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1955年生于江西新建，家中兄妹五人。1983年，他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2003年底，他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但他更喜欢别人叫他“博士”。

《蔡定剑访谈录(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作者刘星红、刘小楠、袁小牧)汇集了蔡定剑教授的37篇演讲和访谈，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至2010年蔡定剑在公共讲堂的演讲与接受采访的精彩内容。

《蔡定剑访谈录(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作者刘星红、刘小楠、袁小牧)汇集了蔡定剑教授的37篇演讲和访谈，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至2010年蔡定剑在公共讲堂的演讲与接受采访的精彩内容。通过《蔡定剑访谈录(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些演讲和访谈，透过其中一个个宏大议题或细微个案，我们看到了一个四处讲学启蒙社会的蔡定剑，一个在公共媒体上频频发表真知灼见的蔡定剑，一个泣血呼号为民主辩护、为宪政呐喊的蔡定剑。

第一编 政改之思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与改革的新动力

 ——“燕山大讲堂”演讲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的方向

 一搜狐网《第一时评》访谈

 政治体制改革仍需解放思想

 ——阳光卫视《观察家》访谈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关系的调整

 ——阳光卫视《论衡》访谈

 宪政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阳光卫视《观察家》访谈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使中国走上真正民主的康庄大道

 ——《新民周刊》记者专访

 政治体制改革方能实现人大的制度功能：人大五十年三人谈

 ——《浙江人大》记者专访

 人大专职常委应避免行政化强化议事能力

 ——《2l世纪经济导报》记者专访

 没有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很难奏效

 ——《南方都市报》记者访谈

 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演讲

 全民直接普选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发展方向

 ——人民网《强国论坛》访谈

 《选举法》修改的得与失

 ——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访谈

第二编 民主之辩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南方周末》记者访谈

 民主仍需启蒙

 ——阳光卫视《观察家》访谈

 民主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岭南大讲坛”演讲

 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

 ——《南风窗》记者访谈

 公众参与：推动社会转型的日常民主

 ——“岭南大讲坛”演讲

 公众参与与政府决策

 ——三味书屋演讲

 新闻自由是社会稳定转型的积极因素

 ——《经济观察报》记者访谈

 中国需要一场伟大的平权运动：政治权利第一，社会福利第二

 ——《南方周末》记者访谈

第三编 宪政之道

 中国百年宪政史和当前宪法实施之路

 ——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报告会演讲

 宪法诉讼大有可为

 ——腾讯网记者访谈

 公共预算改革建设真正法治政府

 ——阳光卫视《观察家》访谈

 政府的钱袋子如何阳光透明

 ——深圳卫视《22度观察》访谈

 如何全程看紧政府的“钱袋子”

 ——《南方周末》记者访谈

 追问政府的钱袋子：公共预算改革与公众参与

 ——“宪政讲堂”演讲

 《监督法》的主旨应是加强而非限制人大监督

 ——《商务周刊》记者访谈

 反腐败制度建设比反贪机构更重要

 ——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焦点追击》访谈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是官员财产信息公开

 ——《财经》记者专访

第四编 人权之维

 拆迁条例违宪违法

 ——《财经》记者访谈

 解决拆迁问题的根本之道：改变政府利益导向、推进公众参与、改革土地所有制

 ——腾讯网《中国观察》访谈

 正当合法的拆迁程序及法律制度

 ——“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演讲

 从宪法权利看流动摊贩合法化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访谈

 反就业歧视：别让“集体无意识”戕害公平

 ——《解放日报》记者访谈

 反对就业歧视促进就业公平

 ——人民网《强国论坛》访谈

 就业歧视何时了

 ——《中国教育报道·周末聚焦》访谈

附录：一位宪法学者的公共担当情怀

 ——《交大法学》对蔡定剑教授的访谈

1981年有一部名叫《苦恋》的电影，这是一个军队作家写的电影，写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画家，他很爱国，但是这个电影的最后问了一句：“你爱这个国家，但是国家爱你吗？”因为这层意思，这个电影被认为是灰暗、低调的电影，没有上映。这是当时带有文化性、政治性的事件。

1978年至1982年，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解放思想的活力，这是一个要求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时代。在这个时期，进行了30年来第一次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性的，不是思想观念性的。我们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最后总结在《宪法》里面的我认为有四条：

第一，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了差额选举。从人大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副职都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职在法律上也实行了差额选举；还实行了代表和选民可以联名提名‘的制度，过去基本上是组织提名。北大和其他一些高校出现学生主动站出来竞选人大代表。北大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竞选人物，在图书馆和饭堂前面作演讲，赢得了掌声。

第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增强人大常委会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立法机关，而且这个立法权在某种程度上比代表大会的还要大。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刑事、国家制度和重要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除此之外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部分修改全国人大的法律。其二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我们知道专门委员会对议会的作用，《国会政体》一书的作者威尔逊有一句话：“专门委员会是行政中的国会，没有专门委员会议会不可以做事。”

第三，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设置了地方人大常委会。1982年《宪法》里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地方建立了一个常设的议会。在西方很多单一制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它有立法权，这个权力是很大的，只要跟国家的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国家法律没有列明的它也可以做。当然我们习惯于中央集权的思维方式，总是看到上面领导有什么指示才立法，这不是宪法制度的安排。其实我们地方立法权比英国、日本、法国单一制的国家的自治权力要大得多。我去英国专门研究过英国地方自治的问题，英国到1999年才开始权力下放，原来地方没有议会，没有立法权。

第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就解决了领导人权力接替转移的问题。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国家怎么办啊？那年很多人排队买黑纱，整个国家都一片暗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交接，我们不可能有这30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1982年《宪法》固定和总结下来的。

接下来，由于自由、开放了，有些新的生活方式来了，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如穿喇叭裤、跳舞，聚集在一块，这些事情都来了，包括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1982年8月，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决定》和《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决定》，我们把这个叫做“严打”。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两种思想在交锋。1983年4月，发生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争论。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他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报告，批评检讨我们过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太“左”了；后来遭到了党内另外一些同志的反对。关于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是很有名的作家，也是1957年反右灾难的制造者；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反思得比较深刻。1984年，胡乔木针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做了一个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他先后指出不搞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三是精简机构。然后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讲民主，但不要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

这是中国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改革的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问题，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观念的变革，如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谈人性、人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挖掘人道主义的因素，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启蒙社会。P5-6

制度改革的时代特别需要知行合一。可以说，正是1979年以后中国巨变的形势，造就了像蔡定剑这样知行合一的宪法学家，让他在法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手把红旗涛头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作为学者型的官员和管理型的学者，他既能摆脱衙门习气和刀笔吏心态，同时又能发挥一个纯学者所不能发挥的媒介作用和影响力，大幅度缩短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他在不经意间还建造了一扇中国式的“旋转门”，让国家权力机关与大学校园之间出现了人来人往、思想交流的绿色通道。至于知与行究竟能结合到什么程度，在这本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访谈集里，你可以找到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

我与定剑相识十五年．。作为同乡、同学、同道，我为他英年早逝而深感悲痛，还有政法界同仁的悼念，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但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和互联网资讯可以看到，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人们也在各地、各行各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定剑哀思，其规模，其程度，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尤其是“世上已无蔡定剑”这句简短而意蕴复杂的标语，给人以非常深重的震撼，也给人留下了极其广阔的想象空间。或许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其存在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一旦他离开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就突然呈现出来，让你我都触目惊心。像蔡定剑这样富于理想精神和良心的官员已经失去了；像蔡定剑这样富于操作技能和理性的宪法学者已经失去了。官方和民间都应该开始自问：还有什么可以失去？还有什么可以得到？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人的悼词，会化作对一个时代的挽歌。

依我所见，斯人已去所造成的损失之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日益彰显。由于他有着为民主法治的信念而不眷恋官位、不畏惧牺牲的经历和高风亮节，会产生很强的凝聚力和说服力，无论他提出多么温和的意见和建议，都比较容易被激进派所接受，可以在政治观点交锋中扮演调解者、仲裁者的角色，促进理性对话以及共识的形成和维持。反过来，由于他有着法律专业素养和从政经验，无论别人提出多么激进的意见和建议，他都可以因势利导，并在进行技术性加工处理之后适当转写到制度的框架里。这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国家体制转型之际的第一批中国式“忠诚的：反对党”，或者说摈弃了民粹主义、复仇主义等情绪化偏颇的“理性的民主派”，确保渐进的政治变革能够“软着陆”。可惜他的身躯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无法在未来的格局中折冲樽俎、协调阴阳。他个人的纠结和烦恼倒是已经一了百了，但我们这个国家的纠结和烦恼或许将会千倍万倍。

翻阅这本访谈录的原稿，我会回忆起与定剑共处的那些时刻，虽然不多、不长，但却每每印象深刻。记得2007年5月他邀请我到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讲演，一路上通过手机接受了几个记者的采访，有关于立法草案的，也有关于热点案例的。2001年初夏，日本广播电视大学拍摄关于中国法的教学片，我和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六本佳平教授曾经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议决程序采访他，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小楼里侃侃而谈的情景也恍如昨日。我们初次见面是在1995年早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一场法学国际研讨会上。那时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位中坚干部，毫无思维僵化的缺陷，既能保持清醒的批判理性，谈吐又很温文尔雅且富于建设性，这次晤谈使我对他产生了很强的好感，也对中国法制发展的未来产生了很强的信心。

2009年4月我正式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就任之后，因为他在上海有地方代议机制的合作研究项目，我们数度重逢，有时在讲演会上，有时在咖啡馆里。最难忘的是当年5月9日我到北京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研讨会”，并就风险社会与法制问题发言，定剑也在演讲嘉宾之列。他在结束语中，针对围绕司法改革的言论风向变化颇有微词，强调尽管中国的改革应该渐进和根据客观情况有所调整，但学者还是应该有所坚持，在原则问题不能做墙头草、随风倒，令整个会场为之一怔。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时他已经身患绝症，在一个多月之后被诊断出胃癌晚期。在其后殊死搏斗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的确践行了自己的主张，为民主法治的理想和原则始终有所坚持，并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与定剑的最后一次见面在2010年10月24日上午。应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之邀，我出席23日在和平宾馆召开的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国际研讨会，因得知定剑病情再次恶化，约好两位朋友次日早上9点分头出发到他家中探视。当天清晨天气骤变，寒风频袭，阴云密布，到8点钟外面依然一团漆黑，如同深更半夜，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定剑打电话给我们，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就不必来了。我因到北京的机会和比较有余裕的时间不多，还是坚持去了。出租车开着灯行驶，快到安慧里时天才转亮。在同样布满书籍的客厅里，定剑忍着剧痛与我促膝谈心，从未完成的研究项目到筹备中的会议，从家庭到朋友。在提到正在巴黎政治学院留学的儿子蔡克蒙时，他忍不住掩面而泣。

他是一个极其坚强而乐观的人，即使知道死神的脚步在接近，也依然神态自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落泪，而且如此难以自抑。感情稍微平息后，他介绍了克蒙的近况，希望爱子学成后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因为傍晚在上海还有外事活动的预定，我不得不搭乘中午的航班离京，聊到不能再迟的时候，定剑不断催促我动身。在告别之际我拥抱了他一下，眼泪再次涌出。他忍住伤感告诉我怎么走出小区打的，让司机如何行车才最快捷。坐上出租车后，我收到他的短信，把通往机场的路线写得一清二楚。在登机口，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已经顺利赶上航班，他很高兴，又互相说了祝福的话。没有想到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如此之快，这一声珍重竞成永诀。

花圈、悼词、追思会、纪念文集在不断提醒我：“世上已无蔡定剑。”但是，他的音容却仍然长留这个世界，在照片和录像带里，在专著和论文里，在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的轨迹里，在星红和克蒙以及每一位亲友的记忆里，当然也在这本即将付梓的访谈录里。尤其是他对中国法制与社会变迁的具体思想和论述，将会逐步化成新制度的建筑材料，不久后势必以另一种形式大放异彩。现在盖棺而论定，他的人格文章是永垂不朽的了。而作为同乡、同学、同道，我宁愿相信他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还会继续与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同呼吸、共命运。

是为序。

季卫东

写于2011年元月雨天

定剑离开我们半年了。

作为定剑的妻子、工作中的助手以及朋友，我们一直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对于定剑的去世，全国媒体和海内外社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追思文章、诗歌和挽联；同时，许多报纸、网站、记者朋友纷纷将定剑生前在电视台、网站、公共讲堂所作的演讲、访谈予以发表或再次发表，以表示对定剑人格精神的缅怀和思想理念的彰扬。由于这些演讲和访谈散落不同的媒体，很难展示定剑的思想全貌，为了让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定剑的理念、追求，使其更广泛地传播以推动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和宪政发展，我们编辑了这本访谈录。

本访谈录汇集了37篇演讲和访谈，是定剑在进人21世纪，特别是2008年至2010年问在公共讲堂的演讲与接受采访的精彩内容。通过这些演讲和访谈，透过其中一个个宏大议题或细微个案，我们看到了一个四处讲学启蒙社会的蔡定剑，一个在公共媒体上频频发表真知灼见的蔡定剑，一个泣血呼号为民主辩护、为宪政呐喊的蔡定剑。作为宪法学者，定剑在专注于宪政、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学术研究的同时，在身体力行地组织与推动有关社会改革和法治进步的制度性建设实践项目的同时，亦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向社会各界传达理念、观点和立场，不遗余力地呼吁、呐喊，推动制度的进步。

通过这本访谈录，我们亦看到，定剑对社会问题反应敏锐，往往能先见人所未见，先思人所未思。他的思考方向，常常能揭示当时潜在的重要社会问题或是某一热点问题中被人忽视的重点。例如，当社会在呼吁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时，定剑即敏锐的指出：“解决暴力拆迁的问题，需要从土地制度改革、经济制度改革、所有制改革问题上根本来考虑。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恐怕暴力拆迁问题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除后仍然频发的暴力征地拆迁事件不幸印证了定剑的说法。

当然，我们亦欣慰地看到，定剑所推动的诸多有关民主法治的理念与制度改革已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与逐步落实。例如，他多年疾呼违宪违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终被废除；他奔走宣传的反对就业歧视也已进入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政府部门规章；他经年呼吁“追问政府的钱袋子”的公共预算改革开始成为全国“两会”的重要话题，并列入政府改革的目标。虽然路仍漫漫，但这些毕竟是改革艰难前进的见证。定剑在天有灵，也会为这些进步而欣慰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访谈录汇集的多篇访谈中谈及的许多问题相互联系紧密，定剑往往言此及彼，内容不免有交叉重复；又由于定剑对一些主题保持多年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问或有修正补充。本访谈录基本保持了各篇访谈的原貌，没有删除不同访谈中一些重复的内容，意在反映定剑对宪政、民主、法治这样一些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议题的恒久不懈的关注与推动，使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始终在思考和前进的定剑；同时亦试图反映定剑研究路径的变化，从而折射出数年间社会的变迁。

本访谈录的出版同样得到众多朋友的帮助。法律出版社学术与对外合作分社分社长朱宁女士对访谈录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法律出版社高级编辑易明群女士和她的同事们更是为访谈录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定剑的学生许捷对访谈录的编排多有贡献，访谈录各编的编头语即出自她的文笔；定剑的学生谢玲玉、王理万、吉静萍等同学帮助整理了访谈录音与校对；北京迪森摩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尚芳免费精心制作了访谈照片截屏。我们在此不一一列举，一并致以深切的谢忱。

编者：刘星红、刘小楠、袁小牧

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