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福斯特创作生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受欢迎和流传最广的作品！

《印度之行》可看作若干英国知识分子试图以“平视”之姿检视印度文明的寓言之书，为福斯特六部长篇小说中声望最高的作品，也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最具人文关怀和文学价值的小说，一直被视为20世纪最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小说之一。

萧乾曾这样评价福斯特：“福斯特的小说语言有一种韵味，他笔下的独特意境以及深刻的象征意义是时间所损蚀不了的。”

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可看作若干英国知识分子试图以“平视”之姿检视印度文明的寓言之书。因此《印度之行》一直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为世界广大读者所喜爱。

二十世纪初，英国人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前往印度。印度医生阿齐兹出于热情和友谊，组织了人陪同两位前往当地名胜马拉巴山洞游览。在幽暗的山洞里，阿德拉小姐感觉似乎有人侮辱了她，于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印度之行》的揭露性与批判性超越了福斯特以往对一般中产阶级所持的暧昧态度，作者通过阿苔拉小姐反映了对殖民统治的反感与对受压迫民族的同情，为福斯特文学创作生涯最具人文关怀和文学价值的小说。D.H.劳伦斯对《印度之行》爱不释手。

第一部 清真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二部 山洞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部 寺庙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后记

重译后记

除了离城二十英里处的马拉巴山洞之外，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恒河从昌德拉普尔旁边不是奔流而过，而是缓缓流淌。这小城沿着河岸伸展了几英里长，河岸和小城随便堆置的垃圾简直无法区分。河滩没有沐浴的台阶，因而此处的恒河不是圣地；真的，这儿看不出哪是河滩，印度人的居住区遮住了宽阔、多变的恒河。这儿街道鄙陋，寺庙冷清，虽然也有几所漂亮的住宅，然而不是隐蔽在花园之中，就是隐蔽在幽深的巷子里。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应邀而来的客人之外，无人不望而却步。昌德拉普尔从来就不是个庞大或美丽的城市，但在两百年以前，它却是印度北部（那时还是莫卧儿帝国）通往海上的必经之地，几所漂亮的住宅便是那个时候修建的。这儿的人们在18世纪的时候就失去了装饰的兴趣，这兴趣好像从来也不是属于平民的。在印度人居住区，看不到任何绘画艺术，也没有什么雕刻作品，树木都像是用泥做成的，居民走在街上则好像泥土在移动。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卑微而败落，那么单调而无生气。恒河发了大水，都希望把赘疣冲进泥土里，可大水一来，房子倒塌，人被淹死，尸体腐烂，无人料理，然而昌德拉普尔城的轮廓却依然存留着，只是这儿扩大了一点，那儿缩小了一点，活像一种低等而又无法毁灭的生物体。

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有一座椭圆形的广场，还有一所长形的医院，医院的整个建筑呈灰黄色。火车站附近的高地上有一片房子，那是欧亚混血人的住宅。铁路和恒河平行，走过铁路，地势下斜，然后爬上一个陡坡又是一块高地，那小小的英国行政官署便建在这第二个高地上。从这儿来看，昌德拉普尔却完全像另外一个地方，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然而它根本不像一座城市，而是中间布有零星茅舍的一大片树林，是由伟大的恒河浇润的一个热带乐园。原来被印度人居住区挡住的酿酒棕榈树、楝树、芒果树和菩提树现在清晰可见，可从这边看，这些树又遮住了那印度人居住区。那些树长在花园中，从古老的水塘里得到滋养，它们长得高出了令人窒息的贫民区和被人遗忘的庙宇，寻得了阳光和空气，有了比人类或其创造物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它们高高地在低洼沉积物上空飘动，那枝条和点头的叶子相互致意，为鸟类构筑了一座绿色乐园。特别是雨季之后，无论什么东西从树下走过，都能被遮蔽起来，无论何时，甚至在它枯萎或落叶的时候，都是为居住在这个高地上的英国人美化着这座小城，因此初到此地的人无法相信这儿会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贫穷，除非再去看看才能相信。说到那座行政官署，它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既不惹人喜爱，也不令人厌恶，显然这里是按精确的设计建造起来的。它前边是红色砖瓦的俱乐部，后边稍远的地方，是食品杂货店，再往后便是公墓。马路都垂直相交，一些带游廊的平房就排列在这些马路的两旁。这块地方没有丑陋的东西，但只有风景是美丽的。这块地方与城区除了共有头顶上那个圆拱形的天空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天空也有自己的变化，不过它的变化没有草木和河流的变化显著。云彩时常把天空描绘得像地图一样，五颜六色，然而天空通常倒像一个混合色彩的大圆顶，其主调为蓝色。白天，蔚蓝的天空与白色的大地相接之处，那蓝色渐渐淡薄，变成了白色。太阳落山之后，天空出现一条新的圆周线，颜色橘黄，从下向上渐渐变为柔和的紫色，然而那圆顶中心的蓝色依然存在，就是到了夜间也是如此。夜幕降临，繁星满天，像巨大的天空挂满了明灯。大地与星斗之间的距离大大不如星斗之外的太空遥远，那更加遥远的地方没有颜色，但夜空的蓝色就是在那儿最后消失的。

天空主宰着万物，不仅主宰气候和时令，连大地何时穿上美丽服装也要由它来安排。大地独自能做的事却甚少，好像只能帮助花儿开放。天空高兴的时候，会把光辉洒满昌德拉普尔印度人居住区，也会把恩惠施与天下黎民。天空所以能做出这般奇迹，因为它力大无穷，巨大无边。太阳是力量的源泉，力量天天从太阳释放出来，释放多少则根据俯卧的大地的需要。没有高山峻岭破坏这大地的曲线，大地一里格一里格平坦地向外延伸，偶有小小隆起，复又平展开来。只有南面，一簇拳头和手指伸出地面，中断了大地无际的延伸。那些拳头和手指便是马拉巴山，山里有许多奇特的岩洞。P3-5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在现代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他一直同乔伊斯、D.H.劳伦斯和伍尔夫被称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但他写的小说并不多，长篇小说六部(包括遗嘱中指定死后出版的《莫里斯》)，短篇小说集两部，而且绝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如《天使惧于涉足之地》(1905)、《最漫长的旅程》(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和《霍华德庄园》(1910)。只有《印度之行》出版于1924年，但它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动笔的。这些小说的背景主要是在伦敦，部分涉及到剑桥，只有《印度之行》是以在印度发生的事为题材的。当然，《天使惧于涉足之地》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两部书的故事一部分发生在意大利。他的短篇小说《神圣的公共马车》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1)出版的，虽然第二部短篇集《永恒的时刻》出版于1927年，但其中有些篇章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前写成的。这些事实说明，福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停止了小说创作。以后他写的东西则大部分属于文学评论和传记之类的作品。

作为一位小说家，福斯特一直盛名不衰，只是这种盛名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在高层次，也可以说在知识界读者中间。他的作品没有畅销过，虽然几年之前他的《印度之行》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又被改编成了电影，震动了世界影坛。他的盛名得以持久地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影响了现代小说创作，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发生作用——这也说明一个事实，即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不一定就是畅销书。他的影响在于他在当时的创作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是知识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和为之思考而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作品也可以说反映出了西方发达社会在“发达”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所呈现的现实。这个现实造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些中坚人物——当然也包括作为这个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心态。这一类的作家并不是太多，只包括寥寥可数的几位，如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纪德，爱尔兰的乔伊斯和奥地利的卡夫卡等。

不过相比之下，福斯特无论从艺术手法或选材方面要更接近现实、深入现实得多。萦绕在他脑际的——也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是人际关系(指感情上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经常理解的搞不正之风的那种关系)与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各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福斯特看来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在他的《霍华德庄园》中，主要人物之一的海伦·施勒格尔说：“永远、永远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这个以电报和怒气所组成的外部世界。”魏尔柯克斯夫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从自然乡村中吸取力量；而她家的男性则是社会的人，是现代文明和组织结构中外部世界的人。当然，活动在以俗套、常规和褊狭为特点的外部世界中的人物，也并不是没有聪明才智，而是缺少对于“人”的真正意义的理解。他们经常对出现在面前的局面束手无策，终致陷入无法解脱的境地。相反，那些表面上看来无所作为的人，倒是显得具有“人”的力量和性能，而这种性能则是从他们一种真正的内心的真实感里产生的。因此，尽管他们有时在感情方面出现紧张和危机的局面(由于他们在个人性格上有缺陷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他们却有更大的本能来应付。在福斯特看来，人的真正本质在这个因袭、常规化了的现代外部世界里泯灭了。

福斯特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全盛”时期(如英国的资本主义)已逐渐暴露出的潜伏危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在知识分子的心态中所引起的反应。福斯特对这个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如基督教及与其相关的伦理观念)感到厌恶，因而持反对态度。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如果说什么“主义”影响到他的思想的话，那可能就是希腊的人文主义和印度的异教徒信念，他以为那倒是真正崇尚“人”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这种本质与虚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立的。

在《天使惧于涉足之地》中，声名狼藉、狂暴而又可悲的纪诺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生命力，与英国客人所表现出的那种狭隘性和无生气的呆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最漫长的旅程》中，那带有异教徒色彩的威尔特郡，对照着苏斯顿那个死气沉沉的村子，表现出优与劣、发展和衰落的根源。这种“人”与他所生存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真正的、内在的“人”与虚伪化了的、形式化了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微妙的，我们可以意会，而要具体把它表现出来却很复杂，很困难。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们通过接受教育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其生活和心态基本上都常规化了、形式化了，因而他们对这种社会的变态甚至连“意会”也谈不上。一个小说家，如果想要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要表现出“人”的本质，同时又要揭开他的异化，那他就得具有大师的手笔。而福斯特在这方面堪称一位大师。在这方面，他有着独特的创造，在现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

《印度之行》是他六部长篇小说中取得声望最高的作品。它是根据他在印度的实际经历和感受写成的。1912年他曾与剑桥英王学院的柏拉图主义者、社会思想家路威士·狄更生(我国的徐志摩曾是他的弟子)一同去印度旅行过。1922年他又去印度，为印度的一位王公当秘书。在这部小说里他对印度人和在殖民地印度生活的英国人之间的关系的描绘，表现出他极大的悟性和智慧，也加深了他对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困境的认识。在他看来，印度人对感情、生活和宗教的敬畏(当然，这也派生出可怕的优柔寡断)所表现出的“开放”情怀与英国人为了挥舞权力而展示的“实际”和僵硬态度，正显露出真实的“人”和虚伪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差异。正如在他的其他小说中一样，要突出在这种不同环境、宗教、传统和心态上的“人”及异化了的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结构上他有时得制造出极端暴乱的场面，借以测验他的人物的素质。但他也并不是纯客观地、冷静地这样做。像他所推崇的、并受其影响的老一代作家高尔斯华绥一样，他也抑制不住他的社会良心。对于那变态的社会及其制度，他也掩盖不了他的批判，而这批判又是特别深刻的、尖酸的。

英国女作家罗斯·麦考莱在谈到福斯特的《最漫长的旅程》、《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霍华德庄园》时说：“这些作品反映出一群优雅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精致的、半老的淑女，自命不凡的或者无事烦恼的放肆的年轻人，感觉敏锐的或者习俗化了的少妇。这些人是他们时代和阶级中的佼佼者，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是一幅银笔画中文质彬彬的、值得讪笑的典型。”所以福斯特对人和社会的关系观察以及表现这种关系的手法，便使他在小说创作中成了革命者和创新者。但他并不是没有社会观点。他从人本主义出发，而最后落脚到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块基石上。这是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和后来的“现代派”作家们所不同的地方。他灵魂的深处，潜藏着一种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他既不满于英国全盛时期维多利亚朝代的文学说教，也不愿苟同孤立于社会而以个人为中心的那种所谓心理学派的创作实践。可能这就是福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基本上搁笔，没有再写小说的原因。这也说明了他作为一位严肃的艺术家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此他的盛名始终不衰。

福斯特190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英王学院(King's College)。这是一个很古老而在思想上又勇于创新的学院。他在那里攻读历史和希腊文学，后来他又到希腊乡下住了一阵，所以希腊的人本主义在他的思想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家庭方面，他的曾祖父属于一个以他所在的村子克拉卜汉命名的宗教小集团。它的成员都是当时富有而又有声望的知名人士。虽然他们属于不同的政党，但他们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上却坚守一个共同的准则，即坚决反对白人在非洲贩卖黑奴，同时又支援和救济国内的穷人。这是一种旧人道主义与宗教相结合的慈善精神。福斯特从小就在无形中受到了这种家庭影响。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特别是在《印度之行》中——可以隐隐地体会到这种影响。

在文化上他属于英国——也可以说是西方——一个所谓超高级知识分子的学派，即“布鲁姆斯伯里”学派。这个学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剑桥英王学院的毕业生或与它在学术上有密切关系的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大部分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一条名叫布鲁姆斯伯里的小街上，因而得名。它的主要成员在作家方面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斯特；在画家方面有瓦涅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在美学理论方面有克莱武·贝尔和罗吉·佛莱；在传记作家方面有李顿·斯特拉奇；在经济学方面有凯恩斯(他的经济学理论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近半个世纪，最近仍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在政治理论方面有伦纳德·伍尔夫(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其他还有著名的编辑和文艺评论家如大卫·加纳特(他的母亲是康斯坦斯·加纳特，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译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全集，约数千万字，“五四”以后，我国介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从她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文学编辑爱德华-力口纳特，20世纪初叶英国出现的许多名作家，如康拉德等都是他发现和提拔起来的)。

但这个学派，根据克莱武·贝尔的说法，并不是一个学术集团，只不过是一批有血缘和朋友关系的人偶然住在同一个区域而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批“超高级知识分子”从没有发表过什么“纲领”，只不过像作家摩尔所总结出来的，他们有一个大致相似的信念，即“人的生活主要目的是爱，是创造和欣赏美学的经验，是不断追求知识”。这三条在福斯特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对于盛极一时的所谓资本主义文明感到失望，隐居到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乡下。他们居住的地点也都相去不远。克莱武和瓦涅莎·贝尔及邓肯·格兰特合住在一个叫卡尔斯顿的村屋里(现在成了他们的纪念馆)。我1944年到英国后，瓦涅莎曾邀请我到那儿去住了一阵。凯恩斯及其夫人、俄罗斯的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洛波可娃和伦纳德·伍尔夫也住在附近。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到贝尔家来，聚在一起喝茶和聊天，我住在那里时当然也参与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文化享受。

福斯特终身未婚，所以也没有一个家。他成名后剑桥英王学院授予他名誉研究员(Honorary FeIlow)的称号。1947年他退休到剑桥英王学院。我那时也是这个学院的成员，研究西方文学。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个短笺，邀请我到他的房间去喝茶。从此我们就认识了，经常见面，谈些文学创作和文坛掌故方面的事情。1949年秋我离开剑桥英王学院返国，与福斯特的交情从此中断，因为这种关系在当时也算是“海外关系”的一种，说不清楚，所以没有作任何通信联系。1982年剑桥英王学院以“荣誉讲师”(Honorary lecturer)的名义请我偕夫人返校讲学。我这才得知福斯特已于十二年前去世，他的故居已经住进了新人。至于住在苏塞克斯郡的那一批“布鲁姆斯伯里”的元老，也都已作古，第二代只剩下克莱武·贝尔的第二个儿子、美学教授、雕塑家和陶瓷专家昆定·贝尔(Quentin Bell)。他也已经从教学岗位退休下来。他邀请我去他在苏塞克斯郡的老家度了一个周末，谈了“布鲁姆斯伯里”老一代人在我离开英国后的情况。他们虽然已不在人世，但作为西方文化精华的杰出代表，仍然没有“过时”，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美国，仍继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回国后，特向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推荐，邀请昆定·贝尔夫妇来华讲学。第二年他们果然来了。昆定在这三所大学的讲题基本上都是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那时“意识流”在中国是一个很新鲜的名词(虽然在西方早已“过时”)，所以听众都非常感兴趣。这算是作为西方文化精华的代表“布鲁姆斯伯里”学派与中国学术界所进行的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的直接文化交流。当然国内翻译出版福斯特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这种交流的深入。

1988年7月2日于北京

福斯特的小说语言有一种韵味，他笔下的独特意境以及深刻的象征意义是时间所损蚀不了的。

——萧乾

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一直同乔伊斯、劳伦斯和伍尔夫被称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

——叶君健

尽管小说含有消极的意义，但非常明显，它决不是一部消极的作品，它所表现的主要意义是人生的力量和人生的价值……虽然秩序不能包括一切，虽然只有黑暗是持久的，但世界依然是我们的。

——[英国]约翰·塞耶·马丁，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