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两年，1956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对人口问题作出了首次回应：“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计划生育的概念，就这样首次被共和国主席提了出来。
也许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表态，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抛出了通过三年调查研究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此后的6月，马寅初将这篇文章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5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对马寅初的发言，毛泽东表示赞赏。他说：“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它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他还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三次全会(扩大)上再次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也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P12-13）
韩生学，湖南溆浦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多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现供职于湖南省怀化市卫生计生委，任副调研员。主要作品有：中篇报告文学《创造生命的奇迹》《生命的太阳》《烈士复活纪实》《中国媒婆众生相》《三十年与疯妻共舞》，长篇报告文学《二十年，我们这样走过》《女孩，你别哭》等，其中《女孩，你别哭》获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一部直面社会热点的震撼之作。作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度关切，披沥了一个特殊群体的苦难承受和历史担当。失独非一家之殇，失独群体——一个国家的承受之重。
——王跃文（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韩生学先生花费巨大功夫作这一专题研究，很令人欣赏和兴奋。
——梁中堂（著名人口学家，原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
历史功过任人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失独的家庭亦将成为历史，隐入历史深处。韩生学及时抓住了这个独特的人群、独特的题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认真的思考，写下了一部具有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价值的作品。
——李朝全（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韩生学是失独者的知心人和代言人，他以忧国忧民之心、以饱蘸感情之笔写出了失独的家国之殇、之痛、之悲，文以载道，力透纸背，追问与求索并发，哲思共关怀一体，是一部有深度亦有温度的失独专题报告文学，从一个侧面忠实记录了独生子女时代的代价和悲怆，也给未来留下了无限的思考……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这是一本失独关爱之书，也是一本敬老爱老之书，还是一本亲情呼唤之书，更是一本孝道倡导和文化传承之书。它用真实的讲述，为我们呈现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故事，令我们拿起就不忍放下。
——刘红尘（民政部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副院长、全国养老产业孵化中心主任）这本书题材够硬，心肠够软，无疑是读懂中国失独问题的一枚符号，一个快捷方式。
——周智琛（著名媒体人、《深圳晚报》常务副总编）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风，吹净了笼罩多日的霾。整个天空像水洗过一样干净，无尘，无云，无雾，只有一片淡淡的蓝，恣意地涂抹在天边的每一个角落。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浑身一下轻松了许多，心情也如这天空，无尘，无云，无雾，只在胸臆间飘散出淡淡的蓝。
回顾这部书的创作过程，我突然想到了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在这本书的采访、写作过程中，我收获了太多的感动，储存了太多的感激，这些感动和感激无法不令我常含泪水。
曾经有人说过，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感动，感动于人，感动于事，感动于生活里每一个值得感动的细节。两年多时间的采访和写作，我确实几乎都是处在这样一种感动中。
平心而论，我，一介草根，要写如此敏感、沉重而特殊的“重大题材”，本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这一问题的现实存在和失独父母们寄希望于我的那种殷切眼神，让我又不得不去做。
我出生在湖南溆浦一个边远偏僻的小山村，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善良为本，老实做人，踏实做事。就是凭着这一份质朴的为人原则，我从山村的梯田走向了外面的学校，又从学校的课堂走向现在的工作岗位。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小学教师，第二份工作是计划生育干部。计划生育干部当得最久，从1992年开始，一干就是20多年，至今还是。就是因为有这一份工作，我与“失独”这一题材不期而遇，且欲罢不能。
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对我反映，自己听党和政府的话，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可没多久这个孩子没了，他感到很无助，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帮助。我当时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且向我反映问题的家长也还年轻，所以我除了动员他再生一个外，没有怎么放到心上。后来，我写作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女孩，你别哭》时，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些独生子女父母，他们都很担心只有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意外不在了以后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他们提出的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事关家庭和谐、人民幸福、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于是，我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关注，并渐渐发现，独生子女意外死亡的家庭为数不少，如果不解决好，将发酵成社会大问题。实际上，这时的他们已经开始陆续找各级计生部门进行诉求了。此时，我就想，作为一名计划生育干部，我应该帮助他们。
而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写这部书、以书的形式为他们鼓与呼的，是一位失独老人的诉求。那天，我去乡下检查工作，一位失独老人听说我是计生委的“领导”，辗转找到我，一见面就说：“我孩子……没了。”五个字才说完三个，便哭了。我握着他颤抖的双手，不知怎么安慰。良久，我帮他擦干眼泪，他顿时用一双浑浊而空洞的眼睛望着我，仿佛一定要我给出答案。我顿时震撼了，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没有任何光泽，也无任何表情，滞滞的，呆呆的，除了眼珠子偶尔动一下证明它仍是“活”的外，了无一物。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这样的“窗户”里我看到的，分明是一种心死。我的心颤栗了，就在这一刻，我决定运用我手中的笔，把他的痛和苦写出来，把他们的痛和苦写出来，让政府、社会和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注他们，再帮助他们。
我一边开始着手调查采访，一边制订写作计划。我想我的写作不能只停留在简单地复制他们的伤和痛上，而应该写一部全面反映失独家庭各方面生活的“全景式”的报告文学，展示他们的失独之痛，剖析他们的失独之因，呈现他们的自救之举，颂扬社会的关怀之美，展露国家的政策之光。既为失独者自救指出一条路，也为社会关爱和政府顶层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写作之初，我就曾预料，这次创作无异于冬日里的负重远行。因为我要去触碰的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社会问题，采访的对象是一个悲悯而特殊的痛苦群体。因为敏感，也许会遇到阻力；因为沉重，也许会承载压力；因为悲悯，也许会无法坚持；因为特殊，也许会遭遇难题。的确，选择这样一个与计划生育脱不了干系的特殊人群，对于我一个计划生育工作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有人担心我会遭到采访对象的抵触、反感甚至辱骂；有人担心我计生干部的身份会受到太多的羁绊而影响公正的写作；更有人怀疑我的真诚与能力，直接在网上揶揄说“一个计生干部写报告文学关注失独家庭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我采访的对象确实是一个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的群体。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生存习俗里，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失独，由于丧失的是自己唯一的孩子，应该算是不幸中的最大不幸。他们经受了无与伦比的痛苦后，或封闭自己，与外界断绝；或病体沉疴，一蹶不振；或脾性大变，歇斯底里；或痴傻疯癫，孤苦无依。要采访这样一个群体，何其艰难。我想到了我可能会花很多精力去迂回、去接近、去开化、去解释、去以心换心，甚至做好了被拒绝、被辱骂、被扫地出门的一切思想准备。
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一切都那么顺风顺水。
那些在常人看来一定会拒绝我、辱骂我甚至给我难堪的失独者，当我在他们面前捧出一颗诚心，用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说明来意时，他们大多不但没有反感，反而积极配合，大力支持。有的不惜重又撕开已经结痂的伤口，将自己的痛，毫无保留地呈现。不仅如此，有的还积极为我推荐和联系我不认识的采访对象，如果有人婉拒，他们还会做一定的说服工作。有时，同命人的一句话，胜过我一千次_万次的说明和解释。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苦难的家庭，采访了一个又一个苦命的对象，听到了一段又一段悲凉的故事。有的，通过采访，我们还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他们大多愿意把心里的话对我说，愿意将喜怒哀乐与我分享。其中有许多人还时时处处为我着想，令我无比感动。那次去北京，原打算在返程途中采访家住河北保定的北辰大哥，谁知大哥怕我来回奔波劳累，早两天就携妻子从保定赶到北京，在北京的旅馆里一等就是三天。当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握着老两口温暖的双手时，没有办法不眼含热泪。
后来，随着采访范围的扩大和我在群里“知名度”的提升，更有许多失独父母从全国各地自发找来。有的寄送邮件，有的发来短信，有的打来电话，有的前往我住地，目的只有一个，只想为我的写作提供更多更翔实的素材。比如威海的“见霞”，通过失独群里的朋友打听多曰才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当与我联系上时，她激动得哭了。她说，找我找得好辛苦，她有太多的话想对我说，她身上的遭遇几乎集全了大多数失独者的特性，虽然每每说起心都在流血，但她依然愿意毫无保留地向我全部道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撞击我的心灵，令我无法不感动。
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在采访过程中意外地收获一次又一次惊喜。多少次，我敲开一家家房门，我以为关在门里面的那个世界只有悲伤、泪水和怨恨，可是我错了，我看到了在家庭遭遇重创后的废墟里重新站起来的顽强生命，看到了在痛苦和泪水的瓦砾中升腾出的亮丽人生。他们超越自我，在痛苦里涅檗，在泪水中升华，抱团取暖，疗伤自救，忍痛助人，公益为民。它宣示了一种坚强之美、凛然之美、豁达之美、高尚之美。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曾因失独患上精神病，如今满身都是正能量的“朱总”朱耀先；失独后几乎垮掉，如今在沙漠里造林数百万亩的“大地妈妈”易解放；曾经贴着女儿冰冷的脸心都碎了，后来远赴非洲推广中国青蒿素，奔波在抗疟第一线的“中国妈妈”崔崴；曾经想随儿子而去，后倾其所有家财，建立公益基金，关爱精神健康，促进抑郁症防治的毛爱珍大姐……这一个个温暖的名字，让我分享到一种生命的教诲，接受到一种人性的洗礼。他们才是失独者的脊梁，看着这些在灾难面前越挺越直的脊梁，我能不为之所动吗？
让我收获感动的，还有国内诸多顶级的专家、学者的鼓励，作家协会的扶持，《啄木鸟》杂志社的厚待，各大媒体的关注，《新华文摘》的青睐，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肯定。
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身体抱恙，在家休息养病，我试探性打去电话想对他进行采访，谁知他二话没说，把我迎进他在北大校园的家中。我们促膝长谈达一个上午，他从理论的高度，为我耐心而细致地讲解了失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嘱我一定要把这部作品写好，写出厚重感，写出历史感，为失独者立言、立史、立典。著名人口学家梁中堂、法学教授湛中乐等都对我的调查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湖南省作家协会在我一确定好这一选题后，就将它作为2015年度重点作品予以扶持。《啄木鸟》杂志社的谢昕丹老师在网络上看到重点作品扶持公示，就辗转找到我，向我抛出橄榄枝，经请求社里领导同意，愿提供重要版面给我发表。主编杨桂峰老师，更是在我出差北京时约见我，耐心听取我的创作汇报，并当面给我面授机宜，提出很多宝贵的创作经验及修改意见。当作品的部分内容出来后，便在封面头条的位置隆重推出，让我感受到了国家名刊的责任与担当，收获了人世间又一份别样的温暖。
作品在《啄木鸟》2015年第11期上推出后，立即引起反响。首先是澎湃新闻记者赵孟对我进行了专访，专访文章登出后，包括网易、腾讯、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在内的全国上百家网站相继转登，点击量一路飙升。紧接着，《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也相继派出记者对我进行专访。《新民晚报》《北京日报》等进行了连载或转载，《新华文摘》摘要选登。特别是《新华文摘》能够选登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作者的作品，而且发在文艺类头条，计4万余字，令我意想不到。
失独圈内更是转得沸沸扬扬，他们在群内将我的作品以及专访文章广泛转发，瞬间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并纷纷发来感激的短信：“真的谢谢你为失独家庭付出的一切，你真好。”“你写出了我们的现状和心声，太感谢你了，能为我们说话。”“作者做了大量采访，所报道的事件真实可靠，没有虚构，没有不实浮夸，英模人物可信可敬，大事件和小细节都真实可靠！”“你是失独家庭的天使！向你致敬！”……每一条短信都是那么温暖，那么贴心。要知道，这可是一群受过伤的人，他们的伤口还结着痂，他们灵魂深处还渗着血，我就做了一点点一个计划生育干部、一个报告文学作者本应该做的工作，他们就如此感激，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写好它呢？
描写民生 反映民声 李朝全
韩生学是湖南省怀化市的一名计生干部，并非专业作家。以前我们素不相识。2015年，他在《啄木鸟》杂志上发表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一文，令人眼前一亮。这篇作品迅速引起众多传媒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产生了较大反响，《新华文摘》在第一时间转载，《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对作者进行了专访。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还专门邀请韩生学参加并作主题发言。区区一篇报告文学能够给作者带来这么多的荣誉和声名，这大概是关注现实人生的报告文学独特之魅力使然，亦是作者所始料未及的。
在杂志刊发作品的基础上，生学又进行了内容充实。增加了关于计划生育国策出台前后历史的叙事，深化了对“失独”这一社会问题的思考等，将《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扩展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报告文学是食人间烟火的文学。正因为对国计民生的高度关注，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介入，对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对民声民心的热切回应，报告文学获得了与民众及社会的血肉关联。接上了地气，所以有了热气、底气和人气，必然会赢得人心，受到读者大众的欢迎。《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正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它描写的是一项实施了30余年的基本国策给亿万家庭和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造就了绝无仅有的“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或许将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道景观。而其中，少数独生子女家庭因为各种原因而丧独、失独，导致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祭子女的惨剧，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失独家庭。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韩生学所聚焦关注的正是这一独特的群体。优秀的报告文学往往都更多地去关心和关注群体的命运遭际。而很少止步于一己悲欢杯水微澜。30多年的改革开放，急剧变动和转型的社会，给亿万人的生活及命运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历史的快速前行必然会把许多人甩下时代的高速列车，让人遍体鳞伤。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大调整、大碰撞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会接连涌现。随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凸显，亿万青壮年劳动力拥进城市，带来农村大地的凋敝与萧条，产生数以亿计的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出现大量的空巢家庭，空心家庭、空心村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我们的有担当、有胆魄和责任感的作家应该主动去关心他们，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揭示他们的生存境况，描写他们的疾苦与疼痛，表达他们的心声和愿望。
韩生学正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严于执法的本职工作过程中，了解到众多失独者的生存困境，迫使他开始冷静观察和思考自己的工作，思考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思考这些失独者的去向和未来。他关心的是百万家庭的处境，是一个重大的民生课题，并试图将其记录下来。为了真实而生动地写出有代表性的失独者的境遇，韩生学进行了大量切实而深入的采访。他走访了全国许许多多失独家庭，并同许多失独者联盟或自救互助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这样扎实的采访，他掌握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也经受了无数次的心灵冲击与震撼。于是，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尽量如实地记录下来，用打动自己的人物及故事来打动读者。
在《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中，他写出了失独者各自不同的疼痛与悲伤。这些独生子女或死于病患，或死于天灾，或死于车祸、凶杀、火灾，还有的死于自杀、亚健康和过劳。无论是哪一样的夭亡，这些独生子女的英年早逝都带来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和父母无法再弥补的残缺的心灵。失独的父母，往往遭遇重创，有的一蹶不振苟延残喘，祭传人，度残年；有的活在幻想里；有的甚至疯掉。他们害怕过年过节，害怕回忆回去，害怕儿媳再嫁。更多的家庭负担着沉重的债务，断了子嗣的家庭更加贫困艰难，百事皆哀。于是乎，许许多多的失独者开始了英勇而惨烈的自救。或者通过试管婴儿再生育，然而再生养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需要承担沉重责任及高昂成本；或者组织各种失独者的爱心、关爱联盟，通过微信朋友圈或众筹平台等自助互助，抱团取暖；或者勇敢地投身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转移心灵上的巨创与疼痛，替孩子顽强地活着。曾因失独而患上精神病的朱耀先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满身焕发出正能量；因为失独几乎垮掉的易解放在沙漠里植树造林数百万棵；曾为女儿的丧亡心碎的崔崴远赴非洲推广青蒿素抗疟疾，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失去儿子的毛爱珍倾其所有建立公益基金，关爱人们的精神健康……这些生命在转移丧独之痛的过程中闪耀出了炫目的大爱和人性光彩，令人感动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失独者的生存保障及养老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于是，他们开启了自救和呼救之旅。他们六上北京，寻找制度的温暖；他们数千人联名向全国人大、国务院、民政部等反映情况，呼吁国家关怀和救助，呼吁政府关心他们的生存和养老，更呼吁国家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实施了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修订。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互帮互助．理性而迫切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愿望。在成千上万家庭和无数人们的共同推动下，那块看似一成不变的坚冰终于融化。即便是写进宪法的国策也开始了根本性的调整。国家适应历史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迫切的呼声，正式修法，相继出台“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终于让独生子女的时代谢幕，并用制度之手撑起失独者之余生。这是党和政府顺应时代需求作出的及时而英明的调整，也是百万家庭用自己的伤与痛为代价换来的国家的一大进步。在这个推动历史前行的过程中，失独家庭作出了惨烈的牺牲。他们的牺牲理应被这个国家的历史所铭记。韩生学的这部报告文学实际上也是为这种铭记做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独生子女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成了过眼烟云。然而，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得与失、是与非，一直众说纷纭。早在2007年，作家杨晓升便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揭示失独家庭的悲惨处境。2014年，杨晓升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修订，出版了《失独：中国家庭之痛》。2010年，莫言创作了长篇小说《蛙》，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委婉的批评和反思。作家要做时代的先行者、先觉者和先倡者。可以说，在对待独生子女政策上，杨晓升和莫言已然走在时代的前列，前瞻性地看到问题和危机，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韩生学的这部新作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开掘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不再局限于采访自己熟悉的亲友和身边的人物，而将目光投向大江南北和中国广袤的城乡大地。他将失独之痛不再简单地视为家庭之伤，而是家国之殇，是大国之痛。他的表达和反思没有止步于愤激的发泄或无助的抱怨，而是尽量发之于客观、公正、全面、准确。作为一名长年从事计生工作的干部，他显然对计生这一国策进行了反复的深入的思考，因此能以历史的唯物辩证的观点，冷静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既充分肯定其在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历史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价值，又反思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所带来的“银发潮”、老龄化社会、养老重负等严峻的社会问题，亟须作出调整和变革。
历史功过任人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失独家庭亦将成为历史，隐入历史深处。独生子女现象也将一去不复返。韩生学及时地抓住了这个独特的人群、独特的题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认真的思考，写下了一部具有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价值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韩生学著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讲述了“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催生了无数独生子女家庭。响应国家号召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然而，这些家庭在只生一个的同时，也承载了更多的风险、疾病、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失独之痛，并非一家之殇，老无所依、人口安全、文化断裂等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阵痛也随之袭来。在过去的几年里，作为一名有着二十余年计生工作经验的普通基层干部，作者辗转大江南北，走入了一个又一个失独的家庭，接触了一位又一位失独老人，与他们面对面，心交心。期待在“全面两孩”实施的岁月里，我们能共同关注失独这一社会问题。
韩生学著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是一部记录失独者生存状况的“史记”；一部感恩亲情、舐犊情深的沥心之作；三十多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回眸与反思。
一位从事二十多年基层计生工作的计生干部，历经十余载深入调查采访数百个“失独”的家庭，倾情创作二十六万字长篇报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