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他一九五五年生于爱尔兰东南部一个积极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家庭，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主修历史和英文。
自一九九○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七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中篇小说、两个戏剧和多部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1999)、《大师》(2004)、《玛利亚的自白》(2012)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荣获二○○六年度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布鲁克林》获二○○九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他的最新作品是长篇小说《诺拉·韦伯斯特》(2014)。二○一一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同年，他因对爱尔兰文学做出的贡献而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奖。二○一四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外籍荣誉院士。
托宾的作品主要描写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个人身份与性取向的探索与坚持等。他文笔优雅恬淡，内敛含蓄，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
托宾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得克萨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目前，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在纽约和都柏林两地居住。

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和母亲之死
第一卷：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弑父新法
威利和乔治
弑母新法：辛格与他的家人
贝克特遇上他苦恼的母亲
布莱恩·摩尔：我已经从爱尔兰跑出来，大大的仇恨，小小的空间
塞巴斯蒂安·巴里的父国
罗迪·道尔和雨果·汉密尔顿：宗族之语
第二卷：爱尔兰以外
托马斯·曼：宠坏孩子的新方法
博尔赫斯：一个影子里的父亲
哈特·克兰：离家出走
田纳西·威廉斯和罗兹的幽灵
约翰·契弗：把家庭生活变成苦难的新方式
鲍德温和“美国的困惑”
鲍德温和奥巴马：没有父亲的男人
致谢

威廉·巴特勒·叶芝：弑父新法
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纪最初二十五年里，涌现了大批兄弟或姐妹艺术家，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凡妮莎·贝尔、威廉·巴特勒·叶芝和杰克·叶芝，对他们而言，父亲的死，父亲在世时的压倒性的存在，或是比喻意义上的一步步、多充满戏剧色彩的弑父之举，使这些孩子得以拥有一种奇特崭新的自由，拥有做自己的权利，并进而在政治主张和艺术风格上互相较量。
在曼氏兄弟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凡妮莎·贝尔的例子中，父亲在他们年轻、性格尚未定型时就过世了，这使他们得以搬往新的住处——既是身体上也是心理上的——解除了一份负担，仅仅是这种负担的阴影将继续缠扰他们。在詹姆斯兄弟和叶芝兄弟的例子里，这种负担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理查德·埃尔曼在他的《叶芝其人与面具》①里引用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话：“谁不企盼自己的父亲死?”埃尔曼写道：
从乌拉尔山脉到多尼戈尔，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屠格涅夫、萨缪尔·巴特勒和戈斯的笔下，在爱尔兰尤为显著。乔治·摩尔在他的《一个青年的自白》里，公然宣称父亲死后他所感到的解放和如释重负。辛格把一桩弑父未遂事件作为他《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主题。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叙述与自己生父脱离关系的斯蒂芬·迪达勒斯如何寻找另一个父亲……一八八四年在一本未出版的剧作中触及这一题材后，叶芝在一八九二年的诗歌《库丘林之死》里重拾它，于一九O三年把同样的故事改编成剧本，还翻译了两版《俄狄浦斯王》，第一版在一九一二年，第二版在一九二七年，并在去世前不久又创作了一部包含弑父情节的剧作《炼狱》。
一八二八年秋，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曾短暂就读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联合学院，他全身心融入学生生活里，到小酒馆喝酒，穿当地裁缝制作的昂贵西装。他把一切费用交由父亲威廉买单，他的父亲财力雄厚，连联合学院校区所在的那块地皮也是属于他的。出生在爱尔兰卡文郡贝利伯勒镇的威廉·詹姆斯亦是学院的两名董事会成员之一。
入学没多久，老亨利·詹姆斯就离开联合学院，开始了追寻思想自由和永恒真理的毕生旅程，同时也是找寻有趣的、懂得倾听的伙伴。和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一样，詹姆斯非常健谈。这两个男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娶的都是自己同窗好友的姐妹。他们一辈子懒散急躁，既为之所苦，又乐在其中；他们是一家之主，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一事无成，或似乎一事无成；他们不顾家族从商和经营实业的传统，却在艺术和宗教里追求自我的实现。
在他们创建的家庭中，画家和作家往来不断，成为艺术家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都相信自我是变化不定的，反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和思维。因此，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威廉·巴特勒。叶芝都既没有从大学教育中获益，也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思维受损。他们的父亲自信可以凭自身实力与优秀的高校比肩，所以没兴趣让他们的儿子面临任何竞争。两位父亲都雄心勃勃，却几乎没能完成任何一项宏伟的计划。对他们俩而言，说代替了做，但两人也都能写出惊人漂亮的文句。两人都喜爱纽约，不是因为其精神文化生活，而是因为拥挤嘈杂的街头生活，他们着迷地观察这些场景。老亨利·詹姆斯相信(或是为了逗乐听众，声称相信)和拥挤的马拉街车在一起，是他体会过的人世间最接近天堂的情状。在朋友眼里，他们俩是无比讨人喜欢的同伴；很多人想结交他们。他们都笃信未来，视自己的孩子是未来力量和潜在可能的迷人化身，不时令孩子深感沮丧。他们俩都具有真正的创造性。例如，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在儿子创作诗歌《再度降临》前，约翰·巴特勒·叶芝写信给他：“千禧年将会到来，当科学和应用科学解除了我们劳动及其他必要工作的负担后，千禧年真的会来临。目前，若让人从艰苦劳作的桎梏和约束下释放出来，人会立刻变质，堕落成禽兽。”类似的，一八七九年，比儿子创作《螺丝在拧紧》早近二十年，老亨利·詹姆斯写了下面这段话，描述一个平常的夜晚，在温莎公园租来的房子里，一种袭向他的恐惧：
表面看来，这完全是荒唐可鄙的恐惧，没有显见的缘由，根据我茫然的想象，只能描述为某种蜷伏在房间内、不为我所见的可恶的幽灵，从他恶臭的身上散发出致命的影响。这东西持续不到十秒钟，我就感觉自己是个废人，从坚毅、健硕、愉快的男儿变成几近无助的婴孩。P1-4

家庭环境对一位作家的成长有哪些影响？这一直是研究作家生平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科尔姆·托宾本人是作家，他从作家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阐释。他的关注对象既有爱尔兰本国作家，如叶芝、塞缪尔·贝克特，也有亨利·詹姆斯、简·奥斯丁、托马斯·曼，清晰地梳理出作家与家人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亨利·詹姆斯在记事本里写下八
年后出版的小说《鸽之翼》的故事提纲。他打算写一位命
在旦夕、却热爱生活的女主人公。“她悲惨的命运和她对
这命运的恐惧，一样可怜而叫人同情。要是她能享受一点
生活的乐趣就好了；只要多一点点——时间再长一点点。
”在大纲里，詹姆斯还构思了一个男青年，“希望自己可
以让她品尝幸福，给她某些令她心碎却不自知的东西。这
个‘某些东西’只能——理所当然——是爱与被爱的机会
。”詹姆斯亦注明可能会安排另一名女子，她是男子“以
前恋爱倾心的对象……男子与悲剧女孩的相遇应当是经由
这另一名女子，那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必然的序
曲”。他也预见了男青年和他倾心的女子不能结婚的缘由
。“他们被迫等待……男方没有收入，女方没有家产，或
是在女方父亲一边有难以克服的阻力。她的父亲、她的家
人，有种种理由不喜欢这个男青年。”
就这样，一边是命在旦夕的妙龄女郎和一文不名的男
青年，一边是父亲、家人和没有家产的年轻女子，这个构
想盘桓在詹姆斯创作力旺盛的头脑中。里面似乎看不到那
名附加的年轻女子有母亲的存在，反对婚事的是“她的父
亲、她的家人”；在随后的五六年里，詹姆斯将设计出这
种反对的表现形式，以及“她的家人”确切是谁。
露丝．佩里在她的《新型关系》①一书里检视早期小
说中家庭的组成。她写道：“十八世纪后期，尽管社会强
调婚姻和母．睦，但在那一时期的小说里，众所周知缺少
母亲的角色——过世抑或失踪。就在母性日渐成为定义女
性特质的关键，当养育万物、温柔慈爱、给人抚慰和照料
的母亲这一现代观念在英国文化中得以巩固之际，她在小
说里却是以回忆的方式呈现，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真实登
场的人物。”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里，家庭通常是破碎
、混乱或处于暴露、易受攻击的状态，女主人公常常孤立
无援，或受到不可思议的约束和管制。如果说女主人公和
故事本身追求的是走进婚姻殿堂，那么在实现的道路上，
不是要在直系亲属之外寻找支持者，便是要挣脱和企图限
制或主宰事务的家庭成员的关系。要在婚姻的基础上创建
新家庭，女主人公需重新定义自己的家庭或夺取其掌控权
。在致力将此戏居Ⅱ化的过程中，小说家会使用一系列巧
妙的手法或方式，对简·奥斯丁和继她之后的小说家而言
，这些几乎是天生唾手可得的；他们可以利用形象模糊或
缺席的母亲和耀眼或善于操纵他人的“阿姨” o必须规避
或抹杀父母的影响力，以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的阿姨角色来
代替，这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英语小说里比比皆是，这类阿
姨既亲切又刻薄，既心怀好意又表里不一，既是援救者又
是破坏者。小说这一体裁，适合描写孤儿，或是那些其孤
儿身份因具有象征性而更富感染力的角色，或是对代理父
母的建议，无论喜恶，都乐意敞开心扉的角色。
十八和十九世纪小说里母亲的缺席，不难归因于大批
妇女在分娩时身亡的事实，十八世纪时的死亡率高达百分
之十。例如，简·奥斯丁三个兄弟的第一任妻子都死于生
产，留下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可这个解释过于简单。若小
说家觉得适合在书里填补上活着的母亲一角——譬如，简
·奥斯丁的母亲就活得比她长——那么他们必然本会这么
做。露丝·佩里在((新型关系》里提出，十八世纪小说里
所有没有母亲的女主人公——和各种替代的做法——“也
许源自一个强化个人主义的时代里的新需求”。这种需求
包括与母亲分离、或摧毁她，代之以一个特别挑选的母亲
形象。“这位母亲，”佩里写道，“也是一位局外人，故
能够使女主人公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本身似乎不能救人，如同他眼睁睁看一艘船濒临失事
一样——那艘可怜的轮船屡遭劫难，受到不可避免的风暴
的侵袭。他如何能理解不幸在这个年轻人儿身上日积月累
的过程?——如何用一句话来阻止并改变?他对自己说话的
分量感到害怕，涌入脑海的言语，软弱无力，似乎和被化
作声音的绝望，或和用规诫抚慰痛苦的对他人苦难的麻木
无异。他感觉自己把一大堆话屏在嘴里，仿佛若让它们脱
口而出，会冒犯在我们人类命运之谜前的敬畏。最强烈的
念头是——“把这一切向你丈夫坦白；什么也别隐瞒”—
—他在脑中为这席话准备了充分的理由，原本需要加倍详
细的说辞才能让格温德伦领会其意思，可他还没动口说出
那几句简短的话，门开了，那位丈夫走了进来。 在一八
七九年动笔创作《一位女士的画像))之前，亨利·詹姆斯
一直密切关注《丹尼尔·德龙达》的连载。他仔细阅读了
该书，对其不以为然，但又从中吸取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在拉尔夫·杜歇身上，他安排了另一个男性角色，这个角
色既玩世不恭，又起着关键作用，他的怀疑主义和病弱的
身体，使他丧失了恋爱成家的可能。他的作用类似书里的
代理小说作者，与父亲合谋，留给伊莎贝尔一大笔财产，
让他能乐滋滋地看伊莎贝尔可能会怎么利用这份自由。伊
莎贝尔和奥斯蒙德结婚后，拉尔夫成为那个猜到她不幸福
的人，猜到她的丈夫如何蛮横冷漠。在他临死时，又一个
婚姻不幸的妻子把一个单身未婚男子视作救星，视作将帮
助她冲破婚姻牢笼的人。当他说“我相信是我害了你”时
，伊莎贝尔毫不掩饰地回道：“他是为了钱跟我结婚的，
”接着在这一幕的下文里，她又说：“是的，我受到了惩
罚。”
不久，拉尔夫死了，家碎了。当他的母亲杜歇夫人听
说梅尔夫人已返回美国时，她道出了书中最真实也最好笑
的一句话：‘‘到美国去?她一定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伊
莎贝尔回到丈夫身旁，在全书结尾，给人一种感觉，她回
去，不是重新去当妻子，去做他家庭的一员，而是带着一
股她新获得的力量，一种使她能够反抗丈夫、抵御他的源
泉，使她能够在这世上独来独往，摆脱家庭的束缚，不仅
是她接管和继承的家庭，而且包括她选择和试图建立的家
庭。

简·奥斯丁的小说里出现了多少既亲切又刻薄的阿姨？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父亲竟然也写短篇小说？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中，时时可见他心爱的姐姐的身影；萨缪尔·贝克特属于那种生来让可怜的母亲心碎的年轻人；詹姆斯·鲍德温笔下的儿子形象是父亲眼里的陌生人……
科尔姆·托宾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更是细心的读者。本书收录的文章多刊登于《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梳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托马斯·曼、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哈特·克兰、田纳西·威廉斯、詹姆斯·鲍德温等作家与家人复杂而幽深的关系。