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母亲忽然从地上艰难地站起来，但立马又一屁股坐了下去，仰面朝天地倒下，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双目紧闭，煞白的面孔开始变青，而且像父亲那样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把门关上……让阿列克谢——走开!”
外婆一把将我推开，直奔到门口，喊道：“乡亲们，不用害怕，看在基督的分儿上，不要瞎动!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了①，乡亲们，你们请便吧!”
我躲进一个黑暗的角落，藏在柜子后面，只见母亲一面在地上打滚，一面叫个不停，牙齿咬得嘎嘎响，而外婆则围着她爬来爬去，亲切、高兴地对她说：“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②，你忍一忍!……圣母会保佑的……”
我非常害怕；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上忙个不停，把她拖来拖去，一面唉声叹气，大呼小叫，可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呢。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地上忙活；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像一只又大又黑的软皮球，从屋子里滚了出来；随后从黑暗中突然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托上帝的福!”外婆说，“是个男孩!”
于是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在屋角睡着了——后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一个阴雨天，在一个墓地的荒凉的角落；我站在打滑的黏土堆上，望着放置父亲棺木的墓穴；墓穴底部有许多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发黄的棺木顶上了。
坟墓旁有我、外婆、一名浑身湿透的巡警和两个沉着脸、手持铁锹的农民。温暖的雨点像细小的珠子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埋吧，”巡警说着，开始离去。
外婆哭了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农民弯着腰，急忙往墓坑里填土，墓坑里的积水被土块砸得啪啪作响；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刚要往墓穴壁上爬，马上便被土掩埋在底下了。
“离远点儿，廖尼亚①，”外婆说着，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从她手里挣脱出来，不想离开。
“天哪，你这孩子，”外婆抱怨说，不知是在抱怨我，还是在抱怨上帝；她低着头，一声不响地站了很久；墓坑已经填平，可她仍旧站在那里。
两个农民用铁锹轻轻拍打着坟地的泥土。这时候起风了，接着雨也被吹没了。外婆拉起我一只手，领我去远处的一座教堂，那里有许多颜色发黑的十字架。
“你怎么不哭呢?”一走出墓地围栏，她就问我， “应该哭啊!”
“不想哭，”我说。
“喏，不想哭，不想哭就别哭，”她小声说了一句。
事情说来也怪：平时我很少哭，哭也是因为受了委屈，从未因为疼痛哭过；父亲总笑我爱抹眼泪，而母亲则大声叫嚷：“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车沿着一条宽阔但非常脏的大街急驶而去，从许多暗红色的房子中间穿过；我问外婆：“那几只青蛙爬不出来了吗?”
“没错儿，爬不出来了，”她回答说，“愿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如此亲切地经常把上帝的名字挂在嘴边。
几天后，我同外婆和母亲登上轮船，坐在一间小舱里；我的新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①，就躺在船舱角落的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扎了条红带子。
我在众多包袱和箱子中间找了个地方，向窗外张望，窗口朝外凸出，圆鼓鼓的，很像马的眼睛；混浊的、泛着泡沫的河水在湿润的玻璃窗外没完没了地流过。河水不时地溅起浪花，舔舐着窗上的玻璃。我不由得跳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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