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

——贝特兰·罗素

当今中国的发展，在我们眼前逐渐展示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失败、屈辱和挫折以后，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一个激动人心的“中国世纪”已经在向我们招手！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得让我们不敢相信，更让我们来不及作出必要的反思。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反思就越显得必要和紧迫。在作者看来，未来的30年将是我们民族为实现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运动的“最后一跃”。

世界舞台的中心下一站——中国。

在这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中国的再崛起。经历了200年忧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奋斗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成为整个世界都必须认真面对和适应的现实……

未来的30年将是我们民族为实现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运动的“最后一跃”。

楔子 “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1.走出“历史悲情”

2.从“渴望被承认”到“身份自我确认”

3.认识世界，认识西方，认识自己

4.民族复兴的精神准备

卷一 现代化的最后一跃

第一章 现代化的精神历程

1.穿越“历史三峡”

2.现代化：精神内核与现实路径

3.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标本

第二章 改革需要再出发

1.第一要务：政府自我改革

2.“精英责任”与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

3.愈合“社会的精神分裂症”

第三章 新世纪“关键词”

1.“和谐社会”、“利益集团”与民主政治

2.“以人为本”的民本叙事

3.“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两大问题

4.“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中国路径

第四章 百年现代转型的最后一环

1.一个诞生中的业主委员会

2.新闻自由、新闻规范与媒体的“社会共同体”

3.培育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卷二 西方的“中国想象”

第五章 从伏尔泰的天堂到黑格尔的地狱

1.“新加坡不在中国吗？”

2.西方认识中国的五个阶段

3.中国：西方自我关照的一面镜子

第六章 “唱衰中国”——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上）

1.“中国饥饿论”

2.“中国统计数字造假论”

3.“中国崩溃论”

4.“中国无关紧要论”

第七章 “中国威胁论”——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下）

1.经济威胁

2.政治和军事威胁

3.人口、资源、环境威胁

4.“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

第八章 另一个中国

1.郑和的故事，一段历史注脚

2.中国历史上两次不同寻常的远行

3.现在，西方准备好了吗？

卷三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第九章 知识精英的思想分化

1.“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2.“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

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第十章 对“改革之争”的评价

1.“郎咸平旋风”与“改革之争”

2.“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终结

3.不是向左还是向右，而是向前还是向后

第十一章 “民意”的转向及其后果

1.“原罪”的密码

2.社会对管制的需求

3.“新双轨制”的罪与罚

4.“顺应民意”的新一轮政府权力扩张

5.“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卷四 通往文化重生之路

第十二章 政治与文化

1.当春节遭遇“圣·瓦伦丁节”……

2.“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

第十三章 古今中西之辩

1.“抵制圣诞节”与“弃龙”风波

2.古今中西，月亮哪个最圆？

3.佛教的引进——整合异质文化的一个成功先例

4.“帝国语言”的命运

第十四章 面向未来的文化重生

1.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

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许倬云：中国文化突破与普世世界文化之催生

4.为中国文化的重生努力和祈祷

尾声 上海神话

1.从巴黎到纽约

2.“世界之都”的中国轮廓

3.苏州河以北……

4.锻造面向未来的“城市人格”

后记

卷一

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引自《中国问题》第4页，【英】罗素著，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贝特兰·罗素

全球著名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集团在2003年10月发表的一份题为《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的报告（注：这也是所谓“金砖四国”的出处，BRICs是Brazil（巴西）、Russia（俄罗斯）、India（印度）、China（中国）的英语开头字母的缩写，它与英语中“砖”（Brick）一词谐音。这个名词是高盛集团在上述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报告称，到2040年左右，上述“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目前的G6（G7中除去加拿大），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向这些国家转移，并将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预测，以美元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7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并最终在2039年超过美国。在此后的几年里，高盛公司的研究人员又对这一预测作出过多次修正。他们称，最早2035年，最迟到2042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例如，率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后来又预测，按照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速，“很可能在2035年，中国就会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见《高盛谈金砖四国——预言2035年中国成最大经济体》，载2006年5月24日《北京晨报》；相关报道亦见2006年12月5日《参考消息》第16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预测也几乎与上述结果一模一样。（见【美】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m）《接受中国的崛起（上）》，《读书》2005年第6期。）这个预测得到许多权威经济学家的响应，《华尔街日报》2006年春对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采访结果表明，有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终将超越美国，坐上世界经济头把交椅。

对充满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2040年是一个敏感时刻，令我们刻骨铭记的“鸦片战争”就是在200前的这个时候爆发的，当代中国人普遍把它视作中国衰落的象征。国际上的另一项预测说，到21世纪中叶，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GDP占全世界的比例将超过整个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份额，上升到1/4，这一数字差不多正好回复到200年前的水平。当然，比较现实地来看，中国真正崛起为一个经济强国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路途。例如，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维持现在这样的高速度，中国可能还需要花30到40年时间才能使自己的人均GDP超过亚洲邻国日本，至于赶上美国则可能需要整整一个世纪。然而，总量上的“世界第一”已经足以令国人扬眉吐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把中国视为一个大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她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角色。”而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的话更会强烈地感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所遵循的将不是美国标准，而是中国标准。”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失败、屈辱和挫折以后，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一个激动人心的“中国世纪”已经在向我们招手！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得让我们不敢相信，更让我们来不及作出必要的反思。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反思就越显得必要和紧迫。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界的泰斗、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 ）的评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如果”正是我在本书“楔子”部分论及的所谓“中国重新崛起”的第一层次问题，即中国的现代转型能否顺利完成？而在我看来，未来的30年将是我们民族为实现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运动的“最后一跃”。

第一章　现代化的精神历程

1.穿越“历史三峡”

从《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那双乐观但有些肤浅的眼睛看出去，未来的世界是“平”的。在他那本一时令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弗里德曼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使世界变平的主要动力之一。（参阅《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就全球未来大趋势粗略地看，弗里德曼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虽然他显然过于乐观和天真。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国的未来远不是“平”的。相反，我们眼中的“中国景观”不仅到处坑坑洼洼，而且布满悬崖断壁。

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30年里，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还将迈过许多关隘。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即便不考虑中国在国际上的风险，仅国内矛盾和风险叠加在一起，就一点都不会比我们过去30年的经历来得平坦和便捷。

在经济层面，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人贫富差距——如果得不到较快的扭转，中国不仅在未来不可能保持现有高增长，还将出现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在未来或许能转化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但在当下却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在社会层面，资源环境的瓶颈很早之前就已显现无疑，如果中国在这方面不能成功地超越西方的现有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新路，也许整个世界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由于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眼前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不到20年迅速耗尽，届时中国将面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骤然老龄化，如何避免“未富先老”这个难题已不是未雨绸缪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现实。最后，台湾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华民族上空的一枚“定时炸弹”，如果不能稳妥和智慧地拆除这颗炸弹的引线，一旦台海局势失控，两岸中国人辛苦积累了几十年的现代化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

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足以难倒当今世界上最睿智果敢的政治家。10多年前中国经济刚刚呈现加速起飞迹象时，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her，1909-2005）将中国比喻为一场全世界商业界都“不得不加入的赌局”。杜拉克的预测不能不说是相当悲观的：“事实上，一个有经验的赌徒对这场赌局所下的结论也许是：中国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占三分之一，而中国陷入严重混乱的可能性，至少占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所谓“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中国的决策者始终保持着一份谨慎和清醒，这决非刻意低调。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会的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说：“我敢打赌，摆在布什案头的需要立即处理的事项中，95%的是国际事务。而摆在中国领导人的案头的紧急事项可能95%都与国内事务有关。”更具挑战性的是，上述大部分难题都是当代中国所独有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中都找不到能够直接拿来借用的教科书。“何况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须要改革程度之深，已经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与之类似而接近的例子。”曾以《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引发巨大争论的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中国对美国和对地球的挑战》一文中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中国的国务院总理面对中外记者时说，他心中的忧患意识经常让他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P21-26

“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在这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中国的再度崛起。经历了200年内忧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奋斗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成为整个世界都必须认真面对和适应的现实。

我一向不太赞同用“崛起”来描述这一过程，因为中国在世界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邦：最初的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古代，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辉煌灿烂的先进文明，曾傲然屹立于世界之巅长达千年之久，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即便是在几乎已沦落亡国深渊的70年前，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否定过。因此，我更倾向于用“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一表述方式来形容这个过程。要说“崛起”(或“和平崛起”)的话，也应该是一度(短暂)衰落之后的“重新崛起”。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也曾撰文指出，“中国的崛起”一词使用不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再度崛起”。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鉴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远不只是这个东方大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事件，不仅关乎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命运，也将对全人类的福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复兴的过程及其对世界而言的后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民众及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准备承认中国的重新崛起，并始终以宽容友善的姿态接纳它、帮助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一片坦途，世界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极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怀疑和恐惧，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必将伴随着痛苦和挫折，甚至整个世界也将不得不同中国一起承受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幸乃至灾难。

这两者如同一枚分币的正反两面，因为，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是高度关联和互为影响的：理解是建立善意的前提，而善意又是开启理解之门的钥匙。因此，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如果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它重新崛起和复兴的路途中尽可能地一帆风顺，比理想和热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拥有一颗理性、开放而健全的心灵。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以后，中国就被痛苦地纳入“世界现代历史”的轨道。100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推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半世纪，世界和中国都已经面目全非，但我深信，我们的先辈在奋斗过程经历过与我们相同的迷茫和痛苦，看到过与我们看到的相似的希望曙光，也面临过与我们同样的问题。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很可能拥有我们的前几代人所不具备的幸运女神的眷顾。

然而，就像人们时常引用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幸运女神不会眷顾没有准备好的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人的终极关怀始终留存于尘世，历史上的无限辉煌和近代的惨痛创伤纠缠在一起，使得争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富强构成了支撑现代中国人生活信念的最大乃至唯一的“民族神话”。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神话”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无论是来自西方的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还是得自于我们自身传统的忠、孝、仁、义等等，所有理念都只是实现“强国梦”这个最高价值的手段或工具，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或只具备次一等的价值。然而，就我个人的研究结果而言，这个“迷思”正是导致中国现代化历程一再受挫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不是唯一因素)。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华民族的百年强国梦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再次破灭的话，我们不但需要继续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在精神层面上走出这个“民族神话”。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许只有当我们不再将国家民族的统一与强大视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时，它才有可能真正降临。而走出这个“民族神话”的前提是充分地解剖、分析和理解它，这就是我所谓的民族复兴需要做的准备。所谓“准备”，归根结底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准备：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复兴”。

百多年来，曾经有无数的难题横亘在这个国家面前，困扰着这个民族，随着时代的飞速变化，绝大多数那个年代的“问题”如今早已成云烟，许多当时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今天也已不再必要。不过，有些问题却是永恒的，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例如所谓“古今中西之辩”(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维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与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关系问题)等等。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甚至对于这些问题本身的理解都会持续地争论下去，这将促进我们的心智不断成熟。而我始终认为，我们民族长达200年的“现代转型”能否最终修成正果，从根本上取决于民族的整体心智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向成熟。

1．走出“历史悲情”

2007年春节，我利用长假去了一趟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比明媚的地中海风情更令人感慨的是：几乎在每个景点，来自中国的游客都占到大多数。在一些特别著名的景区，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空气中到处飘荡着亲切的普通话，到处是喜庆的红灯笼和春联……若不是有充满异域情调的街道和建筑作为背景，真让人恍如置身国内的沿海某地。每年的一二月份照例是旅游的淡季，但仅仅因为中国春节放长假的缘故，这一小段时间却突然变成了国际旅游业最强劲的“旺季”。仅凭这一点，世界就足以充分感受到中国蕴藏的潜力。

旅行是各种不同文化直接交流和沟通的最好载体，旅行使我们有机会直面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他们”，也使“我们”有机会暴露在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另一种目光的审视之中。而当我们站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并学会改换一个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身上许多平时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就会获得新的意义。因而，旅行不仅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世界，而且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我相信，这种感受是很多读者都曾有过的。随着今后中国日益融人世界、中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越来越多的国人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就我个人而言，最近几年中每一次出国旅行或其他形式的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都在不断加深我的一个固有观点：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政治等许多外在的领域正在日益“崛起”为一个大国，甚至强国；另一方面，我们民族的心灵却远远没有为这种“崛起”做好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要说“大国心态”，就连当代国际社会中一个正常民族的普通心态都不完全具备。至于我们何时和怎样才能具备大国心态，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也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探讨的中心话题。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民族在尚未具备大国心态的时候就仓促崛起为一个大国，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就像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突然中大奖成为亿万富翁对他自己来说未必是好事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同意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最需要得到大力倡导的不是“大国意识”，而是“公民意识”。

2002年初春的某一个傍晚，我和一群上海客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中餐馆吃晚饭，老板是个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落座点菜之后隔了大约半小时，非但一个菜都没上，甚至连壶茶都没上，而比我们晚来的几个老外却反而早于我们在一旁大快朵颐。几经催促，我们的饭菜终于慢吞吞端上餐桌，谁料到我们点的蛤蜊竟然有股明显的不新鲜味道！按捺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整个一桌中没有一个人去向老板交涉餐馆的服务态度和食品卫生问题，而是异口同声地指责他凭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鉴于老板本人也是个华人，情形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实际上，由于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品服务进出口的迅猛增长，最近十多年来类似的“涉外纠纷”我们见得很多。虽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所有的“涉外矛盾”，哪怕一些纯粹的经贸纠纷——从越来越多的国外进口产品质量问题到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官司——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被国内主流舆论公开解读或暗示为一种对我们的“民族歧视”。而一旦话题被引入这样一个敏感的领域，问题就变得不再是根据交易的协议——如召回、赔偿等——可以解决的了，而必须诉诸认错、道歉之类关乎尊严的举动。

我经常想对那些情绪激动的网友问一个问题：相似的纠纷我们在国内不是也经常碰到吗？我们会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指责对方的行为是一种“地域歧视”或“城乡歧视”？我并不是想说，在所有的对外纠纷中都不存在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我的意思是，在西方当代所谓“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体系内，种族歧视毕竟是一项严重的道德指控，况且界定种族歧视的证据很难取得。因此，不管对方内心里是怎么想的，只要他没有外显的种族歧视的言行，我们就应当在协议与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合理合法的交涉。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是解决纠纷、维护我们自身利益乃至赢得尊重的最佳途径。

在当下的国人内心里，与上述动辄就觉得自己受到歧视的脆弱心态截然相反的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自信满满的“翻身心态”。20年前国人初到海外，常常有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的感觉；如今不一样了，一副典型的新贵瞧不起破落老贵族的派头。我们经常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胞喜欢对欧美发达社会的种种不足品头论足，似乎人家这里也不如我们，那里也比我们差。这种逻辑引申出来的一个必然结论是：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学什么东西。人们总是十分容易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一个人有再多的不足都不可怕，可怕且可悲的是他不能、甚至不愿意认识到自己的这种不足。我常常想对这类洋洋得意的国人提一个问题：既然浦东陆家嘴并不比纽约曼哈顿差(甚至更先进)，那为什么世界的金融中心至今也丝毫没有从曼哈顿搬迁到陆家嘴的迹象？

如果说大多数国人对欧美发达国家尽管表面和口气上颇有不服，但内心深处乃至潜意识里其实依然艳羡向往的话，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于昔日的所谓“亚非拉”兄弟的鄙夷之情就真的是毫不掩饰地溢于言表了。听到越来越多的同胞对非洲、中东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愚昧”、“落后”、“贫穷”所作的颐指气使的指指点点时，我有时真觉得可悲之极：我们自己今天不过才刚刚摆脱贫困迈入“小康”而已，对那些同样曾遭受过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小民族，我们至少应当满怀同情心地去倾听他们的真实心声吧？退一万步说，难道在他们身上，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吗？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阿Q精神”在当代的翻版：有些人在遭受侮辱和欺压而又没有力量奋起反抗以改变现状时，常常会通过侮辱和欺压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以求得某种精神自慰。

2007年2月27日，中国A股市场遭遇了一次罕见的暴跌。之后一天全球主要股市均遭受到“9·11”之后最大跌幅的重创，有分析说这主要是中国内地股市拖累所致。再次让我感到奇怪和可笑的是，国内主要舆论似乎对讨论这次“黑色星期二”的成因、走向及未来趋势毫无兴趣，而是起劲地论证或反驳全球股市暴跌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不是受中国股市影响，自豪之情在大多数论述中溢于言表。人家外国人认真分析中国股市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基于其切身利益，因为他们要根据这种关联度的大小来作出未雨绸缪的准备，而我们热情地关心外国股市受中国影响的程度，则似乎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这就好像是说：为了能够证明“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就会发烧”，我们就算再多患几次重感冒也是值得和应该的。或者说得更极端一点，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打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

在更广和更深的层面上分析，当前国人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过程中最容易表现出来的上述两种全然相反的情绪——动辄火冒三丈或时时洋洋自得——都是浸润于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一种极度不自信心态的不自觉流露，只不过采取了两个极端的表露形式罢了。作为当代中国人的一分子，我能够切身体察和深刻理解这种集体无意识——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先是饱受东西列强欺凌，几乎坠人国家灭亡、民族受奴役的深渊；之后虽然以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换来了民族独立，但又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孤立无助的境地。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先人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无比灿烂辉煌的文明，傲然屹立于世界之巅长达千年之久。这种天壤反差造就了我们民族无意识里的巨大历史悲情，使得我们很难用一种正常的、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外部世界，面对我们自身。而今天一旦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曙光乍现时，这样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里的历史悲情就有可能凭借着我们经济上的成功，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在我看来，这可能是阻碍中国未来和平崛起，甚至使之遭受严重挫折的主要因素中最值得警惕的。

2．从“渴望被承认”到“身份自我确认”

一个多世纪里积淀起来的历史悲情培养了我们民族精神生活中一种争取承认、特别是争取外部世界承认的强烈渴望。反映在最肤浅的层面上，就是以往人们经常论及的那种奇怪的“出口转内销”的现象——中国的科技成果、文学、美术、影视作品，只要拿到了海外某机构的获奖证书，就立刻能够在国内得到追捧；更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在海外拿到通行证，它们才有可能在国内吸引到掌声和闪光灯。我们所熟知的张艺谋、陈凯歌等正是这一扭曲规则的受益者，当他们谙熟并认同这套规则之后，他们的心目中实际上已经不再有本国观众。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和国人消费力的快速膨胀，这种渴望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心态在一般民众的层面出现了新的变种。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两种心态，如果将它们综合起来，则可以用一句带有转折的大白话来说出来：现在看谁还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瞧不起我们？况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轮到我们瞧不起你们了！

民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论，“中西关系是特别的。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那么，现在和将来呢？在心理上，似乎我们与世界之间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种平等相处的合理状态。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就其对中国造成的创伤，特别是民族心理的创伤，以致我们的现代化历程一再受挫和推迟这一点而言，一定程度上也与我们民族自身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19世纪中叶，当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大清帝J国遭遇到真正的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时，其后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已经翻过了近200年，今天，当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希望第一次真切地浮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同样也面临着再次调整、适应的需要。

20007年7月7日晚上，世界“新七大奇迹”评选结果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揭晓，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得票最多名列“新七大奇迹”之首。据发起这次评选的民间组织“新七大奇迹基金会”称，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全世界将近1亿人通过互联网、电话及手机短信等方式投票参与了评选，长城的夺魁几乎是一个毫无悬念的结果。我甚至觉得，如果组织者事先不预设了21个候选者，而让全世界的人们直接通过投票产生最终结果的话，恐怕来自中国的“奇迹”将很有可能包揽这个排行榜的前3名！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凡是通过普通老百姓公开投票选出的所有榜单——从美国NBA全明星阵容到世界文化遗产，来自中国的候选者都无一例外地名列前茅。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压倒性的人口优势，更重要的是彰显了中国人日益觉醒的民族自豪感。不过，我们似乎有必要追问一下：评选“世界奇迹”或“文明遗产”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首先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唤起人们对这些“奇迹”和“遗产”的保护意识，而不是为了提醒全世界承认中国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多伟大的文明创造。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对于本国的重要自然和文化遗产是否进入各种排行榜，甚至是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的保护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好。出于同样的道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类机构也往往倾向于更多地将那些保护不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遗产列入它所颁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中，以呼吁世界的其他国家抱以更大的关注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算是一种骄傲还是一种悲哀？我们祖先创造的璀璨文明并不需要当代中国人一再地提醒和呼吁世界去承认它们、尊重它们，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地保护好它们，使它们不致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手里灰飞烟灭。世界从来就没有否认过长城的了不起，但当我们因为长城位列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而欣欣然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怎样才能让它永世矗立在人们面前，而不是遗憾地成为几百年后历史书里的又一段无可查证的记载，就像因我们无力保护而消失于近现代的难以计数的古代文明遗迹那样。但眼下的情况就是这样令人悲哀：我们对于宣扬长城之伟大的热情远远高于我们必须保护好它所付出的努力和责任感。

我相信，争取外部承认的渴望存在于任何一个人和一个民族身上，因为所谓成就和荣誉，说到底就是在于外部的承认。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和一个成熟的民族应当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自己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我们应当始终明白，中国努力发展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至于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是不是会感冒发烧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远不是第一位的，因为它至多证明了全球化时代各经济体之间唇齿相依的高度关联性而已。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加提醒我们：不论是为己还是为人，中国经济都要注意尽量避免着凉打喷嚏；同样地，我们也应尽量避免受别国经济感冒发烧的传染。反之，如果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证明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进而通过世界的承认而获得民族自豪感，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且即使取得了高增长，于己于人都未必是好事。更糟糕的是，一旦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不足以取得我们所期望得到的外部承认，相反得到的是忽视甚至非议，我们的心态就会失衡，乃至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之中。

我不否认，时至今日国人在海外甚至在国内的对外交往中遭遇不愉快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然而，一旦类似事件发生，我们在奋起反击之前首先应当确认，这究竟构不构成一种歧视？还是我们误以为是一种歧视？其次，如果确实构成歧视，我们还应当辨别清楚，这种歧视是特定地针对中国人，还是指向一种被对方视为不文明的言行举止？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误解是经常的。其实，世界上的大多数纷争正是由误解而并非实质性的损害所造成的。所以，成熟的人和成熟的民族往往十分善于理解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有能力与对方展开理性沟通。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国的台湾和港澳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完成早于大陆，国际化程度也比较高，那里又未切身经历过“文革”这样的思想文化浩劫，因而作为一个整体，那里人民在精神上也应当比大陆民众更成熟。然而，后来的一些经历使我改变了看法，看来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地带动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至少，在“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这个宏大的历史主题面前，比大陆“先富起来”的港台民众的心智也远远没有准备好。而在我看来，由于港台地区在现代历史上与大陆母体的长期分割，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有可能滋长比大陆民众更严重的思想混乱。  我这次2007年春节长假旅行是跟随旅行团的，这个团队共有近30个人。在回程飞机上，就像我们熟知的大多数中国人习惯的那样，大家上了飞机就开始商量互相调换座位，争取亲朋好友坐在一起。我不知道这种行为能不能算是“不文明”，反正也许一群人的动静大了点，招来了一旁一位操着台湾国语口音的人士的不满，他半没好气半讥讽地朝着身旁的一个老外嘟囔了一句：“大陆人就是这样！没教养！”自然，之后的激烈对峙状况读者一定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用不着我再多费笔墨。在这桩“两岸”冲突中，我所关心的主要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位台湾同胞的心态问题。他批评的其实是他认为的一种不文明行为，然而，他却把批评的重心落在了“大陆人”上面；更有问题的是，他不是直接向“不文明”行为的当事人提出理直气壮的批评，而是首先试图寻找到一个在他眼里属于“文明人”的金发碧眼人士作为同类。

根据上述分析，我的结论是：我们这位台湾同胞在潜意识里实际上并不是出于义愤而挺身批评那些不文明的行为，他是试图在洋人面前通过批评“不文明”和“落后”“的“大陆人”而确立自己与“大陆人”之间的身份区别。实际上，他是多么希望与身旁的那位外国人确立相同的身份认同啊！因此我敢说，要是上述“不文明”是洋人所为，我们这位台湾同胞多半不会提出任何异议，因为他会不认为那是“不文明”的。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种“渴望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病态心理，其病态程度甚至比我们前面论及的那种心态更为严重。因为在这种心态下，为了获得“外部”的承认，人们甚至不惜主动否定“自我”而加入“外部”。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脱亚人欧”的渴望早已经转换过很多个版本，并且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出悲剧。照我看，那个坐在台胞旁边的老外既听不懂他的台湾腔国语，也分辨不出他与“不文明”的“大陆人”的区别，没准他还会以为这个中国人也是想和自己商量换座位呢！

当然，我决没有意思说，类似的不正常心态普遍存在于台港澳社会民众之中，我只是记录了我的一小段经历，而不是在陈述一桩社会学统计调查结果。然而，我深信，如果我们民族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认识不能顺利地走出过去那种首先“渴望被外部世界承认”，落实到正常而自信的“身份自我确认”，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就将是虚无渺茫的。

3．认识世界，认识西方，认识自己

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复兴，其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复兴”，简单地说也就是这个民族心智的整体成熟。中国一个半世纪艰难而曲折的现代化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在这个全球一体的世界上，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成功，首先就要真正地认识西方，认识世界，同时在时代的背景中比我们的先人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

但是，这种对他人和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入，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几代人——的艰苦探寻和累积。而且，由于我们在认识任何一件新事物时都很难抛开业已沉淀于我们心灵中的文化传统背景，因而我们所获得的认识，很有可能已经过我们固有的“文化有色眼镜”的过滤，变得不客观和不真实。 我这次的地中海之行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异常博学的导游，从他的身上，我强烈地认识到：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一套固有的思维定势，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进一步说，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一个民族要想主动从它的文化传统中摆脱出来，在我看来，非经至少几十年以上的艰苦努力简直就是没有可能的！而且这种努力也只能是因势利导，以政治权威强行推进文化变革非但不会成功，还会带来灾难。

这位导游25岁到欧洲，到2007年已整整在那里呆了18年。由于他在果内已经大学毕业，底子很好，加上生性好学，因而他的日常谈吐经常显示出他在各方面都具备相当高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在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方面，他更是深有研究，这当然也与他的生活体察有直接关系。他经常能够用插科打诨的方式描述生活中一些琐碎小事和细节，其中往往折射出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在此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导游先生进而常常能够针对中国社会的弊病提出鞭辟人里的针砭和建议。尽管他长年身居海外，看待和评论问题的价值立场早已是西方式的，甚至欧洲大陆式的，但其爱国心和责任感着实令人感佩。

然而，他的叙事方式却在不经意间显露出留存于他无意识深处的典型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见多识广的导游喜欢通过举他切身经历过的例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间稍久，我便发现，他举的例子中的主角无一例外地全帮是“官”——那些他陪同过并为之当过翻译的来自国内的部长、省长、局长、市长……我相信，在他陪同过的中国客人中，这些官员只是极小、一部分，不然他怎么会与我们结缘呢？我也愿意相信，他并不是要有意识地在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面前炫耀他与那些高官们的交往。分析他的心理，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他认为“大人物”的地位重要，因而举他们的例子比较具有典型意义，也最能说明问题。但我却在暗地里思忖，既然他有机会陪那么多达官显贵，那在他过去的客人名单中一定也有不少著名企业家、作家、艺术家等。同样是大人物，为什么他只对“官”们的事迹津津乐道呢？要知道，在西方，那些大资本家和大明星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和在他们中受欢迎的程度都要远远大于政治家。看来，我们的导游在慷慨陈词、痛彻批判中国丑陋的“官本位”的同时，他自己无意识里的“官本位”文化传统仍然通过隐秘的渠道在不知不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因此敢肯定，如果他有机会回国施展他的满腔抱负的话，他所创造出来的制度环境一定依然摆脱不了官本位文化，尽管会有很多西方观念在撑门面！这就是文化传统对一个社会的决定性作用。

2004年春，我在北欧某国学习生活了两个月，有一家公司为我们一行在当地安排各项事宜，它的合伙人之一是个上海人，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北欧定居。因为个人事业相当成功，他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这个仁兄非常喜欢向我们讲述中国人在西方的成功故事，与上面那位导游正好相反，他经常以中国式的智慧去批评西方，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福利社会的弊端，比如高度的平均主义、西式“大锅饭”等等。也许是因为他比较成功的关系，他似乎在当地上流社会圈子里相当如鱼得水。据他自己说，他曾经花了很大力气通过“开后门”的办法加入了一个只有传统贵族才能参加的“绅士俱乐部”，因而有机会与国王、王后共进晚餐，与老贵族们打高尔夫……我最初以为他的这些努力主要是出于事业发展方面的考虑，后来才发现，他似乎十分陶醉于昔日欧洲王室贵族的那些礼仪文化，并深为这些高贵传统的日渐式微而神伤。他对过去几百年里欧洲各王国之间通婚联姻的历史也所知颇多，甚至深有研究，他还说以后想写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他对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深信不疑：“培养一个真正的贵族需要三代人。”总之，在他看来，当代中国人之所以普遍缺乏深厚的文明修养，主要原因不在于现代教育体系的不足，而在于中国历来缺乏欧洲历史上的贵族制度。更有甚者，他还根据人的“文明修养”程度将当今的欧洲人分为三大等级：西欧和北欧(包括德国和奥地利等中欧国家)属于第一等；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包括以色列和土耳其等非高加索人种国家)属于第二等；东欧则属于最低的第三等。

然而就我的观察而言，欧洲贵族传统的式微在大多数欧洲人眼里非但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坏事，相反正是他们社会进步的结果。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君主立宪国家，不断有人递交废除国王和王室，实行共和制的提案。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国王最年长的公主(将来的王位继承人)就和她的男朋友——她的大学同学——住在首都市区的一幢再普通不过的公寓楼里，过着寻常的日子。她周围的人、也包括她自己，都不觉得她是个“高贵”的人或特别的人。在大家看来，唯一不同的是她不像其他人那样，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实际上，在近现代欧洲社会进步运动中，等级制度曾经被视为仅次于专制神权的第二大需要加以“革命”的反动事物。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都曾对古代中国的社会平等给予过毫无保留的赞誉，在他们看来，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至少在理论上使所有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虽然启蒙思想家对当时中国的看法有虚幻美化的成分，更可能只是指桑骂槐地想借中国来批判当时蒙昧的欧洲政治，但如果300年后，今天的中国人反倒赞美起欧洲人通过流血革命才推翻的不平等封建等级制度，那真是最大的历史讽刺了！

我举上述两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不同文化与传统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借鉴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不经过科学的比较分析和研究积累，我们很可能不能客观深入地理解别人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与生俱来的优势和劣势，甚而把别人那里的糟粕拿来当成金科玉律，而把别人那里原本的精华只取一个外壳，偷梁换柱地包装上我们自己的糟粕。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先知先觉者前赴后继地求学西方，取回他们心目中的“真经”，并不断地试图以它来改造“愚昧”、“落后”的中国。历史无情地证明，大多数这样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绝大多数“西方真理”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预期中的民主、科学、自由、富强，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乃至灾难，其后遗症至今仍未痊愈。这就像医生拿一种进口新药去给病人服用，仅仅知道这种药能治疗什么病症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他必须深入地了解这种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物理化学机理，另一方面，他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个病人的病理和体质状况。否则很有可能感冒发烧没治好(或只是表面症状消失)，反而又落了个心力衰竭。

东西方制度与文化融合嫁接的巨大难题已经困扰了中国一个多世纪，我们一直都没有交出过圆满的答案，其关键就在于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今天，当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曙光又一次显现之时，它仍然极端重要和异常紧迫。

4．民族复兴的精神准备

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中国再度崛起，成为一个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看起来将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事实。

中国人历来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大国”情结，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记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就是一个明证。然而，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作为当代中国人，在享受这份伟大与光荣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即将(或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我们全体中国人在精神上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崛起”不仅仅是荣耀，它也代表着权利和与之相应的责任，它要求我们以一种自信平和而又冷静审慎的心态对自己的过往历史作出深刻的回望，同时又以一种务实负责而又开放包容的心态对自己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作出规划性的前瞻。不仅如此，我还深信，我们是否已经对“中国崛起”在精神上作好准备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着中国能否顺利地以和平的方式崛起。

在我看来，所谓“中华复兴”或“中国崛起”的精神准备，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也就是要梳理清楚两个重要的关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华复兴”或“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什么是我们追求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目标？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民族在救亡和强国的道路上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简单、曲折和坎坷，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化仍未实现。我们所应当追求的首要目标仍然只能是：国家现代化的最终完成。至于“崛起”和“复兴”，则是中国现代化完成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它们本身并不构成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所谓“崛起”，是指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而言的。如果中国的国土面积与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的瑞士，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并不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但一个人口占世界1/5、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完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说别的，光是它的市场就足以养活数以亿计的世界人口。因此，“中国崛起”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功的现代化，两者呈现一种因果关系：现代化是原因，“崛起”是结果。

就这个意义而言，所谓中国的“复兴”或“崛起”，其本质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不过，这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的追求，它主要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经济问题。今后则将越来越是一个政治问题。

为了使这一过程顺利地完成，我们还应当正确地处理好中国“崛起/复兴”或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更直接地说，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将得到世界的认同、响应和参与，还是受到世界的怀疑、否定和拒抗？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的态度息息相关。它的基础则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识和理解，对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我们需要比我们的前辈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世界，特别是认识和理解西方，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责任通过释放自己的善意，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时诉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共同搭建一个平等而开放的对话平台，并将这种对话纳入良性循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颠覆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来实现，相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只可能在这一框架内并借助其力量使自己得到发育成长。当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本身也应当对这一既有秩序起到建设性的完善作用，使之更加公正合理，同时更加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世界之所以关注，西方之所以担忧，并非关注和担忧“崛起”的中国本身，而是关注与担忧“中国崛起”的过程以及结果对于世界和西方将意味着什么？即“崛起”的中国将会干什么？世界和西方将会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这同样也是个问题。不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将这个问题的指向修改一下：“中国崛起”对于本国的人乒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一扫200年以来的屈辱历史，赢回我们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之外，我们还将获得什么更加真实的收获？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归根结底要看这个社会中的个人是否生活富足、精神幸福，而不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是否耀武扬威。因此，即便中国的“崛起”包容了再丰富的内涵，也不应该有“称霸”这一选项。“崛起”而不“称霸”，应当是中国与历史上那些大国崛起故事的最本质区别。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实现现代化毕竟只是一个“较低层次的问题”。由此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层次：“崛起”后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将获得怎样的定位？当代和后继的中华儿女能不能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元素，作出新的贡献？这就涉及到我在一开始便论及但未加展开的所谓“大国精神”与“大国心态”。在我看来，衡量一个民族“伟大”与否的最重要的尺度在于这个民族的视野、胸怀和抱负：它是只着眼于一时一地的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个文明的所谓“崛起”，其终极意义就在于它是否为人类世界增添了新的、只属于这个文明的原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精神财富。同时，这种精神财富外在化而自然产生的物质成就也是维持其大国地位的决定性力量，一旦被后继者成功超越，其大国地位自然也就衰落乃至消亡。纵观过去500年间相继崛起的世界性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完成了以发现新航线和新大陆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将世界推入“现代”；荷兰通过建立一整套独创性的商业契约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英国则是全球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是西方精神的第一个“集大成者”，既而凭借其现代化所锻造的实力将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传播至全世界，大英帝国在200年前所奠定的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基本格局至今仍未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一个“人造”而非自然形成的国家，年轻的美利坚经过短短200年时间就将欧洲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理念推向最高成就，成为当代世界的主宰，并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着世界的未来走向；而仅仅拥有短暂辉煌的苏联则以其坚定的信念实践了全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种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虽然“红色帝国”追求更加平等公正、更富于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苏联的尝试和实验至少为人类选择前进方向时保留了另一种可能性……

而在上述大国兴衰的历史剧中，荷兰与英国的智慧尤为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和汲取，正是这两个国家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石。支配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萌芽于荷兰，荷兰人打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市民社会的雏形，他们还是许多沿用至今的商业法则的缔造者，阿姆斯特丹一度就是“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ism”；而且这个弹丸小国至今仍然保有着“全世界最自由之乡”的桂冠。英国则接过了荷兰点燃的火炬，并通过政治制度的合理演进将它播撒到整个世界。就此意义上说，英国所开创的政治文明也一直是我本人最为敬佩的。夸张一点地说，英国是现代世界的总导演，并且它还亲自主演了前200年；这出盎格鲁一萨克逊现代戏至今仍在上演，只是到了20世纪，英国才将主角位置让给了它昔日的殖民地美国。从反面来看，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冲突——最典型的如中东危机、印巴冲突等——都是大英帝国瓦解后在其废墟上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其中大多数甚至是英国人有意识策划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今世界上似乎很少有某国家的人民，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人——正是英国书写了中国耻辱的近代史的“序言”——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敌意。如果说这仅仅说明了英国人的老谋深算的话，那么20世纪中叶当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巨变时，英国基本上没有做出太多痛苦的抗拒，就平稳地将权力移交给新兴的美国，从而保持了大半个西方世界的稳定与团结，有效地抵御了来势汹汹的法西斯主义的冲击，这就足以说明英国深湛的政治文化和现实的政治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我对于英国的敬佩决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高贵理想。相反，与历史上所有那些伟大的“大陆帝国”，如古代的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近代的法兰西乃至现代的苏联相比，作为一个“海洋帝国”的英国可能是最缺乏道德责任感的一个帝国。如果说历史上的那些“大陆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推广自身文化理想——在现代则表现为某种意识形态——为目的，以荣誉作为推动力的话，那么惟独荷兰与英国这两个“海洋帝国”是例外，它们均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为目标，庞大的全球帝国只是它们为本民族牟利的工具。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这里，正是因为缺乏终极理想，而以纯粹的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它反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持续成就。这就如同英国国内的政治演进过程如出一辙——各个阶层的人们一开始并不像理想主义的法国人那样从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崇高价值的追求出发，而是从本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最为合理可取的宪政体制，而且在此过程中也未出现大规模的血腥暴力。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故事也是如此，这个被拿破仑十分不屑地讥讽为“小店主国家”的西欧大陆边陲岛国从毫无高贵理想的商业利益出发，逐步建立起了覆盖整个地球的“日不落帝国”；而在认识到自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时，它又能够平静而精心地主动安排好从殖民地“撤退”的“路线”以及“撤退”以后的“后事”。通过它的精明和睿智，英国得以在帝国夕阳的余晖中保全了自身最大的利益，并在本应象征其可耻没落的各个殖民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共荣撤退”的现代喜剧。

上述这些“大国”都为世界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将永载史

册。那么，当代和未来中国能否像1000多年前那样，再次为人类文明贡献“原创性的”精神财富。从而将整个人类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应当成为“崛起”后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未来历史定位中的核心关怀。这是所谓中国的“复兴”或“崛起”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追求，它将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真正“崛起”和“复兴”，就是要超越由荷兰、英国和美国一路传承而来的“现代西方”，走出一条创新之路。简言之，就是终结“英国戏”，上演“新东方戏”甚或“世界戏”。重新崛起后的中国必然不会也不应该是一个“东方的西方国家”，像今天的日本那样，否则中国的崛起之路将注定前途叵测。因为一个已经异常拥挤与不和谐的世界不需要第二个美国，也容不下一个4倍多人口的新美国。但是，这条创新之路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和偶然性，并需要的机缘运气的高度配合，因而很可能是可欲但不可求的。在20世纪当中，人类试图终结“英国戏”上演新戏的努力有过两次试验，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这对当代中国人构成了巨大的前车之鉴。这个问题现在不可能得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切不可能凭空产生，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敞开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前人，达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这一切要得以实现的前提，正是我们具备“大国精神”和“大国心态”：一种胸怀人类、放眼未来的使命感之下的清澈理性。使命感和抱负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追求方向，而理性能力决定了这种追求所能达到的高度。

亦有人将上述两个问题归结为现代化的不同层次的问题，香港一位媒体评论员撰文指出，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会渐次涉及物质、制度、民族精神和文化更新四个层面的内容。在这一范畴内，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可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者可称为“物质现代化”，后者则可称为“制度和精神现代化”。历史上，德日两国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现代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层面，但最终由于未能对民族精神世界进行现代文明精神的洗礼，所以导致在20世纪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终使得崛起之路充满曲折。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其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别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全民精神世界相对比较成熟，不但在崛起历史上未曾有过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创立的民主、法治传统，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权观念，今天依然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近30年，至今第一次现代化都尚未完成，只是刚刚跨过它的最初阶段而已。至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则还远远没有开始。当制度建设缺失的同时，弥漫在民间甚至知识界的，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极度混乱。若中国未能在可预期的未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对于中华复兴或中国重新崛起的上述双重诉求有较低和较高的两个层次之分，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先后主次问题。况且政治与文化虽然属于两个独立的范畴，但决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相反，它们不仅浑然一体，且相互滋养，相互促进。从近代世界历史上看，政治的现代化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前提，而文化的重生反过来又会有力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在奋力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未来人类历史上所理应肩负的使命。当然，从目前所能预见的情势而论，上述较低层面的诉求，亦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暂时还只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框架中去完成；而较高层面的诉求，亦即为人类文明作出独创性新责献的问题，则要求我们突破这一框架，最终将人类历史引向一个“后西方(或超西方)”的新纪元。

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

本书的缘起是在5年多前。

2002年的夏天，我刚离开服务了10年之久的文汇报社，在当时的《上海经济报》就职。这里顺便提一下，这家报社现在已经不存在，它经过改造以后变成了今天的《第一财经日报》。有一天，我在《文汇报》的同事及好友周忱跑来找我。他告诉我，海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评论中国经济的新书，叫做《中国即将崩溃》，轰动一时，它的作者章家敦是一个在上海工作过很多年的美籍华裔律师。周忱的一位出版商朋友正在策划出版一本全面分析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通俗读物，重点倒也不是要驳斥上述耸人听闻的说法，而是希望借《中国即将崩溃》点燃的轩然大波和阅读兴趣，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将要遭遇的主要问题在普通大众中做一点基础性知识的普及工作，从而提高社会对这些“中国问题”的认识。由于构想中的这本书追求的首要目标是通俗普及，便于一般读者接受，出版方认为最佳的作者人选应当是一个熟悉中国经济实践，同时又具备一定经济学理论造诣的新闻记者。也许是因为我长期从事经济新闻采访和编辑工作，又得知我是“财经奖学金”获得者，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受过专业培训的缘故，周忱向他的出版界朋友大力推荐了我。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且容易唤起冲动的任务。所以，虽然当时刚换了工作单位，尚在重新适应纷乱的新环境，我还是二话不说就接受下来。我记得当时我们几个人把未来的书名都商量好了，叫做“中国会崩溃吗？”

正是这项事先毫无准备的写作任务促使我第一次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思考中国未来的前途问题。之前，说老实话，对于一个35岁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遗憾的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计划中的书最后没有能够顺利出版。不过，自那以后，这个宏大的课题就在我的大脑中扎下了根。虽然以后几年里我经历了又一次工作单位的改换，职业生涯经常处于飘忽变动之中，但“中国转型的前景”这个问题却一直也没有放下过。基于对这一课题的持续关注，我在随后几年里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新闻报道、专题文献和出版物，加上当时已经完成的十多万字的初稿，我手头渐渐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资料。随着研究和思索的逐步深入，我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推进，从最初单纯对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思考转入了政治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探究，将中国的国内问题与我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综合起来分析，并将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放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转型和民族复兴的近200年的长程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思考得越多越深我就越产生这样一种强烈的认识：中华民族在过去将近两个世纪里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民主自由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努力和代价，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我们所遭遇的挫折和失败相比，这些成就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如此流于表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跨过那最重要的一个坎。造成这种令人痛心的现状的客观因素有很多，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打断了我们现代化的正常进程等，但从根本上看，这是由于我们整个民族一直没有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因此，“病根”要从思想文化层面去找。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一代代传统中国人，国家虽也历经无数次战乱动荡，但传统中的基本价值一直稳定地支撑着社会的架构。近代以后，这个文化传统因为无力应对西方的挑战而瓦解崩溃了，但新的文化传统又迟迟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于是现代中国人就成了文化上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我们一会儿想要“全盘西化”，一会儿又觉得世界上所有好东西都是中国“古已有之”；这边“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那边又恨不得把自己过去的“四旧”统统破掉；一会儿信心十足地要在几十年内“超英赶美”，一会儿又担心自己的地球“球籍”会被开除；这边痛骂贪污腐败的政坛上“没一个好的”，那边又翘首企盼当代包青天的下凡……可以说，这种思想价值上的混乱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厘清，甚至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我这么说决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我只是想指出，如果没有整个民族心灵的成熟，眼前的这种成就是难以长久持续下去的，更不可能再上一个新的层次。我们可以看一看身边的青年人，即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他们中不乏对西方五体投地的仰慕者，开口“民主”，闭口“自由”，但他们对西方思想的真实了解又有多少呢？他们中有几个真正理解了“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的精髓？他们中亦不乏狂热的反西方“斗士”，甚至可以公开为美欧国家遭遇恐怖袭击而拍手称快，可他们又对他们所向往的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想有多少真实的了解呢？我有一次读到互联网上一个以左派自居的作者攻击美国国务卿赖斯女士肤色的一篇文章，简直是哭笑不得。众所周知，左派的首要标志就是反对一切不平等，而种族不平等又是其最基本的反对目标。当然，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他们中更不乏高谈“复兴传统文化”的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当代“卫道士”，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有多少真实的了解呢？有人鼓噪要将儒学定为“国教”加以敬拜，他们是否知道儒学从根本上正是一种站在“人本”立场上排斥“神本”的思想学说？即便是将孔子尊为“圣人”的古代社会里，中国也从未出现过西方宗教意义上的“儒教”……因此，当“中国崛起”的话题在当今社会上日益升温之时，我们民族在精神上如何尽快走向成熟，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严峻而迫切的课题。

以上就是我这几年里一路思索过来的心路历程，也是我为什么最终将思考的重点落到“中国重新崛起的精神准备”这个主题上来的原因。因为在我看来，不解决好思想文化的重建问题，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之路将会是在没有路标的黑暗旷野中摸索。而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底，就是新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重新建立以及有效运转。这确实是一个过于宏大和庞杂的题目，要阐述清楚委实不容易。另一方面，我也不是一个受过严格学院训练的学者，无论是在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积累还是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水准，以及语言呈现的功力，距离理想状态都存在很大落差。因此，书中所涉及的事实讹误、分析偏差和观点错误也必定是难免的了。不过我想，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即自己一直以来所受的训练使我习惯于在写作时面向最普通的读者。事实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也的确一百抱着这样的主旨，希望让高深的道理尽量通俗化。当然，是否达到我自己追求的目标，要由读者来评判。况且，对于如此宏大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靠某个人写一本书几乎肯定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我也无非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尽一点本分而已。

这本书的最终面世归因于一次十分偶然的巧合。

2007年春节假期中，我在赴欧洲旅行的途中意外地巧遇时任文汇出版社总编辑的桂国强先生。国强兄应当说是我的良师益友了，早在十五六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进入报社工作的时候就已与他熟知。但之后由于彼此的生活和职业经历都有比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我在最近五六年间变动不断，我们俩已有很多年未谋面。说起来颇有讽刺意味，最初交往频繁时我们分属两家报纸，而在这未谋面的十多年里，我们倒实际上基本一直是在同一个报业集团内就职，其中还有好几年就在同一幢大楼内办公！旧友故知异乡重逢自然有很多话要说，在国外体验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十分自然地使得我们的话题落到我这些年来一直思考的课题上来。国强兄当下就对我的想法表示全力支持，并鼓励我回到上海后便立即着手完成。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写完一部分，他必定是第一位读者，而且他几乎亲自充当一个责任编辑，在我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对全书的内容直至市场销售等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可以说，没有国强的直接和深度参与，眼前的这本书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进入文汇报社，一待就是10年，可以说，我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整个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它，对这份面向知识分子的国内著名老报充满了感情。现在，我的第一本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当然，我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请允许我一并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所有帮助、支持和关心过我的亲友同事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在平常生活中我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但在此刻我却禁不住想让自己的内心情感稍稍流淌一下。本书的准备时间非常漫长，真正投入写作的大半年时间却正好是我40年人生岁月中经历的一个低谷。就在开始动笔不久前，我的父亲和姐姐几乎同时被检查出身染恶疾，从2006年11月到2007年6月的半年间，他们两人各自分别在医院做了两次手术，直到我写下这篇后记的当下，我的姐姐仍然尚未完成第二次手术以后的化疗。这期间家事的繁忙、情绪的紧张自不待言，我们全家所遭受的打击更是难以用语为我自己展开下一段人生的纪念。

由于本书的内容几乎全部集中于认知层面，而很少涉猎实践层面的问题，所以，最后我想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前景做一个简要的展望，作为对本书正文部分的一点补充和延伸。

我认为，今后3年，即2008、2009和2010年，中国将迎来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最灿烂的集中“收获期”，我把这3年称为中国的“黄金岁月”。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将使政府在处理大部分国内和国际事务时游刃有余。这3年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自身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和2010年中国将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而这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国际交往舞台。此外，这3年还是在中国获得最丰厚投资回报的千载难逢的时间段，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使得中国资产的持有者获得额外的收益，这还没有把中国原本就大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增长率计算在内，而对中国资产的追捧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推升它的价格，近年来中国的楼市和股市就正在如火如荼地演绎着上述财富故事。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未来3年里，中国在整体上会一下子“富裕”很多——中国的GDP总量超越德国，跻身世界前三甲就是一面几乎铁定到手的“奖牌”，但增量的财富筹码将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城市中产阶级以上阶层的手中。期问，参与“中国神话”的外国投资者预计也将获得不菲的利润。而且，整个国际经济目前正处于一轮新的景气上升期，这一背景将使得上述的“中国价值”得到进一步放大。2008年，中国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最大的国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因此将这一年称为“中国主导世界元年”。

但“黄金三年”很快就会过去，而接下来漫长的30年——即2011到2040年——却很有可能是我们将要遭遇的最为艰难的岁月，我把这30年称为“考验期”。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目前这样高速度的GDP、财政收入和外贸增长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从2007年夏季开始并逐渐蔓延至全球的美国“次债”风波的势头来看，国际经济的本轮上升景气很有可能会提前结束。而且因为投资收益多年高企，中国的金融市场势必会累积相当大的泡沫。一旦上述“利好因子”中一个或几个出现停滞乃至滑坡，泡沫逐渐破裂，又没有了像奥运会和世博会这样的“强心针”，再遇到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那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社会矛盾就会显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全社会对贪污腐败的强烈不满。雪上加霜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将耗尽最后一点“人口红利”，且因为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社会将急速步人老龄化；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将把自然生态推到崩溃的边缘。预计到2020年以后，生态环境危机和老龄化问题会成为悬在中国社会头顶上的两股难以承受之压力。上述这三个因素，即社会不公、环境污染和人口老龄化交织在一起，有时很可能只要有一点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全社会的大规模危机。

因此，千万不要只看到眼前的3年而看不到之后的30年！所以过去几年来我一直对很多朋友说，关于中国的前景，我抱短期乐观、长期谨慎的态度。

上面的分析没有将国际因素考虑在内，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在国内。只要国内不出现大的动荡，如果能审慎稳妥地处理好台湾问题，我们是完全有可能在国际上赢得更长的宽松时期的。我们不想与人为敌，并且主动与人修好，人家又有什么理由非要与我为敌呢？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与我为敌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希望我们那少数好勇斗狠的青年网民们都能够明白。倒是有两个目前容易被忽视的变量极有可能对未来30年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其一是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一日千里，在经济全球化的支撑下，将使传统的国界日益失去其固有的防护和封闭功能，从而加大传统型政府管理国家的难度；其二是建立在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安全要求基础之上的区域性跨国组织未来必将蓬勃发展，当前很难下结论说今后30年内东亚一定不会出现类似于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政治经济实体，而这将使中国未来的现代转型越出中国国界，变成整个东亚地区的共同问题，进而增添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但上述两个趋势还仅仅是绽露出一丝端倪而已，很难判断它们未来的确切走向，况且，至少以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来看，技术进步和区域一体化对我们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变革是利远大于弊的。站在最根本的角度上说，如果中国国内的基本体制是坚实稳定的，能够长期有效地支撑社会运转，我们就无须担心任何国际环境的变化。如果说世界各国组成一支船队，航行在历史的浩荡潮流中的话，中国就是这支船队中吨位最大、航行速度最快的船只之一，只要这艘船内部构造上没有大的缺陷，它就永远都不可能是最先受到海浪威胁的。

那么，如何才能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内部危机，安度这长达30年的“考验期”呢？我的看法是：找到答案的钥匙正在即将到来的“黄金三年”中。未来可能爆发的社会矛盾，其征兆其实现在已经显露无遗，而其根源早就埋下。过去我们没有条件解决它们，甚至连缓解它们的能力都十分有限，但今天已经到了从根本上着手下工夫解决的时候。例如，针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和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政府应当趁目前有比较充裕的财勿、同时国内资本投资收益又相对较高之时，尽快建立起覆盖全社会(涵盖城乡)的免费基础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要等到危机已经爆发时再想起来做这件事，因为那时的国家财政可能相对于现在会明显地捉襟见肘。再如，在有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辅之以鼓励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政策，将城市中高收入阶层人士手中现有的大量金融资产引导到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和国内市场中来，这样，这部分目前令人头痛的“热钱”就会转变为国家下一步现代化的重要的启动资本，同时为中低收人阶层——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创造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

当然，应对未来挑战的重中之重，还是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远不足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而且，越往后单纯经济改革的效用就会越低，甚至经济改革本身都会难以继续推进下去。没有一个民主法治、公正透明的政治环境，社会上猖獗的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和贪污腐败是不可能从源头上得到遏制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相比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一项复杂性、敏感性和困难性都要大得多的工程。政治改革要能够始终行进在稳定的轨道和程序中，其造成的震荡要控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并最终结出丰硕的成果，从根本上取决于全体国民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而国民的政治成熟度又植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厚度之中：人人都希望改变不完美的现状，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但如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手里掌握着大多数社会资源的精英——都缺乏什么是真正的公平正义，以及如何达到公平正义的最基本的知识，那么由单纯的理想和信念所导致的改造社会的冲动最终非但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很可能收获更大的苦果。这是100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惨痛和深刻的教训，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本书正文部分的主题。

这样看来，未来3年里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大多是奠基性的开拓工作——难度大而收效慢。我喜欢时时将现实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去审视，因为这不仅能使当下的社会现实获得一份厚重感，更有助于我们的思维跳出眼前的局限，在社会变迁的长期格局中更好地把握一些趋势性的东西。我注意到，未来的3年恰好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个大事件遥相呼应：2008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而在2009年，我们又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这也构成了本书“题记”的来源。在我的眼里，如果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就是“进三步退两步”、很多时候甚至“进一步退三步”的曲折而漫长的现代化运动史的话，那么上述这三个事件正好是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节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将它们看得如此重要，并不意味着我忽略了1911年辛亥革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另外两个大事件的意义，尤其是2009年也恰好是建国60周年。所不同的是，1911年和1949年的两个大事件都属于“革命”的范畴。“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极端形态，它是用外力对现行体制“推倒重来”，因而“革命”不可能是社会变迁的一件常态。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都属于“改革”，它们是现行体制内部的自我觉醒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改良，耐人寻味的是，三者都含有自觉拥抱西方的内容。三者所要改良的对象侧重不同：戊戌变法针对的主要是政台，五四运动针对的主要是文化，而改革开放针对的则主要是经济。三者的命运更是迥异：戊戌变法以短命和失败告终；五四运动一开始声势浩大但很快就发生了从性质到内容的严重分化，以致启蒙者内部迅速分裂为两派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的仇敌；改革开放则在稳健的推进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目前仍在进一步深化之中。据此我特别想要指出两点，第一，改革和改良可以是一种社会变迁的常态，特别是未来中国，不断自我革新应该是我们所能选择的唯一正确道路。第二，正如我在本书卷二中已经论及过的，现代化是一项宏大而深刻的综合社会运动，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变革，不论次序先后，社会的几乎所有部分最终都将发生全面的整体性变革。清朝时期的戊戌变法、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改革开放恰好涵盖了这一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两者虽然失败或成效甚微，但它们依然值得我们当代中国人给予最崇高的敬意，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智慧。进而言之，也只有等到当年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最终得到全面的落实，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可以称得上修成正果。

阅读中国近现代历史，我每每感到难以承受之痛，这种国事之痛远远超越了眼前的家事之痛。造化真是弄人啊！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再到改革开放，仅中国的自我改革实践就跨越了三个时代，历时100多年，至今尚只能说是刚刚触及根本，并见到一点成功的曙光而已。期间中国所遭受的革命与复辟、外侮与内乱、统一与分裂……更令人不堪回首。但历史毕竟已经翻过，它应当化为一股激励后人奋进的动力。今天这一代中国人正面对着比近现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宝贵的机遇，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比我们的前辈更加珍惜眼前的机遇，不投入更多智慧和勇气，不付出更大的辛劳，去实现他们的未竟之业呢？这种努力应当始于我们整个民族在精神上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更新，一颗扭曲闭塞的心灵是不可能成就一个伟大民族的。当然，诚如我在之前已经说过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仍然需要一点运气的眷顾。

让我们发奋努力并虔诚祈祷吧。

初作于2007年8月，修改于2007年11月，2008年5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