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从而形成了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海派文化。而《海派文化丛书》正是准确系统地介绍了海派文化。本书是其中的《上海租界百年》，话说上海租界百年的发展历史和人文趣事。

说人话，写人事，有人味，给人看。

琢磨自己这么多年的阅读体验，能给我带来快感的史学叙事，大体都有这样一些特征：

研判史料，玄想问题，不再留筋骨而剔血肉，冷冰冰地见事不见人；思维更趋柔软，描述更多感性，落笔更重细节，拆析史实更添几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人文关怀，情采与识见兼备；自觉秉承“通古今之变”的衣钵，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尽可能打通两端，知会本末，温故的目的，是为了更明白地知新；搜寻隐匿在史料中的情境画面，还原(或重构)历史的现场感，有很强的“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现实观照——但愿《上海租界百年》能是这样一本书。

总序 李伦新

第一章 宫慕久、巴富尔与上海租界起源

 宫慕久与《上海土地章程》

 巴富尔与上海开埠

 英商居留地首开租界先例

 青浦教案

 英租界首次扩张

 开辟美租界

 敏体尼首创“租界”新概念

 黄浦江边的“钉子户”

第二章 一对广东老乡的生死际遇

 刘丽川初登上海滩

 小刀会勇夺上海县衙

 吴健彰乔装潜逃

 海关大权旁落

 泥城浜与泥城之战

 华洋合力围剿小刀会

第三章 崛起于老城厢卧榻之侧

 迅速膨胀的租界

 华夏与夷狄搅和成一锅粥

 新的租地章程与工部局成立

 从“更夫”到“巡捕”

 爱棠与公董局

 沦为“危邦”的上海

第四章 乱世商机

 把商机变为现实的金能亨

 从夹缝中崛起的买办

第五章 流产的“独立共和国”与公共租界

 李秀成兵临上海

 洋寡头的上海之梦

第六章 物化的西风东渐

 所谓“外滩”

 最老的外滩建筑——英国领事馆

 老资格的外滩建筑——礼查饭店

 看一眼真实的租界

 细节中的上海

第七章 杂交，从物质到精神的惯性导人

 租界，从居留地到城市

 是是非非说时尚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工部局乐队

第八章 纯欧版空间格式化

 跑马厅的三次移扩建

 从英国总会到上海总会

 以和平女神命名的德国总会

第九章 围绕外滩与外滩公园的历史风云

 送他一个神圣的头衔——外滩之父

 谁家之外滩

 园禁之争

第十章 会审公廨，从司法之争到民族对抗

 凭空而来的一则情报

 会审公廨的由来

 德为门发飙与《苏报》案

 群情激愤上海滩

 四明公所的斑斑血泪

 从罢市到流血

 善后交涉余波激荡

 收回会审公廨

第十一章 拆城填壕筑路，百年前的系统工程

 1912年1月19日述评

 上海城墙沿革

 保城派初战告捷

 拆城派的质疑和理由

 认同，还是降服

第十二章 五月三十日的租界

 五卅运动的缘起

 一衣带水的危险邻邦

 最后的五分钟到了

 来自国际司法调查委员会的法庭调查

第十三章 被外力终结的租界

 “孤岛”沦陷

 工部局的日本时代

 水深火热的美英侨民

 美英日竞相亮出橄榄枝

跋 郑家尧

后记

参考文献

如果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那些发生在广州、天津、厦门的战事，和上海的关系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1842年6月爆发的中英吴淞之战，就毫无商量地属于上海人自己的战争了。从6月16日英军炮舰沿吴淞口、宝山一线开打，到6月19日上海城陷落，前后拢共四天光景，上海防区“均已豫备齐全，堪资得力”(两江总督牛鉴之语)的炮台、深港、高岸，以及火枪火炮、大炮抬炮、火箭喷筒毒火等等之类，和号称“布置精密，可打胜仗”(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之语)的战略自信，就被英国海军少将巴驾率领的旗舰“康华里士”号，以及区区十来艘战船和两千之数的英国陆海军打得稀里哗啦，全线崩溃。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军主要凭自造的和购自欧洲的加农炮与英军作战。这种西洋火炮最初在16世纪初的明正德年间由西班牙人输入中国，后随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的入侵而名震一时。《皇明世法录》有云：“红夷大铳，盛传中国……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但这种被称为“红夷大铳”的加农炮也有其明显的短处，管壁厚且短，长度仅为口径的20倍，虽可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短。尽管如此，“红夷大铳”仍惹得吾国军界上下眼馋不已，于明末清初开始仿造，并委托外籍人士担任监制。由于这些监制人大多为目深鼻高、须髯赤黄的荷兰人，被清国人目为“红夷”，“红夷大炮”遂由此而得名。

仿造之物终究难以同原装货抗衡。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西双方的主导火炮都是这种前装滑膛炮，使用的也都是黑火药和球形实心弹，但仿货的铸铁质量、火药配料、膛孔精度，都被打了许多折扣，所以它的射程和命中率都远不及原装货。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针对虎门炮台曾发议论：“大角、沙角炮台，远隔虎门之外，江面寥廓，大炮仅及中泓，不足遏夷艘，适足招夷炮，何必守？”

让人费解的是，凭着几年来中英军队交战的记录，尤其是1841年10月以来，英军自广东沿海北侵，在短短十几天内连续攻陷定海、镇海、宁波，使定海三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及督师镇海的钦差大臣裕谦等多名大员要么战死阵前，要么亡命自刎，其状之惨，无可名状；不到一个月，英军又拿下乍浦，其势之锐，犹如破竹。凡此种种，上海的守城将领不可能不知道，对自己的火炮射程、精度均劣于对手的现实更是不可能不与耳闻，无论陆军还是水师，战力都提不上台面嘛，却全然不顾血淋淋的事实，仍固守着以堡垒对堡垒、以大炮对大炮的教条，而不对自己的战法作任何调整，岂非扬短避长？看来，在以同一种文化为根基的历史构建中，任何时候都是“堪资得力”、“可打胜仗”之类的高调更易博得领导欢心呵！结果炮战开始仅仅两个来小时，清军就已败象毕现。你的炮根本够不着对方，对方却把你当活靶子，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坐镇宝山的两江总督牛鉴吃打不住，弃城而逃，连累到67岁高龄的陈化成老将军即使流干了最后一滴血，亦告回天乏术，徒壮烈殉国耳。

智慧乃弱者的盾牌。遗失了盾牌的弱者，夫复何言。

英国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20世纪的社会革命分子，一直到很晚期，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队战术多属农民运动性质。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分子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

这种状况，在中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获得了堪称完美的解决。毛泽东就曾不无讥嘲地说过：“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顽固恪守正规战法、一味笃信“经历海洋几五十年，海上防御全凭炮力”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正是这种僵化意识的牺牲品。

所谓提督，乃清代省一级的最高军事长官，类似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所谓江南水师提督，即江南水上部队的最高长官。由提督指挥的部队称为“提军”，类似于今天的地方部队，而非野战军，主要执行军事防务而不参与地方治安。一般而言，无论陆军或水师，提督均须受制于巡抚。以陈化成为例，其官阶为武二品，比江苏巡抚低一品(或半品)，在行动上必须受江苏巡抚节制。

吴淞战败，江南一隅根基震荡，溅起文人们的一片唏嘘之声：“云昏朝洒千夫泪，月冷宵沉万灶烟。”“万事从来悲掣肘，如此雄关偏失守！”(清末·蒋敦复)“江涛寂静噤不声，陈将军后谁敢兵！”(清末·苏州文士贝青乔)一支兵力数倍于敌、有备无患、以逸待劳的军队，竟被男一支长途奔袭、沿路作战不止的疲惫之师，如此轻松地打瘫了，打垮了，打得服服帖帖俯首称臣了！简直匪夷所思！如果深究个中缘由，恐怕绝非简简单单的一句“落后就要挨打”便可了得！

英国人实惠呵，蒙哥马利中校率领的两千英军从陆路攻占上海城仅仅五天，郭富少将设立在城隍庙内的司令部维持了不过区区一百多个小时，就拔营而去，自动退出了，条件只是向清廷勒索了30万元的“赎城费”。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攻城略地，不在于一点虚名，相对于中国庞大的版图，不列颠稀薄的人口不允许他们作此非分之想。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全球军事态势，即强国以武力开道，但并不追求对他国的国土占领，而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标。

诚如马科斯·韦伯日后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言：“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至于(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靠暴力来获利，则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免会把它与那种归根结底是通过交换来谋求利润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其实是很不适宜的。”

靠暴力获利的、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为当初乃至今日欧洲的强盛，埋下了原罪的孽根。

1842年6月23日，刚刚赶到上海的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就率领从上海退出的英军，凭借着那点有限的兵力继续逆江北犯，孤军深入，挟常胜之威步步进逼南京；既不设后防，也不留预备队，根本不在乎所谓的兵家之大忌。他们要的就是这股子耀武扬威的劲道，要的就是到处撒野、撒野、再撒野，直到把你吓得两腿筛糠、跪地雌伏，然后哆哆嗦嗦地满足他们提出的任何经济要求。

果然，吴淞之战结束刚刚两个月，锚泊在南京江面上的英舰“康华利”号的坚硬甲板，就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接生产床。P4-9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成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关、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四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采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拔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20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和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07年初，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和文汇出版社启动了《海派文化丛书》的写作，并且将我的这本关于上海租界的书稿，纳入了第一批出书计划，要求在当年的某个时间交出稿子来。可能是为了表达约稿的诚意，也为了免除作者的冻馁之虞吧，出版社还提前预支了部分稿费。可惜，我食言了。5月末的一天，我的80岁的老母在养老院突然跌倒了。待我赶去，她还躺在地板上，痛得满头冷汗淋漓。

从母亲跌倒的那天开始，我就不得不撂下手头已经完成的六七万字，再也进入不了写作状态了，尽管满心罩都是提前受人钱财(稿费)的愧疚和焦虑。

2008年3月中旬的一天，老朋友陆廷——一位我很钦羡的油画家，用电话把我召进了我们共同的另一位老友黄志远的酒楼——这位曾经非常成功的小说家现在是老板了。酒桌上，已经端坐着两位令人敬畏的师长——著名作家、上海市文联前主席、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老师和原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唐长发老师。我的心一凛，今天的这餐晚宴，顿时就有了两千年前函谷关前的鸿门味道。他们非常温婉非常热情地，把绛红色的葡萄酒斟满我的酒杯，然后非常肯定非常精准地告诉我，喝完这杯酒，5月底之前，把已经延误的稿子交出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当晚，我就回家挑灯夜战了。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字当回事，写是兴趣，不写也是兴趣，写与不写都无关宏旨，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不能辜负信任我的人。

此后四十多天，我除了上班，就是晨昏颠倒地写，最短时，一晚上只睡两小时。终于……

约定的文字虽然是完成了，可是，心里的疑团，却是越聚越多，纠缠不清，压得我心事重重，胸闷憋气(写到后来，不得不靠麝香保心丸扩胸舒臆)。隐隐绰绰中，我总感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文明构成是有问题的，而不单单是一个技术落后的问题；所谓的海派文化，也远不是只有正面一个向度——这就有点滑稽了，像掉在井里一样——翻检中国近现代史的任何一页，只要你真的投入了，恐怕都很难摆脱这种身陷井洞的窒息感。那满纸的狼烟兵燹、屈辱辛酸，会熏得你肺泡缺氧，两眼一抹黑。有朋友说我是走火入魔了。想想也是，黑洞洞的历史还是不要陷得太深才好，要不然动辄回头，老是看见历史的黑影就重叠在当下的台阶之上，会把心态搞坏，把好端端的日子弄糟。

按照《海派文化丛书》组织者的要求，不是要我写一本经院式的租界史，他们的要求复述起来比较复杂，但我想我还是听懂了，并试着按我的理解进行了概括，那就是：说人话，写人事，有人味，给人看。有人指这种要求为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即形象塑造一类；其实不必兜那么远，一扯文学，马上就让人联想到虚构夸张，好像不太可信似的。事实上，史学叙事本身就具有深厚的纪传体写作传统。司马迁的《飞将军李广》，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得我兴味盎然(当然是翻译成白话的)。1986年，我在去湖南的一次出差途中，无意中买到一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匆匆一览，立即惊为“天人”，在我们的周边左右，哪有人这样操弄历史文字的？近年来，我又从《当代》杂志上，不断读到一位非常年轻的史坛高手张宏杰的非虚构作品，远比小说更吸引人，每一次都不舍得一次性消费完，而是强迫自己限定章节，掰成小块，尽量多分几个夜晚慢慢享用。琢磨自己这么多年的阅读体验，能给我带来快感的史学叙事，大体都有这样一些特征：研判史料，玄想问题，不再留筋骨而剔血肉，冷冰冰地见事不见人；思维更趋柔软，描述更多感性，落笔更重细节，拆析史实更添几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人文关怀，情采与识见兼备；自觉秉承“通古今之变”的衣钵，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尽可能打通两端，知会本末，温故的目的，是为了更明白地知新；搜寻隐匿在史料中的情境画面，还原(或重构)历史的现场感，有很强的“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现实观照——我不太清楚自己的这番解释，是不是符合了《海派文化丛书》组织者的要求，也不清楚自己的操作能不能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口之于味”，既有“同嗜”，也有非“同嗜”，强求不得。

最后想说的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上海市档案馆编纂和翻译的两套“大部头”，差不多同时足月分娩，呱呱坠地。一套是《上海租界志》，119万余字；另一套是《工部局董事会会忆录》，847万余字，中英文对照，洋洋洒洒，足足28大本，摞起来几乎与一个成年人等高。两套“大部头”，加起来字数超过了千万，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用一些“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荫泽后人”之类的词语予以描述，应当说恰如其分，而非溢美。还有一套必须提到的“大部头”，是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通史》，问世于1999年；也是厚厚的，十五卷本，字数不下五六百万。有了这三套大部头，就像有了一座基础性的原料库，别人再想盖房起屋就容易多了。我的写作的建筑材料差不多就是这样来的，只是对同一些原料的裁剪、取舍、拼装、结构，以及分析、解读和表达可能不太相同罢了。

还有，上海市档案馆多年来恪守自己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完成的那些功课，如编纂出版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五卅运动》(三卷本)、《上海档案史料丛编·日伪上海市政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下编)，还包括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等等，都为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极大便利，让我在写作中时时充满感激之情。在此，我要对我的那些为他人提供嫁衣的几代档案同人，再一次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中的骨干力量，有的已经永远地撒手人寰了；有的因病致残，正躺在病床上苦度余生；还有相当～部分已退出现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去了。一想到这些，再看他们留下的不朽的档案文字，我就仿佛面对一个征兆，隐隐有不祥之感。我由衷地祈愿，档案史料的编纂文脉千万不能就此中断，毕竟，这才是世界各国档案馆公认的正业。其他的那些光鲜货其实并不重要，而且速朽。

我是一个做了二十多年档案编辑的人，常常为自己辛辛苦苦编出来的东西少人问津而苦恼，因此在职业以外，下决心不走那种所谓的“专家”之路，决不重蹈官修文本的覆辙，宁愿一辈子游荡在主流学术圈之外，也要发一点自己的声音，做出一份有表情、会思想、非学术的历史记忆来。写完这本书以后，我想我还会再干下去的。

再一次感谢海派文化研究会、文汇出版社和李伦新老师等对我的信任、鼓励和监督，没有他们的严格督促，就不可能有这本书赶在这个时间里问世。

2008年5月25日星期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