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递相承接，构成了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历史里的最后一个盛世。而相隔不过数十年，人间的景象已在翻然大变中走入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之间，遂使19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用“智勇俱困之秋”为修辞，以表述他们面对的“亘古未有之变局”。之后是六十年代的“变局”演为九十年代的“危局”；九十年代的“危局”演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残局”。然则与“残局”和“危局”互相对映的，无疑是中国人更深一层的“智勇俱困”。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1948年出生，198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2003年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
代表作品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008，2014，2017）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2008）
《脉延的人文：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2017)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增订版，2020）

增订版序
初版序
上编
从庚申到甲午：古今中西之间的冲击与回应
智勇俱困之秋
“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和省思
经世之学的延伸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19 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起始及其内在困境
华洋杂处：夷夏之防崩溃后的中国与西方
借法自强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条约制度：西方世界与晚清中国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
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与教案
中外贸易和中国经济牵入世界市场
分解和重组：自然经济的变迁与变迁中的失路
衰世社会相
19 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与绅权
捐纳、保举和晚清的吏治失范
“丁戊奇荒”：衰世里的天灾和赈济
强邻迫视与边患四起
海国变比邻：“马嘉理案”的始末因果
日本侵台湾、灭琉球
中国、日本与朝鲜：从“壬午事变”到“甲午事变”
内乱外患与西北边疆危机
中法战争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越南与法国
士议激越和中法之间的交涉与冲突
越北、台湾、马江：从宗藩义务到中法民族战争
力战艰难之后的“仓卒而成和议”
西法入华和中国社会的节节变迁
天朝体制之后：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中国派遣驻外公使
借法图强催生的第一批留美学生
回应与冲击（一）：新疆建省和台湾建省
回应与冲击（二）：北洋舰队
移接的富强：国家权力与近代企业的相互依傍和彼此扞格
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与士大夫在古今中西之间的分化
中日战争：“大野招魂哭国殇”
“朝日变起”：日本用战争把中国拖入战争
平壤溃师，黄海重挫
兵火延及辽东、威海和一败再败之后的马关议和
争战留下的震荡：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下编 旧道理和新思想之间
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历史中的儒学
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和政治—《东方早报》访谈

《衰世与西法》初版于
2014年。这一版增补了若
干内容，并在编辑上把全
书分成两部分：“上编”对庚
申到甲午的历史作了较为
贯通的叙述；“下编”各按题
目论说，相对而言，则论
域之间的跨度较大。本书
得以新版，要感谢徐锋先
生的一手提调、辑定。他
本性是个学人，以学人做
出版，对于作者来说，便
容易相知相近。
是为序。

经历18世纪的康乾盛世后，数十年间清王朝就跌入了忧患丛生的衰世之中。在西力东侵和西潮激荡的历史背景下，外来的器物与制度长驱直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力度改变着中国的世道人心。史学名家杨国强细心体察晚清变局中的史事、人物、因果，从“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吏治失范，绅权扩张，灾荒饥馑，教案四起，晚清呈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景象；开明士大夫援引西法以自强，在旧邦新造的努力中却处处是蹇窒困窘。十九世纪的数十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本书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拣选的是近世中国五十年，立足和放眼的，是一个两千年的中国。

“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与省思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部各营。瑞麟逃，胜保中枪坠马，被朝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则自劾“海口转战至今，迭经挫败，误国殃民，死有余辜”1。其中既有不肯甘心的愤懑，也有力竭之后的气沮。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自北塘登陆开始，到中国人的马队和步兵在八里桥溃散，是一个西方人用枪炮表达意志并用枪炮分出了胜负的过程。因此八里桥之战后一日，咸丰帝已惊惧交集而慌张失措，遂以出逃为无计之计，“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而人心因之解散”2。他留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京畿和滚滚烟尘中的四面仓皇。在时人的记述里，四面仓皇是与枪炮声、哭喊声、詈骂声，以及抢掠、逃难、物价腾涌连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蜩螗沸羹，把京师里的每一个人都拖入了中西冲突的困苦和动荡之中。
二十一天之后，得胜的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并纷纷登城升旗列炮。炮口南指，正对着中国人的皇家宫阙。3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然而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还意犹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在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士兵都在这个汇聚了皇家珍宝的地方肆行抢劫和反复抢劫，由此获得的赃物，一部分还归到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拿破仑三世（NapoleonⅢ）的名下。这种在战场之外放火和抢劫已是军人的盗匪化了，然而在当日西人的心目中，放火却是在表达意志和表达道理。所以，全权代表英国的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Earl of Elgin and Kincaidine)和统兵的格兰特将军（Grant,Sir James Hope,General）曾挟着战胜者的傲慢和褊狭向战败的一方作追讨，举“被囚”的英国人所受“野蛮之待遇”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则相比较，以指责和衬托“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的可恶，并自信其下令放火，把“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是在“警醒其迷梦”，因此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这种显然的自以为是很容易使这些人错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表亲，并催生出可以一手裁断人间公理的自负。他们痛责政府里的中国人“野蛮”和“残酷”，但他们用来“警醒其迷梦”的放手焚烧既出于冷静的思考和推理，又出于故意和刻意，所以，在放手焚烧的烈火和烟雾里，其实已经包含着更多的“野蛮”、“残酷”和“不顾国际公法”。其中发生的宫中人“因惊溘逝”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2都是由此而致中国人的死命，比之格兰特引为不平的因“野蛮之待遇”而致英国人的死命，显然是在等类之间，因此，放火的西方人以出自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为荣耀，但他们造成的一地废墟残垣却使基督教世界深深地蒙羞和长久地蒙羞。
“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城内外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西人的横暴都化为中国人身受的冲击。3当英国军人在圆明园里放火的时候，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奕诉“登高瞭望”，眼睁睁地看着“西北一带”从“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与那片烟色与火光相对映的，是一种“痛心惨目”的家国之哀。
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