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著名学者，对他作出全面、深刻、恰当、公允的评价，实非易事，这需要撰写者具有诸如文学的，哲学的，史学的，文化的多方面的学术素养，还要对清代的政治史与学术史了如指掌。《赵翼评传》作者赵兴勤教授正是在具备了诸多学术素养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了各种材料，加以高屋建瓴地宏观把握，从而对传主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治史思想，以及他的文学理论所具有的独特风貌与文学渊源，作出了全面的评价。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文史兼擅，为乾隆三大家之一。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而且亦有不少历史研究著述世，其思想包蕴丰富、宏阔博深，很有代表性。《赵翼评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丰赡翔实的历史资料，生动描述出赵翼一生的业绩，同时，又采用夹叙夹议、传评结全的方法，鲜明地勾勒出其思想演化的轨迹。

《赵翼评传》作者赵兴勤教授对赵翼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治史思想及创作追求的独特风貌与文化渊源，逐一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剖析与论述，最终确立其在史学研究与文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童年艰辛和“长安索米”

 一、不甘沉沦的寒门书生

 二、两次冒籍应考

 三、寄居汪宅“闲商文史”

第二章 宦游京师与“大魁佹失”

 一、人直军机处

 二、扈从木兰围场

 三、“蜚语中伤”与出入军机

 四、状元与探花的倒置

 五、供职翰林院

 六、京师交往与官场应酬

第三章 出守镇安

 一、访察风物民情

 二、“勉修循良绩”

 三、奉命从军滇南

 四、复回镇安知府任

第四章 调任广州知府

 一、“销金窝”中的冷静思考

 二、宽以断狱与关注农耕

 三、“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

第五章 特迁贵西兵备道

 一、荐举背后的文章

 二、衙冷而官忙

 三、整顿铅厂与弃官返乡

第六章 居乡教读

 一、以著述补风教

 二、补官未成任教职

 三、移居常州与扬州迎驾

 四、掌教扬州安定书院

第七章 出应闽浙总督幕

 一、为何“挂冠翻人幕”

 二、“戎幕佐军筹”

 三、返乡途中的尴尬

第八章 以文字与道义交友

 一、与钱大昕、王鸣盛、袁枚等人的交往

 二、与洪亮吉的深厚友谊

第九章 忧国忧民的咏叹

 一、关注现实审视时事

 二、感时伤乱力欲挽天

 三、世风盛衰关时局

 四、政局的骤变

 五、闻捷而生悲

 六、为苍生而歌哭

 七、最后的岁月

第十章 瓯北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学术背景

 二、藉史明义

 1.开放文禁

 2.废止株连

 3.澄清吏治

 4.荐贤以公

 5.广开言路

 6.抑制豪绅

第十一章 瓯北的治史方法

 一、方法的革命

 二、《陔馀丛考》与《廿二史箚记》

 三、治史方法

 1.枚举法

 2.比较法

 3.归纳法

 4.推理法

 四、《廿二史箚记》著作权辨正及其他

第十二章 瓯北的治史思想与学术追求

 一、问学师承

 二、治学经历

 三、治学态度

 四、治史途径

第十三章 瓯北与考据学

 一、瓯北的疑经精神

 二、宏阔的学术视野

 三、排比史料与揆之以理的考证方法

第十四章 瓯北的哲学思想

 一、“用”与“度”

 二、“言”与“行”

 三、“物”与“理”

 四、“外”与“内”

 五、“时”与“势”

 六、“儒”与“佛”

 七、“功”与“过”

 八、“命定”与“自为”

 九、“弃”与“取”

 十、“理”与“气”

 十一、“仁义”与“人生”

 十二、“穷”与“通”

第十五章 瓯北的诗歌创作理论

 一、瓯北的创新主张与创作实践

 1.文化的积淀与创新意识的萌生

 2.执意求新与积极探索

 3.创新意识的深化与自然淳真之美的追习之

 二、爱古而不薄今的论诗原则

 三、“人品”与“诗品”并重的批评模式

 四、诗关家国的创作倾向

 五、“性灵”与“学问”兼擅的独特风貌

第十六章 瓯北诗歌的艺术风格

 一、兴酣落笔，雄丽奇恣

 二、“好论驳”、“涉乎趣”

 三、博取众长，熔铸新意

附录 赵翼年表

索引 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乾隆十四年(1749)春，瓯北告别家乡亲友，偕同族孙赵敷廷，搭乘别人的运租船，沿运河入京，客于外舅刘午岩馆舍。刘午岩又客寓太子太保尹继善幕，头发已白，还未博得个一官半职，但瓯北还是恳切希望午岩能代为说项，“一壶还仗引中流”(《入都依外舅刘午岩先生馆舍》，《瓯北集》卷二)。然而，虽说尹继善享有援引贤才之誉，但刘午岩寄人篱下，且一介寒儒，在显宦前说三道四，又有几多不便。而瓯北却是再依篱下之人，就更可悲了。孑然一身，孤寂寥落，未免有“长安索米怅何依，年少江南一布衣”(《七十自述》，《瓯北集》卷三八)之叹。后来，他渐与在京的文士相往还，作诗酬应，“才名一日动辇下”。刑部尚书刘统勋闻其名，招致幕中，令编《宫史》。刘统勋立朝刚毅，“光明正直”，权高势重，却不立崖岸，爱才若渴，每当上直归来，与瓯北同桌进餐，令其子刘墉孝廉作陪，“不另设宴”。故而，瓯北在诗中说：“剩夸年少依刘日，伴食曾陪两相公。”统勋的人品气格，使瓯北深受感染。其子刘墉，长瓯北七岁，虽说功名尚未大成，但已以擅长书法驰名，且为人处世，亦有乃父之风。瓯北有意摹仿其书法，竟能达到几可乱真的“形似”地步，连刘统勋也几不能辨，含笑称赞。瓯北对这段生活，时常追想，曾在《六哀诗·故相刘文正公》一诗中写道：“我昔客公家，每饭共素几。得习闻绪言，披割无城垒。……此段得力处，窃幸窥根柢。”(《瓯北诗钞》“五言古”)恰可见宾主之间，关系非同一般。

瓯北壮怀磊落，以其才能和志向，自然不愿当一辈子高级幕僚，而是希望通过科考，明正言顺地取得功名。但是，当时有规定，南方的生员，不能参加北闱的乡试，只能在当地应考。明清以来，江南一代文化兴盛，人才济济，但录取名额有限。所以，不少南方士子，纷纷跑到北方，冒籍参加科考。顺治间，“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人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清·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康熙间，“浙江、江南人冒直隶等处北籍，及代人考试者甚多”，乾隆间，“向有南人冒捐北监应试者”。故而，各朝都屡申律令，严禁南人冒北籍应试。然而，瓯北为求功名北来，若依然一袭青衫而归故里，何颜见江东父老？此时，恰有同族人在天津做盐业生意，招他前往。这给他冒籍应考提供了契机。

乾隆十五年(1750)，年方二十四岁的瓯北，踌躇再三，终于决定离京赴津，冒商籍以应科考。然而，“冒籍涉于欺”，“功名一途，欲致此身而取重于朝廷也，若始进而即涉于欺，恐非朝廷之所重。”(《玉支机》第一回)瓯北对此，也是深有所知的。他的《赴天津》一诗，便真实地叙述了途中遭际以及疑惧愧赧的复杂心态：“西笑到长安，求官拟唾手。岂知一青衿，易地成弃帚。南庠试北闱，令甲所不受。闻有牢盆籍，游客借已久。爰乘薄笨车，路指丁沽口。将为假途行，先防扦官守。诘者严谁何，未敢告以某。譬如投秦客，变易姓名走。孟尝出函谷，夜半作吠狗。”“虽贪奋飞便，终愧诡遇丑。古人重始进，出处戒其苟。骋书却公卿，移文畏朋友。伊余独何为，情类雉求牡。”然而，一想到此事古来不希见，“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瓯北诗钞》“五言古二”)，也就顾不了许多，至天津冒商籍应科考。

清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沿用明制。各省学政在三年的任职期间，须主持岁、科两次考试。依次在所辖府州举行的考试为岁试，而对诸生甄别选拔，为录送应乡试者所举行的考试为科试。科试相当于后世的升学预考。其成绩优良，名列一、二等或三等前几名者，始有资格参加乡试。在这次由学政主持的科试中，瓯北成绩颇佳，“运使叶公昱，得先生卷，叹为奇才，拔置第一。学使吕公炽按试，取人泮”(《瓯北年谱》乾隆十五年)。他在《津门呈叶东壶运使》一诗中，坦诚地描述出改姓名冒商籍而应考的尴尬情状：“也随土著人胶□，失一兵仍得一兵，唇舌换如儿学语，姓名变岂容逃生。鹏当北徙贪风便，鹊不南飞羡月明。”(《瓯北集》卷二)瓯北冒籍应试，姓名换口音也得变，操惯吴语者骤改津门腔，当时之窘迫情状可想而知。但是，不如此又怕露出破绽，坏了前程，也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作为考官之一的叶东壶，明知其冒籍却顺水推舟，大概是出于怜才情切之意吧！

到了这年的秋天，瓯北再贾余勇，冒顾氏姓应顺天乡试。当时是以四书文取士，“头场四书文三篇，经文四篇，其兼试五经者，则经各四篇，合四书文共二十三篇”(《瓯北年谱》乾隆十五年)。瓯北兴酣笔落，一日夜答就。同号舍的周姓考生，因临场生病，不能完卷，瓯北又代其答卷。当他走出考场时，天尚未午。按照当时的惯例，考“五经”者，例增试诏、诰各一篇。瓯北学积有年，一挥而就，“诏诰独冠场”。当时的主考官，是刑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汪由敦、礼部侍郎嵩寿，房师为刑部员外郎梁济瀍。阅卷后，汪由敦本来打算把瓯北列为“解首”，但因其头场文笔势纵逸，放荡不检，，遂置为第二十一名。瓯北举人及第，恰巧其故乡家中的玫瑰，一树也开了二十一朵花，与瓯北举人榜上的名次相符，一家人皆叹为异事。

此次应考，瓯北果然遇到了识马的伯乐，给主考官汪由敦留下极好印象。汪由敦曾称：“余主庚午京闱，得一五经卷，才气超轶，兼数人之长。二场所拟诏、诰，复极典雅，心知为才士，亟人取解额。及榜发，则阳湖赵君云崧也。谒见时，布衣徒步，英气逼人，目光烂烂如岩下电。叩其所学，自秦汉以来，诗古文源流，已皆窥涉津奥，遂延课两儿子。”(汪由敦《瓯北集序》)汪由敦甚爱其才，知瓯北所修《宫史》已告竣，即将其接人家中，以代笔札。自此，汪氏“凡应制诗文，皆由瓯北代拟”。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又考取了礼部义学教习。因学馆中无生徒，从学者不过每月朔、望日各来馆一次。生活是那样单调乏味。乾隆辛未(1751)，瓯北会试落第。由敦令二子承霈、承澍从其学。次年，再应恩科会试，又报罢。两次败北，给他精神上带来极大的压力。故乡老母依门闾而望的殷切目光，恩师谆谆告诫的诚挚话语，以及早年同学好友的无言期盼，都一一浮上心头，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苦闷之中。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儒生的人生价值，是以能否博取一第来衡量的。纵有满腹才华，却名落孙山，又与略识之无者何异？他尽管有时作自我安慰，径称科场“得失一鸿毛”，欲放弃科举之路，但又一转念，书生别无长技，“舍此将何求改操”？故心神缭乱，思绪万千，挥笔写道：“倦游情绪峭寒天，人海喧中黯自怜。漫拟穿杨凭一箭，又须刻楮费三年。达摩向壁空参佛，子晋吹笙已得仙。席帽巾箱商去住，欲归谁办买山钱”，“身本高阳一酒徒，无端托业忝为儒。举场我叹鱼缘木，败卷人嗤鬼画符。羞学空函书咄咄，共谁敲缶和呜呜。祗应白发高堂梦，犹问泥金信到无。”(《壬中下第作》，《瓯北诗钞》“七言律一”)大有心灰意冷、壮志难酬的悲凉况味。然而，他对个人的才力，还是充满自信的，决计磨穿铁砚，博取一第。“闭门仍与一编亲，肯使干时软红尘”？经过痛苦的反思，他决计靠苦读博取功名而不趋附时俗、干谒私门。P10-14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赵翼评传》的写作，经历了六年之久，总算得以问世。回首往事，感喟颇多。

我承担此项任务时，《瓯北集》尚无排印本，有关研究资料也较难寻觅。后想方设法，通过熟人关系，始借得一部一般不出借的某地馆藏湛贻堂刊本《瓯北全集》。又向台湾学者杜维运教授求援，承蒙杜先生厚爱，将大作《赵翼传》慨然寄赠，很令人感动。这均为我的赵翼研究提供了方便。正当我奋笔疾书、努力写作之际，远在家乡的年迈老父亲突然患病，卧床不起。家中尽管有二位兄长和嫂嫂、姐姐等人照料，但我必须尽为子之责。于是，每每是星期五授课毕返乡，在老人床铺前侍奉两天，让兄嫂略得休息，星期日晚即返校上课。来回奔波，长达月余，可谓疲惫不堪。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精心照料，父亲病情略有好转。他望着我渐渐瘦削的面容，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公家的事要紧，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家里有你哥嫂在，你就不用回来了。千万别耽误了工作，把你那本评传尽快写好。”临行，我回望躺在病榻上的父亲，只见他那饱阅人世沧桑的眼神里，分明有泪花在晃动。我背过身去，强忍泪水，踏上了返徐的路程。岂料到了1995年10月5日(农历闰八月十一日)，突然接到家中电话，说父亲病危。当晚，我饭也没吃，连夜赶回老家，然父亲已离我而去，临终都未能见上一面，以致留下终生遗憾。当时之忧伤悲痛，真难以用语言形容。我的情绪，很长时间都未能稳定下来，至今思起，仍泪难自抑。

在此之前，我与妻每年都将父母从老家接来，在徐州住三、四个月，每晚必陪老人说会儿话。自承担此项任务后，缘时间关系，不仅没接父母来同住，且回老家探望的次数也少了。父亲去世后，我一度常回家探望，以宽慰老母之心，但因工作繁忙，毕竟难以持久。1998年春节前，我本来是与侄儿约好回老家过年的，但为了赶写书稿，最终还是取消了这一计划。除夕之夜，我暗自吟诵道：“爆竹辞旧岁，高堂盼子归。乡关云雾遮，游子泪暗垂。”的确是当时心境的真切流露。到了后来，母亲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处处要人照顾，须臾不能离人。双脚不能行走，思维亦不太清楚。鉴于这一情况，我与妻花千元为老人购一轮椅，既能让老人晒晒太阳，又可减轻兄嫂服侍老人的劳动强度。一次，我回老家，推着母亲去村外走走，看看田中成片的荷花、碧绿的稻田、清澈的渠水。母亲果然很是高兴，但又断断续续地念叨：“这车子是好，就是太贵了，太贵了。”声音虽说不太响亮，，但吐露的却是对儿女的深情关爱。到了1998年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四)，年近九旬的老母便与世长辞。从此之后，再也看不到假期临近之时老人站在村口盼儿孙归来的瘦弱身影，再也听不到茶饭之际老人对后辈的亲切呼唤。往事遥远难追忆，近景堪悲总心伤。我们在挽联中写道：“儿女痛忆慈亲教，孙曾常怀祖母恩。”道出全家的心声。我非常感谢兄嫂及姐姐等亲人，他们为照顾老人付出了很大代价，对我的工作也给以极大支持，尤其是伯兄兴堂公，以年逾六旬之高龄，除精心侍奉老人外，还不顾酷暑严寒，帮我誊清评传的全部书稿。此书得以付梓，不仅可告慰高堂二老在天之灵，家中亲人也当深感欣慰。

这几年，稍年轻的教师纷纷外出攻读学位，在岗者所剩不多。缘此，我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三届元明清文学方向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外，还同时担起在校本科生与外地函授生的教学工作。有时一月之间，分赴淮阴、连云港、丰县等地。1996年11月12日，匡亚明教授来徐州看望评传的作者。那时，我恰在连云港授课，未能当面聆听匡老教诲，至今引为憾事。每周十几节课的教学工作，用去了我大部分时间。我只能以节假日或晚上时间来从事写作。三伏天气，闷热异常，身在书房，如处蒸笼，但评传的写作却不敢懈怠。因挥汗如雨，恐浸湿稿纸，不得不在肘下垫三层毛巾。脖子上亦围上一条，以随时擦掉脸上渗出的汗水。本书三易其稿，六历寒暑。初稿达五十万字，因考虑到体例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大段删削。这几年，拙荆张传凤女士则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以腾出时间，让我专心写作，这当然也是一种默默奉献。此书得以出版，的确亦浸透了家中所有亲人的汗水和殷切的期盼。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思想家中心的巩本栋先生三下徐州，关心此书的写作进度。初稿完成后，蒋广学教授、茅家琦教授、周勋初教授及吴正岚、申屠炉明博士，均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其问，蒋广学教授与吴正岚博士、陈晓宁主任又亲临徐州，当面给以指教。尤其是蒋先生，他在百忙之中，对拙著的整体框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更使我受益匪浅。南京大学出版社及责任编辑卞岐先生均给以大力支持，还有我的老师余明侠教授，始终关心本书的写作，殷殷重托，铭感难忘。邱鸣皋教授亦曾多次给以帮助。去常州考察期间，曾得到瓯北六世孙赵争先生的支持，研究生吕靖波等同学在资料的整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本书尽管用五、六年时问始写成，但限于本人水平与识见，不当之处必有，恳请方家通人赐教。

赵兴勤

2001年1月15日

于徐州云龙东麓倚云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