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1%，蕴藏着各类极其丰富的资源，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海洋已经成为世界各个沿海国家争相开发的“蓝色疆土”。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对中国有广泛的战略意义，我国在历史上有过优秀灿烂的海洋文明。2018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考察时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在世界海洋生物资源中，公海渔业资源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远洋渔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保障粮食安全和优质动物蛋白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是国家重要的蓝色粮仓，是实施一带一路、维护海洋权益和服务国家外交的重要手段。近几十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相继成立，管辖范围已几乎涵盖了全球三大洋和南北极等海域，涉及所有经济鱼种。在“存在即权益”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扩大资源份额、提升国际渔业治理中的话语权的进程举步艰难。

1904年，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为“护渔权，张海权”，提出“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的主张，并于1904年向清廷提议创办水产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张謇是明确指出我国海权边界的第一人，其渔业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渔权即海权”，在我国海权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成为了我校的创校使命。由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我国于1985年开始了海洋渔业的战略调整，发展远洋渔业。在这种背景下，上海海洋大学在农业农村部及远洋渔业协会的指导下组织远洋渔业国际履约团队成立了国际履约的研究中心。

团队自成立以来，先后参加了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等国际渔业组织会议。团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渔业谈判共计300多人次，涉及的远洋渔业事务覆盖全球三大洋和南北两极海域。现有5名团队核心人员担任国际组织的主席或副主席。团队向农业部、外交部等提交有关行业决策咨询和建议报告近20余份，培训并遴选国家科学观察员110余人，培训远洋渔业从业人员1万余人，出色地完成了农业部等国家有关部局交办的履行渔业管理公约义务，在维护我国负责任渔业国家形象、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努力支撑了我国远洋渔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使我国发展成为世界上产量和规模最大的远洋渔业国家。2017年，团队被上海市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并入选了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自原校长乐美龙先生1973年全程参加了第三次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及中朝、中越和中日的谈判开始，四十几年的国际渔业履约谈判历史常常是以各式各样的“故事”流传下来的，而恰恰是这些“故事”，构筑起了一部履约谈判的“活”历史。为了更好地铭记这些专家学者们在国际舞台上拼搏所留下的历史足迹，铭记他们在国际履约方面为我国远洋渔业及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传承百年海大“勤朴忠实”的校训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海大人为实现海洋强国梦不懈努力，海洋科学学院特编撰《渔权即海权：国际履约谈判纪实》口述史，将十几位优秀专家学者的履约谈判故事通过学院党委采访、人物口述、青年师生听和记的方式记录并整理汇编成集，宣传他们热爱祖国、搏浪天涯、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神，进一步激励广大师生潜心教育教学、勇攀科学高峰，为把祖国建设成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全书记述了团队部分核心成员如何从一名学生成长为在专业上有较高造诣、掌握熟练的外语交流能力、有较强的外交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国际履约谈判专家的故事；记述了如何在国际渔业谈判中从后排逐渐坐到前排，直接代表中国政府、利用科学武器，积极为祖国争取渔业配额、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故事。学习、传承和弘扬履约谈判专家们的高尚品格和奉献精神，需要这些鲜活的故事。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青年师生海洋意识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渔权即海权：国际履约谈判纪实》：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尽可能全面掌握有关资料。当时我主要查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美国、苏联的三个渔业协定和谈判资料，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和谈判资料。谈判过程当中难度比较大。因为日方参与谈判的人员由外务省、农林水产省、法务省三部分组成，资历都是比较老的。我方的人员由外交部、交通部、农林部三部组成，主谈是农林部。交通部主要处理港口的问题，外交部进行总的领导。日方农林水产省由水产厅副厅长和一位课长参加。该课长叫铃木一郎，相当于处长，他人比较和善，原是学水产的，后在东京大学学法律，负责对外渔业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为什么规定600马力线？我们通过内部调查，基本上掌握了日本渔船在东海的活动情况，包括在东海的日方拖网渔船作业已逐步减少并向东面移动，改为以围网为主。这样，我们在谈判时相对地掌握了主动权。

日本的作业和管理与我们国家不一样，他们通过渔业协议会进行管理，相当于我方的行业协会。该渔业协议会分为以西渔业和以东渔业两块。在东海、黄海作业的由以西渔业协议会负责。日本以西拖网渔船最高船数达到800多艘，后来减到400多艘，在谈判时已不到20艘，明显减少了。围网渔业主要是捕捞鲐鱼等中上层渔业资源。

为什么说和日本谈判很难呢？主要是日方外务省有关人员总是刁难中方，出些难题给我们。如果对这些难题不能及时驳斥，对方必然更加嚣张。但在谈判桌上又应有礼有节。有一次谈判过程中，日方外务省有一官员当面对我方说：“中方不重视、不遵守国际公约和其有关规定，因此有好多问题很难与中方沟通和讨论。但日方都是按照国际上的规定或有关公约进行谈判的。”我听后在表情上还是很友好的，但毫不客气地当场指出日方这种说法是很不妥的，我说：“所有国家对国际公约和其有关规定的态度的衡量标准都很明确，首先考虑的是与其国家的利害关系。对其国家有利的，或不损害其利益的，应该会接受。如果有损其国家利益的，或者有影响的，当然不接受。事实上，你们日本也如此。”当时对方不服。我举例说：“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四个公约，即《领海和毗邻区公约》《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和《公海捕鱼与渔业资源公约》。你们日本对《大陆架公约》既不签字，也不批准，说明日本不承认《大陆架公约》。这样能说日本不重视、不遵守国际公约和其有关规定吗？就是因为《大陆架公约》对你们日本不利啊！”日方有关人员当场难以下台。由此，我又表示，我们双方是友好会谈，有关问题应该多交流。这样，我又把谈判气氛给缓和下来了。后来农林水产省参与谈判的官员铃木一郎私下向我方翻译询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这位翻译是南海所的一个老同志，是华侨，说我是学海洋渔业的。他们不相信，猜我肯定是搞国际法的，否则不会对法律这么熟悉，都能够把日本的外务省官员给顶回去。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铃本一郎改任日本大分县县知事后曾两次来华访问，一定要找我见见面。那时候他通过上海水产系统找到我，见了两次。大家聊天时，他还回忆起当时谈判时的有关情况。我说谈判的时候好紧张，他说他也蛮紧张的，他很佩服当时中方谈判中的有关工作。

我总觉得，不管我们学什么东西，一定要认真负责。第一时间掌握资料，常年累积的知识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发挥出作用，也可能没有什么作用。对于我们做工作来讲，就一定要认真、细致，事先一定要把相关材料收集好。有条件的话，尽可能作些较深的探讨和研究。如果只有广度没有深度也不行。上述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中日渔业谈判问题更麻烦的还在后面。一般在有关协定谈判时，双方先在各项原则问题上取得统一认识后才开始共同拟定协定草案的各条基本内容。譬如协定序言应有的内容，协定主体分几条，各条原则上应该讲些什么，直至最后一条关于协定的生效时间和生效程序等。

……

乐美龙
只有深入研究，国际谈判才能有的放矢
周应祺
融入世界，才能为祖国争取更多利益
黄硕琳
凡是涉及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上海海洋大学有责任做到最好
许柳雄
有生产一线的数据积累，才能争取更多的配额
刘小兵
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需字斟句酌，但也要讲究方法策略
戴小杰
我们只有加强资源评估的研究，才能提高我国的话语权
宋利明
三过苏伊士运河，从此与“金枪鱼”结缘
唐建业
花时间反复研究国际案例，才能在谈判中提出自己的想法
田思泉
坐在后排认真听十年，才能到第一排代表国家发好言
邹晓荣
对远洋渔业事业充满感情，才能有所作为
朱江峰
参加国际会议知道了什么是高水平，自己水平也才会真正得到提高
李纲
不从海上一线干起，那是不可能走上国际谈判舞台的
朱国平
只要对海洋事业有兴趣，晕船、极地冰山那都不算什么困难

《渔权即海权：国际履约谈判纪实》通过整理汇编几十位优秀专家学者的履约谈判故事，宣传他们热爱祖国、博浪天涯、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神，展现了我国对海洋权益保护的各项制度安排与为保护海洋权益所付出的努力，体现了我国对海洋权益的重视，进一步坚定了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决心与信心。

《渔权即海权：国际履约谈判纪实》记述了团队部分核心成员如何从一名学生成长为在专业上有较高造诣、掌握熟练的外语交流能力、有较强的外交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国际履约谈判专家的故事；记述了如何在国际渔业谈判中从后排逐渐坐到前排，直接代表中国政府、利用科学武器，积极为祖国争取渔业配额、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故事。学习、传承和弘扬履约谈判专家们的高尚品格和奉献精神，需要这些鲜活的故事。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青年师生海洋意识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