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集中收录了章开沅先生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近代文化史的各类文章，分设“国魂与革命”“离异与回归”“交流与融汇”“学术与教育”四个板块，展示了章先生40多年间在文化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书中部分文字为首次披露。章先生生前亲自为该书拟定书名、撰写书序，生动讲述了自己一生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读者可以从中充分领略到一代学者的历史之辨、文化之思和未来之梦。

章开沅，男，1926年7月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一现改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一的创办人和领导人。

国魂与革命
时代·祖国·乡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探
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1903年的国内革命思潮
论辛亥国魂之陶铸
“排满”平议——对辛亥前后民族主义的再认识
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
《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序言
离异与回归
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离异的艰难历程
回归面面观
没有结束的思考
《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总序
交流与融汇
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Papers）为实证
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
“南京帮”的故事——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陶行知与基督教
基督教与五四运动
世纪之思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
《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自序
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周年会议致辞
学术与教育
有感于文化创新——从与池田大作对话说起
春风化雨桃李芳菲——向第一个教师节献词
在索菲亚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教育就是完善自己
教育要用真正的爱来办
好制度比好校长更为重要
《教育哲学论稿》序言
治学不为媚时语
要爱国，更要理性爱国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20后”寄语“90后”
读书与做人
喜洲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开馆感言
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感言和谈话
寄语毕业生
编后记

我一生与长江做伴。出
生在芜湖老宅，正好在长江
下游支流青弋江畔。抗战期
间，流亡到长江上游四川，
在江津（今属重庆市）国立
九中读书整整5年，湍急的
川江与江心的沙滩成为我课
余假日的天然乐园。后来两
次被学校开除，先是浪迹于
川江重庆、泸县之间最为曲
折险恶的那一段，随后当兵
铜梁（如今也成为重庆的后
花园）。抗战胜利后又回到
芜湖，并且在南京金陵大学
就读两年多。而从1949年
随军进入长江中游的武汉，
至今已逾68年。难忘长江养
育之恩，情如母子眷恋之深
。所以，季羡林前辈晚年主
编《长江文明研究丛书》，
我一经征召就立即从命，参
与编辑出版工作，并且更加
深化了对长江历史文化底蕴
的理解和珍惜。直至年逾九
十，我还极为关心武汉长江
文明馆的建设与发展，甚至
为其举办的国际大河对话盛
举站台助兴。
因此，我把自己的学术
生涯总结为“历史是已经画
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
止境的远航”。治学无非是
求知。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
就是学者毕生最大的乐趣。
我出生于一个古老的移民宗
族。一世祖从浙江绍兴府地
迁移到太湖边的一块芦苇丛
生的荒野——荻港。经过好
几代人血脉繁衍，人多地少
为患。十二世祖节文公离乡
游幕并从政，先后移居于苏
、豫、晋，最终定居太原并
病故于定州任内。其孙十四
世维藩公，出生于太原，成
长于甘肃。此后又随左宗棠
西征军进驻哈密，常年征战
于陇新边陲大戈壁，直至
1882年才随左宗棠回到江
南，并由军功保奏。在安徽
安庆、宣城等地任知县及知
州等职。甲午战后，维藩公
弃官从商，在芜湖创办益新
面粉公司并定居于此地，晚
年颇有落叶归根情思，遂正
式回荻港认祖归宗。但由于
两处产业都在安徽：面粉厂
在芜湖，宝兴铁矿在马鞍山
（当涂），所以未能实现终
老于荻港的夙愿，只留下一
枚“苕溪渔隐”的印章记录这
个永恒的遗憾。古老的家族
背景促成我自幼就产生流浪
的根性。
我的学术生涯充满偶然
，或多或少地带有流浪色彩
，仿佛是行走在没有航标的
江河之上，漂泊无定，随遇
而安。由于1948年参加革
命，被组织上安排在武汉教
书，所以就地取材，从研究
辛亥革命起步。但是在20世
纪60年代初，机缘巧合促使
我痴迷于《张謇日记》《扶
海坨未刊函电》，乃至收藏
于原北京图书馆的《赵凤昌
藏札》等珍贵原始文献。我
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开拓者
的足迹——张謇传稿》，在
20年后才被中华书局列入《
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出版
问世。状元办厂本来就是晚
清过渡时代的一种特殊文化
现象，或许可以说这就是我
研究文化史的发端，但是却
与我当时承担的“北洋军阀”
研究课题有所疏隔。
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
有一股“文化热”，我虽然忙
于有关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
国际学术交流，但始终不能
忘情于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作为辛亥革命研究重点的《
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
一文虽然侧重于政治、经‘
济角度，但由于我力图把整
个社会作为研究视野，所以
仍然有些文化思想史的副产
品，如1903年前后的社会
思潮、江浙新型知识分子群
体的觉醒、章太炎与国粹学
派等方面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
热情邀约，我参与了鲁斯基
金支持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
际合作研究项目，在文化教
育与基督教研究方面花费精
力甚多，这在1990年赴美
访学三年多期间更成为治学
主体。及至20世纪末。由于
受到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
录的深刻影响，我对人类命
运以及严重文明危机深感忧
虑，因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
，对文明危机与价值重建进
行全面思考，并且通过与池
田大作长达一年多的详尽对
话，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主
要观点与强烈呼吁。这大概
可算是一个尚有良知的老人
留给后世的遗言。
晚年经常吟诵张维屏的
一首诗：“沧桑易使乾坤老
，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
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与宇宙乾坤及文化长河
相较而言，吾辈普通学人岂
不正如一株小草，渺小平凡
之至。春草的多情也无非是
自作多情，既缺耀目光华。
更无国色天香。但小草作为
具有生命的个体，亦自有其
存在价值。“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其生命意志
何等刚毅、何等充盈，它以
亿万群体的苏醒，萌发出漫
山遍野的新绿，一片又一片
增添了春天的颜色。诗人以
春草自喻，既非故作谦抑，
更非妄自菲薄，而是对世事
人生已有更深沉的醒悟，其
实也是彻底的自我超越与更
高的精神追求。
天寒岁暮，文思枯滞，
即以此为序。
丁酉冬于南湖实斋，年
方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