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乡村、城市社区的治理，在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法治中国实践中，对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尤为重要，也深感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基层乡村和社区“三治融合”治理，既符合我国实际，又适应现代国家发展，是实现乡村和社区和谐稳定、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行之有效的正确治理途径。
本书提出了对于基层乡村和社区“三治融合”治理的中国版本，通过对我国社会场域中的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乡村和社区管理体制治理模式的发展、法治建设与法治治理、德治治理、自治治理、“三治融合”治理六个方面，以及对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研究的框架体系开展相关研究。

前言
第一章 中国基层乡村和社区场域中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基层乡村和社区图景中的文化传统
二、中国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的传统法文化基因
三、中国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的法社会学理论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乡村和社区管理体制治理模式的发展
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
（一）建立与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年）
（二）恢复性发展阶段（1976-1987年）
（三）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的新阶段（1987年至今）
（四）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二、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
（一）村乡体制时期
（二）人民公社体制时期
（三）乡政村治体制时期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基层乡村和社区的治理环境
（一）全方位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推动
（二）单位制瓦解需要功能替代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要求
四、当下我国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的发展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
（二）乡村社区治理的发展
（三）当下我国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四）我国乡村和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三章 基层乡村和社区法治建设与法治治理
一、基层乡村和社区的法治建设与法治治理的提出
二、基层乡村和社区法治建设与法治治理的理论依据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
（二）可资借鉴的相关理论
三、当下我国基层乡村和社区法治建设及法治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层面
（二）法治治理施行力度层面
（三）法治治理的监督机制层面
（四）法治治理投入层面
（五）法治功能发挥层面
四、我国基层乡村和社区法治治理的现实途径
（一）网格化治理
（二）人民调解治理
（三）社区矫正治理
第四章 基层乡村和社区的德治治理
一、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治理的文化溯源
二、基层乡村和社区德治治理的提出
三、基层乡村和社区德治治理路径
（一）党建引领
（二）扬善润人心，加强道德约束
（三）道德模范及社会贤达的示范与施教
（四）公益活动融入基层乡村和社区的道德建构
（五）以“德制”为依托，推动基层乡村和社区“德治”的实施
第五章 基层乡村和社区的自治治理
一、基层乡村和社区自治治理的法理依据
二、城市社区的自治治理
（一）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
（二）城市社区自治实现的路径
三、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
（一）乡村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二）乡村实现村民自治的路径
第六章 基层乡村和社区“三治融合”治理
一、基层乡村和社区“三治融合”治理的缘起
二、基层乡村和社区“三治融合”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二）基层政府对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缺乏整体统筹
（三）民众法治意识欠缺，道德素养不高
（四）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和社区治理浮于表面
（五）逐利心理、逐利行为反噬社会道德
三、基层乡村和社区的“三治融合”治理的实现路径
（一）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
（二）坚持并规范政府依法行政，厘清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边界
（三）建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
（四）拓宽群众参与治理的方式
（五）建立高素质精英治理队伍
（六）创新普法方式，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
（七）以道德模范引领社区民众崇德向善，营造德治氛围
参考文献
后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
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国人
在探索有效治理基层乡村和
社区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在对实践经验
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法治治理、德治
治理和自治治理“三治融合”
相互促进的基本格局。“三
治融合”是基层乡村和社区
治理的新模式，既立足于现
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又回应
中国丰富的传统人伦文化，
通过法治、德治、自治的融
合互动，能够实现中国基层
乡村和社区和谐有序的良性
运行。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
的实践也证明，如果将法治
、德治、自治割裂，容易导
致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陷入
困境，不能很好地维护其有
序运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
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
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
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事实上，在探
索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三
治融合”模式的过程中，深
受中国传统儒家“以法入礼”
思想的启迪。在现实社会生
活中，人们由于受传统儒家
人伦文化的影响，十分重视
“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
“远亲不如近邻”的人文生活
环境。在和睦邻里，及时化
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纠
纷等问题上，家族往往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家族
已然成为承载道德化的矛盾
纠纷解决的主体，并在基层
乡村和社区的民间场域中，
进行了解决大量矛盾纠纷的
“司法活动”。如果从解决矛
盾纠纷的司法活动层面观视
，家族是最接地气的内生性
民众自治初级组织。当生活
在家族共同体内的各成员之
间及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矛盾
纠纷时，人们选择解决矛盾
纠纷的方式一般是先通过家
族中具有较高威信的长老、
族长，按照传统伦理道德及
家族规矩进行调解处理。只
有在长老、族长不能调解处
理的情况下，才去找相应的
国家机构处理。家族长老调
解作为人民调解的一种形式
，在调解家族共同体成员之
间的矛盾纠纷中，广泛应用
被家族成员认可的传统伦理
道德及家族规矩，其最终处
理结果也能被纠纷当事人所
接受。
“家天下”理念在基层乡
村和社区治理中大行其道，
在有些地方，家族长老、族
长与国家司法机构，共同维
持基层乡村和社区秩序。事
实上，各家庭、各家族对自
己共同体内部的治理秩序是
国家社会治理秩序的基础，
只有这一基础性治理有序规
范，才能很好地保障整个社
会秩序垂拱而治。由此观之
，国家政府当对家族长老、
族长在解决矛盾纠纷的过程
中因势利导，与国家司法中
的调解制度有机对接，这不
仅能够维护人们对国家政治
制度、司法制度的信任度，
也更能够有效治理基层乡村
和社区秩序。理性地看，家
族调解由于较低的经济成本
和时间精力成本，容易被人
们所接受。在矛盾双方自愿
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家族调
解达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共识
，实现无讼和息讼，是一种
很好的方式。可以说，在我
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
纷，不论是民间家族还是国
家司法，都十分重视调解，
这是我国社会法律文化的显
著特征。因此，调解也被西
方人称为“东方一枝花”。调
解中，十分尊重当事人的主
体地位、平等地位，在当事
人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说服
教育、以理服人而非强制的
方式，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国
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藩篱，
使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调
解制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
广泛应用，不仅体现了国家
对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也将
社会与国家有机契合起来。
不可否认，在我国的民间社
会，家族是基层乡村和社区
治理中内生的自治组织，对
于维护家族共同体成员利益
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在一
些乡村，许多纠纷往往是通
过家长族长依据家规、族规
进行解决，及时制止了矛盾
的蔓延扩大，从而在社会层
面实现无讼和息讼的目标。
同时，传统家族式调处解决
矛盾纠纷的模式，并非故步
自封、一成不变，而是在现
代社会发展中，不断被基层
乡村和社区治理所应用并发
展，为国家所建构的非诉讼
解决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制
度所吸纳，并进一步演化成
为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中乡
贤乡士等地方精英式的人民
调解员，为国家社会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新
鲜血液。
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
明的中国，在“以礼入法”儒
家化法律观念的影响下，出
现了许多蕴含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具有中国特色的礼治
乡村和社区代表。然而，在
礼治乡村和社区的治理实践
中，并不是仅仅依靠儒家传
统之“礼”来规范社区主体的
行为就可以治理乡村和社区
，而是通过“法律公约化、
以法入礼”的方式，实现乡
村及社区和谐稳定发展中的
法治治理、德治治理、自治
治理的融合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