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叶圣陶在草桥中学读书时创办了年级小报《课馀丽泽》，中学毕业后又和顾颉刚一起编过苏州《大声报·杂录部》和“放社丛刊》，遗憾的是这三种出版物都未能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叶圣陶最早参与编辑的出版物是商务印书馆1916年4月出版的《尚公记》，而他晚年审阅的最后一部书稿是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汇编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注释稿，时为1985年1月。从1916年算起到1985年，叶圣陶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时间长达七十年。这七十年里，他审阅和编辑的书稿多得难以计数。我国现代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书、“文学周报”丛书、“开明文学新刊”、“现代作家文丛”等丛书的阵容和规模也相当可观。叶圣陶不仅发表了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戴望舒、施蛰存、端木蕻良、秦牧、胡绳、子岗、徐盈等一大批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把他们推上文坛，出版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钱钟书的《谈艺录》、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戏剧集》以及《闻一多全集》、《朱自清文集》等一批名家的著作和译作，而且还为古籍的规划整理出版工作呕心沥血，仅在开明书店就编撰过《十三经索引》，参与过《六十种曲》、《开明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的精校和编撰工作，为新文学和学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叶圣陶生于1894年，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的年代。受到时代的影响，他从小就热爱乡土，热爱祖国。早在读小学时就在苏州参加过“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苏州光复期间参加过苏州军界和学界组织的“学团”，每晚“荷枪出巡”。1912年1月加人中国社会党，参加过“讨袁（世凯）”运动。1915年9月读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后，立下要做“新青年”的志向。“五四”运动中高举“爱国”的大旗，“五卅”运动中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立场更加坚定，怀着“篑土为山宁肯后”的情怀，用文学、教育和出版工作的辉煌业绩来催促新中国的诞生。

作为集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大家”，在叶圣陶身上凝聚着他不同于单一的“文学家”，或单一的“教育家”、单一的“编辑出版家”、单一的“社会活动家”的特质，这就是他特有的魅力。他治学淹博精深，对我国的学术和文化史有宽阔的整体性的史学视野，对文学的古今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全局的眼光和贯通性的思考，是个“全才”。他站得高看得远，总是从“民族国家”这个高度着眼于未来，因而能在文学、教育、编辑出版等多个领域引领时代的风潮。他从不“厌足”，给小说集取名“未厌集”，给散文集取名为“未厌居习作”，即便到了“暮年”，他的“求知欲”依然像青年时代那么旺盛。他甘于“寂寞”，给自己的“定位”一是“编辑”，二是“教员”，在最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无私地奉献。新中国成立前，有好几所大学聘他当“教授”，可他最终选择的是当“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当上了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但他并没有去管理哪个“司局”，没有“行政”上的权利，所管的也只是“教材”和“出版”，日复一日年复～年地写稿、看稿，把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这些事情上，说白了还只是一个“编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当“编辑”不如当大学教授或当官名气大。（P003－004）

两年前，人民出版社副总编陈亚明召集部分作者开座谈会，会上决定出版《中国出版家》丛书，陈副总编安排我撰写《中国出版家·叶圣陶》，并介绍我认识了编辑室的贺畅主任和编辑卓然女士。

这之后，与我联系的是卓然女士，往来邮件有十余封，初稿也是发给卓然女士的，不过来电话谈“审稿意见”的是贺畅主任，意见提得非常中肯，也很具体。修改稿发给卓然女士后，她来电话谈了意见，告诉我这本书的责编是宰艳红女士。宰艳红女士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冒着酷暑光临小舍，对书稿作最后的修订。陈副总编及贺畅主任、卓然女士、宰艳红女士，虽说都只是见过一面，但她们的热情和认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出版家·叶圣陶》得以付梓，得益于她们的指教和督促甚多。以前出书，往往只和“责编”一个人联络；可这本《中国出版家·叶圣陶》的“责编”，似乎是一个“团队”，让我获益匪浅。

我有幸见过圣陶先生，在1976到1988年的十二年里，圣陶先生给了我很多关爱和指教。写这本《中国出版家·叶圣陶》，让我再次深情地去追思和怀念圣陶先生。岁月流逝，经历过的好些事情已经模糊或淡忘，可与圣陶先生在一起的情境反倒越来越清晰。圣陶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圣陶先生的谆谆教诲，仍回荡在心头。只是我学识粗浅，未能把圣陶先生的精神品格和他编辑出版工作的业绩全方位地呈现出来，备感惭愧。

恳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教，并向陈副总编及贺畅主任、卓然女士、宰艳红女士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商金林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室

2016年8月2日

前言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办报办刊的尝试

 一、誉满全堂的《课馀丽泽》

 二、与苏州《大声报》决裂

 三、未能付梓的《放社丛刊》

 四、聊可欣慰的《尚公记》

第二章 在第二个故乡——古镇甪直

 一、人当“皆有一己所蕲向”

 二、从编印高等小学国文课本起步

 三、汇集在“新潮社”的旗帜下

第三章 “半淞园摄影”传佳话

 一、拟定《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编例》和《目录》

 二、主编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周报》四年半

 三、“小说月报丛刊”和“文学周报社丛书”拾掇

第四章 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份新诗刊物的诞生

 一、《诗》月刊创刊“缘起”

 二、回击“诗学研究号”的示威和挑衅

 三、编者作者和诗坛的“光荣”

第五章 主持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

 一、大门上钉着“文学研究会”的搪瓷牌子

 二、印制文学家明信片

 三、创办上海朴社

第六章 “五卅”和“大革命”时期的“肉搏”

 一、“五卅”惨案中的《公理日报》

 二、被诬为拿了“宣传费”的《苏州评论》

 三、主编济难会会刊《光明》半月刊

 四、组建“上海著作人公会”

第七章 危难之中接编《小说月报》

 一、擂响催人奋进的鼙鼓

 二、揭橥“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的旗帜

 三、寻找“尤见光辉的名篇”

 四、兼容并蓄广结文缘

 五、开创我国现代作家研究风气之先

 六、真诚地与“革命文学家”认同

第八章 《妇女杂志》更新史

 一、另辟蹊径推陈出新

 二、引领潮流贴近生活

 三、因“锐进”而遭“谤”

第九章 花心血培植《中学生》杂志

 一、“文章病院”与讨蒋檄文

 二、抨击“尊孔读经”推崇“固有文化”

 三、崇尚传统美德宣传“人粹”

 四、赞美“穿‘短打’之辈”痛斥“学者”

 五、呼唤“赤热的真诚和明澈的理智”

第十章 挑灯校作忘昏昼

 一、筹办《新少年》半月刊

 二、主编《月报》“文艺栏”

 三、甘作“无名的泥土”

第十一章 烽火漫天走巴蜀

 一、主编成都《国文杂志》和桂林《国文杂志》

 二、创建开明编译所成都办事处

 三、复刊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

 四、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送审制度”

第十二章 复员后在上海的繁忙岁月

 一、担任开明总编辑和文协总务部主任

 二、继续刊行《国文月刊》

 三、主编《中国作家》和《五四谈文艺》

 四、让英烈闻一多的精神业绩长驻人间

 五、《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和《苏联见闻录》的出版

 六、维护和保障作家权益

第十三章 新中国教材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一、出任华北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二、“修订”后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

 三、“修订”及“新编”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

 四、全新的《大学国文》

 五、拟定课程《总纲》和《标准》

第十四章 在出版总署五年

 一、开创新中国的出版事业

 二、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示范

 三、撰写《标点符号用法》

 四、主持编写《新华字典》

第十五章 创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

 二、使“严谨”二字成为人教社的风气

 三、俯仰无愧天地立碑

 四、语文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第十六章 完美人格千秋垂范

 一、当代方皋马空冀北

 二、审阅《鲁迅全集》注释稿

 三、审阅《红楼梦》校订样本及注释稿

 四、感人至深的《六州歌头》

叶圣陶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叶圣陶（1894～1988）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就文学创作而言，《隔膜》、《火灾》等短篇集“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茅盾语），“扛鼎”之作《倪焕之》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语），1921年发表的四十则《文艺谈》是我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为新文学理论的孕育起了奠基的作用。就文学活动而言，叶圣陶1919年3月加人“新潮社”。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叶圣陶是发起人之一，参与创办并主编过《文学周报》、《诗》月刊和《小说月报》。20世纪30年代主编过《妇女杂志》和《月报》文艺栏。20世纪40年代主编过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和中华全国文协会刊《中国作家》。他以文会友，广结善缘，为开创新文艺的园地和聚集作家队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2年春，叶圣陶中学毕业后担任初等小学的教员，1915年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任高小教员，1917年春到角直镇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之后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杭州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重庆巴蜀学校、国立中央戏剧学校、北碚复旦大学、乐山武汉大学和成都光华大学任教，是我国现代教育史少有的从初等小学一直教到顶级学府的教育家，是集“教”与“编”于一身，从初等小学教材编起一直编到大学教材的大学者。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开明国语课本》、《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20世纪40年代主持选编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等四部全新的初高中语文教材，以及新中国的第一部（《初级小学国语课本》、《高级小学国语课本》、《初级中学语文课本》、《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与之配套的《大学国文（文言之部）》，都是语文教材的经典。叶圣陶1923年拟定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草案）》①，1940年拟定的《六年一贯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②，1948年拟定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⑧，都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献。

叶圣陶1923年初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1931年转到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和《中学生文艺》。而他的“编辑瘾”可以追寻到中学时代。1911年5月，叶圣陶在草桥中学读书时创办了年级小报《课馀丽泽》，中学毕业后又和顾颉刚一起编过苏州《大声报·杂录部》和《放社丛刊》，遗憾的是这三种出版物都未能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叶圣陶最早参与编辑的出版物是商务印书馆1916年4月出版的《尚公记》，而他晚年审阅的最后一部书稿是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汇编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注释稿，时为1985年1月。从1916年算起到1985年，叶圣陶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时间长达七十年。这七十年里，他审阅和编辑的书稿多得难以计数。我国现代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书、“文学周报”丛书、“开明文学新刊”、“现代作家文丛”等丛书的阵容和规模也相当可观。叶圣陶不仅发表了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戴望舒、施蛰存、端木蕻良、秦牧、胡绳、子岗、徐盈等一大批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把他们推上文坛，出版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钱钟书的《谈艺录》、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戏剧集》以及《闻一多全集》、《朱自清文集》等一批名家的著作和译作，而且还为古籍的规划整理出版工作呕心沥血，仅在开明书店就编撰过《十三经索引》，参与过《六十种曲》、《开明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的精校和编撰工作，为新文学和学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叶圣陶生于1894年，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的年代。受到时代的影响，他从小就热爱乡土，热爱祖国。早在读小学时就在苏州参加过“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苏州光复期间参加过苏州军界和学界组织的“学团”，每晚“荷枪出巡”。1912年1月加人中国社会党，参加过“讨袁（世凯）”运动。1915年9月读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后，立下要做“新青年”的志向。“五四”运动中高举“爱国”的大旗，“五卅”运动中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立场更加坚定，怀着“篑土为山宁肯后”的情怀，用文学、教育和出版工作的辉煌业绩来催促新中国的诞生。

作为集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大家”，在叶圣陶身上凝聚着他不同于单一的“文学家”，或单一的“教育家”、单一的“编辑出版家”、单一的“社会活动家”的特质，这就是他特有的魅力。他治学淹博精深，对我国的学术和文化史有宽阔的整体性的史学视野，对文学的古今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全局的眼光和贯通性的思考，是个“全才”。他站得高看得远，总是从“民族国家”这个高度着眼于未来，因而能在文学、教育、编辑出版等多个领域引领时代的风潮。他从不“厌足”，给小说集取名“未厌集”，给散文集取名为“未厌居习作”，即便到了“暮年”，他的“求知欲”依然像青年时代那么旺盛。他甘于“寂寞”，给自己的“定位”一是“编辑”，二是“教员”，在最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无私地奉献。新中国成立前，有好几所大学聘他当“教授”，可他最终选择的是当“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当上了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但他并没有去管理哪个“司局”，没有“行政”上的权利，所管的也只是“教材”和“出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写稿、看稿，把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这些事情上，说白了还只是一个“编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当“编辑”不如当大学教授或当官名气大。但叶圣陶并不这么看，他在1921年7月写的《“先驱者”》一文中就曾说过：

（编辑）的事业真是重要且伟大！他们给人以精神的粮食，授人以心的锁匙，他们不是超乎庸众以上的群么？——至少也应是先驱者。

“编辑”，“至少也应是先驱者”。“编辑”面对的不仅仅是“幼稚”的“未成熟”学童，也面向“攻究科学的文学的乃至一切学问”的专家学者，面向“经商的做工的乃至营一切事业的”国民，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者都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时代是刻刻趋新的，学问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扩大的。要永久站在时代的前列，要探测深广的学海”，编纂出精美的书刊，奉献纯正的“精神食粮”，成为“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正是基于“先驱者”这个理念，叶圣陶一再强调“编辑工作就是教育工作”，编辑和教师一样都是思想文化园地辛勤劳作的园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叶圣陶对“编辑”的这个“定位”，后来成了开明同人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滩，书店林立，竞争激烈，但开明始终坚持“六不出”：“专讲党派政治”的书不出，“思想倾向不好”的书不出，“趣味低级”的书不出，“武侠小说”不出，“教辅材料”不出，“描写词典”之类的工具书不出，以精美纯正而丰富的出版物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赢得社会普遍的赞誉，“开明人”与“开明风”成了对开明书店最好的礼赞。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做的工作仍然是写稿、看稿，也还是个“编辑”。有人说“编辑是给他人做嫁衣裳”。他听了很反感。他说：“说‘编辑是给他人做嫁衣裳’的人，好像认为当编辑吃了亏。生活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编辑给他人做嫁衣裳’，‘他人’也给编辑‘做嫁衣裳’。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医生看病，不也是在‘给他人做嫁衣裳’吗？”也正是出于对“编辑”的敬重和挂怀，1987年他将二十五卷《叶圣陶集》的稿酬全部捐献给“出版者之家”作基金，让编辑有个落脚“吃茶”和“看书报”的地方。

纵观叶圣陶长长的一生，作为“教员”，他对最广大的青年永远记住并且担负起教师的责任；作为“编辑”，他对最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和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永远记住并且担负起编辑的责任。为了这种责任，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专著创作，年复一年地编辑书刊，编写教材，调查研究，诲人不倦。皇皇二十五卷《叶圣陶集》只是他成就的一个方面，更大的成就在“文章”之外，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大家和文化大师。

让我们且怀着无比仰慕的心情，来缅怀叶圣陶的编辑出版生涯，追寻他走过的足迹。

2016年3月9日于日本下关SCU国际交流会馆

叶圣陶一生做编辑的时间超过60年，他多次说：“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由柳斌杰主编、商金林所著的《中国出版家（叶圣陶）》一书以时间为序，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叶老的编辑生涯、编辑理念及对中国出版作出的重大贡献。

由柳斌杰主编、商金林所著的《中国出版家（叶圣陶）》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青少年时期与报刊的结缘，从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的经历，编辑《文学周报》、《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中学生文艺》、《中国作家》等重要刊物，出版新文学作品，作为新中国教材奠基人所做的贡献，在出版总署的主要工作，创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