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白话散文的创作出现了以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冰心、沈从文等为代表的大家、名家，华章隽制，蔚为大观。
本书选取脍炙人口、历久弥新的现代散文佳作80余篇，配以精彩的鉴赏文字，以便读者领略中国散文艺术之美。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鲁迅
秋夜
影的告别
好的故事
雪
灯下漫笔
阿长与《山海经》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藤野先生
我的第一个师父
忆刘半农君
女吊
周作人
苦雨
鸟声
故乡的野菜
北京的茶食
喝茶
乌篷船
夏丐尊
白马湖之冬
李大钊
五峰游记
胡适
我的母亲
追悼志摩
许地山
落花生
上景山
先农坛
傅东华
杭江之秋
叶圣陶
藕与莼菜
邹韬奋
我的母亲
林语堂
读书的艺术
徐志摩
泰山日出
一翡冷翠山居闲话
我所知道的康桥
郁达夫
钓台的春昼
故都的秋
桐君山的再到
超山的梅花
西溪的晴雨
茅盾
风景谈
王统照
--青纱帐
芦沟晓月
庐隐
雷峰塔下
异国秋思
朱自清
匆匆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冬天
背影
荷塘月色
春
郑振铎
黄昏的观前街
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瞿秋白
一种云
闻一多
五四断想
最后一次的讲演
杨振声
书房的窗子
老舍
我的母亲
济南的冬天
想北平
相片
大明湖之春
北京的春节
冰心
往事(二)
鲁彦
雪
故乡的杨梅
废名
五祖寺
梁实秋
雅舍
沈从文
鸭窠围的夜
朱湘
书
胡同
江行的晨暮
巴金
鸟的天堂
梁遇春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KISSING THE FIRE(吻火)
春雨
李广田
野店
朱大□
少女的赞颂
缪崇群
叶笛
陆□
竹刀
囚绿记
光阴
傅雷
傅雷家书(选录)
丽尼
鹰之歌
柯灵
路亭
钱锺书
吃饭
萧红
蹲在洋车上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何其芳
雨前

《现代散文鉴赏辞典》收录现代名家散文80余篇，主要选取五四运动以来至20世纪上半叶涌现出的散文大家的散文佳作，包括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冰心、沈从文等现代大家的华章隽制，为了让读者领略现代散文的精髓，逐篇配以专家学者撰写的鉴赏文章。希望有助于读者欣赏和了解现代散文艺术。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①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意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