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情怀，强韧品质，历经磨砺老而弥坚；热烈纯净，平淡风格，抒写沧桑敌张爱玲。”——梅娘，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对于今人略显神秘的作家。这位成名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沦陷区的文坛才女，当年曾拥有“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之誉。本书汇录了梅娘先生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主要为作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2005年间的文字，并甄选了5篇未曾入集的上世纪50年代作品，以期完整展现梅娘散文创作面貌。

[加拿大]司密斯评说梅娘(代序)

生命流程

长春忆旧

松花江的哺育

我的大学生活

我与日本

对白云

妈妈的感谢

与女儿相处

记忆断片

往事

我忘记了，我是女人

回应

三个二十七的轮回

一封未寄出的信

工作留踪

新美人计

宫廷贡品走向平民

八百年后的蘑菇新一代

爱情的千古见证

红松林的故事

十座贞节碑

雾

草原纪行

春城游

迎春新意

"知音"寄语

绿的遐想

愿望

云南之旅

生活随想

花一样的篝火

玫瑰的启示

留得春意在

正定怀古

一架画屏风

人家尽枕河

远方的思念

情到深处

啊，女人

小桥流水人家

牙行博士

听歌小记

灵魂的蹭蹬

多么好的一场独舞

我的"女权主义"

振聋发聩

索拉的笑容

芥川龙之介的寓言《金蛛之丝》

往事依依

寒夜的一缕微光

回忆赵树理

赵树理与我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

萧红笔下的女人

一代故人

附："一代故人"的回声

纪念田琳

我与张爱玲

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诗人与我

音在弦外

赏花·读书

遥致友人

我与日本文学

《博览群书》与我这一代

书信存真

致丁景唐、丁言昭信三十一通

致惠沛林信十通

致朱垄华信二通

致友人信一通

致邢小群、丁东信一通

致张莉信一通

致王瑞起信一通

致黄芷渊信一通

致刘瑞虎信一通

致成幼殊信二通

致高红十信一通

致刘小沁信一通

致釜屋修信一通

致张泉、林榕信二通

致罗钰信一通

致韦泱信一通

致刘洁信二通

致岸阳子信一通

致秦玉兰信一通

致柳青、柳如眉信十九通

致侯健飞、刘海燕信六通

致李宗凌信一通

附 录

[日本]岸阳子:对《侨民》的评说

刘洁: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

韦泱爱读梅娘的信

长春忆旧

我虽不是生在长春，却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铭记的事物一概来自长春。我家住在名为西三道街的大道旁。这条大街东起大马路，西连通往郊区的木桥，宽阔笔直，是当时仅次于柏油路的路面，那正是张学良将军力图振兴东北之时修建的。街上可以说是百业兴旺：典当铺、绸布庄、米粮店、五金杂品店，等等等等，鳞次栉比，十分热闹。在靠近木桥的边上，还有一家整天燃着红彤彤炉火的铁匠铺，店面前竖着大木架，不时地拴有马匹为它们挂掌。

使我毕生不忘的是我家的左邻右舍。如果面南定位的话：左邻是由梵蒂冈派遣的法籍神父主持的天主教仁慈堂，与我家的大院仅有一架板墙相隔。右邻是沙俄的道胜银行长春支行，耸立着绿漆的圆铁屋顶。隔大街相望的是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用的是十分精致的中国砖刻门面。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则在明亮的大橱窗里放了一架比实物大得多的缝纫机样品。夹在卜内门与胜家两大公司之间的是个土著的贩马大店，黑漆大门上贴着门神秦琼的彩色像，院门右侧是座泥塑的财神像，像前的铁香炉里终日香烟缭绕。进大院的生意人，面对神像有跪下叩头的，有鞠躬的，也有作揖的，那诚惶诚恐的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如此这般，我儿时的生活便同时汇人了神的、人的、东方的、西方的缤纷色彩。我曾从仁慈堂的法国嬷嬷学习《圣经》，从道胜银行留守的沙俄贵夫人学踏管风琴。我会伶伶俐俐地用长春土话从卜内门蓝眼睛的洋掌柜手里买回白生生还略带香气的碱块(这家大公司只作批发)。这种喊块去污快又不皱手，洗黑色衣裳不留白毛毛，我家上上下下的女人们都喜欢使用。我是为了显示我的"能耐"去干这件事的。那个蓝眼睛的洋掌柜说我的黑眼睛能看透灵魂，情愿白送碱块给我。我把一叠宽宽的官帖(吉林省官银号出的纸币)往他的红木柜台上一丢，用前襟兜起碱块扬长而走，心里却在骂："谁稀罕自拿洋鬼子的东西!"给他官帖，也是我的促狭：当时市面上最顶用的是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其次是中、交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找零头才用官帖：我就是想让那洋掌柜对那一叠子的官帖不知咋样用才好。至于胜家的缝纫机，人们说那种针会飞，一眨眼便能缝起一件长衫。

父亲却真的买回来一架胜家缝纫机，打开那漆得照人的机头套，按照中文说明，我三下五下便挂好上线、嵌进梭心、连上皮带，哒哒地踏了起来。自然这又是我的"神童"行为，姨娘们、姐姐们惊诧得张口结舌，这惊诧自然使我得意，震惊我的却是机器比人工强百倍的事实。

父亲计划开办一家铁工机器厂，为了带我散心。他骑马带我驰出木桥去察看一家情愿卖给他的地块。那是城西一个叫杏花村的小村，村前村后杏树错落，正开着繁花，一片云霞，我看得好开心，甚至哼起"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诗句。猛回头，却见父亲双眉紧锁：我不解，父亲说这块地是不错，地势高盖厂房好，离电源又近，离城里也近，出货进料都方便。

"那就买嘛!"

"头道沟(日租界)金泰洋行的日本老板也想买，官家怕他们。咱们怕是买不成。"

"九一八"粉碎了父亲实业救国的壮志，也结束了我无忧的童年。旧长春给我上了切切实实的一课，我以切身的感受明白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P3-4

评说梅娘(代序)

Norman Smith

一、简 述

上世纪1939年到1942年间，梅娘陆续推出了她创作的三部小说：《蚌》(1939)、《鱼》(1941)和《蟹》(1942)，这是她的三部力作，反映的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北方的女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努力。反对由于殖民者及原有的封建势力对女性施加的种种摧残，企图挣出传统的诸如"贤妻良母"类的观念的束缚，争取女性的独立自主。梅娘的作品当时很受欢迎，有一项民意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和上海的张爱玲双双并列榜首，出现了"南玲北梅"的评说。尽管当时她们写作的环境十分恶劣，梅娘和张爱玲都以原创的天才，在日本占领者对她们的笔触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开始内战，两位作家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折。张爱玲移居香港和美国，成为人们崇拜的作家，成了一个偶像，梅娘则留在了中国。

由于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强敌和强调民族抗争的政治需要，1957年后几年的中国，把战争时期没有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作家列为两个极端，要么是突出抗日的作家，要么是汉奸，把当时的文学现象作为历史的分支；作者或者被遗忘，或者销声匿迹，或者被整肃。作为沦陷区最主要的作家之一，梅娘受到了不公正的整肃。

其实，汉奸与反抗并不是当时日本占领区惟一可能存在的两种生存方式，对这种现象的体认开始在一些学者之间进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Howard Goldblatt，他在研究"满洲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的文章中指出：萧红被描述为爱国主义作家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在萧红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是：她批评民族主义是一种家长式的观念。"沙金城也认为：萧红始终没有忘记在作品中表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题，萧红作为中国北方的先锋女性，在过分强调国家的评说里，她的这个主题被忽略了。

萧红1934年逸出"满洲国"后，梅娘是第一个浮出水面提倡妇女革命的主要女性作家。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张泉认为："梅娘的小说《蚌》、《鱼》、《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朦胧的女权主义，实现了梅娘描写现实、暴露现实的目标。她对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妇女的状况做了真实的描述……"通过她的这种努力，她得到了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赞赏，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她的成功揭示了如果中国女性有效地利用日本殖民者控制的间隙，她们就获得了批判的机会、批判男性中心社会对女人施加的钳制。

二、一位女作家的诞生

梅娘(孙嘉瑞)于1920年12月22日出生在海参崴，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大。她的父亲孙志远在孩童时代就和他的家人一起从中国山东省的招远县移居到了长春，他从给英国洋行做小使做到民族资本家。梅娘的母亲是庶室，在梅娘生下不久被父亲的原配夫人逼迫出走自杀。尽管如此，梅娘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她父亲鼓励她自立(像男人一样)，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梅娘就敢骑马穿越街道，震惊四邻。当她4岁的时候，在家里，同时接受了中西教育，她跟一个旧式的老儒学习，跟一个俄国老师学习英语。1930年，当她10岁的时候，在吉林省女中初中正式学习，并开始过寄宿生活。全部只有女孩子的环境和课本的教育和她原来的家庭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段生活激发了她对妇女问题的浓厚感情。

1931年9月，学校刚刚开学，日本便侵占了整个东北，梅娘只好停学回家。不久之后，孙志远拒绝了出任"满洲国"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职位，他们全家到华北旅行。由于"满洲国"对资金输出的控制，他们很拮据，只好又回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家乡。梅娘父亲回归"满洲国"的决定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缩影。他们抵制日本的占领和统治，但他们别无选择。大半个中国都处在战争的灾难之中。

1934，年，梅娘重新回到学校上学，日本占领者对孙中山主义和中国书籍是禁止传播的。在吉林省女中，日本教员提倡女性要"驯从"和"端庄"，梅娘她们暗地里阅读萧军和萧红的作品，暗地里阅读能够找到的中国书籍。她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小姐集》，很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部作品永远地遗失了。

1936年，梅娘中学毕业，父亲去世，她的监护人--继母和叔叔。把他们兄弟姐妹送到日本学习。梅娘进入东京女子大学学习。她很快就发现了在她面前惟一的道路是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而不是她追求的妇女独立。这一时期她开始阅读郭沫若、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进一步拓宽了视野。 

梅娘在日本的就读由于她和一个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的爱情被打断了。梅娘的家庭拒绝认可他们的关系，断绝了给她的经济支持，因此梅娘被迫返回"满洲国"。1938年，她在"满洲国"日本人控制的《大同报》做校对，并主编一周一次的妇女版。同年，柳龙光追寻梅娘到了长春，梅娘拒绝了家庭给她安排的婚事，这对年轻人，不顾家庭的反对，开始了同居生活。梅娘冲决了日本式的贤妻良母，选择了自己的丈夫，追求自己的理想，并参与了社会活动。

自从"满洲国"建立，就制定了一整套打击抗日活动的文学监管体制，收效仅止停留在表面，即便是想把当地文人拉到半政府机构来做事的企图也没有多大成效。"满洲国"的中国作家和其他中国地方的作家一样，明白占领者惧怕通过文学作品来影响政治，便主张从日本人不认为妇女能做大事的情况下，就来研究妇女问题，当时的女作家朱媞和诗人柯炬就主张，就妇女问题借题发挥，达到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目的。

1938年秋天，梅娘和柳龙光的住所成了"满洲国"首都年轻人的文艺沙龙，也成了著名的反抗作家凝聚的中心。在日本反战学者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岸田国士的支持下，成立了《文丛》杂志，梅娘也加人了这个组织，他们倡导用笔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他们自创的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之前，《文丛》刊出了梅娘的第二部作品集《第二代》(1939)，这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的作品收录了11篇短篇小说，被认为是"满洲国"文学界第一部提倡自由主义的作品。在《第二代》的前言中，"满洲国"著名作家梁山丁作出了权威性的评价："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小女儿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39年底，柳龙光受雇于华文《大阪每日》，这份杂志在亚洲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移居到了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给梅娘和柳龙光提供了更深入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梅娘完善了她的日语能力，把日本小说译成中文。在日本，梅娘目睹了战争同样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困苦。在日帝扩张对华的军事行动中，日本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同时咀嚼战争的痛苦，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娘写了《蚌》、《鱼》和《蟹》。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加入二战，形势恶化，柳龙光夫妇回到了中国。柳龙光被聘请到北京，掌管原来由日本情报部门控制的杂志社，他改组了原有的作家协会任干事长。梅娘在《妇女》杂志任编辑和记者。这时的情况由梅娘致"满洲国"作家吴瑛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我想女人是这世界的救世主，只有女人能使这世界变成天堂……女人在这个社会中受到许多男人想不到的磨难和痛苦……"

梅娘始终把妇女的受压制和男性中心社会相纠葛，她认为这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只有女人才能使世界变成天堂"的话语，正是嘲笑了"满洲国"男性中心社会的所谓"乐土"。

在北京，梅娘和柳龙光相当活跃。1943年3月他们的女儿柳青出生。柳龙光掌管的几份杂志也卖得不错，他俩继续秘密参与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们共同参加了满洲华北的文化联络活动，在北京相对自由的文学界中。梅娘积极介绍"满洲国"的女性作家，如吴瑛、蓝苓等。1942年梅娘已经相当有名，可她没有意识到，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正是她事业的顶峰。

《蚌》、《鱼》、《蟹》这三部小说，奠定了梅娘的成功。1943年，《鱼》获得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1944年，《蟹》获得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这三部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年轻中国女性为压迫作出的抗争。殖民社会成为她们的恐惧，成为没有安全感的压抑背景，作为一个整体，《蚌》、《鱼》、《蟹》描写了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中中国女性不屈抗争的真实。

《蚌》

《蚌》讲述了一对命运多劫的年轻男女，梅丽和她恋爱的琦的故事。梅丽和琦是同事，他们的爱情，由于各自父母为之安排了另外的婚姻而中断，梅丽的父母想把她嫁到天津的富豪之家，从而挽救家族的经济，并脱离"满洲国"的窒息气氛。出于对父母所安排的婚姻的绝望，梅丽从琦身上寻求安慰。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了琦。第二天，在他俩工作的单位，梅丽得知了琦自身的危机，琦同样面临着不想要的婚姻。梅丽不相信琦对自己的忠诚，她辞去了工作。之后，一家地方小报恶意地把她和一位男同事正常的单纯的会面报道为道德沦丧，琦误认为梅丽对自己是虚情假意。同意了自己父母安排的婚事。与此同时，梅丽痛定思痛，觉悟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的。《蚌》的结尾是梅丽赶到火车站，却没来得及阻止琦的离开，梅丽因为丧失了爱情，对未来的希望彻底崩溃。

梅丽所受的教育和工作，反映了"满洲国"很多中国女性的生活。梅丽高中毕业。她的父母认为女孩子书读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去税捐局当女办事员，是时代的女子职业，很少的工资，很少的尊严。她被安排去给男老板泡茶，她拒绝像日本女同事那样去侍奉男同事，她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侮辱。她抗议只让女性去做最基本的、不用脑筋的工作，这引发了争论。这种对日本女同事生活方式的谴责，正是倡导女性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潮流开端。

随着物价上涨，她微薄的工资变得毫无价值。她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在当时的"满洲国"，所有的女性最终都要结婚，并且必须在40岁之前，因为40岁被认为是没有选择权力的年龄。梅丽渴望婚姻。但她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走入一桩被安排的婚姻，而从早到晚被她丈夫的家庭"欺负"。梅丽知道拒绝父母为她安排的婚事之外她别无选择。在她和琦热恋之时，他俩讨论过如何逃脱父母的安排。出走?走到哪里去呢?天津、北京，甚至更远的上海、南京，走到哪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1939年，在《蚌》的创作过程中，这些城市都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提倡的就是服从父母的意志。

《蚌》的冲突表现在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反对传统儒学对女性的限制。梅丽父母对待子女的立场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梅丽的哥哥吸鸦片，不做工作而逍遥自在，梅丽却受到家庭严厉的管制，她的一切活动包括她的工作，都要受到父母意志的限制。他们对梅丽婚事的安排，成为梅丽反抗，以及和琦发生性关系的催化剂。尽管梅丽也惧怕父母的愤怒和自己也许会怀孕，但她承认：性是感情的自然寻求，那是本性之一。在她的日记里，她悲哀的是总是女人承受性行为的后果。她认为：女人的路是窄的，这社会是拿单方面的贞操来评说女人的。梅娘质问：为什么女人在新婚之夜应该是处女。而男人就可以不是童男。梅娘认为一定要教育孩子质疑这种双重标准，这样，未来的世界才是合理的。梅丽的艰难处境给她上了重要的一课，使她体认到："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女人团结在一起反抗她们所受的压迫进行自救。"在《蚌》的结尾，梅丽的绝望突出了传统礼教对梅娘所生活的"满洲国"妇女施加的束缚和钳制。

《鱼》  1943年，《鱼》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赏外佳作奖"。吉川幸次郎氏认为：这是他遇到的最堕落的篇章，这个评价可能是来自小说的结构和内容。梅娘让故事中怀孕的主人公充满了力量。芬--作为小说中惟一的声音，让其他男性角色沉没--林省民f芬的丈夫和儿子的父亲)和他的表弟。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芬回忆起了她的童年，她背叛了家庭行尸似的生活，背叛了男性中心社会去追求爱情。通过芬的叙述，展现了她生活的环境、展现了她所受的教育。芬认为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并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造就贤妻良母的目的，反而激起了女性要求自尊自主的反叛。拘谨的环境并没有遏制着她对性的新奇和向往，芬认为女性对爱的寻求是合乎自然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一种"精神的解放"。芬的父母固执地要求她遵从他们的意志、要求的反应，是芬离开了父母的家，选择了男友。可社会欺骗了她的纯贞幼稚。

芬坚持认为性行为不能和感情的归属等同，从而颠覆了礼教所一直倡导的要求妇女贞洁的所谓美德。芬讽刺了在自由婚姻中评说是女性勾引了男性的论调，她认为只诋毁"婚外情"中的女人而不惩罚男方是不公平的。女人不愿意被男人当做附属品，他们只要女人的身体，而不许女人有头脑。

林省民要求芬成为他的小妾，芬拒绝了，她已经觉悟到了与在家长制中长大的林省民不可能有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芬把自己比作一条鱼，想要挣脱束缚自己的鱼网，如果这条鱼害怕了，不再抗争，那么等待它的就是窒息和被杀，芬认为她必须从网中挣脱出来。

芬拒绝男人利用权力压迫她、虐待她，每个限制芬的举动都导致了她的反抗，她父母强加给她的婚姻促使她和林省民发生了关系、林省民迫使她成为小妾的举动又导致了她靠近了林的表弟。芬认为女人必须勇于和那些压制女性的制度斗争，去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同时要教育自己的儿子尊重女性。

芬渴望真挚的爱情，不知疲倦地追求着。在世俗的眼光里，芬是放荡的，芬受到了读者的喜爱。《鱼》出版半年，便再版了八次。

《蟹》

《蟹》1944年获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正赏。 《蟹》描写了两个黑色的女性--孙玲和小翠。她们生活在长春的一个大家庭里，玲是这个家族中最有建树的二叔的女儿。小翠则是二叔从故乡中提拔出来的跟班王福的女儿。二叔依靠和沙俄占领者关系发家致富，不断兴旺。日本占领者来了，二叔过世，家族开始衰落，小说中形容这个家族的处境是："宛如失去了骨骼"。在艰难的殖民地，日本占领者和他们的中国附庸采取的恐吓手段。成了妈妈们用来恐吓夜哭的孩子的话语。日本恶魔近在咫尺。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排他性，日本人是孤立的。掌握孙家实权的孙玲的三叔，为了改善孙家当时的窘境，和日本人拉关系，因为思想、工作方式的不同，三叔没能成功。日本人对满洲的占领是破坏性的，打乱了满洲的日常生活。

在殖民政权下，对金钱的重视不断膨胀，翠的父亲王福，把女儿看做摇钱树，认为可以像商品一样的买卖。翠害怕她的父亲某一天在酒醉之后把她卖给有钱人家，完全不考虑她的感受和幸福，翠明白穷人家的姑娘嫁到有钱人家去只能受歧视，她希望嫁给穷人过小日子。孙玲的继母因为经济的动荡，更迷信银元的实力，政府要求百姓把银元换成纸币，使继母失去了管辖家族的实力。"满洲国"经济和道德的沦丧影响了女性。玲和翠的命运反映了"满洲国"妇女的处境。玲把孙家看成是监狱，她梦想去北京上大学学习工程、对国家作出贡献，日本的侵入打碎了她的梦想。翠无情的父亲把她作为商品卖给了三叔，企图转移吞并孙家的财产。《蟹》的结尾，曾经辉煌的孙家溃败了，在女人们的争吵中结束。三婶误认为是奶奶怂恿三叔娶小老婆。富有的孙家甚至不能熬过日本几年的占领。《蟹》对"满洲国"的描绘是清晰的，反映了梅娘自己的亲身体会。

三、结尾  《蚌》、《鱼》、《蟹》表现的主题强调了梅娘要的"暴露真实"，暴露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在教育、在就业、在家庭中的种种限制。她倡导女性追求事业、选择自己的爱情。《鱼》和《蚌》中的两位主人公都说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接受一桩强迫的婚姻。梅娘作品中生活在日本占领区的女性没有任何权利，但她们并没有沉陷于循规蹈矩，而是积极地与压迫她们的命运作斗争。她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而避开了殖民社会的钳制。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掩盖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对保守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跨越了政治界限，得到了殖民统治者的宽容。

梅娘的殖民地时期的就业，应该是有她的双重目的，既提倡妇女自主自立，也养活了自己。她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在她25岁之前完成。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30年悲剧做了伏笔。   

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梅娘夫妻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悲的是，柳在回归途中，遭受沉船遇难。梅娘的心碎了，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带回了祖国。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被划为右派及间谍嫌疑。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家庭进一步瓦解，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天亡。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文学传奇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做了真实的描写，梅娘的作品代表了1930年到1940年的中国妇女的声音。也许，今天看上去，她的作品只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但是在30到40年代期间，她的作品促进了妇女解放。

梅娘的传奇在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评价。(2004春日)

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

--张中行(著名作家)

我不能不生出这样的观感："迷幻的女性。"更接近的表达，应该是"生活在向往中的女人"吧!--釜屋修(日本评论家)

梅娘……她所坚持的纯洁女性视景。她毋宁是恰如其分的写出女性自身的忧患意识。--王德威(美国著名华裔学者)

她们的作品展现了她们是爱国的，勇敢的，坚韧的。她们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Norman Smith(加拿大著名汉学家)

不管她晚年的成就能否超过当年，她都是值得敬重的，因为她懂得生命的意义。--徐晓(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