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
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安特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密切关联，时间跨度从1914年至1943年。本选题为“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丛书”中的一册。

1 为中国人的中国
北平西山
新常富和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
斋堂夜泳
瓦伦拜利耶和中国的谈判
走上为中国政府的发现之旅
会见丁文江
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与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的兵马司和斯德哥尔摩
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开启——安特生移民中国并成为永久居民
2 动物地理学问题
黄河边的软体动物
在南极越冬和进入地球已消失气候的钥匙
1917年赫勒在北平度过的岁月
政变
国王陛下的宫廷，首相的官邸
气候研究和极地考察
中国派到瑞典的第一位交换生周赞衡
艾尔萨·鲁森纽斯来到北平
凡尔赛的欺骗
现代最大的动物地质学问题
在追踪亚洲人类起源问题上安特生和美国学者的对抗
五四运动和丁文江
极地研究转为中国研究
丁文江访问瑞典
北平号的灾难
1920年与安德鲁斯的冲突
3 “为了中国和古老的瑞典”
——追踪人类与中国的起源
瑞典人的战斗召唤
在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的研究团队/8
来自中国史前时期的线索
“野蛮”工具的奥秘
索菲罗城保
大草场的新基地
仰韶文化的发现
周口店的牙齿
来自北平的箱子堆成山——材料猛增
蒙阴山地的巨蜥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仰韶理论
大草场胡同的茶点时分
错失西方的链接
4 西行记
分裂的中国和团圆的夫妻
在青藏高原边缘
人类之根
来自中亚门槛的新年报告
在兰州过冬和陶器买卖
洮河河谷的考察
唯一的墓葬
荒漠里的高潮
皮筏上的漂流
北平的谈判
巨大而激烈的国际竞争
图坦卡蒙法老与未来
远东古物博物馆
人属？（Homo Sp ？）
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幻灯播放
1920年以来的伟大交流成果
5 冲突
夜晚写给斯文·赫定的信件
反对派
失眠和有关瑞典的投票
冲突与离开
中央研究院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抑郁症
1931年与中国的第二次冲突
6 战争与和解
“欢迎你回到中国，安特生博士”
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
最终结果：仰韶文化实际上从何而来
外国人名中译对照索引

近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
学从19世纪后半期即在中国
开始。到20世纪初叶，西方
列强的探险队在中国的西、
北部边疆，日本人在中国的
辽东半岛、华北和台湾等地
开展了包括考古学、民族学
在内的广泛而深入的考察活
动。这是外国人的工作。
1918-1919年，河北巨鹿故
城发掘，1923年河南新郑
铜器群的发现，揭开了中国
人自己考古发掘的序幕。同
在1921年，还在仰韶村发
掘之前，安特生在当时的奉
天（今辽宁）锦西沙锅屯发
掘了一个史前洞穴一沙锅屯
遗址，随后很快发表了发掘
报告”，但为什么考古学界
会把1921年仰韶村的发掘
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
之年呢？
仰韶村遗址，虽是瑞典
人安特生（J.G.Andersson
，1874-1960）发现并主持
发掘的，但这是农商部地质
调查所田野工作的组成部分
②。安特生是北洋农商部矿
政司高薪聘请的顾问，他的
主要工作本来是帮助中国政
府寻找煤矿和铁矿。1914-
1916年，他在新成立的地
质研究所担任教学工作。地
质调查所成立后，他又长期
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对于
我国北方地区的新生代地质
研究贡献卓著。到了1920
年，安特生的兴趣逐渐发生
了转移，根据他在华北等地
采集的磨制石器，他不仅发
表了论文《中国新石器类型
的石器》⑧，还派中国助手
刘长山到河南渑池仰韶村寻
找更多的石器标本。刘长山
从仰韶村带回来600多件磨
制石器，这才有了安特生次
年4月的第二次仰韶之行
（1918年12月8日，为采集
古脊椎动物化石安特生曾经
到过仰韶村）。在村南冲沟
的断面上，发现了厚厚的灰
土层，发现了彩陶片和石器
的共存关系。这是仰韶遗址
发现之始①
1921年秋天，在征得农
商部以及地质调查所的同意
后，又同河南省政府以及渑
池县政府取得联系并得到他
们的支持，安特生和他在地
质调查所的同事袁复礼以及
安特生的数名中国助手，前
往渑池开始了对仰韶遗址的
第一次科学发掘。
如所周知，这次发掘，
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不仅发
现了仰韶文化——“中华远
古之文化”，使中国无石器
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
也为寻找中国史前文化和西
方史前文化之间可能的联系
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安特生
通过跟中亚的安诺（Anau
，又译“亚诺”）和特里波列
（Tripolje，又译“脱里波留
”）文化出土彩陶的对比，
提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虽然此前在中国华北、西北
、东北和西南等地零星发现
过不少磨制石器，但仰韶村
的发掘，因为发现跟中国历
史时期文化的密切联系，被
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史前村
庄”，及与西方史前文化可
能的联系，还是给中国和国
际学术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
撼②。仰韶村的发掘者是安
特生，但这个重要的考古发
现，实在是20世纪初叶中国
科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
在1923年安特生所著仰
韶村考古发掘简报《中华远
古之文化》发表之前，袁复
礼发表了简讯③（Notice）
，这也是目前所知仰韶村发
掘和仰韶文化发现的第一次
公开报道——就肯定这次发
现是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
是这样说的：“这个发现是
因为1921年4月，中国政府
矿政顾问安特生博士
（J.G.Anderson）在河南旅
行，经过渑池地方首次发现
的。后来在10月得了政府允
许，方才去到那里掘挖。”
④又说：“按说这次发现的
事，是从地质调查所方面办
的。所以这篇先期的报告，
虽有新闻性质，论科学家的
发现规律（Credit of
Discovery and Priority），
也应让《地质汇报》方面先
登。不过地质调查所丁文江
、翁文濒两所长，对于从地
质方面去研究文化史，极为
赞成。安特生博士亦将他所
有的底稿给我读过。所以他
们三人允许我将这事在这里
先简略发表，作一个介绍的
文。将来安特生博士的大作
出来，那个历史以前的文化
方能有详细的论说。”①这
是当事人的看法，也是实情
：仰韶的发现权虽然是安特
生的，但也是中国政府的研
究机构“地质调查所”的，一
篇短文发表须得到两位中国
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翁
文灏和发掘者安特生本人的
许可，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②
不仅因为仰韶村的发掘
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
作，也是因为这项发现太重
要了，它涉及了中国文化的
起源问题，所以才能得到国
际学术界和中国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从袁复礼披露的
情况看，安特生即将在地质
调查所主编的《考古汇报》
第五号上发表的《中华远古
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本来的
名字是“在中国的一个古文
化”（An Early Culture in
China）③，两个题目看起
来差别不大，实际上则有很
大不同。因为正式发表的简
报更加强调仰韶村发现的是
“中国人的早期文化”或者“
中国的早期文化”，而不是“
在中国的一种古文化”。
要之，其一，仰韶遗址
和仰韶文化是中国地质调查
所的一项重要发现；其二，
这个重要发现第一次从考古
学上证实了“中国石器时代
文化”或“中国史前文化”的
存在，触及了中国文化起源
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所以即
便是20世纪50年代把安特
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和发掘
列为“近代外国

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
仰韶村的发掘者是安特生，但这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实在是20世纪初叶中国科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

1914年6月2日星期二
北平西山
轿子摇摇晃晃翻过昏暗的山口，约翰·贡纳尔·安特生紧紧抓住轿子侧边不放。山下遥远的地方，他还能看到北平蜿蜒伸展的四方形城墙和蒸腾热气下的低矮房屋，就像一个微型迷宫。在他后面摇晃着一乘同样的轿子，上面坐着埃里克·纽斯特罗姆，取了个中文名叫新常富，正高兴地向他挥手。在安特生前面还有一乘轿子，可以看到中国文官张景光的背影。他是这次旅行中陪同瑞典客人的主人。
张景光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但也很循规蹈矩。一切都显得严肃庄重，这种情形几近荒谬。这和之前安特生遇到的情形很不一样，而他已经遇到了不少事情。
到了这个新国家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最不习惯的事情就是街上总是人头攒动，让人疲惫不堪，而且天气闷热。自从他们5月14日到达这里，他们从瑞典带来的气温表就显示阴影下的气温也超过30℃。此外，有数次猛烈的沙尘暴刮过这座城市，还透过窗户在所有东西上面都罩上一层薄薄的灰尘：地板上、桌子上、床上、衣服上、行李上和他们自己身上都是。不过，就在他们这次考察旅行前几天，下了一场让人轻松的透雨，温度突然下降了。北平的上空一时清明起来，他第一次可以看到远处风景旖旎的西山和那些凉爽宜人的山顶。现在他就行进在这些高高的山上，不过闷热天气又回来了，也在这里落了脚。
从城里到西山脚下的门头沟，他们坐了一段短距离的火车。车厢里热得好像火炉，火车乘务员和可爱的张景光还不断请他喝大量的热气腾腾的热茶。他觉得，拒绝喝茶自然是不礼貌的，所以斟满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他终于如获重负，能够来到外面炎热但新鲜的空气里，把行李捆绑到马和骡子背上继续前行。以后两天里他们往山上爬，直到山陡立得牲口无法再继续前进。然后，就出现了轿子。
安特生早已习惯旅行、骑马、背包徒步远足，能独立自主照顾自己。但中国还是不一样。张景光是一个文官，在中国政府任职，也是因为职务出差，所以他能带一此随从。他们前呼后拥围着张景光和瑞典来的地质学家，帮他们提行李，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全都毕恭毕敬，脸上总带着微笑，随时准备伺候他们。他们不让安特生自己做任何事情，这让他感到又别扭又可笑。
这就是现在他和新常富、张景光在轿子上晃悠的原因，而周围是景色美丽如画的山峦。他拿出笔记本，记下来他们三个人是被“穷苦力抬着走，这些苦力在旅行中只吃大半是树叶子做成的饭，而干四天活只要两块五毛钱”。他觉得这很荒唐，但是他想，入乡得随俗，必须接受当地人的习惯。这当然是他们要干的活，付的工钱对于他们当然很重要。如此一想，他也就坦然了，只去浏览这些山峦的地理结构努力维持这种情况下能允许的尊严。
他到这里来，既是瑞典的代表，也是代表中国政府，所以必须保持体面。至此为止，一切看来都进展顺利。正如他在北平匆忙投寄给瑞典朋友、筹款人阿克赛尔·拉格尔留斯的第一封信中写的：
至今一切都非常顺利。中国人都是很好相处的人……我的同伴都很出色而且可靠，我们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中国四合院里为自己安置了一个小小的家。现在我们要出发了……总共要在山上过几个星期。
然后蒸汽火车就鸣笛启程前往西山。这是1914年6月2日，离他们到达这个新国家那一天已有两星期。而导致这个荒唐时刻的人，正是坐在他后面的轿子里摇摇晃晃的那个笑嘻嘻戴着热带草帽的新常富。就是他把安特生带到了这里，到了中国。
新常富和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前的几个星期里，在山西太原大学教书的瑞典教授埃里克·纽斯特罗姆，中文叫新常富，目睹了他的中国学生如何展示了“对实用有机化学的特别兴趣”，“勤奋努力地学习火药棉、硝酸甘油和其他有趣的东西的生产。而我还视而不见莫名其妙”。于是，在10月29日早上6点15分，革命突然爆发了，连大学校园里都扔下了手榴弹。新常富和他的瑞典同事、汉学家高本汉才意识到为中国未来的战斗开始了，清王朝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大学关了门，学生们也都消失，加入到革命军的队伍里去了。大街上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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