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始末》用不足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史上最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而在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造因”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后又通过天启、崇祯两朝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更呈现出门户之争的面目，为明代亡于党祸戾气埋下了伏笔。

温功义（1915—1990），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公报》的老报人。从小博学多才，资质过人，青年时期开始写作，曾受到过茅盾等作家的指点，在抗战时期从事新闻工作。他博览群书，史学功底深厚，对明朝历史犹为精通，著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及《三案始末》，其笔法通俗易懂，文字栩栩如生，叙述时娓娓道来，将明代历史的凝重与精彩表达得淋漓尽致。

前言
帝权与相权
从宰相到阁臣
内监
万历——三案的造因者
立储上的犹豫不决——三案起因
梃击案始末
红丸案
移宫
《三朝要典》，三案翻了过来
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
余波

由于各种或隐或显的原
因，“明史热”自20世纪初就
席卷神州，直到今天都热度
不减，甚至不免被人们做出
种种奇妙的联系与阐释。除
了孟森、吴晗、顾诚、黄仁
宇等学院里响当当的名字，
个别业余研究者在今天似乎
更受到普通读者的瞩目。从
这个意义上讲，明史研究在
中国断代史界倒确实呈现出
了良好的“生态机制”。而在
学院和业余之间，我们今天
隆重介绍一本容易被人忽视
的小书——《三案始末》。
《三案始末》是用不足
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史
上最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
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
而在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
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
矛盾入手，到万历“造因”为
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
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
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
、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
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
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
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
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
。后又通过天启、崇祯两朝
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更呈
现出门户之争的面目，为明
代亡于党祸戾气埋下了伏笔
。
三案的拖延之久、影响
之大，正反映了明末政治的
混乱局面。作者从这一角度
入手，使读者能够见出明代
统治阶层的内部纠纷，看清
国政日趋荒废，同时对制度
、权力有比较精简的呈现，
颇见捷才。其文举重若轻、
平易亲切，如炉边闲谈，娓
娓道来。作者希望“通过三
案的成因和经过、可以明白
看出，明代多年来一力增重
帝权，积势所及，产生出何
等的积弊”，可见三案的根
本，正是皇权独大与限制皇
权之间的冲突。前者是千百
年帝制下帝王最渴求的根本
、后者是士人集团对政治礼
法的信念诉求。而在明末这
一特殊的时间点上，即使不
冠以“知识分子觉醒”这类现
代性命题，士人阶层对皇权
独大的惨烈抵抗，从明末三
案中也可见一斑，对作者“
文革”后写作此书或许也有
现实意义。
温功义（1915-1990），
祖籍湖北武昌，其父曾为张
之洞幕僚。温在北京（平）
生活成长，少有才名，长于
诗文；抗战后全家避居香港
，因发表文章而被楼适夷介
绍进入“香港文协”。1939年
入香港大公报工作，被时任
总编辑的徐铸成誉为“玉树
临风，才华横溢”，颇得胡
政之等人赏识，随大公报迁
回内地，办理《大公报》分
销业务。1948年后定居重
庆。解放后，因性情耿直和
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长期排挤
，只得赋闲在家。不羁俗务
的他反而尽情读书且“述而
不作”，偶尔著文、翻译，
也只限自娱不求发表。“文
革”结束后，受重庆出版社
鼓励，于1984年出版了《
三案始末》，后又著有《明
代的宦官与宫廷》（1989
）。温功义先生的著作，产
量之少与质量之高同样惊人
，很有些不世出的天才意味
。他深厚的文史功底与隐逸
世外的姿态，使他游走在学
院与业余之间，成为一个独
特的存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编辑部
2022年7月

三案的拖延之久、影响之大，正反映了明末政治的混乱局面。作者从这一角度入手，使读者能够见出明代统治阶层的内部纠纷，看清国政日趋荒废，同时对制度、权力有比较精简的呈现，颇见捷才。其文举重若轻、平易亲切，如炉边闲谈，娓娓道来。作者希望“通过三案的成因和经过、可以明白看出，明代多年来一力增重帝权，积势所及，产生出何等的积弊”，可见三案的根本，正是皇权独大与限制皇权之间的冲突。前者是千百年帝制下帝王最渴求的根本、后者是士人集团对政治礼法的信念诉求。而在明末这一特殊的时间点上，即使不冠以“知识分子觉醒”这类现代性命题，士人阶层对皇权独大的惨烈抵抗，从明末三案中也可见一斑，对作者“文革”后写作此书或许也有现实意义

宰相之为帝王的辅佐，其渊源是很久远的，也可以说自从有了帝王以来，就有了地位仅次于帝王的宰相。
这一制度，历来便都为论者所肯定。每当说到太平治世，总是以明君善于择相、贤相能竭诚事君，作为主要因素。很多相处得较为和美的君相之间，彼此也常以融和无间、如鱼得水，相互赞誉。粗粗见来，似乎君相之间总是以和衷共济、同心协力才是正道。但历观史籍、揆诸实际，却又不然。自殷周以来，便是君相合力共治之局，其间帝王掌握着最高权力，处理实际的政务则较宰相为少；宰相掌握着次高权力，而处理实际的政务却较帝王为多，彼此互为消长，彼此意见相合时固然常有，而彼此相异时却也时见。相合自然无话可说，相异则不免要相互让步，或竟发生冲突。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极早的例证。自此而后，君相之间的斗争就没有断过，只不过是冲突的缓和与激烈各不相同而已。这其间，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都是以相权压倒了帝权的突出人物。
君相之间虽说不断有些争持，但从权位上来说，优势自然总是在帝王一方面的时候为多。而且每逢改朝换代，君相之间的权势总要有些变化，这变化的趋势则是帝权不断上升，相权则不断下降，因为每个开国之君为了保全他的基业，总要除掉一些前朝制度中对帝王起到约束作用的条文，而添上一些扩大王权的条文。历代继续这样修改，帝权与相权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这样，到了明初，帝权和相权之间相距便已绝远，但明太祖朱元璋还是觉得宰相的权力对他的帝业终究是个威胁，最后终于把这个行之已久的宰相制给废除了。
废除了宰相制，君权越发增重了，君主专政，至此已发展到了顶端。这对于帝室的稳固自然是有利的，在有明一代的一十六帝中，于童年间便即位为帝的很有几个，另外又还有些倦于理事的人，多年避居深宫，很少临朝问政。然而即便如此，帝权还是很巩固的，并没有出现过权倾一朝、足以代立的人物，其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应该说是取消了宰相制的缘故。不过，也正由于居安无危，明代诸帝，除去建国初期的所谓“二祖”以外，都极缺乏历练，只有宣宗、孝宗，稍为后世加以称许，其余都不过是些碌碌无为的人，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于亡。这又是一心只为增重帝权而殚精竭虑的人所没能想到的。
明太祖朱元璋之终于废除了宰相制，是在他建国为帝后，为了巩固帝权，经过多年的思虑和谋划，最后才毅然决定的。最初，他对设立宰相辅佐国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并无一点疑虑。早在他建立大明帝国之前，还是称为吴国的时候，便已经设立起了宰相的职位了。从吴至明，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那时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位居右丞相的则是徐达。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国，即位为帝以后分任左、右丞相的还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那时丞相的任所称为中书省，丞相之下设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称的属员。徐达在中书省为右丞相的时间并不久，只有两年略多些，后来便因要率领军队出征而离开了那里。李善长在徐达离去不久，也因病致仕（即退休）家居。继李、徐而任职丞相的，又有汪广洋和胡惟庸两人，汪是在李善长于洪武四年（1371）正月致仕之时即被任为右丞相，继李而来掌管中书省的事务的。胡惟庸比汪广洋的入相要晚两年多，他是于洪武六年（1373）七月才被任为右丞相的。有明一代曾任职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只从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三年（1380）初，有过以左、右丞相为首的中书省；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叛被诛，中书省也随之而被撤销，此后丞相的官名和职所便都化为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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