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对话》是以赛亚·伯林爵士(1909—1997)和波兰雅盖沃大学教授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的合著。

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与波兰青年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在长达15年的通信和对话中，一起探索了自由和价值多元论等对于当代有重要意义的哲学问题，为了回应贝阿塔持续的、尖锐的和十分深刻的提问，伯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他们探索的方式将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

《未完的对话》是以赛亚·伯林爵士(1909—1997)和波兰雅盖沃大学教授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的合著。

《未完的对话》记录了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5年的讨论，包括了两人的通信、谈话录音，以及贝阿塔研究伯林思想的几篇文章。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伯林对于来自东欧的学者总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和年轻对话者之间独特的互动气氛引发出许多以前未曾发表的内容，对理解伯林的思想有极大帮助。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序言(亨利·哈代)

作者序言

致谢

回忆以赛亚·伯林

通信：1983—1997

访谈：1991

不要绝望

我不愿意宇宙太整洁

谈话：1986—1995

1986

1988

1988年4月22日和24日

1988年5月6日(和约翰·格雷)

1988年5月23日和30日

1991

1995

1995年5月17日

1995年5月24日

文章：1989—2005

论伯林自由学说的又一个声音

两种自由观：伯林和哈耶克

“自由”作为抽象理想已近黄昏？

多元性与悲剧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相互连结还是彼此排斥？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谢谢你4月2日的来信。你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必须尽力回答。很高兴你以这样的措辞写信，因为这封信的确催促我深入思考一些问题——此前我很可能没有考虑清楚。

让我从头说起吧。我认为，格雷十分正确地指出，在多元论和自由主义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结，虽然有其他各种(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重要)的联系，我将逐一谈及。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承认“人权”和“反人类罪行”。你知道，我不信对这些或者绝对价值观的先验性辩护。如果相信的话，情况会容易一些，但是必须说明我们相信什么——就我的情况而言，我就该说“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然而，有些普遍性的原则可以借助，而且是没有人拒绝或者否认的。纽伦堡审判就以这些原则为依据，虽然我们可能争论这些原则是什么，但是还不能从哪方面出发将其断然否定。自由主义无疑是拥戴这些原则的。当然，在这一层意义上，为了取乐而折磨儿童的行为被视为非人性的，违背人性或者自然权利法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确立自由的原则。思想自由，或者集会自由，或者信仰、言论的自由是否列入其中，大概是有争议的——我要说，从上面提示出来的意义来看，这些都是人性法则的一部分。有人可能不同意。不管怎么说吧，这些总体性的原则，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几乎在全部的时代，几乎被每一个人接受(即使不是严格地必定处处都被接受)，足以为道德提出依据——无论是政治的还是个人的道德。

现在谈—吓要点吧。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派和反多元论者吗，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狂热的自由派、寻求铲除全部替代形式的政府吗?在理论上，我认为可以，但仅仅是在理论上。我来解释—下。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一，至少在我看来，并且我认为在从任何意义上谈论此事的大多数人看来，是宽容。这是指对于与我的观点不同的观点表示宽容。这就必需理解这些观点是什么，允许这些观点得到表达，即使这些观点不符合我的观点，有时候可能与我的观点对立。若非如此，在我看来，就没有自由主义。同时，多元论蕴含对不同文化所追求的，或者作为这些文化基础的价值观的理解。这些价值观中的某些肯定必然是在被描述为自由的社会中应得到允许的。普遍的宽容带来的结果就是：全部这些价值观，在过去无论是否被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者红种印第安人，或者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或者纳粹分子所拥抱，都必定是被容忍的，尽管遭到争议，尽管像我相信的那样，这些世界观的大部分根据是错误，这些错误终究可以用普通的、自然论的、经验论的手段驳斥——例如，我们能够设法表明，西方的进步无论怎样解释，都不是单一地起源于其北方人的、或者条顿族的渊源，untermenschen(下等人)不存在，这样的人是一种邪恶的杜撰，一种臆造——我认为，这些情况是可以显示出来的，通过普通的、理性的论证，以经验论的观察和共同的推理为基础。即使我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即使我认为不可容忍、奸诈、邪恶等等的观点来源于根深蒂固的心理根源，这些根源不能够凭借任何数量的理性和经验的论据根除，那么，还是要承认，如果一个自由的社会想要存在下去，就必定有某些观点因为十足地危险而得不到容忍。并非一向如此，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西斯主义在英国是弱小的，可以说我们的民主能够容忍它—一不存在即将降临的颠覆的危险。而其他反常的或者邪恶的信念，也是如此。但是，在这里，伦理学变成了政治学，你也许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如果这些观点变得足够强横，威胁到了一个自由国家或者(无论自由与否)民主国家的基础，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就要提出，宽容(宽容是自由主义固有的，而且在某些人看来是民主社会固有的——是关于党派体系的理念所蕴含的)必须让位，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忠实于宽容的社会。换言之，自由社会有权利反抗，甚至是镇压任何可能变得强大到足以颠覆自由社会基础的运动。这就是你说的原则，亦即，除了那些消除宽容之可能性的事物，你可以宽容任何事物。[……]

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多元论者，你就要忠诚于对各种观点的宽容——不仅是宽容，还有对这些观点的理解。—旦你理解了他人的观点，你就有机会理解(在时间和空间上)遥远的文化十分不同于(你所在的时代的)你自己的文化的观点。但是，如果某一种文化对于它所威胁的多元社会变成了危险，则这一多元社会——以保护多元论和／或自由主义的名义，如何称呼，悉听尊便——就有权利镇压、反对这样的文化。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反抗法西斯主义而得到赞同——如果苏联共产主义变成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某种严重威胁的话(没有人确认是否就是)，反抗也是会得到赞同的。这是我的观点。换言之，我不是简单地观看各种类型的宪法，然后因为我感觉喜欢其中某个(虽然我无疑是这么觉得)就看好自由主义的。我想到的超过了这个情况：我自忖，宽容是一种人权，一种普遍性的权利，或者，按照我的说法：准普遍性的；如果是这样，而且只有自由社会才能够充分地予以实践，则这就是二者之间的联系——这不是一种逻辑的联系，而是事实上的，也并不差。宽容是全部这个问题的核心，而在宽容之中，理解乃是先决条件。这是一个在哪里停止的问题。自由社会有一个特点，自由社会对各种不同的观点有某种宽广的理解范围——也就是说，在自由社会里，可以存在不同的见解，而且社会因此变得更好(在西欧，几百年来，我们倒是宁愿不相信这个道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现代的观点，但是在道德上仍然是成立的。不知道我把话说清楚了没有，希望说清楚了。

如果你还有问题，请写信告诉我：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激励——我相信，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表达过我的思想，所以，如果你愿意，就请再写信来。我充分理解你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P91-93

南京译林出版社提议推出《未完成的对话》的中文版，此举令我十分惊喜。得知这一决定的时刻，促使我回忆起这部著作缘起的一系列往事。

记忆犹新的是，1986年夏天，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我于忐忑不安之中和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初次会见，从此开始了我精神生活中最重大的经历，结果是，这部著作竟在美国出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得以送到中国读者手中！曾几何时，我的想象力范围似乎容纳不下事实发展的这一过程，尤其是在我所生活的境遇之中。

从那一时期起，世界发生了巨变。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举行了第一次几近完备的民主选举，此举开始了整个东方集团的深刻变革。当时的超级大国之一轰然垮塌，另外一个则似乎正在经历衰落，而世界的重心显然正在向中国移动，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强国。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一直建议我的学生学习汉语。在见证正在出现的种种过程开端的同时，作出回顾是十分值得的。孔子曰：“温故知新。”

伯林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我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悉的——1981年伯林宣布军管后不久。显而易见，在当时，自由乃是涉及我个人的问题。我还记得在阅读这篇文章适合经历的、精神上的巨大轻松感，那种感觉酷似在充满新鲜氧气的森林中的漫步。但是，阅读当时在克拉科夫全市惟一的一本《两种自由概念》绝非易事。这一著名论文的单行本，列入了我所在的大学的藏书。为了借阅，我必须提出相应的申请，说明需要阅读这一本禁书的理由，和图书馆馆长约谈，申述情由。在当时，大学乃是有限的自由的飞地。我是以科学研究人员的资格得允借阅该书的。在那些年代里，在波兰，伯林的著作无法公开借阅。伯林某些著作的波兰语译本只有“地下”版本，或者国外波兰侨民主办的出版社版本。我属于很少数人的小组，这少数人因为所在的单位，而可以合法地杰出伯林著作的有限的藏书。《两种自由概念》对我触动至深。我十分喜爱的一句箴言“Nawet najczarniejsza chmura ma srebrne brzegi”（至黑乌云，亦有银边）最形象地表明元气开始恢复，希望突然来临。这令我全身灌注进入对伯林的思考。直接的效果就是，我鼓起勇气，给牛津大学这位思想家写出第一封书信。他主动开始了我们后来的书信往来和个人交往。

1989年巨变之后，在波兰公开地大量出版了伯林著作的译本。现在，在波兰图书市场上，几乎可以买到他全部的著作。感谢本书中文版译者提供的信息，我得知，中国读者忆旧那个阅读伯林重要论著的译本（12部）。我为此感到高兴。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在深刻变化的时期，是值得从《两种自由概念》的作者著作中汲取思想的。他涉及个人自由的言说永远不会失去重要意义，虽然在稳定的时期不一定显得突出。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价值多元论简介越来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成为充满多样性与相互碰撞、互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世界中的路标。这样，在我得以经历的日益变迁的历史环境中，我起初对伯林自由概念的着迷逐渐演变成为对于他在道德哲学中开创的新潮流——道德多元论的强烈兴趣。在1989年的巨变之后，在对于我的这位导师的哲学思考的探索中，又一次得到了培育。

当然，现在冒昧献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的中心任务是以赛亚·伯林，以及他对思想遗产的贡献、他对世界和人类事务的深刻观察力——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是得到他个人的经验的多方面的启迪的。而在我们的书信和谈话中，也写进了我的祖国波兰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的事态。同时也记录了我个人生活、我遇到的可能和重重困惑的片段。在1983—1997年巨变时期我们展开的讨论如果给读者带来启发或者成为希望的开端，我讲感到十分欣慰。我深信，以赛亚·伯林也会具有同样的感受的。

中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相同的苦难已经成为遗产。警示出这种积淀中汲取，但是，积淀已经成为过去而一去不返。

附记：我想要真诚感谢本书译者杨德友教授，感谢他的全力以赴完成这一译事，和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展开的富有成果的通信联系。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杨德友教授也懂得波兰语（翻译出版过不少波兰语写作的著作）。对于波兰语言和文化的熟悉，在翻译《未完成的对话》过程中，肯定等于有了一张王牌。我希望，杨德友教授有机会翻译出更多的柏林作者的著作。我以往的好运给我带来的和以赛亚·柏林特殊接触的机会，正在继续带来成果。最近的幸事就是和杨德友教授的思想交流，达到了通畅的理解。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波兰 克拉科夫市 雅盖沃大学 2012年8月12日

《未完的对话》是以赛亚·伯林爵士(1909—1997)和波兰雅盖沃大学教授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的合著。

本书内容主要是贝阿塔和伯林长达十四年(1983一1997)的通信、1986年至1995年她数次到牛津大学任访问学者期间与伯林谈话的记录，还有她的五篇文章(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

本书在可观的程度上述明了伯林的思想，澄清了他的哲学议题当中的几个。出版以后，得到积极的评价：

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研究教授约翰·格雷(《以赛亚·伯林》一书作者)写道：“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为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之·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指南。在书信、采访和谈话中，以赛亚·伯林揭示了他的哲学的本质，并且将其与他一生的诸种事件联系了起来。这是一部独特的记录，更加上波兰诺夫斯卡一塞古尔斯卡颇具洞察力的阐释文章，对于每一位关注政治理论和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人士来说，都堪称必不可少。”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和《自由派与食人派：多样性的含义》的作者)写道：“这部优秀而不同寻常的著作生动地展现了伯林在思考中的言说。为了回应成为友人的一位波兰年轻女哲学家持续的、尖锐的和十分深刻的提问，伯林一直在努力思考他自己关于自由与价值多元论之思想所引发出来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他们的往来书信、谈话、采访和她总结性质的文章受到欢迎，进一步地阐明了伯林发人深思的自由主义及其提出的、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完成这部著作的译事之际，译者有下面的一些感想，也许值得记述—下：

首先是对伯林的敬佩：作为一位学者，伯林不仅有开创性，而且尽力做到与时俱进，勤劳一生，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只要头脑还清晰，就在尽力探讨学术问题。其次，伯林长时间地鼓励和帮助青年人学习、展开研究，而且平等交流，推心置腹。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都是他在七十四岁到八十八岁这一年龄段完成的。

其次，是对于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一塞古尔斯卡的钦佩。她在求学时期敢于大胆请教、结识著名学者，包括外国学者，展开长达十几年的深入合作(十几年不算很长的时间，但是弥足珍贵，因伯林年事已高)，取得很好的成果。

但是，这样的合作，或者机遇、“缘分”，是有条件的。伯林平易近人、热心助人，十几年如一日(学者们绝对不是“没事”和我们闲聊天“解闷”的人)；而贝阿塔，具有向大学者请教、结识大学者的胆识，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得有底气——这就是学识根基。这位青年学者(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现在是中年人了吧)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她首先学好了英语，具有用英语表述、讨论学术问题的水平(英语对于大陆欧洲人来说当然比对中国人容易，但是对于母语是斯拉夫语言的人来说，容易得有限)。尤其在人文学科方面，因为容易涉及各个相关方面的知识，比科技人员谈论某一方面的科技，可能要难得多。其次，学术水平和提问的能力；提出问题本身就能够表现出思考水平，当然，问题还要引起双方的兴趣和符合学识水平。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老学者和这位年轻的外国女士，都基本做到了办事不拖延，恪守承诺，说到做到——这是保持互相信任和取得成果的条件。还要抓紧时机。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老生常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避免事后感慨：时过境迁，痛失良机。

本书译事缘起如下。2011年5月18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刘东教授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阅读伯林的十年》。文章谈到译林社出版了伯林十部著作的汉语译本，最后说：“此外，在……之后，我又向译林推荐了_一本《未完的对话》，和一本研究伯林的著作《伯林：自由主义与多元论》(乔治·克劳德著)，但这还需要较长的过程，才能完成一系列的复杂操作。”很快，刘东教授以电子邮件告诉我，译林社接受了这个选题，并且说：“你如果对此有兴趣，那么我给你留着。”到2011年9月初，译林社和我签订了出版合同。和译林社上一次的合作是翻译出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的《怀旧的未来》，那本著作讨论了莫斯科、圣彼得堡，纳博科夫、布罗茨基和卡巴科夫，虽然是从英语翻译，但是我的俄文翻译经验(拙译：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华夏出版社)颇有帮助，而这一次，《未完的对话》的作者之·是波兰人学者，该书有涉及波兰之处，我翻译波兰语(拙译：贡布罗维奇长篇小说《色》、《横渡大西洋》等，人民文学出版社；柯拉柯夫斯基《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北京三联书店；博罗夫斯基《石头世界》，广州花城出版社)的经验也是有帮助的。

本书得以翻译出版，十分感谢刘东教授的推荐、支持和鼓励，感谢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一塞古尔斯卡教授的合作和帮助；得到译林出版社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细心和周到的协助；得到长子杨念在收集资料方面的帮助、次子杨路在使用电脑方面的帮助：在这里对大家致以衷心的谢意。

杨德友

2012年10月20日，太原山西大学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记录……对于任何政治理论和二十世纪思想史感兴趣的人都将是不可缺少的。

——约翰·格雷，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伯林的思想和贝阿塔在波兰所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他来说，给他们的讨论带来了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在书信和谈话中表明。这一点也使得他们的对话活跃了起来。

——亨利·哈代，伯林《自由论》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