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是自传，更不是引用数百篇文献的博士论文，而是科学家赌上性命的冒险故事。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作者皮奥特走上了一条常人无法想象的道路——追踪未知病毒。在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发现“埃博拉病毒病”和“艾滋病”的特殊历史见证人。作者挑选了冒险旅途中诸多精彩的片段，向读者展示了在科学家、政治家和成千上万人的努力下，艾滋病疫情形势发生的巨变，展示了6000多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境遇，让更多人认识到科学具有无限潜力，必将打破现实的局限。

彼得·皮奥特，一生致力于埃博拉和艾滋病等病毒的研究。1976年，皮奥特在刚果（金）进行研究时，最早和同事在埃博拉河中发现了埃博拉病毒，因此被称为“埃博拉之父”。他在1995年到2008年间曾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秘书长，作为全球对抗艾滋病斗争的领导者，为艾滋病毒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PART 1 第一部分
第1章 装满病毒的蓝色瓶
第2章 如愿以偿的冒险
第3章 亚布库考察团
第4章 埃博拉
第5章 一场虚惊与直升机
第6章 大团队
PART 2 第二部分
第7章 埃博拉、性行为与病毒的传播
第8章 留美与归国
第9章 内罗毕
PART 3 第三部分
第10章 一种新的流行病
第11章 艾滋病计划
第12章 重回亚布库
第13章 揭秘流行病
第14章 领导更替
PART 4 第四部分
第15章 一位国际官吏
第16章 水中鲨鱼
第17章 获取正确的基础数据
第18章 来自变色龙的启示——杰出联盟的联合阵线
第19章 尖峰时刻
第20章 生命的价值
第21章 艾滋病专项基金
第22章 未完成的议程
后记
致谢

对于撰写回忆录而言，
62岁的年纪可能还早了些。
然而，我觉得事情发生的时
间与写作的时间间隔已经足
够，而且我的记忆还算比较
清晰。我要讲述那个时代我
经历的两次最奇特的冒险故
事：埃博拉出血热与艾滋病
的发现，以及各个国家对这
些疾病的应对。我是两种未
知病毒的发现历史中一个特
殊的见证者，在其中也扮演
了自己的角色，因此才有足
够的素材撰写回忆录。非洲
首次暴发的埃博拉出血热疫
情是我的“启蒙老师”，启发
我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危及生
命的冒险，引领我进入现在
的全球健康领域；艾滋病疫
情迫使我面临极端复杂的健
康和疾病问题，督促我学习
大小政治事务的残酷现实。
孩提时，我曾想探索外面的
世界，对各种科学调查充满
强烈的好奇心，这驱使我最
终走上了一条曾经无法想象
的道路，甚至在这条道路上
旋风般的飞速前进。
埃博拉出血热与艾滋病
凸显了科学技术在解决当今
健康问题时的巨大潜力和现
实局限，如发现了可以挽救
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但在鉴定出艾滋病毒25年后
的今天，我们仍未能制造出
疫苗。无论是埃博拉病毒和
艾滋病毒等传染性疾病，还
是目前的肥胖、糖尿病和心
血管疾病的暴发，我们始终
要牢记社会决定因素和生活
方式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医学领域认为病原体和
流行病完全处于掌控之中时
，至少在世界上较富裕的地
区如此，谁又能预测下一个
世纪结束时会出现哪些新的
病原体和流行病呢？埃博拉
病毒感染和艾滋病毒感染持
续存在，可能会影响几代人
。与一些过于乐观的观点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不相信
艾滋病即将终结。新病毒的
故事也没有结束，稳妥的预
测是更多的病原体会以更快
、更广泛的方式出现并影响
全球。
借用比利时超现实主义
画家勒内·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的惯例——他曾将
自己的一幅烟斗画作命名为
Ceci n'est pas une pipe(法
语，译为“这不是烟斗”)，
我要说ceci n'est pas une
auto-biographie(法语，译
为“这不是一部自传”)，因
为我的旅程还没有结束，当
然这也不是一篇引用数百篇
文献来研究两种流行病历史
或政治的博士论文。这是一
本关于发现的回忆录，以我
的亲身经历为视角，向读者
展示了某些精心挑选的片段
、人物及其发展，而非浅显
地描述整个事件经过。或许
，没有像我这般置身于其中
的学者更适合撰写自传类著
作。
有时我是疫情侦查员，
调查非洲中心地带的流行病
；有时我是科学家，研究细
菌的耐药性和艾滋病毒的遗
传多样性；有时我是绝望的
临床医生，在没有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的情况下照顾患者
；有时我是研究人员和公共
卫生从业者，构思疾病的预
防和治疗方案；有时我是联
合国官员，领导数十个国家
参与的多边组织和联合国改
革；有时我是耐心的外交官
，协商政治决议和降低抗逆
转录病毒药物的价格；有时
我是顽强的活动家，触碰世
界强国并将艾滋病意识带到
对此浑然不知的地区；有时
我是沮丧的官僚斗士，……
而事件伊始，我便是一个活
动家，前面所提及的各种身
份往往与众多其他身份交织
在一起。在书中，我所有的
身份均有体现。
本书也是现代最具破坏
性且仍在蔓延的流行病——
艾滋病的疾病编年史，叙述
了在科学、政治及成千上万
人的努力下，艾滋病的面貌
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人们了
解6000多万艾滋病毒感染
者或因艾滋病丧生的患者的
痛苦。书中呈现了联合国机
构日常生活和斗争的内部视
角。我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负责人，曾在3位风格
迥异的联合国秘书长下任职
。我既见证过在面对具体的
项目(如艾滋病)时，联合国
如何发挥最大优势，以最有
效的方式召集了多个国家和
参与者，也见证过在190多
个成员国或其组织或公职人
员以流程为借口不愿采取行
动时，联合国如何成为低效
率的代名词。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越
来越认识到诸如艾滋病这样
的灾难如何激发了整个人类
的善与恶，无论他(她)是否
受过良好的教育。拒绝照顾
艾滋病患者的医生、拒绝艾
滋病患者进入教堂或反对使
用安全套的神职人员、反同
性恋政客和公共卫生官员、
向吸毒者而非毒品宣战的药
物管制机构、只对自己领域
感兴趣的联合国中层官员等
，我不得不与这些人沟通。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遇到
了极度热情和富有同情心的
人们，他们尝试挽救生命、
争取正义、寻求科学的解决
方案。我有幸和许多与艾滋
病斗争的无名英雄一起工作
，有艾滋病毒感染者、有远
见的政治家、慷慨的慈善家
、医药创新人员、博爱的神
职人员，以及不知疲倦的科
学家同行、活动家、医生群
体和全球众多项目的管理者
们，这些人构成了过去30年
我的国际社会人际关系网。
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
了我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任职期间不得不忍受的无数
次会议，这些令人头痛的会
议教会我不受现代流行病观
点(如季度结果、短期观点
等)的牵制，而始终以挽救
尽可能多的生命为目标。在
此过程中，我不断地探索自
己，收获了巨大的财富。这
就是为什么这部回

彼得·皮奥特是一位正直、纯良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绝望的临床医生和沮丧的官僚斗士。
本书追溯了自1976年作者在中非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调查首次暴发的埃博拉疫情开始，至2008年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任为止的一段经历。这些文字讲述了人类、政治、科学以及这一时代最致命的两种病毒——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毒。

2008年12月26日，我关
上了已经空空荡荡的办公室
门，最后一次走进9米高的
禅宗似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大楼玻璃大厅，穿行在巨
大的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雕塑和悬浮岩之间。
我会想念早上和警卫们打招
呼的情景，想念与那些跟我
奋斗多年的同事们简短交谈
的情景，包括玛丽·奥迪莱
、西尔维(Sylvie)、卡伦
(Karen)、卡罗琳(Caroline)
、安雅(Anja)、朱莉娅、朱
利安、本、罗杰(Roger)和
蒂姆(Tim)等人，这些年来
，正是有他们在我身边，才
让我时刻保持清醒。然后，
我匆匆地走过走廊两旁发人
深省的当代非洲艺术作品。
几天后，继任者米歇尔·西
迪贝将接任，继续领导联合
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全球艾滋
病工作进入下一个阶段。就
像他会以不同的方式摆放办
公室里的家具一样，他也将
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沟通和管
理，折射出吉姆·格兰特领
导下的马里、法国和儿童基
金会的丰富遗产。让我感到
自豪的是，有时接班人计划
也能在联合国发生。
离开有影响力的联合国
讲坛，或是多边政治的恐怖
区，我既没有失落，也没有
感到放松。远离工作中的巨
大权力和最舒适的支持，我
也没有出现戒断反应(当我
再一次遭遇无望的电脑故障
时除外)，无论是精神上还
是实际的工作中，我已经为
自己的离开准备了1年的时
间。我必须承认，不再为世
界上任何地方的艾滋病问题
负责是一种很棒的感觉。走
出门的那一刻，一切都结束
了，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对未
来的憧憬。在年底前，我将
从日内瓦飞往纽约的哈莱姆
区，开启我人生的新篇章。
12月，日内瓦召开了一
次告别晚宴。我询问科菲·
安南明年1月该做些什么。
他的回答迅速而简短：“睡
觉！尽可能多地睡觉。当责
任从肩上卸下来的时候，你
才会感觉到自己有多累。”
一如往常，他是对的。10年
里，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
在持续不断的缺少睡眠和倒
时差，更不用提那些大多是
虚惊一场的紧急情况所造成
的无休止的压力了。我经常
在早上醒来就开始想，不知
道哪个政府会抱怨，哪个活
动人士会发送愤怒的电子邮
件攻击我，哪个捐助者会宣
布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
第n次评估，哪个联合国机
构会抱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像独立的机构在运转，哪
篇令人困惑或令人讨厌的报
纸文童我得面对。就像政治
职位一样，这些都是高难度
的工作。其他人可能比我处
理得更好，但我很少可以休
息，即使是在休假期间，美
国政府会计办公室或是记者
也会见缝插针地认为这是展
开另一项调查的最佳时机。
工作占据了生活中太多的时
间，我的家庭也为此付出了
很高的代价，我深感遗憾。
如果没有他们的包容和支持
，我不可能成功。
这也是一份孤独的差事
，我几乎没有可以倾诉的对
象，也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
艾滋病的危害性，我从事工
作的环境是多么的复杂，必
须与之打交道的人的行为是
多么的怪异。想象着向朋友
和家人们解释我是如何度过
这些日子的，这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因为我经常是80
／20法则的受害者，听起来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参加会议
，每天做3次演讲，睡在飞
机上。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说
服人们采取行动对付艾滋病
，并就如何在全球和每个国
家推动艾滋病议程制定战略
。这首先必须对每一次重要
的会面进行充分准备，对文
化和政治环境进行充分了解
，对即将遇到之人的背景进
行全面掌握，信息量远远大
于艾滋病情况。我牢记在西
雅图的实验室工作时，导师
斯担利·福尔科告诉我的，
细菌是如何引起疾病的。我
想象自己处于即将会面之人
的位置。在制定政策时，试
图了解人们的需求，这也是
一项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在
卫生政策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联合国系统工作(这是
一个大家庭，有多种多样的
成员)往往并不容易。连同
人道主义援助，还有最近的
妇女问题一起，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是联合国最先尝试
“一体化”的组织。多年来，
我越来越怀疑目前联合国的
协调治理是否能够有效地运
作，尽管许多员工(如果不
是大多数的话)都表示出了
善意。实现联合国一体化的
两个主要障碍包括，其一是
单一机构的机构利益不同，
即职业、政治影响、预算的
不同；其二是成员国的不一
致和不稳定，它们不仅有不
同的、有时是相互排斥的利
益，而且由于不同的联合国
机构各自代表的国家部门不
同，他们推动的议程也不同
，因而缺乏内部的一致性。
我对联合国协作的结论是，
这是一个集体性的失败，国
际社会要么支持一些大胆的
合并和并购，因为要运行过
多的机构成本过于昂贵，或
者认为多元主义也是一种优
势，只要运行有效和管理良
好的机构就可以获得支持，
其他的机构就得关门。在联
合国系统之外建立新的机构
来解决联合国的问题并不是
解决办法，正如我努力使全
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
疾的基金会取得成功一样。
……
在我短暂的生命中，人
类和动物身上发现了许多种
新的病原体，毫无疑问，新
的流行病将继续出现，可能
通过食物链，也可能通过动
物。我们能预测未来这些新
的和未知的病原

这本书时而令人不寒而
栗，时而令人叹为观止，时
而令人精神振奋，时而令人
沮丧万分，时而又令人惊讶
无比。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优
秀的人”。他的正派和人性
令人感动……他纯良的天性
在这个愤世嫉俗的时代几乎
是不可能的存在的。非洲乃
至全世界都欠他一个祝福。
——Z Dawit
这本书真正重要，同时
也令人不安的，是它揭示了
我们面对跨国问题难以做出
合理的措施。我很喜欢这本
书，读起来并不难，我会向
任何对医学、医学史或政治
感兴趣的人推荐。
——Andrew Wilson
这本书使我真正意识到
了身处于那一场场抗击传染
病战争最前沿所需要的技巧
和勇气。我强烈推荐这本书
给所有人，因为我们世界是
互联互通的，疾病可以在几
小时之内从世界一个地方传
播到任何其他地方。比起战
争和恐怖主义，这种情况可
能是对人类更大的威胁。
——Jim Ford

第1章 装满病毒的蓝色瓶
1976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我所在的微生物实验室的导师收到通知，一个特殊的包裹正从扎伊尔①(Zaire)运到这里。这个包裹从金沙萨(Kinshasa，扎伊尔首都)起飞，装有非同寻常的流行病的血液样本。这一流行病似乎正沿着刚果河流域，引发遥远的赤道省(Equateur)地区的混乱。
2年前，我来到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市(Antwerp)的一个实验室，从事初级工作。迄今为止，我从未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有时，我们会拿到一些奇怪的体液样本，然后努力弄清样本是什么。我们实验室具有诊断备类病毒的资质，包括虫媒病毒中的黄热病毒。目前初步认为这次流行病是“伴有出血症状的黄热病”。
我从未真正处理过任何可疑的黄热病样本。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收到远至赤道附近的扎伊尔样本。然而很明显，这次的样本非比寻常，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几个比利时修女虽然接种的疫苗绝对没有过期，但是她们还是死于这种疾病。
第二天，也就是9月29日，包裹到了。这是一个廉价的、闪闪发亮的、蓝色塑料保温瓶。我同吉多·范·德·格伦(Guido Van Der Groen)和勒内·德尔加迪略(Rene Delgadillo)一起将包裹放到实验台上打开。吉多·范·德·格伦是一个有些害羞又幽默的比利时老乡，大概30岁，比我年长几岁。勒内·德尔加迪略是一位来自玻利维亚的博士后。如今，每次回想当时的情景，我都会后怕。当然，我们都戴着乳胶手套——老板坚持要求我们在实验室佩戴手套。除此以外，没有实验服也没有口罩，更没有其他防护措施。
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当时所处的情况有多么危险。只用一个简易的保温瓶运输这些血液样本，而没有其他任伺防护措施，这的确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或许是因为当时世界环境还相对简单、纯净，也或许这就是一次极其鲁莽的行为。
拧开保温瓶，我们发现瓶里的冰融化了一半。很显然，温度没有一直维持在零度以下。保温瓶本身也遭受多次撞击。其中一只样品管保存完好，另一只已经碎掉了，里面的致命成分已经和冰水混合在一起。瓶里还有一张手写的便条，因为浸了水而变得字迹模糊。
雅克·库尔泰耶(Jacques Courteille)博士是一名内科医生，比利时人，在金沙萨的恩加利埃马诊所(Clinique Ngaliema)工作。便条就是他写的，他说保温瓶里有2管样品，每管含有5ml凝血后的血液样本。这些样本取自一位弗拉芒修女。这位修女身患未知的传染病，可能是黄热病，并且已经病危，无法撤离出扎伊尔。
当时的我，就像身处传染病的迷宫一样，仍在苦寻出路。这个样品让我心跳加速。我在位于荷兰和法国之间的弗兰德(Flanders)长大，弗兰德是平坦的海岸平原上的一个村庄。那时，我经常沉浸在远方的异国冒险故事里，比如《丁丁历险记》的连载漫画。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拍摄的电影使得有着一小撮卷发的比利时小男孩丁丁和他的狗闻名世界；卡尔·梅(Karl May)的以美国远西部为背景的异彩纷呈的大冒险系列故事；还有朱尔·凡尔纳(Jules Verne)活灵活现的科学幻想系列。我贪婪地阅读着19世纪伟大探险家们的传记，例如探索非洲的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gon Stanley)，19世纪60年代带领骆驼探险队横穿澳大利亚的罗伯特·伯克(Robert Burke)，赶赴非洲大湖区探寻尼罗河源头的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和约翰·斯皮克(John Speke)。
童年时的我有些孤僻。我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凯尔伯根(Keerhergen)的小农村，有关这个村庄的记载最早见于1036年。虽然这里的人都讲着弗拉芒方言，但是父母坚持要求我们在家要讲标准的荷兰语——弗拉芒人眼中这是“文明的荷兰人的普遍标志”。父亲是弗拉芒民族主义坚定的拥护者，他认为放任不同方言的发展会分裂弗拉芒民族，阻碍弗拉芒的复兴。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像讲法语的比利时人一样精明。自1830年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就被讲法语的比利时人主宰着。只有极少数人从小就讲标准的荷兰语，这些语言仅是书面用语和官方用语，只在学校使用。这虽然有利于我学业进步，但也意味着我和兄弟姐妹在成长中与同龄人格格不入。
我经常独自从凯尔伯根骑行3英里到特雷梅洛(Tremelo)，那里有一个由农场改建而成的带绿色百叶窗的白色L形小博物馆，同时也是天主教传教士达米安神父(Fathex Damien)的出生地。19世纪，达米安神父在夏威夷岛上照顾麻风病患者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颂，使得这个小镇闻名遐迩。当时，人们认为麻风病传染性极强，并且无法治愈。成千上万的患有麻风病的夏威夷人被转移到莫洛凯岛(Molokai)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半岛上，他们在肮脏和痛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达米安神父自告奋勇地去岛上照顾麻风病患者，尽管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但是他义无反顾，最终也死于麻风病，去世前达米安神父送回了数百件的手工制品和照片。我在很多个寒冷的下午，听着窗外蒙蒙细雨敲打着田野，凝视着照片上麻风病患者变形的脸、双脚和双手。我为他们受到的排挤和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