身陷囹圄。由此可见，历史人物的人格心理，对历史进程决不能说是毫无影响的。历史发展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倘若光绪是赢政，变内心的软弱为行为的刚强、铁血，又具有现实、冷静、清醒的头脑，创造历史的雄心和魄力，戊戌变法未尝不可以取得某些成果，也许因此中国历史将出现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转折。这都是可能的。最后，我利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本人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资料，为这位传奇人物画了一张心理自画像，揭示了他童年、幼年时旁人超强度参与的生活所造成的怪异、依赖、紊乱的特性和随后的变化，以及他引入入胜的情史。这样算下来，我一共写了七个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写七个，而不是八个或十个，这其中有什么道理吗?道理是有的，这就是疑问。书中的七个帝王对我来说，勾起的疑问最大，我便选择了他们作为分析的对象，并且据说“七”是个神秘而有意味的数字。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朱星在他的遗著《中国皇帝评论》中写道：“中国皇帝最多，较可纪念的只有七位。”⑥他也选择了个“七”，可见“七”果然具有深意，于是，我也不妨将自己依靠在“七”这样一个深沉的数字上沾点光。

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性研究，错误总是难免的。可我历来相信这样一句话：“一个新的错误往往比一个古老的真理要来得更有生命力，而拿一个有成果的错误去和一个没有成果的准确性相比也是如此(特雷弗一罗珀语)。”。如果本书作为有成果的错误，为心理历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将为此感到欣慰。这证明：在这个文字垃圾成堆的世界上，本书没有成为垃圾的一部分。

1994年初春于西安

多余的告白

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著《玩笑》，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说的是主人公卢德维克因犯“政治错误”被迫赴惩戒营接受劳动改造，这是一个边缘人的世界，尽管每个人的经历、个性不同，但结局是相似的，这就是当时代车轮的润滑剂，承受被奴役被蹂躏的命运。苦役者的生活是沉重的，但也是顽强的，人的那点可怜的欲望偏偏在石缝中也要扭曲地表现出来。于是，卢德维克和他的同伙通过干一些出格的事以排遣精神苦闷。他们作弊，捣蛋，组织对抗，假日里跑出去泡妞。一天，他们去参加一个舞会，卢德维克和另外两个人设计从一群炮兵堆里诱出一个金发姑娘，来了次“光荣撤退”，四个人跑到无人处对着瓶子喝酒，金发姑娘很快就变得滔滔不绝起来，在收了100克朗的钞票后就解开外套，拉起裙子，脱下内裤，同伙立即冲上去战斗，轮到卢德维克了，他却怎么也无法接受这种做爱方式，露天地里，那姑娘坐在一个拖拉机似的机械的马口铁座位上，叉着两条腿，这种景象让他感到眩晕，可金发姑娘在他耳边柔声低语：“嗨，我只是为了你才来的，傻瓜!”然而他还是不行，于是金发姑娘开始叹息起来……

一个精心设计的猎艳计划，因为主谋者的心理因素而搁浅，没能最后完成，这就是心理因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过，这只是那个名叫卢德维克的小人物个人生活局部的失败，算不了什么。可是，倘若这是一个大人物，又处于决定历史命运的紧要关头，他那独特的心理因素想必影响就大了。我总忘不了《史记》中“霸王别姬”那惨烈的一幕，楚霸王项羽和他命中注定的女人虞姬，性子为什么那么刚烈?他们为什么不能采取迁就、迂回乃至退缩的策略卧薪尝胆呢?为什么不能东渡乌江重振旗鼓而要顾及脸面?临了，项王自刎而死还要把头颅送给自己的叛徒去领赏，他这一非常举动究竟要证明什么?猜疑、自私和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毁了项羽，也毁了曾经拥有的大好局面，而成就了“竖子”刘邦。可我总在想，倘若项羽克服了自己的心理弱点，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汉民族的历史有可能重写，起码源远流长的汉文化不是那么世俗、适应、矮化、认命、超脱奸猾、怎么都行、散发出孔孟之道的霉菌，而一定会掺入项羽个人的侠气、热血、极端、倔强!这是一种奔放的“异彩”。因为某个人的心理因素，历史呈现出多大的遗憾啊!这兴许就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原因吧——试图揭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本书的写作历时一年半有余，时断时续，身处现实的困境中体会历史人物的困境，时常感慨命运的残酷和不得自主。一个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最先遭遇什么样的境况，他是无法选择的。可恰巧是这种无法选择，有时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人是多么容易被毁灭啊!有人在非做不可时，因为对做什么迟疑不决就此潦倒，以后任凭他怎样补过都无济于事，只好永远受罪；而有的人，在心理症的支配下，广播死神，频生灾祸，自己却认为在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如果问我完成本书后有什么感觉，我惟一的感觉是对人本身的怜悯。

其次，我觉得有必要就历史观方面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粗浅的认识。2O00年初，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病逝，我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中谈到过以往的历史学，我写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拨人，接受的教育中有一门主课，这就是历史。所谓历史，在我的印象中和蟋蟀咬仗没什么区别，领袖有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区别只在于，我们被告知，应当从道义上无条件支持那些总是受压迫的蟋蟀。后来为顺应政治的需要，中国历史又被简化为儒法斗争，反倒把我搞糊涂了，这使阶级斗争史中一些明显的坏人成了正面人物。可不管怎么变化，历史似乎是一门多余而无用的学问，它不告诉你过去，也无法启迪现在，预示未来，它仅提供几个八股思维模式，一大堆抽象生硬的概念，犹如布满塑料花草的枯井，有窒息生命的阴森却无废墟古迹的文化内涵。”。

在一个政治涵盖一切，历史素来由政治打扮、为政治服务的国度里，却多年奉行着一种“历史客观性”的假说。这与其说是对西方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认同，不如说是以此为名行炫耀权威之实，以赢得内圣外王支配他人的地位。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假传圣旨。多年来，我对克罗齐。等人倡导的历史学心仪已久，赞同他“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克罗齐认为，历史之所以是当代的，是因为历史研究离不开“当代人”的精神和思想。当代人在对历史事件进行理解和估价时，总是依据人们的精神活动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和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当人们思考历史事件时，是以自己的精神再现它，复活它，整理它。所以历史是思想的产物，一切历史应归结为思想的历史，即使是历史事实也同样经过历史学家的主观选择，因而也必然具有思想或精神的因素。。对传统史学家极端重视的所谓原始史料，这包括过去人写的历史著作、笔记、档案材料等，克罗齐同样抱以怀疑审视的态度，这些东西也是当时的当代人根据自己当时的主观性写下的，“以前的记述或判断，现在却成了事实，成了要加以阐明和判断的文献”。这有悖于常识。况且，发现的原始史料越多，自相矛盾的记载就越多，自然少不了当代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性进行选择和判断。当某人宣称他是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上进行工作时，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倡导主观主义的历史观，有可能颠覆千百年来历史学的规范和价值中枢，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到底还有没有历史的客观真实?我们能不能还原纯粹的过去?回答是：“对于往昔的客观认识只有通过研究者的主观经验才能得到”。。而这显然就难以纯粹了。我倾向于认定历史研究成果的相对性，无论是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的有成效的历史研究，都只是展示了历史客观真实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客观真实的历史有可能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合成。请注意，我说的是“有可能”。事实上，我们永远也无法在纯粹客观的意义上复原过去，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客观真实。

本书的写作，要首先感谢学友钟晶晶女士，是她与我共同商定了题目和写作计划，并一再激发我的写作热情，假如没有她的催促，慵懒好玩、兴趣发散的我，恐怕至今无法完成。再者，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新爱，她在百忙中为我寻找资料，誊抄稿件，干了许多出力不讨好的枯燥活儿。想来有趣，当时我和妻子正在谈恋爱，因我和她各方面都差距很大，经济又不宽裕，实际上双方都存在着心理问题，可围绕着本书的劳动使我们从固有的心理困扰中走了出来，不失为本书写作的又一收获。

作者

2001年5月

本书对秦始皇、刘邦、武则天、李煜、朱元璋、光绪、溥仪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世界作了颇具学理的精神分析，将心理学中的某些概念性的假设投射到具体对象上，确立了他们的人格类型，揭示了导致他们心理病案的隐秘，剖析了七位帝王的“本我”。

——《南方周末·闻香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