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事先陈晖所预料的，随后几天的所谓研讨是相当松散的，甚至连一个正式的会场都没有。与会者也不过是七八个人，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也有几个加州的所谓汉学家。除了参观游览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和好莱坞，大部分的活动都在一位慕容先生的家中客厅里举行，大家随便交谈，喝着从大陆带来的乌龙茶和青岛啤酒。王可担任现场翻译并负责录音整理工作。那时陈晖刚读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于是他的发言大都带有这本书的印象，有的几乎就是援引了刘先生的观点。譬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作家，譬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乃至鲁迅，都是在自身经历过一些磨难之后，才去歌颂那种貌似超脱的自由精神；而西方的作家，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到但丁、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却一直是在逆境中继续歌唱着神性的拯救精神。拯救与逍遥，是中西方最为根本性的精神品质差异。在中国精神中，怡然自得的逍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而在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上帝重修旧好是最高的境界。尽管这些观点陈晖本人也不是完全苟同，但是像刘先生的这样一种诗意般的归纳却还是足以引起与会者的重视的。
6月14日，在洛杉矶是一个阴晦的天气。这天会议没有什么安排，于是王可就来旅馆陪陈晖聊天。那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旅馆，由一个华人经营，这个人也是本次研讨会的赞助商之一，免费提供食宿。但他的兴趣是大陆什么时候发行B股，大陆的B股有没有可能到华尔街来挂牌上市。对这些问题陈晖很茫然，他只说，回去好好打听一下。幸好这时王可来了，陈晖才得以摆脱窘境。这两个人掩上门一直从下午聊到天黑，陈晖像是患上了倾诉病，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但样子还很从容。陈晖说：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幸好现在是夏天，也算是自然降温了。
王可说：你现在一个人倒也简单，依我看你干脆过这边来算了。咱俩也有个伴。
陈晖说：我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语言这关过不了，我到这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睁眼瞎，怎么过？语言这东西，连毛泽东都说，非下苦功不可呢。
王可说：其实语言需要的不是苦功，而是环境。你要是真想过来，我就帮你想想办法。至于托福这一关，也还是有辙的。我就曾经办妥了两个。
陈晖笑着说：又是作弊吧？可我就算是这么过来了，也适应不了啊。我现在不想再搞专业了，也不想再接什么狗屁案子，就随心所欲地写点那种准风月谈，聊以糊口。
王可说：这可不像你陈晖啊，当年在我们班，你可是最有锋芒的一个。你的毕业论文对刑罚，特别是对死刑的研究很让人刮目相看，怎么没几年工夫就这模样了？
陈晖说：人是会变的。再过几年，我恐怕变得连你都认不得了。
说着，就随手把电视打开，里面正播着五花八门的广告。陈晖说：你看，我连广告也看不明白，怎么讨生活？美国也没什么好玩的，过几天我还是回我的北京吧。
电视广告过去之后，是正点播出的新闻节目。（P4-5）
《死刑报告》初版后记
最早对死刑问题的关注，是1997年看过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关于杀人的短片》之后。基氏是我喜欢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无论是《三色》还是《十诫》，都与我心目中对电影的要求靠得很近。《关于杀人的短片》，在我看来是《十诫》中最好的一部，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代表国家的杀人究竟是否意味着正义？
我的思考正是由此开始的。在我读过一些中外刑罚学者关于死刑的著述之后，我产生了写一部关于死刑小说的念头。死刑的存废，一直是国际法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近百年的事实表明，废除死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尽管这一天对中国而言还相当遥远，那么，对死刑的严格限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让我欣慰的是，中国对死刑问题的重视已经不再是几个法学家的专业研讨，司法实践也在进步。我曾经在网上注意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从2001年4月到2003年3月，仅是北京市高级法院就对三十五名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案犯，改判为死缓。
但那个时候我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坐在电脑面前。两年前，我母亲被诊断出身患癌症，紧接着在北京和合肥接受了两次大手术和十八次的化疗。那些日子，我和年迈的父亲奔波在北京、合肥两地的医院之间。我的父母，却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支持我，他们希望我从目下的阴影中走出来，回到自己的专业上，我这才有了写作这部书的可能。
在访病求医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刑警出身的朋友，她原是一位刑侦物证专业的工程师，而她的父亲，则担任过基层的公安局长。偶尔的几次交谈，却意外地打开了我想写作《死刑报告》的窗口，让我豁然开朗。有一次我问她：你去过刑场吗？她说去过，那是她的工作之一。我继续问道：当你看见一个死囚被执行枪决的瞬间，你的感受怎样？她迟疑地说：很复杂。几乎每一个死囚手里都有一笔令人发指的血债，你无法不恨他们。但是，当他们像牲口一样跪倒在冰冷的枪口之下，你的内心还是产生了一种怜悯，一种同情。然后，她就对我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多年前，她的一位女同事，因为婚外情，便与她的弟弟策划实施了一起谋杀，最后双双被处死刑。临行前，她曾去监狱探视过这个女人，并为其捎去了一些生活用品。几天后，这一对姐弟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那一天，她说：我请假了，没有去刑场。但我后来还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仔细看完了执行现场的录像……说到这里，朋友流下了眼泪，说不下去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来成为本书中沈蓉案件的原型。而书中的女主角，无疑带有我这位朋友的身影。
2003年3月17日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让我震惊不已，也使《死刑报告》的写作加快了步伐——这部书已经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了。那些天，我不断收到海内外朋友的电子邮件，对人权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又一次如此强烈地激荡在我的脑海里。在写作《死刑报告》的日子里，我时常半夜起床，键盘的敲击声仿佛心的跳动，等一节写完，曙色已经涂满北京的城郭。对我而言，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死刑报告》将先由《花城》杂志2003年第六期全文发表，现在，我把它交给一贯与我合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且，这一次我亲自设计了封面。
潘军
2003年10月19日，夜半，北京寓所
秋天里回合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建议我，将过去的小说重新整理结集，放进“作家典藏”系列。作为一个安徽本土作家，在家乡出书，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况且他们出版的“作家典藏”系列，从已经出版的几套看，反响很好，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美观。我欣然答应。这也是我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书，有种迟来的荣誉感。寒冬是我的校友，社里很多风华正茂的编辑与我女儿潘萌也是朋友，大家一起欢悦地谈着这套书的策划，感觉就是一次惬意的秋日下午茶。这套书，计划收入长篇小说《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和《死刑报告》；另外，再编入两册中短篇小说集，共七卷。这当然不是我小说的全部，却是我主要的小说作品。像长篇小说处女作《日晕》以及若干中短篇，这次都没有选入。向读者展现自己还算满意的小说，是这套自选集的编辑思路。
每一次结集，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当年的写作现场——过去艰辛写作的情景宛若目下，五味杂陈。从198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人，让我感到最大不安的，是自觉没有写出十分满意的作品。然而重新翻检这些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满足——毕竟，我在字里行间遇见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习惯将我划归为“先锋派”作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说法。2008年3月，我在北京接待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计划”采访我的日本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他向我提问：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如何看待“先锋派”？我如是回答：“先锋派”这一称谓，是批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某些流派作家的影响，但“先锋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范式。这些小说在当时也被称作“新潮小说”。批评家唐先田认为，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由此“跳出了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圈子”而出现了“新的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神韵和灵气”。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引用。像《南方的情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等小说，都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带有实验性质，而长篇小说《风》，则是我第一次把中短篇小说园地里的实验，带进了长篇小说领域。它的叙事由三个层面组成，即“历史回忆”“作家想象”和“作家手记”。回忆是断简残篇，想象是主观缝缀，手记是弦外之音。批评家吴义勤有文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潘军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长篇小说《风》更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和成功的艺术探索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中占一席之地。”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创作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好故事，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怎么写”。这一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小说在成为一门艺术之后，小说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为履行这份职责所面临的困难也完全一致，这便是表达的艰难。他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特殊的形式，作为表达的手段，并以这种合适的形式与读者建立联系。对于小说家，小说的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真伪优劣的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与其他作家不同，我写小说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最为贴切的叙述方式，如同为脚找一双舒服的鞋子。而在实际的写作中，又往往依赖于自己的即兴状态，没有所谓的腹稿。在我这里的每一次写作，不是作家在领导小说，依照提纲按部就班，更多的时候是小说在领导作家，随着叙事的惯性前行——写作就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风》脱胎于我的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罐子窑》，我认为《罐子窑》的结构与意识，应该是一个长篇，于是就废弃了；长篇小说《死刑报告》最初写了三万字，觉得不是我需要的叙事方式，也废弃了；《重瞳——霸王自叙》则有过三次不同样式的开篇，直到找到“我讲的自然是我的故事，我叫项羽”才一气呵成。等到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我开始尝试把图画引入文字，让这些图画变成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字和绘画，构成了一个复合文本。《死刑报告》后来决定把与故事看似不相干的“辛普森案件”并行写入，使其形成
……
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只是暂告一段落。十年间我自编自导了一堆电视剧。这看起来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对我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热身，接下来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由作家转为导演，本就是圆自己一个梦，企图证明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野心。我要拍的，不是所谓的作家电影，而是良心电影。这样的电影之于我依然是写作，依然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但是，这样的电影不仅难以挣钱，也许还会犯忌，所以今天的一些投资人早就对此没有兴趣了，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他们只想挣钱，至于颜面，是大可以忽视的。更何况，要脸的事有时候又恰恰与风险结伴而行。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生三部曲。近两年我主要就是自娱自乐地写写画画。其实，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就是学画的，完全自学，但自觉不俗。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今天是我的生日，眼看着就奔六了，我得“hold(稳)住”。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审查，更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究其原因，这是根本。因此，这次朱寒冬社长提议，在每卷作品里用我自己的绘画作为插图。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这算不上插图，倒更像是一种装饰。但做这项工作时，我意外发现，过去的有些画之于这套书，好像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比如在《风》中插入《桃李春风一杯酒》《高山流水》《人面桃花》以及戏曲人物画《三岔口》，会让人想到小说中叶家兄弟之间那种特殊的复杂性；在《死刑报告》里插入《苏三起解》《乌盆记》《野猪林》等戏曲人物画以及萧瑟的秋景，或许是暗示着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刑罚观念与死刑的冷酷；在《重瞳》之后插入戏曲人物画《霸王别姬》和《至今思项羽》，无疑是对西楚霸王的一次深切缅怀。如此这些都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缘分，这些画给这套书增加了色彩，值得纪念。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书画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今年夏天，我在故乡安庆购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根了。我想象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在这里读书写作，又时常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我可以尽情地写字作画，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神怡！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那一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是为序。
潘军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潘军著的《死刑报告(精)/潘军小说典藏》是一部长篇小说，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关注死刑的小说。小说通过对一个叫落城的地方几宗死刑案件的解析，对当代中国的死刑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以文学的方式第一次近距离地探讨死刑问题。作家娴熟的叙述方式，使作品洋溢着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显示出的思辨色彩和独特视角，更让人心灵震撼。
潘军的小说在文本的表层有着一股放荡不羁的作风，他任意地玩弄历史，别出心裁地拆解和组合文本，有时甚至企图借助图片来参与故事的叙述。
潘军著的《死刑报告(精)/潘军小说典藏》把与故事看似不相干的“辛普森案件”并行写入，使其形成了一种观照，也就构成了中西方刑罚观念的一种比较与参照。这些都表明，即使在所谓先锋小说式微之后，作者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依旧没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