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创设展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成果之窗口，以深入探讨中国优秀传统文学中文学观念、理论范畴、学术方法及历史发展线索的丰富内涵，展示中国学者理论方法的原创成果，为当今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借鉴，并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
路越走越远——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体会 / 罗宗强
《宋代文学思想史》序 / 罗宗强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 / 左东岭
“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罗宗强先生访谈录 / 罗宗强 张 毅
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体系的规划者——罗宗强先生的学术思想 / 卢盛江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 左东岭
朝代转折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左东岭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阐释中的历史意识 / 左东岭
文学思想研究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 罗宗强
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 罗宗强
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 罗宗强
辽代文学思想论略 / 张 毅
经学发展与西汉文学思想的演变 / 张峰屹
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 / 罗宗强
苏、黄的书法与诗法 / 张 毅
明代文学思想个案研究的整体观照 / 罗宗强
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 / 左东岭
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诗学观念 / 左东岭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转变 / 罗宗强
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 / 左东岭
天地之元气——明遗民的文学本质观 / 李 瑄
士人心态研究
关于士人心态研究 / 罗宗强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 张峰屹
历史研究中的文献阐释与文人心态研究——罗宗强先生《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序 / 左东岭
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 / 罗宗强
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 / 左东岭
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 / 饶龙隼

中国文学思想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一个新的学科方向，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其研究特点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求真求实与历史还原的研究目的；二是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以概括文学思想的研究方法；三是从历史环境与士人心态相关联的层面探讨文学思想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复杂历史文化原因；四是心灵体悟的审美把握与大文观的综合概括所构成的学科交叉原则。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但是如何研究，却至今仍在摸索，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研究路子是什么。我想，大概只能是走走，看看，想想，再决定如何往前走。这走走，看看，想想，再往前走，就是我的一点体会。
一
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与治中国古代文论，有同也有不同。二者都要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这是同的地方；除此之外，文学思想史还要研究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这是不同的地方。治古代文论的人多，治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人少，开始的时候，我便想用研究古代文论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国内研究古代文论的人，大抵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治文艺理论出身，另一种是治文学史出身，前者更重理论而后者更重史。就是说，研究同一问题，前者更重理论的阐释而后者更重史实的清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大抵是如此。我是从理论开始的。我想首先弄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各种理论范畴，然后再弄清各种文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我就选了二十来个常见的理论范畴，如兴寄、兴象、意象、气、风骨、势、体、神韵、境等等，多方收集资料，仔细辨认思索，想要考其原始，释其内涵，辨其演变。而采用的方法，大抵只是归纳法。例如风骨，只是把与风骨有关的材料收在一起，归类排比，看有多少种含义。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资料收集了不少，有些范畴的资料可以说已经相当齐备。但是弄来弄去，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缺乏历史实感。古代的文学理论，原本应该是活泼泼的，有它们丰富的历史内涵。打个比方，十几年前我们文学界提出“反思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文化背景！以今推古，道理相似。每一个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提出，都有它们的社会审美心理、创作倾向的变化等等复杂原因。离开了这些原因，仅从资料的摘录排比来阐释这些范畴，便把这些范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舍弃了，把它们变成一堆僵化的东西。经过再三思考，我决意放弃这一路子，而改为研究文学思潮的演变。
于是我便从“论”转向“史”，搞断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从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开始。我力图探讨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段落和各个段落的文学思想风貌、特点，它们的出现和消失的原因，还有演变的轨迹。而采用的方法，则是非常笨拙的。从读史开始，正史、杂史以至史评和当代学者有关唐史的论著，凡能找到的，都一一找来读。然后又是读这个时期的集子，有关作家的传记资料、谱录等等，努力还原（或者说在史料提供的基础上想象）各个历史段落的社会风貌与作家群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研究每一段落的文学思想。
可以说，我把很大精力放在对文化背景的了解上；同时，为了比较不同段落审美情趣、艺术追求的差异，我用了很多精力在审美鉴赏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主要是从诗文创作倾向的变化上反映出来的，而诗文创作倾向的变化，不细致地做审美的判断，便不易觉察。当然，我也注意作家心态的变化与文学思想变化的关系，考虑政局的变化、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作家心态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联系，带着印象式，还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作家心态变化的研究上。待到我接着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时，作家心态的研究便成了主要的内容了。
可能是魏晋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吸引着我，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 不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是很难阐释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的。于是我又改变了我的研究路子，集中精力研究士人心态。这就是我撰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的原因。
影响士人心态的原因甚为复杂，例如政局的变化。中国的士人，与政治有着甚深的联系，政局的变化往往可以改变一代士人的心态，例如东汉末年的党人事件，魏晋禅代之际的杀何晏、夏侯玄以及杀嵇康事件，都引起了士人极大的心灵震撼。司马氏为什么要杀何晏、夏侯玄，杀嵇康，而不杀阮籍？为什么向秀要入仕晋室而又要写《思旧赋》？这里面涉及中国士人与政权的复杂关系的许多问题。研究这些事件中士人的各种反应，推测他们的心态，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又如，社会思潮对于士人心态的变化亦影响至巨。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仿佛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历史力量，把士人不知不觉地卷了进去，而卷进去之后，他们心态的变化又进而煽起该思潮的发展。玄学思潮就是一例。玄学思潮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漫长而必然的过程。它随着经学学风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经学学风的演变，事实上是慢慢地改变着士人的思想方法，从实证走向思辨，为玄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经学束缚的解除、自我意识的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提出了许多需要做出理论回答的问题，现实的需要催促着玄学的出现。而人物品评发展到清谈，又为玄学思潮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很容易被士人普遍接受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使玄学思潮的出现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不知不觉而又不可阻拦。它出现之后，便改变着一代士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