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职那天恰好也是黑登大罢工的第一天，毫不讳言地说，这样的时机令我很尴尬。我一踏进联邦调查局的大楼，黑登新闻网站和论坛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绝不是我工作第一天想要看到的。
阿哥拉上的人之所以没有暴跳如雷地指摘我，原因有二。其一，从一开始就不是每个黑登人都完全支持罢工。我第一天的出勤顶多算是例行公事。阿哥拉分裂成了两个争执不休的阵营：一方支持罢工，而其他黑登人则认为既然《艾布拉姆斯-凯特灵议案》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罢工就毫无意义了。
其二，严格地说，联邦调查局算是执法部门，它履行的职责十分有必要。因此，称我为工贼的黑登人并没有那么多。
第一天工作接触最多的除了来自阿哥拉的愤怒，就是人力资源处。我花了很多时间填写各种表格，听他们喋喋不休地介绍有关福利和退休的详细安排。之后，他们给我配备了武器，升级的系统软件和徽章。再后来我便早早回家了，因为我的新搭档得为一个诉讼案件出庭作证．今天不会回来了，而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交代给我。回到家后我并没有进入阿哥拉，而是看电影打发时间。你尽管叫我胆小鬼好了。
第二天的工作从一开始便充斥着血腥味，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在水门宾馆外面，我认出了我的新搭档。她站在离大厅入口稍远的位置，嘴里咂着一支电子香烟。我走近时，视野内开始显示她的详细资料，这些信息来自她徽章上的电子芯片。这是调查局特工获悉在场人士身份的一种方式。我的搭档没戴电子眼镜，因此在我走近时，她并不能同时获取我的信息。不过，她也完全不需要，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准确地认出我。
“你好，特工谢恩。”我的新搭档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特工范恩。”我伸手回握。
然后我便等着，看她嘴里会蹦出什么样的话来。由于我从事这样的职业，同时又是一个黑登人，所以测试人们在见到我后会有怎样的反应总是很有意思。他们通常都会对其中一个身份有所评论。
但范恩一句话都没说。她抽回了手，继续吸那根装满尼古丁的烟管。
看来只能由我来开始话题了。
于是我扫了一眼那辆停在旁边的小轿车，车顶被一张双人沙发砸坏了。
“这就是我们要负责的案子?”我把头朝车和沙发的位置偏了偏。
“闲话少说，”她说，“你来录像?”
“如果你希望我来做的话，没问题。”我说，“不过有人希望我别这么做。”
“我希望你来录像，”范恩说，“这是你的工作，你应该负责录像。”
“没问题。”我说着便开始记录。我先围着车走了一圈，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获取信息。汽车窗玻璃被打破了，一些碎片散落在地面上；这辆车挂的是外交牌照。我扫视了一眼周围，看到十码以外有一个人正对着电话那头大吼大叫，用的似乎是亚美尼亚语，我禁不住开始翻译他的话。
范恩在一旁注视着我，仍然一言不发。
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抬头看了看，发现宾馆一侧七楼高的位置有一个洞。“双人沙发是从那儿落下来的吗?”我问道。
“这似乎是个合理的猜测。”范恩把香烟从嘴中取出，顺手放进了夹克兜里。
“我们该上楼了吧?”
“我一直在等你。”范思说。
“抱歉，”我又抬头看了看，“都市警察局的人已经在那儿了吗?”
范恩点了点头。“刚刚接听了他们的内部电话，据说犯罪嫌疑人是名综合者，所以就该我们管了。”
“你已经和警方沟通过了吗?”我问道。
“我一直在等你。”范恩又说了一遍。
“抱歉。”这时范恩把头转向了大厅。
我们走进宾馆，乘电梯到七楼，双人沙发就是从那儿扔下来的。范恩把她的徽章别在了衣服的翻领上，我把徽章显示在胸前的屏幕上，方便识别。
电梯门打开了，一名身着警服的警察站在那儿，她伸手阻挡我们下电梯，我和搭档都指了指自己的徽章。她一脸苦相地放行，对着对讲机低声说了几句话。我们走向那个门口站满了警察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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