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上海文化和风情的不倦书写者，程乃珊的这部新著把写作点放到了“上海先生”身上。何谓“上海先生”？“上海先生”不是简单的“上海男人”，因为在作者看来，“上海男人”只是一种“笼统的性别标记”，而“上海先生”则是“有文化内涵的一族”，“斯文俊朗又有西方文化因子”。作者着墨的是百年前就“开始悄悄出现在上海外滩的写字楼、租界地的住宅楼和南京路上”的“上海先生”，他们是名校毕业的“海归”，是这座深受西风影响的大城市的最早的白领。

从字面上看，“先生”是十分超然的。“先生”这个词过滤掉了一切职位和财力的痕迹，留下的，只是纯粹的礼节上的称谓。轻轻一声“先生”，先我而生，肯定在心智学识都要较自己成熟，就这样微微将自己往后靠一靠，很有中国谦恭内敛的传统在其中。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先生与权势财力无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只是礼节地稍稍抬高一下对方，不比“长官”、“大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下的地位，这个观念完全是近代西风所吹人的，相比强调有同一共事目标的带有强烈排他性的“同志”或“弟兄”，覆盖面要宽泛多了。

总序

自序

辑一 一代上海先生

男人的世界——银行

光明使者

一代名医乐文照

大宅门里出来的银行家

辑二 帝国斜阳下的上海先生

帝国斜阳下的上海先生

一张去香港的戈登号单程船票

孤独的长跑者

上海假日

绿茵策骑

辑三 上海先生众相

两代风流

一代海上美食家沈京似

老Boy黄伯伯

球拍挥出的时尚

跋

男人的世界——银行

——我所知道的中国银行

虽然中国银行的花名册中从没有过我的名字，我却一直自认是中行人。每每走过上海外滩23号中银大楼，甚至内地其他省市的老中行大楼(老中国银行在内地的大楼，外观都是统一的格式，只是规模和楼层不同)，我总会满怀深情望望那镌刻在中行正门上方的四个饱满的正楷书体“中国银行”。当年题字的中行元老汪愣伯先生早已于抗战期间去世。他的遗孀，百岁老太汪吴瑜卿女士不日前也刚刚去世。她大约应为旧中国银行上层最后一位在场者和见证人了。

我可谓银行世家出身。我祖父和外公都是服务中国银行一辈子。这里的“世家”，绝无半点奢贵之意，只是那早在我出生前已注入我血液中的浓浓中行情。在我牙牙学语时，外公已抱着我对着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中行古钱币行徽轻轻吟诵“事繁勿慌，事闲勿荒，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中行行训。我还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区的铭句：筑室百诸，爱居爱处；殖殖其庭，君子悠宁。

两位长辈一世只打中国银行的工，经手资产上万上亿，最后带着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骑鹤而去，留给我们小辈最宝贵的遗产是他们的两本自传。

银行作为西方引入的一种金融运作模式在中国尚属很年轻，作为中国有史以来首家国家银行(中行前身为户部银行，后为大清银行)的中行还未满百岁，据中行行史档案馆所存资料记载：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授权财政总长陈锦涛对大清银行作停业清理。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召开大会，宣读孙中山总统谕，宣布中国银行成立。即时群情激昂，全场高呼：“中国银行万岁！”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来，首次对皇帝之外称“万岁”。可见中行成立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一个里程碑的标志。中国银行对中国近代的贡献和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自有专家学者为之定位，轮不上我这个既不懂金融也不懂政治的财政外行说三道四。然自小耳闻目睹，再加上二位老人的自传，对中行自有一番感性认识，恐怕是现今众多中行现职员工都体会不到的，在此写写点滴体会，俗话说，以温故而知新！

长衫帮和洋装帮

中行员工历来分长衫帮和洋装帮。

祖父程慕灏(1898—1990)是典型长衫帮，即无学历从练习生做起。祖父自小家境贫寒，小学辍学但仍能以优异成绩考上杭州省立簿记学校主修了两年会计，1913年2月经人介绍进上海中国银行做练习生。他的背景与近年犯事的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很相似，都是从基层一级级上去。祖父十五岁人中行做练习生，从包银元做起，还要学点钞票、译电报、打算盘，三年后由练习生升为助员，再升办事员，然后是初级文员……直至八十六岁离行荣休，仍兼任香港中银集团顾问、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之职，直至九十三岁过世，以廉正的工作态度为自己赢得七十八年光明磊落、贡献重重的金融生涯，从而成为中行有史以来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在职工龄最长的唯一一名员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史》对他作出如此评述：“程慕灏终身服务中国银行凡七十八年，这在全国金融界中是罕见的。”

祖父回忆，包银元属银钱业的基本功。银元圆滚滚的，要包得服帖紧扎，这项技巧很难学。此外，作为练习生的基本功，还要学会听银元以辨真伪。为了苦练基本功，祖父小小年纪每天清早守在水缸边，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双手都生满了冻疮，坚持逐个用银元敲击水缸边，如果声音锵锵清亮，就是真的。假的，会发出闷闷的哑声。还有种识别方法，是用手指分别夹在两块银元之间，再轻轻一吹，真的声响如银笛……祖父还有个习惯，就是站着吃饭，特别吃早饭，为此祖母向他提了几次：“皇天不打吃饭人，啥事连吃顿饭也坐不太平！”祖父说这是做练习生时留下的习惯。祖父自小乖巧精灵，手脚勤快，随时应师兄上级客户之召，吃饭时也作好应召之准备，故习惯站着吃饭，以方便随时放下饭碗做事……对传统的学徒(银行称为练习生)训练方式，祖父认为有其合理处：苦学基本功，去尽家中带来的娇骄二气，学会谦虚全力为客人服务！

外祖父则为典型的洋装帮。外公潘德民(1898—1978)圣约翰大学毕业，是从英资亚细亚石油公司跳槽至中行，可见当时中行在白领心目中地位高过外企。外公从八仙桥中行分理处主任做起直至广州中国银行副行长，并在1949年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移交手续后回到上海，共计服务中行二十八年！再经人民政府分配仍在外滩23号的中国畜土产出口公司重新上岗，直至退休。无论如何，总算是在中国银行大楼里上了～辈子班！

中行对两派一视同仁，并让其各展所长。外公英文好不久就被派往加尔各答、仰光、海防、香港等海外中行任职直至广州中行副行长。祖父熟谙由下至上各工作环节及人事，再加人脉广通，一直重责在身，并在二十九岁上婉拒宋子文所邀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之职，在陈光甫建议下，由贝祖诒(贝聿铭之父)将他直接由国库主任升任上海中国银行副行长(当时最高管理层只一个经理兼行长，四个副行长)，是中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理，也是首个没经过襄理直接由主任跳到经理级，更是首个没有学位而能晋身高级管理……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两派私下或有亲疏之分，也不可避免会有人事纠葛，但公务上绝不互拆台脚拉党结派。外公祖父还成亲家，做了一世的朋友。

“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

“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应承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

今日年近九旬仍健在的老中行员工，一定会记住新员工入行上层管理的这第一句训话。此话版权属何人，已无从考实。但1913年祖父入行做实习生时，当时的行长丁道津亲自召见他，如对自己小辈般对他讲了这句话。

今香港著名银行家八十多岁的原南洋商业银行总裁舒慈煌仍记得，他当年进中行，我祖父对新员工训话的开场白，也还是这句话！

中行惯例，新员工一入行即发一把沉甸甸的全红木(连盘珠都是红木)长二尺宽七寸的算盘，从此就跟住你一辈子，除非离行才交出。我外公不论是抗战期间孤身一人在大后方重庆中国银行，还是身负行务在海外中国银行，直至与人民政府办好移交手续带着两袖清风回上海，始终没丢弃这把红木算盘。小时候在外婆家过暑假，常常见外公在书桌前滴滴笃笃地打算盘，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很诧异早已退休的外公哪还有这么多账要算？细看他的账本，记的无非是“鸡毛菜三分，三轮车资二角……”！这把逃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烽火的算盘却逃不过十年浩劫，在抄家中不知去向！

员工结婚，不论职务高低，行方必送贺礼二十大洋。在当时低级文员月入只十几大洋(相当一个西厨月薪)，这份礼算很有分量。如夫妇双方都是同事，就有四十大洋，那算一笔数目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份对下属的厚爱和情意。

现今电视电影中出现的银行家，都为红酒雪茄高尔夫杆不离手，手挽红舞女交际花百乐门出出进进……或者我辈目光浅陋，在现实中没碰上过这样的银行家，但我自小至大耳闻目睹的银行家，完全不是这样的。

中行首任老总，在位时日最长达近四十年的，一生都奉献给中行的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堪属头一块牌子的银行家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曾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听外公讲，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文件，远远看见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几根油条从外面走过来——原来这位银行家自己去买早餐。其实他家中有佣人，但一些简便小事他尽量不麻烦下人。说出来读者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大银行家六十年代在香港去世，身后遗产仅十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银行提供的住宅。祖父亲口向我说过，六十年代，宋汉章从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二房一厅没有冷气的住宅。六十年代日本电器开始大举抢滩香港，冷气机已不属特别奢华之物。香港闷热，实在热得吃不消，他就到楼下一家理发店去吹吹冷气！也有传说他常去中国银行的营业厅吹冷气，因他衣着朴素，行员谁都没认出他是中国银行的“老祖宗”。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个老行员认出，众人大为感叹。又说，后来中国银行为他装了一台冷气机，但对此说我有质疑。因为，宋公生前在港居住时，我祖父常去看望他。祖父曾传达香港中行之意，邀请宋汉章搬入香港中行的高层宿舍，宋公婉拒，理由是无功不受禄。他说：“我现在已不是中行的人了，没有理由再享受中行的福利。”由此考证，他一定不会接受银行为他装这只冷气机。其实，中国银行的老高层，清廉的何止他一人，张公权(老中国银行总行副总，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晚年在美国时，也受困于居无定所，他一世在金融界拼搏，毫无私心，最后连房子都买不起，后来还是银行界的旧同仁集资为他解决此事。

就是这两位中国金融巨头，在1916年联手江浙财团调拨资金，并与外资商行订立两百万元的透支合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令中行创造了一个金融神话，信誉猛增，宋汉章本人也成为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的才干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但他在位的三十来年总经理生涯竟从未为自己谋过一丁点私利！

……

P3-10

话说“先生"

“先生”一词出典何处，未曾研究过。但从字面上看，是指斯文体面、有修养有造诣的知识男性(当然现代当一个女性被尊称为先生之时，那是另外一层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现代，也越来越少有这样的女子可以衬得起“先生”这样的称谓，除了杨绛，这是另题了)。

称为先生，不免带有几分小生的色彩：斯文儒雅是基调。但是，“小生”往往带几分悲情。在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小生”每每出场，总伴着一缕幽情，“……儒巾不耐五更寒，一重破衾挡三冬”，人未亮相，已隐然牵动台下观众的心，从《白蛇传》中的许仙到《花样年华》中的梁朝伟，都脱不了这层色彩。难怪女人总会爱上带几分忧郁的男人。一直以来，小生在上海女人心目中，不仅是一种精致的审美符号，还是一个十分脱俗的文化符号。

当然，在高压力快节奏的今日，年轻人对“小生”这样的审美已感陈旧。

从字面上看，“先生”是十分超然的。“先生”这个词过滤掉了一切职位和财力的痕迹，留下的，只是纯粹的礼节上的称谓。轻轻一声“先生”，先我而生，肯定在心智学识都要较自己成熟，就这样微微将自己往后靠一靠，很有中国谦恭内敛的传统在其中。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先生与权势财力无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只是礼节地稍稍抬高一下对方，不比“长官”、“大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下的地位，这个观念完全是近代西风所吹入的，相比强调有同一共事目标的带有强烈排他性的“同志”或“弟兄”，覆盖面要宽泛多了。“先生”一词很有点强调“人生而平等”的近代资本主义人文在其中，难怪英语“密斯特”被译成中文就是“先生”，而不是旧绣像小说中的“官人”、“相公”，真是十分贴切传神。

“先生”一词，在中国近代社交场合广为通用。而在上海城，大约是全国使用率最频繁的。相信早在十九世纪，“先生”之称，已在上海滩盛行。

“先生”之称在上海，很快成为一应公文或商行文件的指定称谓，而“先生”的斯文礼貌，也越来越成为上海男人追求的一种形象。外省市一直对上海男人有微言，诸如小气、小心眼、锱铢必较、缺乏魅力……但海外人士却对上海男人十分赞赏，特别海外女性，她们眼中的上海先生有着很典型的城市男性优点，诸如整洁、有礼貌有教养、体贴细心、聪明机灵……想来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对男人形象的共识。

上海是个华洋交杂的大都会，西方的“Lady First”(礼让女性)在上海最早普及，甚至到解放后男女平等了，上海各单位内仍有一条不成文的表示男同志风度修养的准则：“女同志总归要照顾一下的。”

男人在上海讨生活不容易，要做一个标准的上海先生，那就更艰难了。

正因为有太多东西要学，上海早在百年前就有男子中学专门教这些细节。著名的有“十大金刚”之称的华童公学(今晋元中学)、西童公学(今市西中学)、格致公学(今格致中学)、嘉道理公学(今育才中学)、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上海中学(今上海中学)、圣方济(今时代中学)、约青(圣约翰中学，后被改组)、复旦中学等。

上海相对全国，是一个成熟的都会，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排斥，造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她有严谨的游戏规则，理性的法制条文，先进的管理艺术，宽厚又极具权威，这令上海先生们(早年上海女人都躲在家里)处事就会相对谨慎、奉公守法、循规正道；上海先生按本本办事，决不敢瞒天过海野豁豁。所以都讲上海先生胆小没有魄力，那是因为上海先生太熟谙这个城市的游戏规则。  西方谚语，骆驼闯入瓷器店。从小在这座精巧又拥挤的瓷器店长大的上海先生，十分明白蛮骆驼是进不了瓷器店的。否则，等待它的只有一个落花流水一塌糊涂的结局，唯有谨慎小心，瞻前顾后才可行事，因此落得个上海男人精明而不聪明的偏见。

上海人的先生情怀，与上海开埠的最初百年的岁月，结成了一段血缘基因的共同体，已成上海人文精神的神髓。各种文化之所以有差异，正因为每一种文化必有其独特的个性，是其他文化模仿不来的。

近来十分流行“创意”二字，如美术创意、建筑创意、文学创意等等，因其名目繁多而目不暇接，又因大多陌生而超然处之。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同志提出编辑《海派文化丛书》的创意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对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讲，正是思之无绪的良策，事之无措的善举。

此创意特色有三：

一是纵横驰骋，自成体系。该系列丛书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30本书组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6本书已在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面世。此后每年出版7至8本，争取在2010年出齐，向世博会献礼。

二是叙述简洁，形式新颖。上海，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在近两百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并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上海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值得研究的，又众说纷纭的课题。论述上海、反映上海的书籍纷繁浩瀚，它们各有见解，各具特色，拥有各自的读者。有的是学术性的，史料详实，论证严密，但曲高和寡；有的是文学性的，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但内中难免搀杂作者个人的情感，而有失公允；有的是纪实性的，历史掌故和人间悲欢离合尽收其中，但珠玑散落，难以荟萃。丛书力图博采众长，“合三为一”，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使之成为一套新颖的研究上海、介绍上海的书籍。

三是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丛书对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戏剧、书画、建筑、文学、风俗等，既有宏观的研究与阐述，又有具体的描绘与剖析，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成、深化的历史长卷，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海派文化造就了被誉为“东方巴黎”和“东方明珠”的上海，形成了“海纳百川”、“精明求实”、“宽容趋新”等上海人的社会人格。丛书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为己任。协会成立20年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协会乘势而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拓展外联渠道，构筑中外交流的平台，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社会科学、金融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成为上海的一个有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我们在获悉丛书的编辑思想和出版计划时，就感到双方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决定对丛书出版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此举是对建设上海文化事业的支持，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支持，也是对自身工作的支持。

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外国朋友赠送一些介绍他们的国家或城市的书籍。这些书籍装帧精关，内容言简意赅，形式图文并茂。由此联想，在丛书中选择若干本或若干章节翻译，汇编成书，那也是一种十分可取的介绍上海和宣传上海的内容和形式，特别对于将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上海来说尤为如此。

本丛书的出版已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和关注。文汇出版社已将本丛书列为2007年出版计划中的重点书，并配备了业务能力强的文字和美术编辑；外宣部门认为这套丛书是很好的外宣资料，是世博会的一个很好的配套工程；有的图书馆反映查阅上海资料的读者日渐趋盛，这套丛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还必须强调的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得到了作者的大力支持。去年年底，编委会召开部分作者参加的笔会，其中不乏畅销书的作家，编委会对他们提出了创作要求和交稿时限。尽管要求高、时间紧，但是作者均积极配合，投入创作，为第一批丛书在2007年8月的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为此，有的延误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机会，有的推迟了其他的创作计划，有的不厌其烦数易其稿。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护佑着丛书的面世。丛书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郑家尧

2007年7月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