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广东梅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专长为政治经济学、价格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1995—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代表作有《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张卓元经济文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等。2013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壹 学术自传
一 “文化大革命”前主张生产价格论，认为资金 利润率是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
二 较早主张转向市场价格体制，探索价格改革规律性
三 主张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改革，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经验
四 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五 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被认为是稳健改革派
六 较早提出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和深化改革，致力 于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
七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改革开放主要理论支柱， 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八 学习与研究孙冶方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 第一条”等崭新理论，弘扬孙冶方大无畏坚持真理的 治学精神
九 研究新中国经济学史并取得初步成果
十 成长经历与治学心得
贰 附录
第一篇 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张卓元 颁奖词
第二篇 价格理论突破有力地推动着价格改革前进
第三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
第四篇 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主要著作

壹 学术自传
我自1954年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和编辑工作，至今已有60多个春秋。其间：1983一1993年在财贸经济研究所从事流通经济研究工作，着重研究中国价格改革问题；1993—1995年在工业经济研究所着重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在经济研究所期间，则较多地研究基本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目前已出版专著10部、个人论文集12部，主编著作和丛书10多部，个人著述共约300万字。2006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我还带出了近40位经济学博士和2位硕士。现在年过85岁，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从1993年夏开始，我参加过13次中央文件（其中11次为党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能够更深入地到地方调研，看到大量的参阅资料，获得许多信息，更好地掌握中国国情，了解中央重大战略、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根据，以及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与此同时，还能在工作和讨论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每起草完一次文件，我都会写文章谈学习心得，宣传文件精神，并尽可能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和发挥。在我已发表的文章中，此类文章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下面拟就我60多年来发表的主要涉及经济改革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作一简要介绍，就教于广大读者和经济学界同仁。
一“文化大革命”前主张生产价格论，认为资金利润率是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
（一）“文化大革命”前关于生产价格论的讨论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挨批
中国经济学界1963—1965年展开了关于主张和反对生产价格论的大讨论，我和何建章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中联名（当时我使用笔名“张玲”）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我支持孙冶方的主张（孙冶方那时没有写出这个问题的系统性论文，孙冶方的系统性论文形成于1964年8月，题目是《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提纲》）和杨坚白的观点（杨坚白在《经济研究》1963年第12期上发表论文主张生产价格论，但随即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对反对生产价格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在争论中，我和孙冶方、杨坚白、何建章一起成为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生产价格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无视资金运作效果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挑战，也是对传统的否定“利润”“资金利润率”概念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产价格论被诬蔑为主张利润挂帅反对政治挂帅的“大毒草”。现在看来，生产价格论的提出和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和价格体制的一个冲击。此次前哨战，对帮助人们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禁锢中逐步解脱出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1964年的文章首先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价格的形成，是受物质技术条件（主要是对劳动者的物质技术装备程度）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条件制约的。
为了在经济上承认物质技术条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要求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便通过生产价格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创造的剩余产品不是完全按照各部门活劳动耗费的多少，而是按照各部门的物质技术条件即资金占用量的多少进行分配。这样，物质技术条件较好、资金占用量较多的部门将获得较多的利润，体现了社会承认这些部门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每一个部门内部各生产单位之间，都产生了纵横交错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任何产品的社会劳动消耗水平，任何部门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同其他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社会劳动消耗水平的降低，剩余产品率的提高，则是同全社会所有生产部门物质技术基础的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分不开的。这就要求社会在通过价格评价各种产品的时候估计到这种情况。但是在产品按价值定价的时候，由于社会或其他生产部门改善物质技术条件、增加投资而带来的对产品社会劳动消耗水平的影响，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反映。为了正确反映这种影响，价格就应当以生产价格为基础。
P1-5

本书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中的一册。书中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围绕作者的学术生涯和工作经历、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在助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学术生涯的感悟和思考进行阐述，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翔实的张卓元个人传记。

我1978年底从《红旗》杂志经济组回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继续从事《经济研究》编辑工作时，正值中
国开始改革开放，迎来了经济科学研究的火红年代。转眼
间，已是40年。这40年，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
。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大步追赶现
代化潮流，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国内生产总值（GDP）
从1978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跃升至2017年的15.3
％，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与此同时，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使经济学成为最耀眼的显学，经济科学呈现一片繁
荣景象。我有幸作为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做过经济学
权威杂志的编辑，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机构的领
导，做过～些经济学课题的牵头人，参加过党的重要文件
的起草工作，参加过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等
会议，到过一些城市和农村调研包括跟随中央领导同志到
地方调研，到国外考察并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还经常出
席各种研讨会并发言，著书立论，建言献策，等等。我智
商不高，水平有限，还算勤奋，主要是碰上改革开放大好
时光，也就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贡献微薄的力量。
本书所写的正是我在改革开放40年间做经济研究工作
的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我自认为还是有一点点贡献的。中
国改革开放是十几亿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
大斗争，其丰功伟绩是十几亿中国人共同创造的，个人的
贡献只有汇合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不
能过高估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还有，我年龄已八十有五，精力大不如前，尽管还有
点雄心，还在继续阅读一些经济学文献资料，思考一些经
济问题，还在写点文章，但效率不断递减是客观事实。我
只希望本书内容以后还有机会能继续有所补充，希望自己
能作出一些新的成果，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最后，衷心感谢广东经济出版社在1年多前就提出要组
织亲历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
理，记录这一伟大变革时期的动人情景和留下的历史痕迹
。现在这一设想正在逐步实现。这是一件大好事，对进一
步推进改革开放以及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有用的。《
经济研究》编辑部郑红亮、张永山、王红梅等同志做了许
多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张卓元
2018年9月于北京

本书作者以时间顺序为主轴梳理了其从事经济研究以来重要的经济改革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叙述过程中，他将所有言论以及文章的出处都清晰列出，有根有据，非常严谨。本书不仅是作者自身的一个学术总结，更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控制通货膨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形成等的发展。本书最后附上作者曾经发表过的几篇重点论文，增强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