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是自古以来的事业，但作为大学教育的“文学史”并不与生俱来。它的诞生伴随着一次学术权力的此消彼长。
1850年以来，作为学科的“历史学”从历史文学中独立出来，史学家在法国知识界迅速攫取话语权，成为推动中、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力成员。19世纪末法国的政教分离与教育改革促成综合大学的建立，在此之前，属于古典人文学的“文学研究”由修辞学主导，从此以后，在史学家的主导下，文学研究脱离了摆弄辞藻的面貌，被放入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中加以关照。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在大学中初露峥嵘，“教育学”这个社会学分支也在此时诞生。朗松之于文学史，就如涂尔干之于社会学，作为两门彼时的新兴学问，二者都试图在文学/历史、哲学/历史间打下楔子，为自己开辟空间。
本书试图描绘的正是从普法战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福楼拜到普鲁斯特”这段时期内，法兰西“学者共和国”的全景图，大量史料串联起法兰西第三共和治下法德知识界的恩怨往还、史学与文学的分合、德雷福斯事件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光谱以及朗松、涂尔干、圣勃夫、吕西安·费弗尔等一干活跃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学者群像，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第三共和国》甚至可以被当作一部理想的现代小说阅读。

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1950- ），出生于比利时，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史专家。2006年，他受聘进入法兰西公学院任教。其学术之路充满传奇色彩：他原本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毕业后成为一名路桥工程师；之后，他转投著名的罗兰·巴特门下，获文学博士学位，成为蒙田和普鲁斯特研究专家；目前，他是长期执教于法兰西学院的终身教授。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译者序
前言 双面人罗兰·巴特
第一部分 居斯塔夫·朗松，人与作品
引子
1 从作为文学体裁的历史走向作为历史学分支的文学史
2 新兴的大学
3 大权在握的历史学家
4 历史学家与修辞学家：在所有层面的死敌
5 来自文学史的拯救
6 批评蒙受的耻辱
7 大学中的文学
8 朗松先生不可思议的成就
9 德雷福斯的恩泽
10 从德雷福斯到孔布“小父亲”
11 中学教育的教皇
12 大学的教学法
13 一位修辞学老教师
14 如何成为一位法国大作家
15 “双腿残疾者斯卡龙之遗孀被列真福品”
16 被重置的文学不朽性
17 反索邦的“法兰西运动”
18 不邀而常至的佩吉
19 民主：文学史的理想
20 团结
21 祖国
22 朗松主义：令人目眩的透彻与详尽
23 个人崇拜
24 大师的错误？
25 圣勃夫、泰纳、布吕纳介、朗松：相同的论战！
26 泰纳的学术权威
27 除了天才以外
28 作家与傀儡
29 大学批评的退隐
30 突围
第二部分 然则何谓文学？
1 欺诈
2 普鲁斯特之一，反对阅读
（1）图书馆
（2）恋书癖
（3）偶像崇拜和移情别恋
（4）精神上的收益
（5）阅读或人生
（6）启示
（7）视觉性的阅读
（8）孩童、亲王、作家
（9）阅读《追忆》
3 福楼拜之一，失落的岁月
4 福楼拜之二，泰纳之一
（1）我厌憎一切庸人
（2）福楼拜的“现代法国”
（3）一点点文学史
（4）泰纳先生与迪姆舍尔之友
（5）法国反动派的一本大书？
（6）落井下石
5 福楼拜之三，泰纳之二

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
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前身
为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
究中心）与三联书店合作，
翻译出版“法兰西思想文化
丛书”。丛书自1996年问世
，十余年间共出版27种。该
书系选题精准，译介严谨，
荟萃法国人文社会诸学科大
家名著，促进了法兰西文化
学术译介的规模化、系统化
，在相关研究领域产生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想必当年的
读书人大多记得书脊上方有
埃菲尔铁塔标志的这套小开
本丛书，而他们的书架上也
应有三五本这样的收藏。
时隔二十年，阅读环境
已发生极大改变。法国人文
学术之翻译出版蔚为大观，
各种丛书系列不断涌现，令
人欣喜。但另一方面，质与
量、价值与时效往往难以两
全。经典原著的译介仍有不
少空白，而填补这些空白正
是思想文化交流和学术建设
之根本任务之一。北京大学
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决定继续
与三联书店合作，充分调动
中心的法语专家优势，以敏
锐的文化学术眼光，有组织
、有计划地继续编辑出版这
套丛书。新书系主要包括两
方面，一是推出国内从未出
版过的经典名著中文首译；
二是精选当年丛书中已经绝
版的佳作，由译者修订后再
版。
如果说法兰西之独特魅
力源于她灿烂的文化，那么
今天在全球化消费社会和文
化趋同的危机中，法兰西更
是以她对精神家园的守护和
对人类存在的不断反思，成
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中法两
国的思想者进行持久、深入
、自由的对话，对于思考当
今世界的问题并共同面对人
类的未来具有弥足珍贵的意
义。
谨为序。
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
中心

一幅法国19世纪文人共和国的全景图，一部现代大学文科建制的发生史；本书探索学术权力的格局变迁如何影响学术生态的基本面貌；社会学、教育学、文学史、历史学……还原一批现代学科的诞生场景与其背后学术权力的变迁。

回首过往百年乃至更久远的时光，大概自1800年，即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书以来，每隔长短不等的时间，总有人在惶惑中发出警报，声言文学批评和历史学的关系偏离了它理当遵循的正轨。现在，是否轮到我来发出这样的警报呢？
在像卡珊德拉（Cassandre）（2）一样具有预言能力的历代先贤中，我们可以列出如下大名：法国人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3）、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4）、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5）、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6），俄国形式主义者如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7）和尤里·特尼亚诺夫（Iouri Tynianov）（8），德国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和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2）等。这份名单还可以延续下去，要穷尽它只能是白费力气。
我们正在辞别一个盛行对文学文本进行理论研究的时代，却无法确定是否已完全摆脱了它。不过，又有什么理由盼望真的将它抛在身后呢？不管怎样，这个时代（或许可称之为“知识型”）已行将结束的感觉，正顽固地萦绕在我们四周：日光之下无新事，理论的盛世已经过去，每个人该好好耕种自己的花园，集体信仰正日渐枯萎。
这个属于文学理论的“大时代”，曾经终结了文学研究被历史学的方法长期垄断的局面，自1900年前后即朗松主义的鼎盛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历史研究称为“文学史”。借用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3）等人在世纪初重新阐发的那些生硬的二元对立或古老的两难情境来讲，它们之间是共时性“或”历时性、结构“或”历史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现在，钟摆重新摆回的时刻也许已经来临。然而，即便在其最显赫的时期，我们也很难断言文学理论已真正动摇了文学史在学术体制中的支配地位。后者在历史长河中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自己的面貌，哪怕在其他的地方，在别样的天空下，各种各样的形式论正以结构主义、诗学、符号学等的名义大行其道。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新批评”（4）。
下列现象即便称不上吊诡，至少也会让人感到惊奇：在20世纪60、70年代，文学理论这种以形式主义、系统化和严格性自居的方法，事实上是和某种更具个人特性、更主观、更体贴入微的批评交融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常说酒里掺水、水中有酒一样。我指出这个事实，并非想暗示说文学史理所当然经得起“新批评”的冲击，一定会永世长存，好像新批评不过是一堆含混、暧昧的东西，徒然四面树敌，却弄不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可是，人们的确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对此持反对和同情态度的当然大有人在），比如，世上其实有两位罗兰·巴特：或固执或随和；或随心所欲或循理而行，这些相反的特质同时集于巴特一身。人们很容易把这两种倾向理解为巴特身上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然而，它们难道不是反映着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起伏跌宕的命运，反映着理论的衰败（如果衰败并非虚言）和文学史的重生（如果重生乃是事实）？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末期，“新批评”全副武装地来到世间，并站到了文学史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确爆发了一些公开而惨烈的冲突，如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1）和罗兰·巴特在《论拉辛》（Sur Racine）（2）一书出版后的论战就是一例。说到底，这还是一些因争夺影响力而射出的明枪暗箭。而在我提到的例子中，首先开火的是传统派的代表人物。我想说的是，我们并不能确认（至少我自己无法确认）文学理论意欲挑起争端，在其诞生伊始就一心（论战最激烈的时刻或许是例外，但那总是短暂的瞬间）想拿文学史作为自身的祭品（站到对立面，并不意味着把对立本身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不，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历史事实的层面，情况都不是这样。认真说起来，历史和理论仿佛宁肯选择漠视对方，仿佛，尽管它们都与文学相关——但文学本身除了是一个空洞的、除了自身则别无所指的概念，又是什么呢？——却是两个封闭的、没有公度和交集的世界。如此说来，理论和历史因互怀敌意而彼此隔绝的说法并不成立，因为所谓敌意根本无从谈起。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